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从重庆大轰炸到李梅获日勋

（一）

网文《重庆大轰炸》报道：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1943年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日军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炸死1.19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6万幢。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由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联合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是继纳粹德国空军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士气。
为纪念大轰炸罹难同胞，六十年的重庆市自1998年开始，每年的6月5日，定为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全城拉响防空警报，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发起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展对中国的全面侵略。11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当时的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1月20日起撤往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随后在1938年华北、华中战场日军依序将国军击退，中国的沿海精华区几乎被日军完全占领；依照普通国家的输赢定义，此时的中国几乎失去了首都、所有主要对外港口，依照前几次冲突的经验法则，日本认为这时候国民政府应该主动向日本媾和。
但是，这次国民政府没有明确让步之迹象，撤往重庆之后打算和日军长期对抗；日军虽然在1938年对华中精华地带发动武汉会战，国库的财力及作战部队的冲力已经几乎耗尽，要进一步打进四川根据地似乎遥遥无期，在各种压力下日军开始寻找各项军/经手段逼使重庆政府收手，日本方面认为战略轰炸亦成为一种可能可以成功的作战方式。
1938年底，日本开始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虽然中国方面指控日本从1938年2月18日对重庆东南方的广阳坝机场轰炸为首开战略轰炸重庆之始，但在1938年日军尚未攻陷华中据点，且日本并不存在足以自华中沿岸机场长距离轰炸的技术及机型，故对重庆进行空中军事行动也主要是侦查或式小规模袭扰为主，而非有组织性的大规模航空作战；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项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开端，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

五三、五四大轰炸

目前日军战史上纪录第一次的对重庆战略轰炸是1938年12月26日，由日本陆军航空队自汉口派遣12架九七式轰炸机及10架伊式重轰炸机，当日下午1点飞抵重庆上空轰炸，但发现重庆上空云层浓厚根本找不到目标，因此只草草扔完炸弹后无功而返。在1939年1月7日、10日、15日再度发动攻击，共投掷了10.8公吨的各型炸弹，但同样的也没办法评估轰炸成效。日军在前几次的轰炸发现四川盆地的多雾气候让轰炸定位非常困难，一年间只有5月到10月能见度较好；加上日军也清楚对于中国内陆的资料不足，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击只会遭受无意义损失，因此大本营后续补派了“要求前线部队加紧训练，预定于1939年秋季发动作战”的命令；而且陆军手上的九三式轰炸机无论是载弹量还是航程都不足以担负任务，九七式轰炸机亦尚未转换完成，手上只有少量自义大利购买之BR.20轰炸机（日军命名为伊式重轰炸机）执行任务，不过缺乏护航的轰炸机队在814空战中已经证明了是拦截机最好的目标，因此为了避开战斗机采用命中率低的高空轰炸，因此自1938年底到1939年前半年的轰炸日军虽损失不大，但国府也没多少损失。

因此，1939年5月，海军航空队接手陆军任务使用九六式轰炸机执行任务。5月3日及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由汉口机场（武汉王家墩机场前身）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1939年间，日本飞机飞了14,138架次轰炸，并投下60,174枚炸弹。根据中方计算，造成28,463人死亡、31,156人受伤，13,871栋房屋遭到摧毁。日本于1939年的大规模轰炸主要为此次，因为随后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与诺门罕事变将日本空中军力的注意转向，再一次的发动大规模攻击则是要等到1940年。

1940年6月16日，日军随军记者在轰炸机上拍摄，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从飞机上俯拍的日军轰炸渝中半岛（渝中区俗称）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刚投下炸弹爆炸的景象。

