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通俗的看法这样认为：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出现于第三至六世纪间，它并不仅是柏拉图(Plato, 427-347)哲学的东山再起，而是综合柏拉图思想、古代希腊哲学的其他重要思潮，以及东方(如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秘教(mystery religions)而形成的思想体系。

柏拉图原著是新柏拉图主义人士的共同基础，至于主张二元论的摩尼教(Manichaeism) (参 656)则一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劲敌。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石是在一切繁多之上的太一(the One)；此完美无缺的太一或至善，依其肖像流出精神(nous)，精神再流出世界灵魂(psyche)；世界灵魂再产生宇宙的其他部分、低一级的灵魂以及物质(matter)。一切都以太一为最后原因，都想藉其在知识和愿望上的皈依，透过灵魂与精神回归太一。我们不可毫无限制地把新柏拉图主义看成泛神论(pantheism)，因它一方面不但宣称一切存有物都参与了「太一」的存有，且主张太一普遍临在于一切存有物甚至于物质上，它另一方面亦坚称一切存有物在各层次繁多的存在，与太一的合一是知识和爱的合一，这种合一和实体上的毁灭(ontological annihilation)，如严格的泛神论所主张的，并不一样。

一般都认为柏罗丁(Plotinus, 约205-270)是真正的创始人，但有些学者却把此荣誉归之于普氏的老师亚摩纽斯沙卡斯(Ammonius Saccas, 约175-242)。此派除了柏罗丁较杰出外，还有最后一位大师普洛格路斯(Proclus, 412-485)，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系统形式即出自后者的手笔。

新柏拉图主义对教父哲学，特别是奥斯定和伪狄奥尼修(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e, 约500)，对基督徒的神秘主义(参 380)，对中世纪的神哲学(形上学)的影响甚深；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对「恶」总是寄生在「善」中的缺陷的观点，也承自普洛格路斯的思想；中世纪有关「参与」和「类比」的理论，也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低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的思想对它们的影响。以上的评估是最近历史研究的结果。

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新柏拉图主义流行于公元3—5世纪。它虽然被归属于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带有折衷主义倾向，与亚里土多德学说和斯多亚派有着明显的联系。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有罗马、亚历山大城、叙利亚、雅典。

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典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对西方中世纪中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流派主要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新柏拉图主义流行于公元3—5世纪。它虽然被归属于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带有折衷主义倾向，与亚里土多德学说和斯多亚派有着明显的联系。它的特点在于：建构了超自然的世界图式，更明确地规定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把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具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有罗马、亚历山大城、叙利亚、雅典。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该学派的创始人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不过最重要的人物则是他的学生普罗提诺(Plotinus, 205~270年)生于埃及。普罗提诺早年在亚历山大学习、研究，直到公元243年到罗马定居。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普罗提诺也将美的根源归结到彼岸世界，并对有别于世俗艺术的“美”的追求本身怀有极高的期待。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借助艺术寻求超越的冲动得以传递，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批评去揭示文学背后所隐喻着的永恒真理甚至信仰的启示。

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有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但新柏拉图主义也相信，完全的黑暗并不存在，只是缺乏亮光而已。世间唯一存在的就是上帝，照耀着神圣之光，但就像光线会逐渐变弱，神圣之光也无法普照整个世界。普罗提诺认为，灵魂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物质则位于那光照不到的黑暗世界，而柏拉图所提出的自然界的“形式”则微微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这种神圣之光，但最接近上帝的光芒的，还是人类的灵魂，只有灵魂才能与神秘与伟大合而为一。在一些偶然的时候，人甚至可以体验到自己就是那神圣的自然之光。

三大本体

普罗提诺论证说太一、理智和灵魂为“三个首要本体”。“本体”，指最高的、能动的原因，现代人也把它译为“原则“。严格地说，本体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神。它超越存在和本质，因而可以决定存在和本质。

第一本体为“太一”。 它有肯定和否定两重规定性，肯定地说，太一是神本身，是善本身。太一既是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又是单一、唯一的神。它不是万物的总和，而是先于万物的源泉。它的善不是伦理之善，而是本体的完善和圆满，或者说，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东西相等同。否定地说，太一不是一个东西，它无形式、无善、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意识、无运动或行动。
普罗提诺特别强调太一或善的否定特征，以此说明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质，太一不是一个东西。他说：“正依靠一，所是的东西才是东西。除了一个东西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除去一，它就不再是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失去一也就失去了其所是”。这表明，普罗提诺可能意识到柏拉团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原则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团把善作为最高原则，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所是的东西”作为最高原则。
太一之所以没有任何肯定性的特征的主要理由是，它不具备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一。另一方面，一切能够肯定的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区分和分割的结果，只能归属于“多”，而不是“一”。比如．太一没有思想、意志和行动，因为在它之外，没有一个与之对立的思想对象、意志目标和被作用者。太一甚至不能意识到自身，不能在自身内部作出思想者和思想对象的区分，因而不能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思想的思想”。
太一除了可用另外一个名称，即“善”来指示它之外，不能被说成“是”什么，“有”什么。我们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太一的否定性质同时也是它的不可知性。普罗提诺说，太一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理智只能认识事物，因而陷人多样性，失去了一心。再说，理智只能靠概念和范畴去把握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区分才能被定义，因此只适用于能被分割的东西，但不适用于不可分割的太一。这里需要说明，普罗提诺虽然否认太一是可知的，但同时又说，太一能被观照。观照不是区别分辨的认知活动，而是热忱的道德追求。我们将看到，他是用人神相通的宗教神秘主义来解决人如何观照太一的问题。

