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旅行是一种现代苦行

网文《每一寸山水都是我苦行的足迹》写到：

他说：“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他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他是徐霞客。

半若痴狂半若颠，搅扰天地年复年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称为“千古奇人”。

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一生游行天下，足迹遍及今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徐霞客不仅对地理学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文学领域中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写的游记，既是地理学上珍贵的文献，又是笔法精湛的游记文学。他的游记，与他描绘的大自然一样质朴而绮丽，有人称赞它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徐霞客游记》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徐霞客经过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之文美、景奇、质实。奇文赏心悦目，除全方位多角度叙写的结构而外，还在于遣词准确生动传神。文章多用四字短语，状物绘景，叙程述感，富于节奏感。景物美，结构美，语言亦美。作者很少选用现成词语，而是根据己所亲见，以其独具智慧的构词方式来进行表述描写，形成独特风格。科学考察与勘查的结果，藉助完美的语言形式记载下来，徐宏祖集科学家与文学家的才华于一身，对地理地质的科学探索，做出了贡献。

徐霞客在游历过程中曾经多次遭遇险境，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游玩的境界，而是彻彻底底的探险、冒险了。他这种执着的精神被现代的旅行家们称为“徐霞客精神”，所以徐霞客也成为那些富有冒险精神、探索精神的旅游爱好者们所推崇的对象。

《徐霞客游记》对于地理学家是一份珍贵的地理科学报告，对普通读者而言，它更像是一本旅游指南，书中那一片片壮阔辽远的风景，一座座高峻雄伟的山峰，似乎正在催动我们渴望冒险的心，在攀登中获得乐趣，在探索中寻觅真知。

《徐霞客游记》对我们而言，或许有些生涩难懂，远不如现在的一些旅行书籍好读。徐霞客的生活好像也离我们太过遥远，本就晦涩的语言更让我们无法找到共鸣。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否认，徐霞客也许是中国第一个找到了旅行真谛的人。旅行从来都是探险者的对自我内心的追逐，缺少什么就去追寻吧。

说徐霞客是一名旅行者，不如说是一名行者。他是真实地“走”过祖国山河，用“脚”写下了《徐霞客游记》。

（二）

网文《古代印度的苦行修行如何能与男欢女爱联系起来？》写到：

在吠陀时代，宗教牺牲仪式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奥义书时代，人们对祭祀的热情慢慢衰退了，苦行逐步成为宗教修行的主要形式，苦行僧代替祭司成为宗教的主体，湿婆大神也演变成为一个苦行大师。祭祀多是一种集体活动，苦行则更多表现为个人的行为，比起祭祀来，苦行更为方便也更容易被普遍接受。

苦行的原初目的是为了获得神力，为了获得这种神力，有不少苦行僧颇有点走火入魔，他们隐居于深山老林，自愿忍受饥饿、焦渴、蚊虫、寒冷的折磨，另一些则在城郊平原地带沉醉于苦修：坐在烈日之下，同时用热火焦烤着自己，或是躺在用荆棘或钉子做成的床上，或是头朝下挂在树枝上达数个小时。但大多数苦行者并没有走向如此严厉的极端，他们更多是在精神和意志方面进行沉思。有些独自住在郊外或是某个村庄里，有些则是在某位长者的带领下居住于茅屋草舍，集体修行。有些则是游方的托钵僧，常常是多人结伴，随时随地向愿意听讲的人布道，或是与对手辩论。有些是全身赤裸，有些则身着极其简单的衣服。

如果说祭祀是人祈求神的恩赐，那么，苦行主义则不再是被动的祈求，而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求和占有，其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与精神上的无限喜悦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苦行主义又是一种神秘主义。与吠陀时代乐观向上的精神不同，奥义书时代尤其是到了佛教和耆那教兴盛的时代，印度盛行着与苦行主义和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悲观主义：对世界、对人生都有深沉的焦虑心理，这是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但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表现形式不同，它不表现为血腥的对抗与武力征服，而多表现为思想的冲突与交锋。再者，也不像中国的圣人和希伯来的先知，古印度的预言家并不考虑他人或说是整个民族的得救，他们认为这在衰微时代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但自我的苦行或修行却可能使个人获得解救。显然，这是一种根本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古代印度整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在为宗教服务，但所有的宗教又都在为个人服务，先于国家的是社会制度，先于社会制度的是个人，只要个人能以最好的方式力争得救，那么，人人得救的同时，整个世界也就得救了。印度文化尽管表现得千差万异，但在如下的启示方面却存在着一致性：存在着比物质观更为重要的价值观；物质的繁荣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并不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个人的最终裁定；古代印度人最为热衷的便是个人的解脱，换成现代的话，也可以说，他们一直在追求自我的发现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尽管在追求与发现自我的方式上可能是矛盾或是相反的，但印度思想的根本却是实实在在的个人主义。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使得印度文化显得千奇百怪，有时是明显对立的东西偏偏又相互融合了。即以苦行来说，苦行本来是要戒绝色欲的，但奇怪的是，苦行与性爱在印度古代又常常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从苦行的本义上说起。在《梨俱吠陀》中，苦行（tapas）的意思是“温暖”或说是“热力”或“热量”，古印度人认为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热力而得以诞生，后来的苦行之所以取这个词，实际上与这个词的原义也多多少少有些联系，苦行行为在外表上是肉体的磨难，但其内心却是幸福、快乐的；也可以说，通过苦行而集聚身体中的能量（表现为“热”或“温暖”）从而得到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所以在后期吠陀文献中，从苦行中获得的力量成为苦行的关键因素。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力量从而采取了斋戒、禁食、沉默不语等各种形式的自我苦修。

但到了后来的湿婆教派和密教那里，苦行又与性事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苦行和性事被认为是人自身热量的两种表现形式，苦行是从人自身产生的具有潜在摧毁力或创造力的火，而性事则是通过阴阳力量的结合而产生能量。《广林奥义书》说：“女人是火，男根是她的燃料，阴部是火焰；当男人穿透于她的身体时，她得到活力，她的迷狂是她的火花。”正是通过这样的性爱火焰，性力教派和密教才将修行与性事结合在一起，认为性爱火焰本身像原始的宇宙创造力一样神圣。宇宙的创造正是通过阴阳的和合而完成的，人的修行要想真正有所成就也只能通过男女的结合，如此，性爱在密教那里变成了主要的修行手段。这种修行并不是欲望的满足或欲望的宣泄，而是欲望升化的过程，它通过性爱的方式而对人自身欲望进行抑制和征服，从而使人在心灵上得到净化，因此，性事是一种向内的、自我净化力量的体现，而不是向外的、向不可知领域的追求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苦行注重于自身力量的集聚是一致的。

（三）

谢选骏指出：如果把上述两篇似乎并不相关的文章结合起来读，就可以体味“旅行是一种现代苦行”了。在这种意义上，徐霞客其实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也具有相当的“宗教性”。旅行，表面是一种“享乐”，其实是一种“苦行”，一种现代意义的苦行。因为旅行对于世俗人生来说，其实具有某种深刻的麻醉作用甚至涤罪功能，所以人人趋之若鹜，一到周末，人人度假。度假是一种肤浅的旅行，但毕竟还得旅行之效。那就是麻醉与忘我，透过时空的错乱，忘记了自己在产业链和社会生物链上的位置。其功能，类似古代的苦行，那就是通过肉体折磨的宣泄，麻痹心灵痛感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