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谢选骏:保姆比母亲更加神圣吗
《杭州保姆纵火案:中国人素质不如菲律宾?》2017年6月25日报道:
杭州保姆纵火案造成母子四人死亡案不仅震惊内地,香港媒体日前也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简直不可理喻。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家的菲律宾工人姐姐芮雪儿的时候,她表示很震惊,高呼:OH MY GOD!芮雪儿难以置信,什么怨什么仇,竟然要放火烧死主人全家?这在香港简直天方夜谭。
不要说香港,在内地人看来同样毛骨悚然。“保姆”,曾经是多么温暖的词汇。还记得艾青着名的现代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吗?“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汁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朴实忠厚的保姆,怎么会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在内地,每天都在发生性质相同而只是程度不同的事。无论是电梯“吃人”,幼儿园虐童,还是这次的保姆纵火。我的北京朋友跟我说,现在开放菲佣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呼声很高。可为什么中国人的素质好像连菲律宾人都不如了呢?
实话实说,开放菲佣进入内地是不现实的。香港和台湾都有所谓“外劳”,但内地不会有。究其原因,香港和台湾由于地域小,加之较早进入发达社会,所以发展比较平衡。这一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香港、台湾本地人如果做辛苦工作价格昂贵,因此必须从境外输入廉价劳工。而内地则不然,由于沿海和内陆等发展不平衡,城市化进度也不平衡,内地的劳动力尚未获得足够的释放,更谈何引进外劳?所以,“先富起来”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唯忍受包容耳。
今次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确折射出许多值得国人反思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保姆作为一个服务性行业,于今时今日的中国,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专业主义与服务精神;同样,作为主人也没有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很多时候逾越主仆界限。
保姆的男主人林先生事后接受内地媒体采访表示:“我们是通过一个中介机构找的(保姆),工资7500元,来了快一年了,平时和我们相处也挺好的。上个月跟我们说买房子,我们借给了她十万块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老婆掉了(不见了)一块錶,价值二三十万,今天公安给我看她把手錶给典当了,包括小孩的一些手镯呀,现在她在公安那边已经认罪了,说火是她放的。”
当我家在找菲佣的时候,中介曾明确提醒我,别任性和菲佣之间发生不必要的金钱往来。例如,合同中规定了每月工资多少,就是多少,不可以随便更改。后来友人又提醒我,假如想要给菲佣奖金,最好挑选节假日,否则会让菲佣误以为有奖金是件正常事。这些忠告,在在提醒“主仆界限”。
当代中国缺乏专业主义与服务精神,这大概是所有人的共识。中国人无论去到境外哪里,香港、台湾也好,乃至日本、英国,都会觉得这些地方的人服务很好。说起来,中国人有特别“好”的特质,就是“全民平等”,人人都觉得自己是“爷”,从而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被服务者和服务者之间,常常“不分你我”。正如此次杭州保姆纵火案目前所披露的细节中,我们就看到女主人平时和保姆的关系很亲密,亲密到保姆开女主人的奔驰去买菜。而在一个有界限的社会中,有钱人应该怎样呢?主人是主人,保姆是保姆,大概开车的工作,是交给司机去做的。保姆开主人的车,这是有违职业伦理的。
我猜,想没有人反对“全民平等”,起码不敢公开反对。而我以上的言论,反而有可能会被指责为想要恢复“纲常社会”吗?这看上去相当“反动”。而既然话已至此,我却想引发读者们思考一个问题——“平等”有那么简单吗?
仔细想一想,“平等”至少有两个面向,第一是“公平”(fairness),第二是“公正”(equity)——前者主要强调资源上的平均,后者主要强调分配资源基于个人贡献和成就。什么意思?如果片面追求“公平”,最终就是人人是“爷”从而丧失专业主义与服务精神。但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公正”,则主人应该有主人的样子,仆人应该有仆人的样子,人人皆是平等,唯扮演不同角色而已。正如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所言:“在任何场合和时候,这些都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的:虔诚地默认你现在的条件;公正地对待你周围的人;努力地完善你现在的思想技艺,未经好好考察不让任何东西潜入思想之中。”(《沉思录》卷七《痛苦不是不可忍受或永久持续的》,何怀宏译,香港:中华书局)
曾经看到内地朋友说,有次家里的保姆要给他擦鞋,他觉得受不起,赶紧阻止下来。表面上看,这样的行为是“尊重”保姆对吧?不想让他做脏活累活,特别有人道关怀。而实际上,这恰恰可能沦为另一种歧视,即对保姆工作本身的歧视——觉得保姆工作低人一等,所以才“受不起”。芮雪儿之所以专业,不仅因为她可以做好她分内之事,同时我从来不干涉她做事的方式方法,只要她能够顺利将我布置的任务完成。当然,我是不会请她开我的车出去买菜的。
回过头看,或许你会觉得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有道理了。主人要有主人的样子,仆人要有仆人的样子,同时还要做到互相尊重。这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已经变得陌生。那么,你就不妨重温蝙蝠侠和他管家潘尼沃斯的关系,就能领略一二。不过,专业主义的缺失,服务精神的缺失,绝不是当今中国保姆行业的特有现象,而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金融行业、教育行业,乃至公务员行业,不亦如此?实现专业主义与服务精神的复兴,将是中国产业转型的核心价值。希望不会再有下次类似事件发生。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的好战士雷锋”把共产党比作母亲,但是,有的母亲确实世界上最为凶残的。就拿“党棍诗人”艾青自己来说,他就被自己的共党母亲整的死去活来。母亲都如此无情,母亲教育出来的保姆,不凶残能行吗。“解放”以后,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教育保姆和佣人,要“亲不亲阶级分”,狠斗雇主家里人。这样形势下,一些人品恶劣的歹徒,就有了恶性发展的机会,以至于演出纵火烧屋这样的“革命行动”。保姆比母亲更加神圣吗?不会。母亲都可以女杀自己的儿女,保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行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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