流溢说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用过多的概念来规定太一，但却用形象来比喻它。太一时常被喻为“太阳”、“源泉”。按照这些比喻，可以想象，太一虽然不运动，但却能生成其它本体，这一生成过程被称为“流溢”。这一比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太一的生成并不是主动的创造，创造是一种外求的活动，但太一却是完满自足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更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生成其他本体。”或者毋宁说，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普罗提诺说，物满自溢，这个道理甚至连无生命的事物也要遵从。无生命的事物尚且尽可能地滋生繁殖，何况那最完善的太一呢？最完满的原初之善怎么可能封闭在自身之内，好像嫉妒无能似的呢？它是万物的力量。其二，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无损于自身的光辉一样。希腊哲学从早期的“补偿原则”到后期的“流湿说”，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按照前者，生成是一种缺失，有待生成物的归复作为补偿；按照后者，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满自足、产生外物而又不需外物的补偿。前者反映出早期自然哲学脱离宗教世界观的趋向，后者反映出后期哲学归复宗教世界观的相反趋向。

第二本体“理智”

“理智”即希腊文的“努斯”，或译为“心灵”。理智是最先从太一中流出来的本体，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原初的绝对统一性，它包含着一些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质，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示它。当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统一性，因此，被区分出来的多样性仍然是统一的。如果说太一是绝对的一，理智则是一和多的统一。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就是，单一的理智是造物主，众多的理智是理念，理念存寓于造物主或神圣理智之中，每一理念部分有神圣理智而成为造物主借以创造的原型。这就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辩证法。

普罗提诺还进一步说明了适用于理智的范畴。它们是：思想和存在、异相同、动和静。理智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想的思想”，它既是思想活动，又是思想对象。思想活动产生于思想对象的存在，被思想的存在反过来赋予思想活动以存在。思想和存在是在理智内部作出的区分，都是理智必不可少的性质。对于思想活动，可进一步区分动和静的性质，对于思想对象，可进一步区分异和同的性质。思想以其运动产生思想对象，以其静止保持自身位置不变，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的推动者”。再者，思想对象各有差异，否则将不能被思想；但又有同一性，既与自身，又与其它对象保持同一，否则将不会成为同一个思想活动的对象。

以上六范畴基本取自柏拉图的“通种论”。普罗提诺认为、通种只适用于第二本体“理智”，因为它们是区分的产物，不能适用于不能被区分的太一。通种表示的三组区分是最高的理智区分，是一切可感区分的前提。

第三本体“灵魂”

灵魂从理智中流溢出来。普罗提诺说，理智的流溢是对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为第三本体的灵魂即柏拉图所说的世界灵魂。它是一种能动力量。它的能动性表现在变动不居，活跃于各个领域，即可以作用于与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于与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级对象。或者说，灵魂既是一，又是多，但不像理智那样，是一和多的统一。当它与理智和太一相通时，它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当它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之中时，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内部动力，它是多。

普罗提诺使用哲学与宗教相混杂的表达方式，太一、理智和灵魂是三个本体，但又是同一个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学上却是一神论者。用单数大写的神表示三大本体。用哲学的语言说，神即是一，或是绝对、纯粹的一(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统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灵魂)。就是说，三个本体为同一位神。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将“本体”译为神的“位格”，把神作为单一实体，引申出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

在伦理学上，普罗提诺认为，灵魂趋向自然，同物质相结合是一种堕落。人要克服这种堕落，必须回归到“太一”。他把回归“太一”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净化灵魂的阶段，使灵魂摆脱物欲的束缚，指向纯粹的心智。第二个阶段是理性沉思，在这个阶段上表现为纯粹的概念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出神或直觉。当人达到出神状态，就会排斥一切感性因素和理性判断成分，与神合一。当然，一般人是达不到这种最高境界的，只有道德高洁、智慧超群的人才能享受如此殊荣。他的学生波菲利告诉我们，在他与老师相处的六年中，普罗提诺曾经有四次达到“出神”状态，而他本人自然不如老师，在68年中只有一次达到这种境界。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不难看出，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已经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义。所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的衰落。

这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其实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正如我在《读史笔记：“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里指出过的：

普罗提诺哲学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元多层”。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他的本体领域，是多层的：太一、理智、灵魂。这是在前此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所看不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多层”不是“多元”。并没有几个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一元本体创化并普在一切。这又是前此哲学家中罕见的一元论者。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而是从“基督教的一神论”里剽窃过来的。因为他的老师就是一个叛教的基督徒。

可惜现行的中国学界根本不懂这些，他们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量注释传给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供他们学习研究，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一位，为基督教启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天呀，他们竟然把“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写的东西当作了“自然基础”。他们甚至不懂，“基督教启示”仅仅可指《圣经》，这是基督教与佛教不同的传统。显然中国学界用佛教或道教传统去解读基督教，所犯的错误自然太大了。

新柏拉图主义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

即使最为顽固的人文主义者也会承认：“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而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神秘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记住：

1、首先是“新柏拉图主义”吸收了基督教，然后才是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它。

2、“新柏拉图主义”不过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只是为了逃避迫害，它才把基督教思想隐藏在柏拉图哲学的外袍下。

3、“新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有什么异同？

新柏拉图主义表面上是把柏拉图的观点和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基督教神学：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说，在柏拉图那里是一切东西都模仿理念；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则把理念解释成神的光辉。普罗提诺在“思考方式一致”的伪装下，暗度陈仓、偷天换日。这是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进行的深度伪装：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得以合法化，情势才逆转过来。又过了半个世纪，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大家都为壮成为基督徒了，连奥古斯丁这样叛教成为摩尼教徒的人，也都不得不再度改宗成为基督教徒，并且在基督教内部极力发展自己，成为了著名的教父。

谢选骏：普京魔鬼牧师的忏悔

《迟来的审判也是正义——俄罗斯起诉列宁》（2017-05-19 吴克武 富大集团）报道说：

2017年是所谓“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为了对应这个“一百年”，据俄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莫斯科市中心竖立政治迫害纪念碑。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永恆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相关纪念碑将在纪念“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前夕完工。

为了办好这件大事，莫斯科市政府从二○一五年五月份起，举办了政治迫害纪念碑方案公开招标活动。在几十个方案中，雕塑家弗兰古良的《悲伤墙》方案最后胜出。许多投赞成票的人士说，这组长三十五米，高六米的雕塑不用解释，人们马上就知道其中的含义，立刻能联想到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以及“十月革命”后苏共政权历次政治迫害的遇难者。

