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下习近平“皇帝的新衣”》（纪思道 2022年12月1日）报道：
中国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苏联笑话，讲的是一个人在莫斯科红场举着一张白纸抗议而被逮捕。
“你怎么能逮捕我？”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男人表示反对。“我什么也没说。”
“是个人都知道你想说什么，”警察回答。
这个老笑话是一些中国抗议者最近几天展示白纸的灵感来源。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抗议者想表达什么，但又害怕说出来。
而当每个人都能在内心将许多普通中国人都有的沮丧和愤怒写到一张白纸上时，这样的挑战是事实上的皇帝习近平无法像逮捕个别抗议者那样轻易压制的。习近平精心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让民众将其当作慈祥的“习大大”——他的口号可以是“恢复中国伟大荣光”——但是在大城市，现在很明显，他被许多人视为一个顽固、无情和不太有效的独裁者。
那么，这些抗议活动将会走向何方呢？
尽管有很多人说这些示威活动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回响，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1989年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中国300多个城市，有100多万人聚集在北京市中心，封锁了领导人住地园区中南海的入口，并且得益于令中国领导层陷入瘫痪的权力斗争，这一斗争推迟了镇压行动。相比之下，如今，习近平政权已经在拖走抗议者，并在地铁上搜查违禁品，例如手机上的Instagram应用程序。
在今天的中国，挑战国家政府会招致牢狱之灾——一名男子在上海因携带鲜花和发表隐晦的评论被拘捕——因此很难看出公开的抵抗如何持续下去。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大规模抗议不是在状况最难以忍受的时候发生的（比如1959年到1962年的饥荒），而是在人们认为不会被惩罚的时候，比如1956年的“百花齐放”运动、1976年的“四五”事件、1978-1979年的“民主墙”松动、1986年的学生抗议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但话又说回来，1989年我还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一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抗议——直到它发生了。人类的勇气具有感染力，也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不要理会任何自信地预测中国走向的人。在过去150年里，中国为数不多的连续现象之一就是周期性的、出人意料的不连续性。
然而，无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发生什么，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对‘大沉默’的决定性突破，意义重大，”《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兼编辑萧强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
萧强承认，习近平可能会重新实行“大沉默”，但他补充说，“这仍然是一个不同的中国。”
部分原因是，虽然全国各地有许多抗议活动，但通常都是关于劳资纠纷、土地征用或污染的地方性抗议。相比之下，中国的“清零”政策是习近平的同义词。它属于他。谴责新冠封锁的中国人知道，他们是在批评习近平。
习近平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如果他放松他那备受憎恶的新冠政策，将会付出很大代价。
这是一个习近平自己制造的问题。他拒绝进口高效的mRNA疫苗，而中国为老年人接种疫苗的努力一直缺乏成效。在80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只有40%的人打了加强针，因此放松新冠限制规定可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与此同时，目前的“清零”政策对经济造成了破坏，并引起了民众的反感。这似乎不可持续。
“人们已经失去了希望，”一位中国朋友坦言，他是一位领导人的后裔，但现在却嘲笑共产党。他还补充说，北京“感觉一片死寂”。从企业主到出租车司机，中国人在不断的新冠检测和封锁中挣扎，然后在电视上，他们看到在卡塔尔世界杯中，大批球迷摘下口罩，享受着正常的生活。
前共产党领导人江泽民周三的去世使情况更加复杂。江泽民扩大了经济改革，并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愿景（例如，他在2001年开放了对《纽约时报》的访问，但在2012年其继任者治下，该网站遭到封锁）。而周恩来和胡耀邦等前任领导人的去世，成了中国人通过名义上的哀悼来表达抗议的方式。
中国人抗议的一个特点是，当最温和的批评被禁止时，人们就会转向讽刺挖苦——这相当于对中国宣传的嘲讽。
美国学者吉恩·夏普曾撰写推翻独裁者的手册，他曾经说过，对暴君最大的威胁之一是幽默。专制者能够经受住对言论自由的强烈呼吁，但是一旦遭到嘲笑，他们就会泄气。
我不知道这是否对这位一丝不挂的皇帝构成挑战，即使他恢复了大沉默。
中国大学生一直在唱国歌，因为国歌里有这句话（写于1949年共产党革命之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唱国歌而逮捕年轻人是很尴尬的，但是——就像那张白纸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位同样报道过天安门事件的中国资深记者预测：“召集三五个人一起唱国歌，就会被逮捕。”
当警察出现时，抗议者有时会转而高呼支持“清零”政策的讽刺性口号，比如，“我们要做核酸！”
当北京的抗议者被批评为境外势力的棋子时，人群中，一个人毫不迟疑地问道，“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最近，许多中国网民们在讨论“香蕉皮”和“虾苔”。为什么？因为前者与习近平的名字缩写相同。而“虾苔”听起来像中文的“下台”。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的文章，往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它们为此不惜出卖人民，对邓小平大拍特拍。因为对于这些铜臭来说，人权事业就是一门生意。再说说这个萧强，二十多年前他就在贪污成型的纽约“中国人权”这个“非盈利机构”里面谋职，后来因为这个“工作关系”，获得了一笔五十万美元的奖金——但是他马上携款离职，再也不“干人权工作”了。在我看来，这种行径和中国国内那些捐款逃窜的贪官大同小异。这也与“纽约中国人权”这个腐败机构的恶俗氛围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来说，人权事业就是一门生意，所以必要的时候就出卖人权事业，就像出卖一门生意。
《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吴强 2022年12月2日）报道：
北京——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让人振奋。
上周末，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西部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有些还喊出了呼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口号。