八一九大轰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指示由陆、海军联合实施空中作战，由陆、海军联合发动“101号作战”，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第三飞行集团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主要基地为汉口。主要兵力为九七式重型轰炸机36架、中型攻击机90架（不含备用机）。
由“岛田繁太郎大将备忘录”中记载当时海军轰炸重庆的片段纪录，101号作战的主要攻势集中在194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海军在这段期间共轰炸20批次，使用了2050架次陆上攻击机、201架次舰攻/舰爆、99架次舰战、39架次侦查，消耗94枚800公斤（八○番）炸弹、2906枚250公斤（二五番）、11148枚其它型号炸弹，共15036枚各式炸弹。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9月初的统计，当年日军对重庆实施72架次轰炸，共发动4445批机次攻击，投掷了3千吨以上的各型炸弹。

六五隧道惨案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

告终

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空中武力大多从中国抽出，剩余的航空部队规模主要只能维持对前线的空中掩护。日军对美宣战后，轰炸重庆逼迫国民政府乞和的想象也就破灭了，战略轰炸中国的军事意义也就更加薄弱，因此日军轰炸机仅主要集中对重庆周遭的军工厂进行轰炸任务。到了1943年8月以后，重庆周边防空雷达站部署完毕，有6个机场共400架国军空军战斗机防卫，日军每次空袭均会遭到国军空军拦截，此后日军空袭重庆的频率遽减，国军纪录有案最后一次遭日军空袭为1944年12月19日，梁山、万县、开县三个地区遭到轰炸，为重庆大轰炸的终结。

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档案、报刊文献资料有不同的记载，然而各种档案文献资料记载和众多调查研究成果的人员伤亡数据各不相同。造成上述不同数据的原因主要是对重庆大轰炸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资料来源等不同而各有差异。
重庆大轰炸期间关于财产损失的情况，各种档案记载及文献研究资料说法不一，存在直接损失报送不完整，种类繁多，交叉重复现象；间接损失难以估量，时间久远不便折算等各种问题。
如房屋损毁数《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统计，1939年至1941年，因日机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9570栋31481间；《重庆大轰炸》统计为9250栋33300间；《重庆市防空志》统计为17452栋37182间；《重庆通史》统计为“炸毁房屋17608栋，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财产损失无法计数”；《日本侵华暴行实录》统计为17462栋。

德国间谍

当时蒋介石的炮兵顾问韦伯被日本人收买，向日军提供大量军事情报，对重庆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还参与日本伞兵空降绑架蒋介石的计划。

战略意义

重庆大轰炸是二战期间对参战国首都（陪都）大规模轰炸之一重要战例。日方原本希望依靠“无差别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但国民政府在八一九大轰炸后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为报复行动，1944年之后，从中国成都起飞的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为此次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

谢选骏指出：重庆大轰炸是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刻之一，走过了重庆大轰炸，中国才成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我的父母始终坚守在那里。如果他们牺牲了，也就没有后来的我了。在这种意义上，重庆大轰炸也是最终结束中国分裂时代的、第三中国的真正起点。

（二）

网文《日本大轰炸》报道：

柯蒂斯·李梅（Curtis Emerson LeMay），他是公认的英雄，在二战史上写下了厚重有力的一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位美国将军对暴力坚信不移。他少言寡语，也从不微笑；他将重型轰炸机视为知己。他就是美国战略轰炸思想的信奉者与实践者，人称“冷战之鹰”的柯蒂斯·李梅。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我去过那里，一个并不起眼地方。他生于1906年11月15日，逝世于1990年10月1日，享年80多岁。他的代表作品有《美国空军史》、《战略空军指挥部》、《洛克希德》、《波音》等。

早年经历

生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是一名普通工人的儿子。由于不是名门之后，也不能获得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支持，他没进西点军校，先后在哥伦布公立学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获得土木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1928年参军，成为飞行学员。1929年10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凯利基地完成飞行训练后，成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后备役部队少尉飞行员，并于1930年2月1日转为现役。起初服役于驻守在塞尔弗里奇机场的第二十七驱逐机中队，曾在数次战斗行动中执行过多种任务。1937年，调往第二轰炸机大队，开始转飞轰炸机。
1938年，在美军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向南美进行的其首次大规模转场飞行中表现极为出色。到美国参加二战前，还开拓了从南大西洋到非洲和从北大西洋到英国的空中航线。

