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

《台湾5个驻非邦交国办事处被迫更名》2017年6月15日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表示，5个驻外馆处在中国打压下被迫更名，对此，国民党立委认为，改善两岸关系才能稳定对外关系，不过，时代力量委员则建议，台湾政府应该突破传统外交模式，走出新的道路。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星期四表示，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除了拉拢台湾的邦交国，更要求台湾驻非邦交国的馆处更改名称。她说：“馆名里面有中华民国或是台湾的字样，她都会向驻在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驻馆也一样，在第一时间会向驻在国据理力争，表达抗议或不满，并积极维持尊严及既有权利。”王珮玲还说，中国如此一连串蛮横的打压行径，毋庸置疑已经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看来他已经学会了共产党中国的习惯用语。他还指出，包括驻尼日利亚、迪拜、巴林、约旦、厄瓜多的办事处都被迫改名，其中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商务办事处已经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

尼日利亚今年一月和中国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台湾驻尼国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更名为台北贸易办公室并迁出该国首都，对此，台湾外交部也提出反制措施要求尼国驻台商务办事处迁离台北。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表示，赞同外交部对等处理驻尼日利亚馆处更名迁移事宜，不过他也忧心硬碰硬的做法，将恶化对外关系，不利于台湾的整体发展。他说：“我觉得基本上两岸关系先做好，才有办法让外交关系渐趋稳定，外交部的动作要更快，预防外交崩盘的情况。”

曾铭宗委员还指出，有媒体报道蔡英文政府今年将积极推动加入联合国，他认为时机不宜，因为这只会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外交部必须审慎评估。

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与巴拿马断交之后，两岸下一个外交战场是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相关部门近来已经密集开会讨论，蔡英文政府的做法将不会像去年那样保守。

台湾外长李大维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今年参与联合国的推案内容，将等世界卫生大会结束之后开始评估。在中国的阻挠下，台湾今年无法出席世卫大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对此表示失望及不满，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抗议信。

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表示，支持政府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不应该再和中国纠缠“一个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他说：“难道我们台湾2300万人选出来的政府代表中国的10几亿人吗？我想这种天方夜谭没有人会支持，包括还可能代表蒙古！务实的、正常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台湾2300人要加入联合国。”林昶佐委员还说，台湾政府未来在发展与邦交国和非邦交国的关系，乃至于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都应该突破传统做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台湾在中美洲的重要邦交国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外交部表示，目前的20邦交国关系稳固，不过仍然有媒体报道，至少有2到3个国家关系可能生变。

谢选骏指出：两个中国之争，其实就是“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争”，这一对难兄难弟所争论和争夺的，不过是“谁是地方政权与谁是中央政权”的议题和大旗。

网文《两个中国》（2014年9月13日）报道：

两个中国是一种近现代描述两岸关系或者国共关系的政治用语，特指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现实上作为两个主权国家或政治实体。

老大中华民国，建立于1912年1月1日，为中国同盟会推翻大清帝国所建立的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政体为自由民主制。国体为共和立宪制。建政初期由北洋政府执政；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则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实际统治中国大陆地区至1949年；并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大日本帝国接收台湾。后因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底迁往台湾，形成两岸分治对立的格局。在1971年前被国际广泛承认，认为其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目前实际控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实际控制省份为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马地区）。在国际交流场合上常被通称为“台湾”，国际组织及机构称之为“中华台北”或“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

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击败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政府后，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9-1971年间未获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于1971年后在国际交流场合上常被通称为“中国”。目前实际有效控制中国大陆以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并先后于1997年及1999年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取回香港及澳门的主权，设立了2个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特定场合又称为“中国大陆”或“中国内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陆地区与中华民国治下的台湾地区相提并论时，大陆一般包括香港和澳门）。

