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通俗的看法这样认为：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出现于第三至六世纪间，它并不仅是柏拉图(Plato, 427-347)哲学的东山再起，而是综合柏拉图思想、古代希腊哲学的其他重要思潮，以及东方(如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秘教(mystery religions)而形成的思想体系。

柏拉图原著是新柏拉图主义人士的共同基础，至于主张二元论的摩尼教(Manichaeism) (参 656)则一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劲敌。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石是在一切繁多之上的太一(the One)；此完美无缺的太一或至善，依其肖像流出精神(nous)，精神再流出世界灵魂(psyche)；世界灵魂再产生宇宙的其他部分、低一级的灵魂以及物质(matter)。一切都以太一为最后原因，都想藉其在知识和愿望上的皈依，透过灵魂与精神回归太一。我们不可毫无限制地把新柏拉图主义看成泛神论(pantheism)，因它一方面不但宣称一切存有物都参与了「太一」的存有，且主张太一普遍临在于一切存有物甚至于物质上，它另一方面亦坚称一切存有物在各层次繁多的存在，与太一的合一是知识和爱的合一，这种合一和实体上的毁灭(ontological annihilation)，如严格的泛神论所主张的，并不一样。

一般都认为柏罗丁(Plotinus, 约205-270)是真正的创始人，但有些学者却把此荣誉归之于普氏的老师亚摩纽斯沙卡斯(Ammonius Saccas, 约175-242)。此派除了柏罗丁较杰出外，还有最后一位大师普洛格路斯(Proclus, 412-485)，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系统形式即出自后者的手笔。

新柏拉图主义对教父哲学，特别是奥斯定和伪狄奥尼修(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e, 约500)，对基督徒的神秘主义(参 380)，对中世纪的神哲学(形上学)的影响甚深；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对「恶」总是寄生在「善」中的缺陷的观点，也承自普洛格路斯的思想；中世纪有关「参与」和「类比」的理论，也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低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的思想对它们的影响。以上的评估是最近历史研究的结果。

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新柏拉图主义流行于公元3—5世纪。它虽然被归属于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带有折衷主义倾向，与亚里土多德学说和斯多亚派有着明显的联系。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有罗马、亚历山大城、叙利亚、雅典。

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典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对西方中世纪中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流派主要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新柏拉图主义流行于公元3—5世纪。它虽然被归属于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带有折衷主义倾向，与亚里土多德学说和斯多亚派有着明显的联系。它的特点在于：建构了超自然的世界图式，更明确地规定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把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具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有罗马、亚历山大城、叙利亚、雅典。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该学派的创始人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不过最重要的人物则是他的学生普罗提诺(Plotinus, 205~270年)生于埃及。普罗提诺早年在亚历山大学习、研究，直到公元243年到罗马定居。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普罗提诺也将美的根源归结到彼岸世界，并对有别于世俗艺术的“美”的追求本身怀有极高的期待。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借助艺术寻求超越的冲动得以传递，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批评去揭示文学背后所隐喻着的永恒真理甚至信仰的启示。

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有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但新柏拉图主义也相信，完全的黑暗并不存在，只是缺乏亮光而已。世间唯一存在的就是上帝，照耀着神圣之光，但就像光线会逐渐变弱，神圣之光也无法普照整个世界。普罗提诺认为，灵魂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物质则位于那光照不到的黑暗世界，而柏拉图所提出的自然界的“形式”则微微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这种神圣之光，但最接近上帝的光芒的，还是人类的灵魂，只有灵魂才能与神秘与伟大合而为一。在一些偶然的时候，人甚至可以体验到自己就是那神圣的自然之光。

三大本体

普罗提诺论证说太一、理智和灵魂为“三个首要本体”。“本体”，指最高的、能动的原因，现代人也把它译为“原则“。严格地说，本体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神。它超越存在和本质，因而可以决定存在和本质。

