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谢选骏:马克思胡诌剩余价值
《凌迟“资本论”》第16刀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1)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12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的其他各项假设 (2)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但是,根据公式Ⅱ,我们却得出……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决不能达到100%。 (3) 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 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100/100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icon 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icon 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icon 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 (4) 或其价值的1/4,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3/4,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Ⅱ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 对象化在一个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一个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顺便提一下,这种表现方式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同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同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 (5)
但是,公式Ⅱ总是能再转化成公式Ⅰ。例如,如果我们知道icon 那么,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 (6) 是:icon 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 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icon 这个公式只是icon 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 (7) 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 (8) 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394]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1) 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249—253页。——编者注
(3) 例如,见洛贝尔图斯《致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 [392] ——〔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今的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所淹没了。——弗·恩·〕
(4) 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
(5)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同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拉博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0、131页])中就是这样做的。 [393] 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6) 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7) 见本卷第194—204页。——编者注
(8)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11页)。
[39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笔记本第445—489页、第Ⅺ笔记本第490—495、515—522页。——608。
[39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笔记本第1279页。——610。
[394] 亚·斯密关于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权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59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Ⅰ笔记本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4页)和第Ⅵ笔记本第247页及以下几页已有这方面的材料。——611。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为了编造其“剥削理论”,就胡诌了一个“剩余价值”出来作为理论基础。但事实上,这个基础是完全虚构出来的——例如,“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就此捏造了一个“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出来,但实际上,这个“不变价值”纯属子虚乌有。正如我一再重申的,任何产品都没有本身的价值——任何一个不被需要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垃圾,其价值甚至可能是负数的,例如还需要为它付出垃圾的清理费用等等。至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也是不存在,因为“工作日的价值”取决于市场需求的波动,其产品随时可能滞销,变为积压库存,甚至沦为难以处理工农业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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