“导师”光环终消失

据报道：俄罗斯已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将列宁屍体赶出红场，并将针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人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也就是说，这个曾经有着光辉荣耀、被全世界工人称作“无产阶级导师”的列宁将被起诉。套一句他们常说的话：谁也躲不过历史的审判！

揭开列宁的真面目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罕见批评前苏共党魁列宁，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错愕。三十岁以上的很多中国人，对于列宁并不陌生，因为中小学时都学过“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吃“墨水瓶”的故事，都被灌输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很多人藉由苏联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相信没有“伟大的列宁”，就没有人类美好的社会的建立。

显然，从苏联的解体以及解体后披露的史料，从东欧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垮台，从苏联、东欧、北韩等法西斯国家所制造的一个个惨案、残杀了上亿人看，所谓的“美好社会的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虚幻梦想已彻底破灭，而其缔造者的真面目也正一个个被还原。普京对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推行“红色恐怖”，对末代沙皇家庭亲属、东正教教士及中产阶级的残杀及迫害以及卖国等的谴责，再次将列宁的画皮揭下。

俄人权人士多次要求审判列宁罪行

俄罗斯多次爆发如何评价列宁的争论以及呼吁迁葬列宁遗体的声音。批评者说，十月革命是颜色革命，列宁是罪犯和恐怖分子。

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波诺马廖夫说，应该倣傚当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纳粹战犯那样，针对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实践，审判列宁和斯大林。因为审判过程可以公开大量历史资料，能向社会证明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政权的犯罪行为。他说：「有千百分文件能证明我的话的正确。俄罗斯有不少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仍然还有上百万，更多的人仍然生活在有关列宁的各种神话之中。所以，历史性的审判能有助于人们了解列宁的真实面孔。」

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说，应该重新命名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这包括莫斯科著名的列宁大街。他说：「十月革命其实是第一场颜色革命。十月革命选择的颜色红色也让人感到恐惧。这场革命正是由名叫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这个病人一手策划的。现在列宁的尸体陈列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让人参观，但红场也是新婚夫妇登记后献花的地方，所以列宁墓位于市中心让人感到噁心。」日里诺夫斯基说，列宁是独裁者和恐怖分子。列宁干的坏事甚至比当今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多出数10倍。

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司祭恰普林神父说：「有充分的史料能证明，正是列宁这个人曾下令根据阶级和社会出身的原则，非法杀害了众多的无辜人士。」他说，应该考虑到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在列宁墓问题上的立场，并应针对这个问题在俄国社会展开严肃讨论。

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发表的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迁葬列宁遗体，目前支持把列宁入土安葬的人数已经能达66%。2005年时，反对迁葬列宁的人能佔30%，这一数字现在已经下降到了25%。另外，对列宁持反感态度的人日益增多。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的文章说，审判列宁的反人类罪行永远没有最后期限，应该针对列宁所犯下的叛国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行进行审判。弗拉基米尔说，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和后来付诸的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农民、贵族，以及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弗拉基米尔说，如果按照今天的俄罗斯法律，列宁当年所从事的是极端主义活动。列宁不停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合法制度，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人相互残杀的内战爆发。所有这些都能从列宁的书籍中找到证明。

一百年前的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俄国正迈向民主国家。但以列宁为首的一批极端主义者以血腥手段阻挡了俄罗斯的这一历史进程。重新追究列宁的反人类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把他的一项又一项的反人类罪调查清楚、曝光出来，我们的后世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对人类造成了多大的祸害。

看透列宁的人

毫无疑问，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但这样的列宁，也被人看透。曾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就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时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而这样的专制社会，苏联人再也无法忍受了，也丝毫不留恋，1991年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注脚。而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真相被还原，遍布前苏联“铁幕”势力范围下的越来越多的列宁塑像被推倒或是毁坏，而这正是民心所向。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也终有一天被铲除。

现在，俄罗斯公开要审判列宁，迟来的审判也是正义。

谢选骏指出：列宁的铜像早就被吊起来推翻了，为什么现在再来鞭尸？是为了证明新的独裁者不是独裁者？是为了证明新沙皇普京不是老沙皇列宁（虽然列宁屠杀了更老的沙皇一家人）的魔鬼精神的继承人？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就像梵蒂冈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杀害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的大祭司长的精神继承人，而天天在那里开办弥撒……所以我说了，“迟来的审判也是正义——俄罗斯起诉列宁”，可以说是“普京魔鬼牧师的忏悔”，如果他比牧师更大，那就应该说是“普京魔鬼教皇的忏悔”。

谢选骏：满洲奴隶比共产奴隶更加“爱国”

《中国第一批120留学生 只有2人拒绝回国》报道说：

中国学生留洋始于晚清，140多年前，由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学生共120人赴美留学，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这批幼童到达美国后，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各种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在现在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着名学府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他们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却因保守势力强烈反对被召回，若干年后，有些人在中法海战、甲午海战中为国牺牲；有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有些人为中国近代教育、医院、外交上奉献终身。

所有的120人中，只有两人拒绝回国，一个是谭耀勋，他秘密逃跑后，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毕业后获职于纽约中国总领馆，希望日后能到加州为自己的同胞工作，然而同年却因肺病客死他乡。另一人，就是容闳的族弟容揆，他也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之后到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了43年，负责了庚款留美的监管工作，一生倾注在了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中。

