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9月1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的人均监控率即将赶上美国
《出现这一现象或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已失败》(2018-07-10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目前,全中国已经安装有1.76亿枚摄像头,今后三年这个数字还会翻3倍。配合人脸识别技术,警方能够迅速鉴别画面中每一个人的身份。这引起了一些媒体和专家的担忧。
7月10日题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未来:人工智能与无孔不入的监控》的报道称,靠数百万台摄像头和数十亿行代码,中国正在建设一个高科技的威权主义未来。中国政府为了识别和跟踪14亿人民,正在欣然采纳人脸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政府希望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技术产业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规模庞大、规模空前的国家监控系统。
在一些城市,摄像头覆盖了火车站,在那里寻找在逃犯。广告牌大小的显示屏上显示着乱穿马路者的面孔和无力偿还债务者的名字。人脸识别设备保护着住宅小区的入口。据估计,中国已拥有两亿个监控摄像头——是美国的四倍。
尽管如此,中国的技术能力还是跟不上其追求的目标。一个火车站或人行横道上有的技术,在另一个城市、甚至在下一个路口可能还没有。官僚的效率低下妨碍了全国网络的建立。不过,这可能并不重要。中国非但不隐瞒他们的这些努力,反而经常提到、甚至夸大自己的能力。在中国,仅仅是受到监控的感觉也能让公众守规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员马丁·阔赞帕(Martin Chorzempa)认为,这可能是政府用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全新方式,目标是用算法来治理国家。 这个办法很有效。尽管中国的审查制度和警察权力依然强大,但人民仍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政府的这种新态度帮助带来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如今,这个不成文的协议正在破裂。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称,改革开放已经失败,但没人这样说。当前的体制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隔阂。
据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和监控技术市场,据分析人士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安装近三亿个摄像头。研究公司IHS Markit预测,全球用于在视频画面中搜索面孔的服务器将有四分之三被中国购买。据中国官方媒体引用的一位专家的说法,中国警方在未来几年里将在提升跟踪活动的技术能力上再花300亿美元。
谢选骏指出:“中国已拥有两亿个监控摄像头——是美国的四倍。”不过按照人均监控率,中国即将赶上美国,因为中国人口比美国的四倍还多一点。可见,纽约时报和它们培植的“出口转内销”真会胡说八道,如果中国的人均监控率即将赶上了美国这一现象,就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失败,那么美国早就实现的高度监控怎么没有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终结呢?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高度监控,而在于司法是否独立于“党和人民”。司法不能独立于“党”,就会形成极权政治;司法不能独立于“人民”,就会形成暴民政治。这种独裁和监控探头有什么关系?只有英国共产党员乔治奥威尔他妈妈斯大林的关系。此外,为什么“在中国,仅仅是受到监控的感觉也能让公众守规矩”?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因此缺乏自律,只能迫于外部压力才会遵守纪律。由此也可以反推,欧美人自律不是由于他们人种优秀,而是由于他们多信上帝一点,因此具有了内在恐惧,有了内在恐惧,才会产生自律——而自律恰恰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前提。对了,不信上帝的人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做了尊贵的人,别人会把这些人当做人来加以尊重吗?上帝,就是人的内在监控。不信上帝,就是欢迎暴君的来临。不信上帝、没有自律的人,等于在欢迎别人征服自己、压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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