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伊斯兰免疫社会”。这可能和天皇制度的存在有关。虽然华人会把天皇看做罪魁祸首，而称之为“天蝗”，但是神道教的政教合一虽然受到宪法禁止，还是根深蒂固的深入日本。相比之下，君主制度的在华崩溃，显然为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穆斯林概况》2006年4月1日进行“历史回顾”说：日本与伊斯兰的关系同世界其它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相比是近代的事情。
1868年之前的日本，没有任何清晰的关于伊斯兰与日本联系的记载，也不存在任何伊斯兰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进入日本的历史痕迹。存在的只有若干关于个别日本人和其它国家的穆斯林交往的相互分隔的某些事件。
伊斯兰第一次被日本民众所了解是始于1877年，他们是把伊斯兰作为西方宗教思想的一部分来理解的，同时期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的书籍也被翻译成日文传入日本。这些都使得日本民众能够寻找到伊斯兰智慧的钥匙，但这仅仅也被看作是历史文化知识的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幸运地躲过了蒙古瘟疫，因而也躲避了色目人的入侵、伊斯兰的渗透。
伊斯兰与日本的联系的另外一件重要事件是发生在1890年，当时的土耳其帝国派遣一条船只到日本，其目的是发展日本与土耳其帝国的外交关系，同时促进日本人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往来”。值得庆幸的是，这条被称作“Ertugrul”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倾翻，船上 609 人中有 540 人遇难，其它幸存者通过其它方式返回他们的祖国，没能进入日本。
曾被认为是最早的日本穆斯林是 Mitsutaro Takaoka 和 Bumpachiro Ariga，Mitsutaro Takaoka 在 1909 年皈依伊斯兰，在去麦加朝圣之后取名为 Omar Yamaoka，同时期的 Bumpachiro Ariga 在印度从事贸易，在当地穆斯林的影响下皈依伊斯兰，随后取名 Ahmad Ariga，他可能去麦加朝觐过。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亚和俄罗斯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数百名来自不同地域的穆斯林逃难到日本，他们被允许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避难，由此形成了一些小型的穆斯林社区，一些日本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从而皈依伊斯兰。
随着这些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在日本也建造了为数不多的清真寺，其中最主要的是建于 1935 年的 Kobe 清真寺（它也是目前日本现存的唯一的清真寺）和 1938 年 Tokyo 清真寺。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穆斯林在这些清真寺建立过程中的份量很难被感觉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座清真寺是由日本穆斯林担任伊玛目的角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出现了“认识伊斯兰的高潮”，日本军政府建立了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研究中心和各类组织，据调查在这段时期内出版的有关伊斯兰的书籍和杂志超过100多本，但这些组织和研究中心并没有被穆斯林所掌握、控制和运行，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用于传播伊斯兰。仅仅不过是想让日本军队了解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必要常识，因为在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社区。因此，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这些组织和研究中心也随之消亡。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和随后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在日本再次出现了关注伊斯兰的高潮，日本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使得日本媒体开始关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穆斯林的日常准则，这些报道使得对伊斯兰一无所知的许多日本人有机会看到麦加朝觐的壮观景象和听到宣礼及古兰经的诵读声。在危机时期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皈信伊斯兰”，然而在危机结束之后，除部分真心皈依者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也随之消失。
面对的新阶段
Nur Ad-Din Mori说：“在最近的几年中伊斯兰应该在日本得到坚实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无法再谈及伊斯兰在这个国家的未来。”Mori把这几年作为一个转折点是跟五位年轻的穆斯林返回日本有关，他们是在阿拉伯国家完成伊斯兰的学习之后返回日本的。其中的两位是毕业于麦加的 Umm al-Qura 大学；一位是毕业于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一位是毕业于的黎波里的宣教大学；最后一位毕业于卡塔尔大学。虽然，以上数字好像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日本伊斯兰得到了巨大发展。但在这五位年轻的穆斯林学者之前的 20 余年中仅有六位学生毕业于阿拉伯国家的大学，且其中的三位在阿拉伯国家主修阿拉伯语而不是伊斯兰教。
Mori，作为五位年轻的伊斯兰学者之一，在麦加学习伊斯兰的理论和日常准则，他坚定自己的责任，“伊斯兰是一种信仰，不通过学习是无法坚定这种信仰，我认为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行动直到今天在日本仍然处于劣势。”
Mori 的宣言同时也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日本，很少有人能够运用日本语教授伊斯兰的知识，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这个以佛教为主体的国家所形成的伊斯兰信仰体系的基础是由多外国穆斯林努力开拓的。
Turks 一直是日本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战争前的日本对于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因反对布尔什维克而抱以同情心是人所共知，在那段时期许多日本人与中亚的穆斯林共同工作、相互交往，这些人通过与穆斯林的交往认识、了解了伊斯兰。在战争期间，他们有许多人作为士兵被派往东南亚作战，例如马来西亚。他们被教授说：“安拉至大”，当他们在这个地区作战被俘后，以便使生命得到宽恕。事实上，他们确实有许多人被俘，他们高呼“安拉至大”，令他们惊奇的是当地人宽恕了他们并且和善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一直高喊“安拉至大”，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皈依了伊斯兰。这就是日本人的宗教观。
在战后，日本民众中的一小部分穆斯林已经和由外国穆斯林组成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日本对于伊斯兰世界有相当大的偏见，对于穆斯林信仰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例如，195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伊斯兰的精神支柱通过贯以“穆罕默德的奇怪风俗”加以描述，还把对伊斯兰的印象定性为“不发达国家的神奇宗教”。甚至到今天，虽然对伊斯兰的理解在许多方面得以纠正和转变，但某些荒诞的现象仍未完全消失。就在不久以前，日本一位著名的作者仍然通过电视谈到伊斯兰是一种崇拜月亮的宗教。其实他所得不错。