欧陆显威

1942年，亲自组建并训练了第三零五轰炸机大队，之后率其开赴欧洲战区。当时，盟国空军在对欧洲大陆进行突袭时，轰炸机群总是过早采取规避防空火力网的战术动作，因而很少击中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常常徒劳往返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抵英不久，李梅就找来一本炮兵手册认真地读起来。经过潜心研究和概率计算，李梅对轰炸机的编队形式和轰炸技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
在执行某次任务之前，李梅向机组人员发布了一条令人胆颤心惊的命令：“不许采取规避战术动作。”他向满腹疑虑的飞行员们保证：“我们将以更少的损失击中更多的目标。”在这一轮轰炸行动中，共有6架飞机被炮弹击中（包括李梅驾驶的飞机），但该大队投向目标的炸弹比其它大队多两倍。几周内，“无规避行动”就成了整个第八航空军的口号。随后，李梅重新编写了飞行战术手册。后来又发明了“交错式”飞行编队，使得己方飞机可以轻松地对德国战斗机进行反击，而不用担心会射中己方飞机。在战争末期的太平洋战场上，B-29“超级堡垒”式轰炸机出采用了类似的编队和轰炸技术。
其间作为第三轰炸机师的司令官的他组织了著名的“雷根斯堡空袭”。在此次行动中，B-17轰炸机执行单程轰炸任务——从英国起飞，轰炸德国纵深地区，最后降落非洲。曾亲自驾驶B-17轰炸机深入纳粹德国腹地进行轰炸，并击落5架试图拦截他的Bf 110歼击机。

急速晋升的原因

1941年时，他的军衔还只是少校。但1944年，他37岁时就晋升少将，成为美国陆军（当时航空兵隶属于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是什么使他官运亨通？是出身吗？不是。他并不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而只是一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普通毕业生，后备役军官训练大队学员。是超凡的个人魅力吗？也不是。他待人冷若冰霜，难以接近。在与飞行员们一起吃饭时，向来不发一言。
李梅急速晋升的原因是：他是将作战飞机变成杀人机器的天才。在同伴们闲聊取乐时，他的脑海里却在想着硝烟弥漫的战场，考虑着眼前的危险，分析着行动的步骤，估量着面临的挑战。英雄李梅渴望战死沙场。每次执行轰炸任务时，他都要亲自带队。每当飞机起飞时，他的胃就会像被刀割似地痛。但他总是用牙咬着雪茄，尽力装出生气而不是疼痛的样子。最后，他的上司不得不命令他停飞，因为他对美军而言太重要了，不值得以身涉险。李梅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败。因此，他无情地训练着他的飞行员们，对其飞行要求极为严格。