谢选骏指出：满洲奴隶120人中，只有两人拒绝回国；那么共产奴隶呢？却有过半拒绝回国。

网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留学人员工作情况概述》这样叙述：

一、留学人员出国及定居国外的有关情况

据教育部2008年4月2日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7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即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的总数为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31.97万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89.20万人，其中65.7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他们分布在108个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现有的全部学科门类。
上述数据隐含了这样一个情况，即以留学生身份出国，现已在国外就业、定居的人有23.48万。从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以及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厂矿企事业等用人单位角度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现了为数不小的“人才流失”(国外称“脑流失”)，因为这些人都在国外工作，并已获外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甚至已加入外国国籍，即已经“为(他)人所有”。
但是，对于侨务部门来说，这一数据则是意味着在国外新增了23.48万仍可“为我所用”的高层次、高素质、高技能的工作对象。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外新增的这一类华侨(获外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者)、华人(加入外国国籍者)远不止这些。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留学生处掌握的数据，至2006年底，还有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同样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华侨华人约30多万。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来，侨务部门新增的这一类工作对象总数应在50万以上。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字也可能是保守的。
一般认为，出国留学，特别是出国读研究生的，其配偶大多也是大学生出身，他们以较容易获得签证的探亲名义(即所谓“陪读”)出国后，有相当多人转换成留学人员身份。配偶“陪读”现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一度很突出。当时，为了保证国内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国家不仅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在读研究生等人才的自费出国留学有一定的控制(要求纳入公派范围，经单位批准后以“自费公派”的名义出国留学)，而且还由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和公安部于1988年1月12日联名下发了《关于公派出国研究生配偶申请出国探亲等事项的管理细则》。由此可见，当时以“陪读”名义出国留学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由于出国留学人员中大部分是自费留学人员，加之自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对公派出国留学工作进行改革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按期回国率一直保持在97%左右，因而出国留学并定居国外成为华侨华人的主要还是自费留学人员。据教育部公布的年度数据，自2001年以来，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占留学人员总数的90%以上；自2002年以来，中国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每年都在10万人以上，近两年来更是出现明显增长，2007年已达14.4万人，预计今后几年仍将保持这一态势。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发布的《2006全球教育要览》，至200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在国外读大学的人数最多的国家。该《要览》披露的数字是，2004年中国的大学在读留学生占全球总数250万的14%，即35万(该年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在外留学人数为42.7万)。

二、留学人员的社团活动

随着人数的大幅增长，留学人员成立的社团组织也日趋活跃，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经贸往来和感情联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至2006年，与我驻外使领馆建立联系的海外留学人员社团组织约有2300多个，其中2000多个为联谊性组织，300多个为专业学术团体。
在国内，一方面是归国留学人员的传统组织——欧美同学会不断发展壮大，主要表现在：各地分会越来越多；2002年10月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3年9月，增挂“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牌子，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留学人员组织。
另一方面，国内其它群团组织也纷纷将归国留学人员吸收为自己的新生力量。其中最为积极的是以归侨及眷属为主体的中国侨联。2003年，中国侨联成立了“华商联谊会”，相当一部分会员是已成为华侨或华人的归国留学人员。此前，为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的工作，在一些出国留学人员较多的省市，侨联还成立了“留学人员家属联谊会”。据中国侨联掌握的数字，至2004年，改革开放后出国定居又迁回国内的“新归侨”人数约有16万。
其他像中国侨联一样开展留学人员工作的群团祖织还有全国青联和工商联。2004年，全国青联成立了“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全国工商联也于同年成立了“中华留学人员创业协会”。北京市工商联则成立了“北京留学人员商会”。
此外，各地还涌现了一大批归国留学人员自发成立的“海归校友会”。2004年，国际著名的哈佛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都在上海举行了全球校友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吸引力和归国留学人员社团组织的活动能量。国外和国内的留学人员社团也经常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热点、焦点、难点为议题举办论坛或研讨会，将留学所获得的专业知识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为中国的发展献计献策。如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和欧美同学会以“21世纪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均在国内外轮流举办，每次都得到了留学人员社团组织的积极响应，有众多海内外留学人员参与，已形成“品牌”效应，影响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已达百万余众的留学人员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学历高、拥有专业知识技能乃至前沿高端科技信息、外文程度好、多数人处于年富力强之际。第二，具有中西方社会的双重阅历，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对于中外国情差异和体制利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考，有较强的跨国流动性。第三，与老一代华侨华人或其他新移民群体相比，参与中外主流事务和社会活动的意识更强、更积极，对中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更具影响力。第四，受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社会动态和发展方向。

三、留学人员工作的多部门共管与身份认定的政策区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留学生定义为“流动学生”，即“在一个外国学习且没有取得该国永久居留身份的学生”。我国现行政策对留学人员采取“定居”与“非定居”的区别对待。在国外“定居”的留学人员适用于侨务政策，在国外“非定居”的留学人员适用于留学人员政策。然而，由于有关部门开展对留学人员的工作又实行鼓励他们“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并举的思路，因而，实际上，在外“定居”的留学人员既适用于侨务政策，又可享受留学人员的政策，“定居”并已入外籍的留学人员还属于外国专家局的工作对象，适用于有关外国专家的政策。
侨务政策对于“定居”的解释是取得外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或实际在外国连续5年(含5年)以上合法居留。侨务政策虽然对于解放前出国的留学生一般都认定为华侨(只要有在国外从事研究、教学、半工半读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记录)，但又明确限定，目前的出国留学生，无论公派还是自费，无论在外时间长短，学习期间均不被视为华侨。他们回国后，享受的是对于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从政策的预期目标考虑，对于华侨华人主要是着眼于他们在国外的长期生存发展，而对于留学生则是立足于吸引他们及时学成回国。
实际上，华侨华人和留学生都属于国际移民领域跨国流动人口的范畴，都具有较强的跨国流动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员跨国流动反映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市场配置，概而言之，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结果。留学生一般被认为属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高技能劳动力或称高技能人力资本，其中的高、精、尖人才更是各国争相吸引的目标。由于在吸引人才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因而，我国对于留学人员工作尤为重视。目前，我国专门以留学人员为工作对象，以及工作对象中涉及或包含留学人员的政府管理部门和服务机构有：
-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下设的留学生处、留学回国工作办公室
- 教育部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专职管理干部
-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下设的留学人员与回国专家处
- 各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既有隶属科技部的，也有隶属人事部的
- 国务院侨办国外司、经科司及驻外使(领)馆侨务专职管理干部
-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 国家外国专家局
-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
- 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
为协调各方面力量做好留学人员工作，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曾批准成立了由教育部、人事部、公安部、科技部、国侨办五个部委组成的留学人员工作领导小组。2003年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又批准了人事部等12 个部委联合制订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学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共12个部门组成。2003年1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侨办也成为该联席会议组成成员单位，中国侨联则为列席会议的单位。
为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留学生的派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留学生的派出与回归，是反映并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因素。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下，作为世界上派出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既充分发掘和利用好留学人员这一宝贵资源，又不断推动和促进国际、国内社会的多方利益共赢，和谐发展，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未雨绸缪、统筹兼顾的前瞻性课题。