对于扰乱生活、分离家庭、破坏经济的过度防疫措施，民众压抑了近三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民主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与当年一样，抗议者成功的几率不大。完全控制了国家的中共已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镇压。
但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民去政治化，被逼接受三十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被政府坚持新冠“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使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从而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是阻止开放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手段。在倾注十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
革命的种子在今年四五月就已播下，当时为了阻止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封城。全中国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的2500万民众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在不经意中，民众被拉回到政治生活中。要么被封在家，要么与家人分离，要么担心食物短缺，他们被迫重新评估这份社会契约是否还能维持。上海遭受的集体创伤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众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同，它为过去一周的示威奠定了基础。
中共还在往上海的伤口撒盐。等到封城终于结束，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在10月的二十大，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政府二把手。预计明年3月，他将成为中国的新任总理。在过去三年的防疫中，这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责任感都没有。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加紧了对这个如今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的掌控，确保了自己再连任五年，而且党内高层都是他的亲信。中国领导人再次宣布新冠政策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公众的充分支持，并将继续坚持不动摇。
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当本月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时，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让中国人全都醒了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三年的政治宣传——即中共挽救了中国免受病毒侵害，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之后，人民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
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到处都流传着民众因防疫限制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报道，中国中部一家iPhone工厂的工人因奖金延迟发放和生活条件恶劣与警方发生冲突，在南方一座城市，民众因食物短缺冲破封锁进行抗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火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官方否认，但许多中国民众立刻怀疑是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人员去救火，全国都掀起了同情和不满的浪潮。中国人总说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冷漠和自私的倾向，但大家突然在恐惧和愤怒中找到了共识。
我自己也忍受着新冠清零带来的侮辱：每天向牲口一样排队做核酸检测；不停关注手机上不得不安装的健康码，它决定了你能否在公共场合活动；不知道明天是否又要面临长达数周的封锁。上周末，随着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年轻的示威者手拿白纸（代表着无声的反抗，这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符号）抗议的影像，我坐在北京家中，和无数国人一样刷手机直到深夜。
对于过去三年在中国生活过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宣泄；我们共同的恐惧变成了共同的力量。次日，示威者冲出封闭的社区和大学校园，哀悼乌鲁木齐遇难者，要求解除“清零”，呼吁人权和自由。
新冠对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依然致命，对其他人却不会比流感更重。但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他们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让民众清楚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话术的破产，并揭示出公众反对的真实程度，这是二十大政治舞台上看不到的。中国的抗议生动地呈现出习近平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有多远。
与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八九”运动相比，如今的抗议给中共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最近的示威将工人、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全民自发表达了对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绝望。
这场运动将不可避免步香港民主示威的后尘，遭受同样的严厉镇压，以及防疫限制措施的升级。但政府要无限期维持这种局面将是极其困难的。习近平的新冠政策暴露了这个体制的固有弱点，他正在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
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街头那些人。
吴强是一名撰稿人和政治分析人士，现居北京。他是清华大学前政治学讲师。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显然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为了获得某种“刺刀下的喘息”。事实上，六四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就遭到了唾弃。由此可见，要想获得纯净的观察，仅仅拒绝生意和奖金的腐蚀是不够的，还需要拒绝稿费和出名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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