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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

谢选骏:现代汉语为何须从日本进口



网文《汉字——民族的神智(彭海的博客2017-8-25)说:

诗歌是加速的思想。
(约瑟夫·布罗斯基 1940—1996)前苏联流亡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韵律就是传递思想的轴承。
没有人比布罗斯基更加理解如何运用俄语写诗。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
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
使我们的俄罗斯语
烙印在孩子褶皱的小脸上
我们的字母
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
屹立在未来”

读到这里我会唏嘘,布罗斯基在法庭上驳斥法官:“嗯,我认为,诗来自于上帝。”
法官判布罗斯基有罪是因为他的诗不传播正能量,因此布罗斯基不是诗人,是社会寄生虫,还响应积极赫鲁晓夫的号召,判诗人入狱5年。
坐完牢,布罗斯基流亡到美国。
《1980年5月24日》布罗斯基40岁生日,诗人说:
就此勇敢,因为缺乏野兽,我步入铁笼,
把我的刑期和诨名刻在铺位与椽梁,
生活在海边,亮出王牌在绿洲之中,
身着燕尾服,与魔鬼知晓的人共餐,块菌之上。
从冰川高处我目睹半个世界,这世俗
的宽泛。两次浸溺,三次让小刀耙出我的本质。
离开这个养育过却也令我厌烦的国度。
那些遗忘我的人们会建造一座城市。
我曾在亲历过匈奴人,策马呼号的干草原跋涉,
每个季度都穿着如今不入时的审美,
种植黑麦,将猪圈和马厩的屋顶用沥青涂抹,
囫囵暴食一切,节省着枯水。
我已承认哨兵的第三只眼闯入我潮湿恶臭
的梦。猛嚼流亡的面包;陈腐、脓包流溃。
我肺叶间所有的声音已被许可,除去哀吼;
转换成一阵低语。现在我四十岁。
关于我的生活我该说些什么? 它既是漫长又厌恶透明。
破碎的鸡蛋令我忧伤。而煎蛋,却也,令我呕吐。
然而直到棕色的粘土被灌下我的喉咙,
唯有感激将会从中涌出。
母语不是俄语,即便是精通俄语,对于诗歌未尽的极致,我想,恐怕还是领悟不到。
韵律,抽象的部份,传输意境的齿轮。
汉字的单元音发声注定了韵律扩散的张力,简约而又通透,任何语言都无法企及。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1964年,布罗斯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思乡心切。李白的《夜静思》。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语言的偏差,韵律的问题还是其他,或者说我们根本无法领悟俄语的妙曼?
语言之间,似乎没有等量代换。
布罗斯基的译作肯定了中国古典文学。
那么中国当代文学。
很尴尬,处于休克状态。
但是向死而生是文学的潜质。
——苦难激发更深邃的反思。
文学是智慧的暗示,尽管已经窒息,但绝不会停止思考。
“我想在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熟悉光明。”
顾城的经典语句,中国人耳熟能详。
第一句像个孩子吮奶的呓语,第二句却如同光束把模糊的概念照得清晰而透亮。
自由。
诗来自上帝,诗是高速的思想。犹如隐形的手指,不动声色地撕开了专制的画皮。
丑陋的嘴脸,喋喋不休的掩饰。
蓦然发觉,诗歌的穿透力超越语种阻隔。
专制阻击文明,剥夺思想者发声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手段。

明治维新VS辛亥革命
日本没有推翻皇朝,但是日本的革命成功了,因为法制成功了。
中国把大清王朝推翻了,但是革命失败了,因为法制失败了。
文化,最不可以忽视的内核。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欧洲的崛起。
清末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0%,这个比率低于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一个崭新的日本成长起来。马关条约,大清用白银2亿两买来了和平,日本悉数用于教育。
清末民初,步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拐点。
全盘西化,中国图省事,结果全盘日化。
一是语言的障碍;一是语言威力。
——别抬杠,翻开《现代汉语大辞典》,现代词汇大多来自日语。比如:政府、政权、政治、警察、警署、正义……
——别目瞪口呆,这些词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日语传承的是古典汉语的精髓,现代汉语直接嫁接过来,严重的消化不良,既没有传承也没有理解,不懂装懂。
所以注定走弯路。
metaphsical 康德、罗素的语境即是“伪”,然而日本人井上哲次郎(1856–1944) 把语境追溯到了创立者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的哲学语境里这个词还包含着“超自然的现象”。于是井上哲次郎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形而上”,这就是日本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道」和「器」的区别非常类似超自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区别。
歧义。比如现代汉语“封建”的语境是保守落后,贼眉鼠眼的文人把人治专制的特质悄悄隐藏起来。
奇葩国的文人尤其是在学术领域,习惯于坑蒙拐骗。
日本人把feudal译成“封建”。
封建一词出自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毛传:“封,大也。”郑玄笺:“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所以,日本的现代化是先进制度淘汰落后制度的一场革命。
所以,日本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封建社会。
终结的是专制,开启的是宪政。制度是文明最有效的保障。
所以,奇葩国仿造到现在都尽力掩盖“封建”究竟为何物。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如今的学术界就像相声里的“包袱”,随便一抖贻笑大方,老少皆宜。
时不时传来匪夷所思的怪叫。动不动就是什么“重大发现”、又是什么“千年大计”,多了去了,全都是凡人不敢想象的课题。
如今中国的文盲率8.7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都信息时代了,这工作怎么还是没搞好?当然,很容易找到“搞不好”的借口,方块字承载的智慧远超其他语种,所以,任重道远呐!不好搞呐!
搞什么?山寨大国盛产水货。
学术不自由,怎么创新?
宇宙真理。
——确实敢吹。
——确实自信。
——确实露骨。
用寻衅滋事保障批判的高压姿势,比如建议废掉汉语,因为汉语阻挡了文明的进程云云。
——大概神智已经模糊,所以语出惊人。
把autocrazy翻译成专制的还是日本人,用中文直译过来就是“自动发飙”即“任性”。
中文的抽象意义真的能够达到殊途同归的极致。
抽象也是来自日语,把abstractive翻译成“抽象”的还是日本人。
书籍可以封杀,汉字真的没法封杀,只能传播歧义。
汉字的意义在于使用者的理解,这就如同人的神智,清醒就是清醒,模糊就是模糊,思想没有栅栏,无论你是韩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谢选骏指出:“现代汉语为何须从日本进口”?我认为,其原理如同“现代中国为何须被苏联统治”。由于满清的分化瓦解政策作用于华人的费拉特性,中国人没有能力形成合力,不仅政治上如此,而且在翻译问题上也是这样。不同的人,会造出不同的译名。日本虽小,却有合力,而且标准化程度很高,令行禁止,高度流通。这就像共产党虽小,却有合力,而且标准化程度很高,令行禁止,极权力高。租界里秩序最好,不是由于外国人残暴,而是由于裙带关系较少。与此相似的现象是,当今中国反对派阵营里,最大的力量是达赖喇嘛,不是由于藏人众多,而是由于藏人的内部分裂程度较少,所以达赖的力量强于任何汉人的力量,就像满洲人虽少,却多于汉人的任何一股势力,可以各个击破汉人的抵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说白了就是“只有苏联能够控制中国”。在共产党面前,国民党就像南明或南朝一样,迟早被北方民族(苏联、满洲、鲜卑人)吃掉。只是在现代汉语词组的问题上,抱团的日本已经占有先机,不是苏联化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完全改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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