谢选骏指出：看来，满洲奴隶虽然头上留着鞭子，却比割掉了辫子共产奴隶更加“爱国”，因为，后者是唯物论者，唯利是图，不再受到传统宗教的约束，心里只认一条马列主义的羊鞭。

谢选骏：世界各国都参与了六四屠杀——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十

《美国记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2017年6月说《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作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

美国记者路易莎?林（Louisa Lim），中文名字叫林慕莲，曾作为英国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十年。她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近日他应邀在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对六四保持沉默，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林慕莲在演讲中首先介绍她写的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她说“我书里写的，一个国家可以遗忘不到三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个事情。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间过得长代价可不是越来越低反而越来越高。”

林慕莲曾拿着一张全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访问北京四所大学的一百名大学生，那就是89六四当天美国记者拍摄的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上档坦克的照片。她说：“我想知道在中国，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还认得出来认不出来这张照片。一百个学生只有十五个学生能够看出来这是什么。那些认得出来的照片的，他们很紧张，他们说：我不能说这个，很敏感。其他八十五个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问我这是不是南韩？是不是科索沃？还有十九个学生问我这儿是不是阅兵？他们想不起来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坦克不让上长安街。然后十五个能看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如果共产党那个时候没有镇压，中国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他们用最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辩解当年的镇压。这种想法在大陆很主流，你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删掉历史。”

林慕莲还访问过成都的一位在六四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她想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她开始上访，去北京去了五次，她被拘留，她被锁在铁笼子里，整整两年警察在她房子外边监视她。2006年政府给他七万元，这是第一次有人因为六四收到钱。可是他们不把这笔钱叫做赔偿，叫做‘艰苦劳动补贴金’。我问她：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人像你儿子一样死了？她就看着我跟我说：有这样的人我不会跟你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女人追求了这么多年真相，可她也不愿意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失忆不是自上而下，是大家已经默认的失忆的行为。”

中国人的失忆，来自信息的封锁，更多的是来自于恐惧。林慕莲表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她也时常处于恐惧之中。她说：“2009年，他们用新的方法来控制外国记者：如果你六四的时候要去天安门，你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天安门广场记者证。那一年他们又用便衣警察来控制西方的记者。我给你看，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他每次说话，便衣警察就用雨伞挡住他。再过了五年，到2014年，警察就去外国记者的办公室，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报道，后果自负。通过这样的手段他们想减少国外媒体报道六四。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公开报道六四就等于挑战共产党的历史。”

如今六四过去28年了，中国人仍处于集体失忆中。其实许多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六四，他们只是对六四保持沉默。林慕莲说：“我想用崔卫平写的话，她在北京是一位教授，2009年她写道：我们对于六四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种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责任。情况都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谢选骏指出：按照林记者的看法所依据的逻辑，六四屠杀不仅是中共在作恶，而且是多数国家都参与了这一作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六四屠杀以后这些国家都“承认了现实”，没有和屠夫政权一刀两断，这岂不等于是默认了甚至鼓励了六四屠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多数国家还帮助六四屠杀集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让他们赚取了几十万亿美元的财产。显然，这里面有个“国际分赃计划”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墓地就是要让“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各国都参与了六四屠杀——怪不得六四不能翻案。但是我保证，世界各国都会因此遭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谢选骏：国家主权控制思想主权的恶例

《美国大学生朝鲜之旅 从玩雪球走向陷阱》2017年6月18日报道说：

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2015年底到朝鲜旅行，和同伴快乐地丢雪球，当时他绝对想不到，几天后在搭机离朝时被抓、3个月后被判劳教15年。被关押17个月后终于返家时，他已变成昏迷一年多的植物人，无法向家人亲述他在平壤的非人遭遇。

奥托2015年12月29日抵达朝鲜，预计2016年1月2日离开。几天前，奥托的弟弟奥斯汀（Austin Warmbier）对外公开一段奥托在朝鲜游玩的视频。片中奥托和其他旅行同伴，兴奋地对着镜头一起丢雪球，并且开怀大笑。奥斯汀说：“这才是我所认识及敬爱的奥托、我的哥哥。”

两个月后，奥托再次出现在一段视频中，却是人事皆非的场景。当时21岁的他，被朝鲜武警架著从一个门中走出来，在镜头前鞠躬并宣读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供词”，解释他为什么会被捕，以及“乞求宽恕”。奥托表示，他被抓的原因是“窃取在酒店内的一个朝鲜宣传标语”，说到最后，他声泪俱下地说：“我已经做出了一生中最糟糕的决定，但我只是个普通人。”

2016年3月朝鲜对奥托判劳教15年重刑，在被朝鲜金氏政权囚禁17个月后，周二（6月13日），奥托终于踏上归乡之路，但已昏迷不醒一年多，被人用担架抬着下飞机。他目前在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住院治疗，医生说，奥托“丧失了大量脑组织”，处于无反应的虚弱状态。

奥托为何会昏迷仍是未知数，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学重症监护室主任坎特（Daniel Kanter）说，奥托的状况似乎符合心肺骤停（cardiopulmonary arrest），它可以造成脑部缺血及脑损害。朝鲜声称，奥托是在2016年3月被判刑后不久感染了肉毒杆菌，服用安眠药后昏迷。奥托的家人不相信朝鲜的片面之词，他的父亲说：“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借口这么长时间对他的状况保密，并且拒绝给他一流的治疗。”

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意想不到的非人遭遇，奥托现在可能是一名前途无量的投资银行专家，但他却被羁押在一个贱民国家，最后在昏迷状态中返回家园。

奥托学业运动样样行 前途无量

BBC新闻报导，奥托的家人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怀俄明镇的小郊区，他的父亲在当地拥有一家小公司。奥托就读俄亥俄州最好的高中，以第二名优异成绩毕业，而且是个天生的足球运动好手。高中毕业后，奥托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和商业，今年5月的毕业典礼，他缺席了。他的同学说，奥托对自己的未来早有规划，立志成为一名投资银行专家。

