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9月24日星期四
谢选骏:第二代民族理论也无法复兴中国
《被遗忘的“初心”:共产党的第一代民族理论》(上报 2020-09-23)报道:
内蒙古一向都没有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即便在蒙古人中有蒙语学校,以蒙语为母语,也没有影响内蒙古人说汉语。那么中国又为何要突然在蒙古强推“双语教学”呢?
直接原因是中国教育部的红头文件,但其思想根源却要追溯到“第二代民族理论”。要讨论第二代民族理论,就必须先讨论“第一代民族理论”。其实在2010年代之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称,没有“第一代民族理论”的叫法。这是“第二代民族理论”的鼓吹者为中国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安上去的帽子。
中共的民族理论来源于苏联。苏联的民族理论是列宁和斯大林奠基的。列宁在1914年发表《论民族自决权》,主张“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入起来”,“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
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少有对民族理论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他第一篇以“斯大林”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不但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还提出“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
理论(和宣传)上承认民族有什么权力是一回事,如何实际地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斯大林理论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提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他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同时,希望民族自愿地留下在整体中,以“自治区域”的形式,同时兼顾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自决权,以通过“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为此,就必须切实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斯大林认为: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没有本族的学校,没有信仰、迁徒等等的自由。在一切方面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斯大林发明出的民族理论有其个人背景的贡献。斯大林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人。他当然不太可能提出“大俄罗斯主义”。
正是因为苏联成立时采用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苏联才从沙俄时代的民族大监狱,变成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联盟”。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一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而在俄罗斯苏维埃内又建立诸多(少数民族)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
中共在苏联一手扶持下成立,其理论基础也都来自苏联。于是早期中共承认民族自决权,毛泽东自己就多次说过“民族自决权”、“联邦制”等,甚至主张过湖南独立,各省独立,比民族自决权走得还远。在1930年代,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担任主席)的宪法大纲写道: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在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建制后,当然没有像当初承诺那样,让少数民族拥有“完全自决权”,但在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下,建立了现在称为“第一代民族理论”的民族政策,做了很多有益“少数民族”文化的事。这主要包括:
1)民族识别。
国民党只提倡“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其他“少数民族”权利还顾不上。中共则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民族识别的最大功绩,是首次正式承认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身份,继而承认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这种身份承认,其他权利也就谈不上了。
值得指出的是,网上流传,中共把400多个少数民族“压缩”成55个,看起来像大坏事。其实不然。这所谓400多个少数民族是识别工作进行的第一步,各地自报的数目总和。自报为少数民族不一定真的是少数民族,而且各地自报也存在不少重复(或者只是名字上不一样)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认真考察,确定真假是必须的。而且,说“压缩成55个民族”太少也没有根据。不可否认,在一些情况,本可划为少数民族的人群被认定是汉族。但同样存在一些本来很相近的民族,有资格划为同一个族,却被分成两个或几个民族。综合说来,是太多还是太少也难说。总之,虽有不足,成绩还是主要的。
2)在宪法上承认各民族的权利。以1982年宪法为例:
序言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虽然中国宪法很多条文都是“TXT”不是“EXE”,但有总比没有好。注意到,宪法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华民族”,而是“全国各族人民”。这在宪法层次确立了各少数民族不被“汉化”或“中华民族化”的权利。
3)建立民族自治区域。
宪法第六节用十一条条文叙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此基础上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了各民族自治区域。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域,除了五个“自治区”外,在各省和自治区之下,还有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旗等行政区域。截止到2003年,这些民族自治区域的共计155个,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此外还有民族乡、民族苏木、民族村等基层自治组织。
这些“自治地区”当然不是真正自治,就连香港式的“高度自治”也不如。但也不可否认,在自治地区内“少数民族”的有一定的参政权,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按照中国“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种“中国式平权”,很多“少数民族”人士还当上政治花瓶。尽管是花瓶,但在一些无关大节的问题上还有一定话语权。
4)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文字,整理文化遗产,建立中央民族学院。
在中共建制初期,非常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创建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壮族、苗族、瑶族、白族等12个民族建立文字系统。有民族有几种文字,中国帮助他们标准化统一文字,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中国还开始整理各“少数民族”的传说、文献等历史遗产。少数民族地区“母语教学”成为一时的教学思潮,特别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验和发展出多种双语教学体制。比如在壮族地区,就曾有“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体制。
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它是中央直属的专门面向“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综合性大学,但以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的研究著称。前文提及的乌兰夫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首任校长。著名的学者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翁独健等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中央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大学生。
最关键的是,中央民族学院以“第一代民族理论”为教育核心理念,培养出好整个体系好几辈的“第一代民族理论”学者和干部,他们遍布教育界和政界(特别是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深蒂固,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后可以看到,“第二代民族理论”之所以在中国无法畅通无阻,正是这种“深层国家”的重重抵制。
5)“少数民族”的“平权”。
中国总理周恩来公开表示“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陪不是”这种态度,即使用西方标准衡量,也算得上是国家级别的“诚恳道歉”了。
由于“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历史上受汉人压迫,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较为落后。“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周恩来语)。于是在“第一代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制定了对“少数民族”的补偿政策。这包括在教育、就业、提拔干部、经济建设、扶贫、补贴、计划生育上等政策上的倾斜。由于对“少数民族”的“平权”,还引起一些汉人对“逆向民族主义”的不满,认为汉人“吃亏了”。
由此可见,“第一代民族政策”作为中共的“初心”,特别在建立“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少数民族”文化上,在相当多可圈可点的方面。
在“第一代民族政策”时期,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集中体现在新疆和西藏上。两者问题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
此外,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大灾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不但对“少数民族”文化是灾难,对汉人的传统文化也是灾难。因此,不宜简单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这个特殊时代的混乱不是“第一代民族政策”的产物,更不能作为指责“第一代民族政策”的事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导拨乱反正,执行比文革前更宽松的民族政策,不但回复“初心”,重新执行第一代民族政策,还更“补偿性”地加大优惠政策。
可惜在2008年之后逐渐出现“第二代民族政策”,逆转了民族政策的走向,泛化民族问题,把政治矛盾扩大到文化领域。在内蒙古强推“双语教学”正是“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产物。
网民哀嚎: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09-24 04:55:58
要想别人接受自己的文化,首先自己要强大,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文化。美国是多民族国家,它强迫其它民族学英语了吗?蒙古人已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同化需要时间,需要自己发展到他离开你的文化他就生存不下去,强迫算个什么东西?更何况封建复辟的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中国,腐败到了根子上的中国,你怎么让其它民族同心?你怎么让其它民族接受你的文化?世界在逐渐远中国而去,台湾离心离德,经济问题重重,疫情仍然肆虐,不论国际国内问题多多。而那个世界奇葩竟然有精力让香港回归我皇,香港前途不再;竟然有精力让蒙古风烟再起。总加速师名不虚传!
dwcaonune 发表评论于 2020-09-23 20:03:00
美国的少数民族有没有自决权?印第安人有没有自决权?
timblandnn 发表评论于 2020-09-23 19:50:00
现在开始夸苏联了?所以苏联的民族政策最后搞解体了不就是作者的梦想吗?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09-23 19:37:36
这次封微信,美国政府的理由就是“国家安全“高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国家安全”高于“言论自由”、高于“新闻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日裔关进集中营也是同样的理由。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第一代民族理论只能分裂中国,但是现在改行的第二代民族理论也无法复兴中国。要复兴中国,必须才行谢选骏的天子哲学。而要实现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光靠天子哲学还不够,还要加上基督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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