两个中国/两岸现状：目前两岸国名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国号有争议性的相同之外，皆各自有的宪法、国旗、国徽、军队、政府、国会、法院、海关、中央银行、文字、钱币、护照等，互不隶属，各自的宪法互相包括对方领土。
政治主张：1999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各方观点
中华民国政府在蒋中正、严家淦和蒋经国三位总统执政时期反对分裂中国及台湾独立。退守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议题中，曾希望接受“双重代表权案”，形成两个中国，但因表决失利而被迫退出联合国。
1999年，李登辉总统执政后期提出两国论，此时两个中国的问题逐渐激烈。陈水扁总统执政时则强化台湾本土主体意识，两个中国的问题逐渐被一中一台的问题所取代，此时对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反台独”成为主要目标。
2008年，马英九总统执政时再度提出了一中各表，重提在台湾仍受争议的九二共识，并认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并非国与国的关系。中华民国政府又重新公开宣称对大陆地区拥有主权。2012年5月，马英九连任就职时，又提出了“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的说法。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马英九先生阐述的是他一贯的大陆政策，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两岸不是‘两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民主进步党则拒绝承认此观点。

2019年5月9日，郭台铭在谈到北京当局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时表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的，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原意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中各表才会承认九二共识。郭台铭的两个中国主张立即遭到同党党员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前总统马英九、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等人反对。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认为“两个中国”不符合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一中各表不能表成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以后，在国际上就出现“两个中国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新中国）和中华民国政权（旧中国），双方政权在法理上又在国际社会代表权上只承认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其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条件，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列为两项对台湾的最基本政策，几乎任何涉及两岸问题的官方文件及发言都会提及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任何一个国家一旦与中华民国政权建交，就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刻断绝外交关系，以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国两府的问题。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与中华民国并述时，一般称为“大陆”与“台湾”。

1949年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沙特阿拉伯等国等即陆续提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一台一中）的概念、构想与策略，以期反映现实并寻求台湾海峡两岸政府与人民均于联合国各自获有席位或“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美国政府则于1958年起更正式确认此立场。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表示“认识到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42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任内曾于1998年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第43任总统小布希曾经表态不支持台独。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则表示美国政府坚定承诺一个中国政策，针对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职前，于2016年12月3日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电，引发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惯例松动，针对白宫记者会上记者提问，奥巴马回应表示：“美国、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和台湾之间，长久以来有个协议，就是“不改变现状”（to not change the status quo）；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承认自己必须视台湾为一个可以用自己方式做事的“实体”（entity）来接触，台湾人同意，只要他们能继续以某种程度的自治（autonomy），就不会进一步宣布独立。”。

从1920年6月到10月，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主张“湖南独立”的文章投稿到《大公报》。计有：《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日至7日）、《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撰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中国分裂为二十七国。毛泽东1920年10月于大公报发表：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湖南共和国由中国湖南境内左派人士所推动，以毛泽东、彭璜、张文亮为首。由省建国的主张与联省自治的理想完全不同，联省自治主要希望各省自行改革后共组一个新的中国；由省建国则采分离主义，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存在的必要。此类左派人士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影响，认为“大国分裂为达到世界大同的一个必然过程”而“湖南共和国的建立是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手段”，故主张湖南与其余各省应由“中华民国”的版图中全部分离独立出来。为达成独立建国的目的，他们倡言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创造湖南人独立的民族性，而形成适合自行建国的理论（省民自决主义）。

1926年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时期，曾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的现象。北京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据南北，各自自立自认为法统的军政府。

1931年，中共曾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两个中国政权并存的局面。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清楚表明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并将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作为目标：“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1954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全会上，经与会成员表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得到承认。同时国际奥委会继续承认代表中华民国实际统治的台澎金马等地区的“中华奥委会”。会中以23票比21票通过承认两个中国奥会，是年9月出刊的奥林匹克公报曾出现两个中国会籍的记载，分别是中华民国的“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omité Olympique de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1950年代，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出于对亚太安全的考虑，肯定了“两个中国”的概念。而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维护中华民国“法统”的需要，蒋介石坚决反对“划峡而治”、“两个中国”。在夺取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之后，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希望看到敌对政权和自己分享同一个国号；为了夺取“正统”地位，不惜采用武力“解放”台湾。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意图攻打台湾。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向联合国提案，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称为“国际冲突”，请求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称：“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共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合法，那是梦想。”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明确表明反对这一提案。他担心“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直至台湾被中共接管”。次年二月八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