火攻东京

1944年底，在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近20个月的轰炸后，李梅被调到太平洋战区，指挥驻中国－缅甸－印度地区的第二十轰炸机联队。在这里，他得到了一种新型轰炸机和一个新目标。这种新型轰炸机就是刚从组装生产线上下来的远程轰炸机B-29。而这个新目标就是日本——它最终还是难逃被盟国轰炸的厄运；轰炸机群开始是从印度起飞对日本进行空袭，后改从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起飞。但很快，李梅及其飞行员们就发现其在欧洲惯用的高空昼间精确轰炸战术不适用日本。在35000英尺的高空，风速达到200英里/时，这严重影响了投弹精确度。
1945年初，在空军参谋长阿诺德将军的敦促下，李梅终于想出了对策——用燃烧弹在夜间低空轰炸日本。他还想出了使300架B-29轰炸机的载弹量增加一倍的办法。他命人拆卸掉机上所有机炮及其配弹，并限制油量。3月9～10日对东京进行的首次空袭中，飞行员们被告知，他们将在完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在5000英尺的低空轰炸日本。闻知此言，飞行员们被吓呆了。但李梅的估计是正确的：日本的夜间防空能力十分薄弱。
这次轰炸极具威力，飞行员们甚至能在轰炸机里闻到人的皮肉被烧焦的味道。随后，他被调往关岛，指挥那里的第二十一轰炸机联队，直至最后升任太平洋战区战略空军的参谋长。
到了6月份，燃烧弹已毁掉东京56.3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其它城市的大部分土地，造成近50万日本人死亡，800万人无家可归。阿诺德将军和李梅都认为原定9月份对日本的进攻可以取消了，美国空军将士的作战挽救了成千上万美国陆军士兵的生命。为此，李梅还特地乘坐一架B-29赶往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明燃烧弹可以迫使日本在10月以前投降。但乔治·马歇尔将军对此深表怀疑，他甚至在李梅的助手们摆弄图表、陈述理由时打起了盹儿。然而，8月美国对日本投掷的核弹使这一争论变得毫无意义。

战后生涯

战争结束时，李梅亲自驾驶B-29飞回美国。这次飞行的航程是从日本的北海道到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途中未停留，由此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战后，调往关岛，指挥那里的第二十一轰炸机联队，直至最后升任太平洋战区战略空军参谋长。
1947年6月，苏联封锁西柏林事件发生。李梅指挥美国空军在欧洲的力量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柏林空运，成为柏林空运框架的开创者。
1957年7月—1961年7月，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此后任美国空军总参谋长。
1965年，退役。
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任美国独立党副总统候选人（该党总统候选人为乔治·华莱士）。
作为长期服务美国空军的将军，李梅在一生中获得了别人所无法比拟的荣誉勋章及奖章，他被给予他的国家所能给予的每一个褒奖，还接受了其它许多国家的勋章。

历史评价

96个日本城市遭到轰炸，其中，主要大城市的城区被烧毁面积均超过50%，东京、横滨56%，名古屋52%，大阪、神户57%；中小城市里，福井最高达96%，甲府72%，日立71%。死伤程度远超核弹。对此，李梅战后说：“杀日本人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使我不安的是战争的结束。所以我不在乎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我们的行动中被杀。”这就是李梅。要知道连李梅将军自己也十分清楚如果战争的结果是反过来的话，日本人会怎样对待他：“如果美国输掉了战争，我充分相信我会因为战争犯罪而受到审判，只要看看日本人是怎样对待那些参加1942年杜立特空袭的身穿军服的美国飞行员就知道了” (“Had the U.S. lost the war, I fully expected to be tried for war crimes, especially in view of Japanese executions of uniformed American flight crews during the 1942 Doolittle raid”)。
他对日本人的厌恶感，是起于日军残杀美军战俘，所以才有“杀日本人并没有使我不安”的谈话。

1964年（昭和39年）12月，李梅获颁日本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由时任航空幕僚长（空军参谋长）浦茂在驻日美军强森空军基地（入间基地）亲自赠授之。

谢选骏指出：我的父母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几度经历日本狂轰滥炸，竟然奇迹生还，这样才有了我们兄弟几个。所以我从小就对轰炸特别着迷。日本人对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重庆进行燃烧弹轰炸，这就赋予了美国人彻底炸服日本的道义合理性，在燃烧弹以外还加上了原子弹。原子弹让日本人恢复了理性、屈膝投降了，让声称不怕死的日本人都露出了胆小鬼的本相。所以，即使二十多年过去了，1964年，在日本国会参议员、自民党国防部会长源田实提议下，李梅还能获颁日本最高级别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这就是日本人对于强权的发自内心的服从、尊敬、崇拜的“大和精神”。对日本进行哭诉是没有用的，请求日本道歉、以德报怨，也是白搭——必须要比日本强悍才能赢得日本的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