奥托于2015年前往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完成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他对学习和旅游的兴趣把他带到亚洲，奥托原本预计在2016年1月到香港的一所大学研习，并决定先到朝鲜旅游。他通过中国的青年先锋旅行社（Young Pioneer Tours）的安排前往朝鲜旅行，这家旅行社是少数被授权组织朝鲜旅行的中国公司之一，它招揽生意的宣传是“花一点钱， 就能去你妈妈不让你去的地方”。

奥托的父亲抨击中国青年先锋旅行社，指责其把美国人诓骗到朝鲜旅游，而美国人有可能会被扣为人质。

朝鲜行室友：奥托在错误的时机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来自英国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丹尼．格拉顿（Danny Gratton），在四天三夜的朝鲜旅行中和奥托是室友，旅行团中只有他们两人是单独旅行。丹尼告诉BBC新闻，他和奥托一见如故，“他非常阳光、聪明和可爱”。

奥托被指在旅行的第二个晚上，即2015年除夕，尝试从Yanggakdo酒店的员工专属区，拿走有朝鲜宣传标语的横幅。丹尼怀疑奥托是被陷害的，他说，旅行团的行程主要是参观朝韩边界及平壤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粗暴行为，“我们遵守被告诫的规定”，“没有迹象显示，奥托拿走酒店内的宣传标语，他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朝鲜政府发布一个视频片段，显示一个人拿走标语，但是从视频中无法辩识那个人的脸。

奥托2016年1月2日在平壤国际机场要搭机离开朝鲜时，被朝鲜保安带走。丹尼说：“我和奥托是最后两名通过护照检查的人，我们交出了护照，那个检查护照的人指著奥托，又指著门，两名保安人员过来，把他架走。”“当时我开了个嘲讽的玩笑：‘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了’，奥托对我笑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托。”“他们（朝鲜）决定抓一个美国人，奥托只是刚好碰上这个时间点，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奥托被抓到获释 恐永远是个谜

BBC新闻说，旅行团一名成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当整团成员抵达北京后，其中一名导游打电话给奥托，他告诉导游：“有严重的头痛，想要去医院。”

朝鲜到了2016年1月22日才证实奥托被捕，并安排他在当年2月下旬发表电视讲话，随后在3月对他判处15年劳教。观察家表示，对外国人来说，这个重刑异乎寻常，有可能与当时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目前外界仍不清楚奥托去年3月被判刑后，到今年6月14日获释之间，到底在朝鲜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父亲说，奥托在被判刑后第二天即陷入昏迷，并指控朝鲜贱民政权对奥托施以“残酷和恐吓”的手段。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韩国太平洋计划主任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告诉法新社，朝鲜情报机构有可能出于害怕，隐瞒奥托的健康状况，并在某个阶段，了解到“如果奥托死在朝鲜，可能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还不如通过外交管道让他离开”。

谢选骏指出：“丧失了大量脑组织”，这就是国家主权控制思想主权的典型案例。真正的思想必然会导致行动，所以国家就通过暴力手段，割掉思想者的脑组织，国家希望这样杀一儆百，恐吓并且消灭思想中的人。但是，思想的主权是消灭不了的，因为那在上帝手里——甚至，国家主权消灭思想、对抗思想主权的野蛮冲动本身，也是思想主权的延伸，也就是说，“是基于某种思想”。

《美国愤怒了 瓦姆比尔成了植物人》同一天报道说：

被朝鲜扣留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22岁）在昏迷状态下回国后，美国愤怒了。《华盛顿邮报》14日发表评论说：“必须对朝鲜加害美国公民一事进行惩罚”，“需要着手迅速的对朝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时说：“正在讨论禁止美国人赴朝旅游的措施。”现在朝鲜成了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游警告（warning）”国家。

为了协调韩美首脑会谈等而访韩的美国国务院政务副部长托马斯·香农，15日接受采访时就瓦姆比尔在昏迷状态下回国一事说：“朝鲜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和离谱的（outrageous）”，“被朝鲜扣留的其他（3名）美国人也应该立即被释放。”相反，朝中社当天称：“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送回了瓦姆比尔。”

离开美国时很健康的瓦姆比尔，本月13日晚被剃了光头，鼻子上插着管子，躺在担架上抵达了美国机场。现在，他处于无意识状态，偶尔对音乐有反应或流泪。瓦姆比尔接受治疗的俄亥俄医院发言人对美联社说：“瓦姆比尔遭受了严重的神经损伤。”外交消息人士说他“其实处于植物人状态”。瓦姆比尔的父亲在当天CNN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儿子在朝鲜被当做战犯对待”，“朝鲜很残忍，是和恐怖分子一样的集团。”他的家人说，一周前还完全不知道瓦姆比尔处于昏迷状态的事。

瓦姆比尔去年1月赴平壤旅游，因涉嫌想偷走酒店的政治宣传品被捕后，被处以15年劳教（涉嫌颠覆体制）。美国媒体报道称，瓦姆比尔在被判刑后的去年3月陷入昏迷，但朝鲜在一年多时间里隐瞒了他的昏迷。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组织（HRW）亚洲主管副局长菲尔·罗伯森说：“不过是大学生开玩笑的行为，没有被罚款，而是被处以15年劳教，这是想（把瓦姆比尔）用作政治工具”，“必须查明朝鲜对瓦姆比尔做了什么行为，追究其责任。”

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之间虽有对抗，但那不是为了保护思想，那不管或是为了保护财产或是保护选票（在民主体制下，财产体现为选票）或是保护奴隶（在专制暴政下，财产体现为奴隶）——因此，国家的当权派们之间从来不会因为保护“思想中的人”而发生争执，更不用说发动战争了。

谢选骏：中美关系是38年还是50年

《川普政府含蓄警告了蔡英文》2017年6月18日报道说：

巴拿马同台湾断交，蔡英文政府措手不及，遂将矛头指向中国大陆故意打压台湾，并誓言不会向大陆屈服。甚至有声音称，蔡英文有可能转战联合国，与此同时加大寻求美国（国会）支持（尽快对台军售），以挽回些许颜面。