1955年，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向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翰·埃利森提出“两个中国”之构想，并认为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则“确信台湾人民会向世界表示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之意思”。此议应来自同年日本外务省之报告《“两个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提到由《旧金山和约》的主要当事国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审查地位未定的台湾领土最终的归属。也就是以台湾住民（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台湾的住民）自由表态下所决定的方法为审查结果，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归属。

1958年11月初，中共发动“八二三”炮战后，约两个多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台北。同月中旬，杜勒斯与蒋介石在秘密会谈中，建议蒋放弃金门和马祖，两岸以台湾海峡中线为界，划分两个国家，美国分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并永远保留并履行美国和中华民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严辞反驳道：“金门马祖是我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我决不撤退。我中华民国要消灭共党，光复大陆，统一全中国。请你将我的话转告艾森豪总统”。毛泽东听完这个“情资”之后说：“蒋委员长毕竟是蒋委员长，他敢于当杜勒斯之面顶住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证明他仍然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1958年12月在北京听陈毅传达）

1959年10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一次高层内部谈话中，透露美国向北京提出，以“两个德国”的模式来搞“两个中国”。毛称：“他们（指美国官员）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华民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1959年11月中旬，在北京听廖承志传达，收藏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1960年代日本的“一中一台”方案，当时主要是为促进与大陆的贸易关系，调整对台政策。1963年，日本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就曾指出，“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全中国的领导权将是造成远东不稳的根源”。1964年，外务省在其内部报告《有关日华关系的内部考虑》一文中提出“一中一台”以维持台湾在联合国席位，而台湾应该举行居民公决。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位将被取代日趋明显。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制成《台湾问题研究课题案》(极秘)，希望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将同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中华民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该文件一改以前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提出要基于“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想法，在水面下推进维持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会员资格的工作。

1964年3月，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平访问台湾，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提出了日本政府的“一中一台”。蒋介石表示“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坚决态度，并称“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拒绝日本政府的方案。同年7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对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明确表示：“两个中国以及类似的想法都是不行的”。

1964年12月，监察委员曹德宣在《自立晚报》发表《扫除虚伪和不诚实》，认为“韩战前后，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这绝对有利，因为所有西方国家认为中共是侵略国。但是如今国际形势已经改变，法国公然承认共匪……建议改采两个中国的政策，“绝对不可以意气用事愤然退出联合国”，结果遭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

1965年1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访美，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的对华政策进行交流。在会谈前，佐藤提出：“为了远东安全，希望以‘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的文件中记载“维持与台湾关系现状的同时事实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的内容。由于当时美国极力“反共”，自己不承认也不允许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构想才未能实现。

197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指出：“蒋介石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也反对制造一个中国再加一个‘台湾独立实体’，也就是‘一中一台’。我们跟蒋介石联合过，也敌对过，我们打了几十年，但在这一点上有共同性，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外国只能承认一个中国。现在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总会找出办法的。”

1971年12月，雷震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蒋中正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认为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才是唯一出路。

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候选人郭台铭在谈到北京当局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时表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的，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原意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中各表才会承认九二共识[30]。郭台铭的两个中国主张立即遭到同党党员洪秀柱、马英九、朱立伦等人反对。洪秀柱认为“两个中国”不符合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朱立伦和马英九认为一中各表不能表成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双方异同——两岸尽管在国号上争议明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均认同“中华”。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两岸问题本质上与东西德问题相似，均属东西方冷战产物。中华民国总统第七任总统蒋经国表示：“台湾海峡两岸的竞争不是政党之争，而是生活方式之争。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为有中国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中国，我们为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争议十分无聊。因为无论怎样争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没有一个是中央政权；即使他们改名了，一个叫“北京共和国”或“雄安共和国”，一个叫“台北共和国”或“台湾共和国”，——他们都没有“统一中国”，所以都算不上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至于“台湾共和国”的说法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说法，好像不同，但其实都是想把台北变成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