日本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态度的区别是非常有趣的，基督教通过作家把他的宗教传入日本，这种方式产生的效果远远大于基督徒人数所形成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不仅要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也应该把他在日本长达五百年的历史考虑在内。伊斯兰从印度传播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于西班牙在北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使得伊斯兰的传播在南菲律宾终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使得日本接触到了穆斯林，他们有的皈依了伊斯兰，并于 1953 年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穆斯林协会。由 Sadiq Imaizumi 所领导的日本穆斯林协会在成立之初成员只有 65 人，到六年后他去世时人数已经增加了两倍之多。
该协会的第二任主席是 Umar Mita，一位全身心献身于伊斯兰事业的人，他是在日本占领区内学习伊斯兰的典范，他为那个时期实际控制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的满洲铁路公司工作。通过与中国穆斯林的交往，他开始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在北京皈依了伊斯兰。战争结束后，他返回日本，成为第一个在战后去朝觐的日本穆斯林，他也是最早从一个穆斯林的观点出发将《古兰》所确定的教义翻译成日本语的人。因此真正可以被称为“日本穆斯林社会”只是在二战后才出现，尽管有最初的成功，但在之后的发展却非常缓慢。虽然从 1900 年以来就建立了许多伊斯兰组织，但每一个组织只有少数的积极成员。
对于日本穆斯林的人数，一直没有可靠的统计，据说三万是一个毫无疑问夸大的数字，而一些人却声称只有数百人，这可能只包括那些公开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 Abu Bakr Morimoto 在被问及对日本穆斯林确切人数的估计时，他坦白地说： “仅有一千人。从广义范围来讲，如果不排除那些只是为了婚姻而成为穆斯林随后就不信仰的人数，我想大概会有几千人吧。”很明显如此缓慢的发展，部分应归咎于外部环境，应该把日本的传统宗教氛围和高度发达的物质倾向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但是在穆斯林自身因素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新老两代穆斯林的定向上就存在差异，对老一代穆斯林来讲，伊斯兰是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国家的伊斯兰教相一致。但是对于新一代穆斯林，这些东南亚国家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西方。
Nur Ad-Din 指出：“老一代穆斯林同非日本穆斯林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手足情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良好的行为，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负面影响，那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无法阻止其它日本人认为伊斯兰是外国的事物，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穆斯林的愿望。当访问穆斯林国家时，关于日本穆斯林是社会上少数宗教团体的评论是与会人员被经常提及的一个问题，他们会问： “穆斯林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答案是十万分之一。然而年轻一代穆斯林有这样一个渴望，那就是或许有一天，在日本伊斯兰是最流行的信仰。
宣教在日本
统计数字显示，在日本总人口的 80% 信仰佛教或神道教，而只有 0.7% 的人信仰基督教。最近的一个日本每月观念杂志的民意调查表明这样一个重要的警示，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相信某种宗教，对于日本青年一代，信仰更为缺乏。有高达 85% 是无神论者。
在日本作为穆斯林社区宣教代表的潜在人数大约是十万，但同超过一亿两千万的人口相比是如此的杯水车薪。而组成穆斯林社区的大部分成员是处于不稳定条件下的学生和各种类型的工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都市，例如东京、大阪、名古屋和京都。因此他们很少能够组织在一起进行有深刻意义的宣教活动。而实际上穆斯林学生应该更好地与当地穆斯林社区举行一些定期的聚会或野营，以便能够更好地增进对伊斯兰的理解以及增加穆斯林之间兄弟般的情意。
对穆斯林有一个持久的要求，那就是如何抵制来自于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各种诱惑，它是对于我们坚定信仰的一种巨大压力。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家居生活、子女教育、清真食品供给和伊斯兰文化，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对宣教的进程起到附加的阻碍作用。
穆斯林宣教的责任经常被感知为单一地向非穆斯林宣教，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宣教形式上的改革和创新，伊斯兰知识水平和穆斯林社区生活水准的提高也是宣教所必须的。使穆斯林必须具有抵抗异化的能力、抵抗日本主流文化侵蚀的能力是当前宣教的重点。
最尖锐的问题可能突出表现在如何教育穆斯林的下一代，由于穆斯林幼儿园或学校的极度匮乏，使得这一代很容易被非伊斯兰文化和社会习惯作为传播他们文化的目标，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整个日本只有一个清真寺的存在反映出来。
由西方媒体所引起的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应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纠正，同时也应该把作为世界众多具备文化传统国家之一的日本社会的特性融入其中。然而在日本社会很难找到一本翻译成日本语的《古兰》。有关伊斯兰文化的书籍在书店和图书馆也难觅踪影，除了极少数英文文章和售价很高的英文书籍略加提及而已。
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不会感到惊奇，对于普通的日本民众，关于伊斯兰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一夫多妻制、安拉是穆斯林的神以及伊斯兰是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的宗教等。在日本伊斯兰的回音在哪里？我们看到穆斯林应负责任的重要性以及自身理性的评价得到确认，穆斯林社区正在通过更有组织的方式来完成宣教的伟大使命，我们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未来充满希望，正如我们相信在安拉的佑助下没有人能战胜我们。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文字是穆斯林传教人写的。事与愿违的是，据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伊斯兰免疫社会”。这可能和天皇制度的存在有关。虽然华人会把天皇看做罪魁祸首，而称之为“天蝗”，但是神道教的政教合一虽然受到宪法禁止，还是根深蒂固的深入日本。相比之下，君主制度的在华崩溃，使得中国成为“无主的土地”，这显然为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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