但是，特朗普政府察觉到了蔡英文政府可能会采取的鲁莽举措，并事先通过特有的方式警告了台湾政府。

巴拿马宣布同台湾断交的第2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外交事务预算”主题的听证会。听证会期间，美国议员借巴拿马同台湾断交就美台关系“发难”蒂勒森。

提问者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Steve Chabot,R-OH）。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创始成员，夏伯特强调自己曾故意将台湾称为“国家”，并曾访问过台湾。此次巴拿马同台湾断交，他认为就是中国威压的结果，美国不应该向中国屈服。

当天听证会现场，持有夏伯特类似观点的议员很多，有的是希望台湾重拾陈水扁时期政策的亲台派议员，有的是对中国存在认知盲区、意识形态偏见的议员，有的也是以盟邦思维看待问题、主张对华强硬的鹰派议员。

当这类议员搬出自己的世界观及思维逻辑，那么身为首席外交官的蒂勒森自然也有应对之道。他的回答非常专业、娴熟和到位，巧妙地缓解这些亲台派议员的施压和责难。

首先，蒂勒森强调的是中美关系在过去50年的发展都受到美国“一中政策”的规范，围绕该政策的双边协议展开。他提到，中美对“一中”涵义各有各的诠释，但彼此同意包容各自的诠释，这保障了过去50年的地区稳定，阻止了冲突的发生，经历了经济持续增长，双方受益颇多。

与此同时，蒂勒森也重申美国完全致力于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履行美国在该法律规定的对台承诺。

这是标准的美国官方立场。

从蒂勒森的话语逻辑可以看出，台湾问题属于中美关系框架下的议题，但面对国会亲台议员的逼问，他又不得不重申美国国内法律《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官方对“一中政策”的理解。蒂勒森话语落在了今后50年。也就是说，今后50年，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两岸关系或美台关系；中美如何打造另一个50年“没有冲突、保持地区稳定”的双边关系。

蒂勒森强调，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履行对台承诺非常重要，美国也有这样的意愿坚持做下去（说给议员听）。但蒂勒森话锋一转，称：“未来50年（美国的）一中政策能够得以持续下去吗？”这个问题正是中美讨论的一部分。

蒂勒森坦言，这种讨论“极其复杂”。中方更主动、更频繁提及台湾问题。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目标则很明确，那就是不希望看到过去50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局面中断。

蒂勒森将朝鲜（朝核问题）、南海（填海造陆）和台湾（一中定义）放在了一起，说明在他的意识中，这都是中美双边关系中不得不解决的“非双边议题”。未来50年的关系，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朝鲜问题，当然，也包括如何看待一中政策。

在中方看来，台湾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但台湾在双边关系中的比重占比、或者说台湾在美国利益中的定位，则是双方可以通过增加政治互信，主动或被动调整的。中美要想迎来另一个没有冲突、持续稳定的半个世纪，台湾、朝鲜和南海都不应该成为中美冲突的爆发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希望台海现状被破坏而走向冲突。

这是蒂勒森在国会听证会传达的信息，不光非常专业地应对了议员们的刁难，同时也向台海双方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的思考。对于跃跃欲试的蔡英文而言，蒂勒森强调中美及地区稳定与和平大局，等于是在警告台湾勿当麻烦制造者，为中美谈判与合作添堵。

当然，警告蔡英文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向北京传递信号，即美国不会破坏一中原则，但也不会彻底放弃台湾利益。这种利益的平衡或割舍，取决于中美究竟如何“优先”定位未来50年中美关系发展。

谢选骏指出：“共（中）美建交”在1979年，迄今只有38年。三个联合公报分别发表于1972、1979、1982年——怎么算也不到50年。50年前，正值1967年文革高峰，中国大陆不少城市爆发支援“香港抗暴”的反英示威，北京甚至火烧英国代办处，共（中）美依然在越南势不两立，哪里有何“地区稳定”？现在，美国国务卿信口开河50年，是缺乏知识？还是故意示好？或想极力撮合“中美关系”？看来属于第一的情况居多。第二第三只是潜意识活动造成的口误。如此草率，缺乏把门，“对华战略”不容乐观。

谢选骏：阶级论、专政论、特权论、腐败论

（一）

网文《共产党的阶级论就是特权论》说：

来自西方非主流的马列共产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没有也不可能制造一寸土地、一两矿产、一滴水，但它靠武力霸占老天给每个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迫使人民为了生存到它那里高价购买这些资源，按现在2007年的币值，仅这一项每个人一辈子就要给共产党白白挣30万元人民币。共产党同样靠武力垄断全国经济，一手决定人民收入，一手决定人民支出/物价，实际上收人民80%以上的税。这就是13亿人生活困苦的两个根源。

共产党为了压榨人民，不断挑起人民之间的攀比，争斗，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八千万人中国人。2000年以来共产党管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达320万人，包括200万自杀的人中死亡的28万，污染死亡的75万等等。今天2007年13亿人18岁以上的人平均4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问题。而共产党的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财富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今天共产党管区0.4%的人占有那里70%的财富。同时在共产党大力破坏环境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污染，干旱，洪水在加剧。几十年来，共产党只给了人民一个自由，就是给它挣一辈子钱，歌颂它一辈子，除此之外，它都会来打压。

西方马列共产党使中国历代几千年中，人民拥有老天给他们每人的一份土地等自然资源，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状况倒退到每人的一份自然资源被武力霸占，实行武力垄断经济，人民被疯狂压榨的状况。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现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倒退，来自西方的马列共产党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唯一的反革命，反动派。13亿人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就看你愿不愿意承认了。

现在的中国是压榨和被压榨的双方。一方是占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共产党的局长们，他们决定人民收入，支出/物价，实际上收人民80%以上的税，武力霸占老天给每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现在他们就是不从单位拿钱，一年的收入都是三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另一方就是13亿人了，自己的收入，支出被共产党的局长们决定，实际上缴80%以上的税，老天给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被共产党的局长们武力霸占，痛苦比欢乐多。再也没有第三方了。

……

共产党反动派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它的阶级论，认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又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是其领导。这与它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共产党的阶级论与它的出身论一样意在打破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而树立起共产党高于民众的特权价值观，为共产党在政治上打压民众，经济上压榨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

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以武力霸占了老天给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把持了人们的行业、工资、物价，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局长们也坐汽车，住洋房，公款吃喝，他们却将自己划为无产阶级，将广大到哪里靠两条腿走，常常揭不开锅的民众划为资产阶级和需要被所谓的无产阶级改造的人员。我们并不反对他们把我们改造成与他们一样坐汽车，住洋房，但共产党对我们不是打压就是压榨。在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八千万人，把农民的农产品都以武力拿走，换取军事装备。

在城市同样极大地压榨城市职工。实行上山下乡，共产党局长构成的“无产阶级”无偿占有两千万知识青年的劳动。两千万人累死累活干了几年挣到了钱了吗？共产党根本不给钱，实行所谓工分，就是记账。有人说既然那么糟糕，不去怎么样？不去，共产党就先说你要去掉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你再坚持就把你打成资产阶级，哪怕你一分钱也没有。现在2007年当时两千万知识青年前后苦干十几年建的那些农场，水库的产权该归谁？没人说这个事情。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不会说这个事情，因为这些设施都被共产党的官员们，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霸占着。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写文章来唤醒国人。

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也是将他们这些亿万富翁的官员划为无产阶级，而将我们这些收入一个月三、四百元人民币没房子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民众划为资产阶级，哪怕我们失业，一分钱也没有，甚至负债。只要我们要求平等，要求民主，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2007年的今天共产党的局长就是不从单位拿钱，一年的收入也是3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同样他们肯定会把自己划为无产阶级，好继续搞特权，继续压榨别人。

有一次听见有听众给自由亚洲电台打电话说，“我认为人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共产党阶级论的翻版。难道一个人有了什么朋友，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了吗？这位听众的说法就是说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这不就是公开地倡导腐败吗？谁有关系，谁就可以获得别人得不到的利益，也是共产党在其管区的实践。可以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地方，腐败一定会流行。因为它的阶级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

所以各位不要再上共产党阶级论的当了，它根本就是特权论。你去承认它，也就是承认它按权分配财富，对我们13亿人进行疯狂地压榨，我们百姓没有权也就不会有钱。单是共产党武力霸占老天给我们每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一项，每人一辈子就要白白给它的局长们，给它所谓的无产阶级挣30万元人民币。劝各位不要被共产党压榨一辈子，还要去认同它压榨人的理论一辈子，歌颂它一辈子。

谢选骏指出：阶级论是特权论的前提，特权论是阶级论的完成。也就是说，提出阶级分析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特权寻找理由。既然阶级存在，特权就不可避免，所以列宁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之来由。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是无意识的特权，“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却是有意识的独裁，后者比前者更不可理喻。


（二）

《陈尔晋反对特权和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张》说：

１９７６年春，在边远的云南省，青年陈尔晋撰写了１２万字的长文《特权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论述，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青年思潮中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制度批判文章，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是这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在论述制度变革方面，不再推崇巴黎公社，而是主张借鉴西方政治民主体制，实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反映了当时民间激进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动向。

陈尔晋《特权论》的理论要点如下：

１，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型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陈尔晋概括了这个“修正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这种制度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将“特权资本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这种制度在生产关系方面表现为“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而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陈尔晋没有一概而论地将中国归入这种修正主义制度，而是认为中国正处在他所谓的“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或“岔路口社会主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可能因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了防止向修正主义制度的演化，陈尔晋以主要篇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２，中国“岔路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矛盾

陈尔晋提出了对“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或“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即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看法：“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相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里作为负面因素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陈尔晋对特权的理论概括，是制度的基本特征。他说：“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陈尔晋肯定这种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同时认为它还存在着制度性的隐患——“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

３，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局限和结论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陈尔晋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反应了社会提出的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陈尔晋认为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他说：“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人权”。

４，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借鉴西方，实行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

陈尔晋从“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局限，引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他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惊人之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期望通过这样的道路，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形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陈尔晋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任务是：“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进行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他说：“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陈尔晋设想了这个“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

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特征之二：两党制。

陈尔晋说：“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一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特征之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陈尔晋认为：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基础是人民，实现的方式是普选。权力机构应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分属人民代表会议、总统和法院。

特征之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陈尔晋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必要社会条件。然而，他并不认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就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社会条件，人民还需要努力争取。陈尔晋参照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了他设想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公民权利。陈尔晋说：“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陈尔晋的文章对“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论述，涉及了文革中后期社会批判派关注的主要概念，包括剖析现行所有制的缺陷、探究“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制度根源、重提民主和法制等，他的论述较此前几位青年要深入、详尽，对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也更加熟悉。特别值得注意是，他在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时，主张不仅要借鉴法国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消除弊病的一些手段，还要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为文革青年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交往以后，中国青年开始注意借鉴西方的思想。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

谢选骏指出：从法律的角度说，有两种特权——合法的特权和非法的特权。由于共产党不承认合法的特权，结果是使得自己控制的所有特权都成为非法的篡权。但在实际上，一个社会要建立秩序，要建立结构，特权是必不可避免的恶。例如警察的偷窥权，总统的赦免权，国会议员的豁免权……这些都是特权，但是都被多数民主国家所承认。

但是有了特权（特指合法的特权），就有了腐败的基础。这是由人的原罪决定了的。本来，特权的设立是为了维持秩序，但事到临头却不可避免地用来以权谋私。因为政府里从来就没有圣人，只有罪人，连不懂福音的孔子都指出：尧舜都不是圣人。对待罪人，只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然后才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因此可说这两者并非对立的选项，而是先后的步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我谢选骏在为《论语》和孔子圆场。但即使如此，无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还都需要一些执行机构，需要一些特权支持——从长期看，这些机构的控制者自己，却都是只能“免而无耻”，而不能“有耻且格”的。这就是终极的腐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