第一本体为“太一”。 它有肯定和否定两重规定性，肯定地说，太一是神本身，是善本身。太一既是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又是单一、唯一的神。它不是万物的总和，而是先于万物的源泉。它的善不是伦理之善，而是本体的完善和圆满，或者说，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东西相等同。否定地说，太一不是一个东西，它无形式、无善、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意识、无运动或行动。
普罗提诺特别强调太一或善的否定特征，以此说明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质，太一不是一个东西。他说：“正依靠一，所是的东西才是东西。除了一个东西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除去一，它就不再是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失去一也就失去了其所是”。这表明，普罗提诺可能意识到柏拉团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原则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团把善作为最高原则，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所是的东西”作为最高原则。
太一之所以没有任何肯定性的特征的主要理由是，它不具备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一。另一方面，一切能够肯定的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区分和分割的结果，只能归属于“多”，而不是“一”。比如．太一没有思想、意志和行动，因为在它之外，没有一个与之对立的思想对象、意志目标和被作用者。太一甚至不能意识到自身，不能在自身内部作出思想者和思想对象的区分，因而不能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思想的思想”。
太一除了可用另外一个名称，即“善”来指示它之外，不能被说成“是”什么，“有”什么。我们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太一的否定性质同时也是它的不可知性。普罗提诺说，太一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理智只能认识事物，因而陷人多样性，失去了一心。再说，理智只能靠概念和范畴去把握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区分才能被定义，因此只适用于能被分割的东西，但不适用于不可分割的太一。这里需要说明，普罗提诺虽然否认太一是可知的，但同时又说，太一能被观照。观照不是区别分辨的认知活动，而是热忱的道德追求。我们将看到，他是用人神相通的宗教神秘主义来解决人如何观照太一的问题。

流溢说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用过多的概念来规定太一，但却用形象来比喻它。太一时常被喻为“太阳”、“源泉”。按照这些比喻，可以想象，太一虽然不运动，但却能生成其它本体，这一生成过程被称为“流溢”。这一比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太一的生成并不是主动的创造，创造是一种外求的活动，但太一却是完满自足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更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生成其他本体。”或者毋宁说，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普罗提诺说，物满自溢，这个道理甚至连无生命的事物也要遵从。无生命的事物尚且尽可能地滋生繁殖，何况那最完善的太一呢？最完满的原初之善怎么可能封闭在自身之内，好像嫉妒无能似的呢？它是万物的力量。其二，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无损于自身的光辉一样。希腊哲学从早期的“补偿原则”到后期的“流湿说”，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按照前者，生成是一种缺失，有待生成物的归复作为补偿；按照后者，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满自足、产生外物而又不需外物的补偿。前者反映出早期自然哲学脱离宗教世界观的趋向，后者反映出后期哲学归复宗教世界观的相反趋向。

第二本体“理智”

“理智”即希腊文的“努斯”，或译为“心灵”。理智是最先从太一中流出来的本体，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原初的绝对统一性，它包含着一些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质，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示它。当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统一性，因此，被区分出来的多样性仍然是统一的。如果说太一是绝对的一，理智则是一和多的统一。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就是，单一的理智是造物主，众多的理智是理念，理念存寓于造物主或神圣理智之中，每一理念部分有神圣理智而成为造物主借以创造的原型。这就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辩证法。

普罗提诺还进一步说明了适用于理智的范畴。它们是：思想和存在、异相同、动和静。理智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想的思想”，它既是思想活动，又是思想对象。思想活动产生于思想对象的存在，被思想的存在反过来赋予思想活动以存在。思想和存在是在理智内部作出的区分，都是理智必不可少的性质。对于思想活动，可进一步区分动和静的性质，对于思想对象，可进一步区分异和同的性质。思想以其运动产生思想对象，以其静止保持自身位置不变，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的推动者”。再者，思想对象各有差异，否则将不能被思想；但又有同一性，既与自身，又与其它对象保持同一，否则将不会成为同一个思想活动的对象。

以上六范畴基本取自柏拉图的“通种论”。普罗提诺认为、通种只适用于第二本体“理智”，因为它们是区分的产物，不能适用于不能被区分的太一。通种表示的三组区分是最高的理智区分，是一切可感区分的前提。

第三本体“灵魂”

灵魂从理智中流溢出来。普罗提诺说，理智的流溢是对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为第三本体的灵魂即柏拉图所说的世界灵魂。它是一种能动力量。它的能动性表现在变动不居，活跃于各个领域，即可以作用于与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于与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级对象。或者说，灵魂既是一，又是多，但不像理智那样，是一和多的统一。当它与理智和太一相通时，它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当它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之中时，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内部动力，它是多。

普罗提诺使用哲学与宗教相混杂的表达方式，太一、理智和灵魂是三个本体，但又是同一个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学上却是一神论者。用单数大写的神表示三大本体。用哲学的语言说，神即是一，或是绝对、纯粹的一(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统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灵魂)。就是说，三个本体为同一位神。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将“本体”译为神的“位格”，把神作为单一实体，引申出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

在伦理学上，普罗提诺认为，灵魂趋向自然，同物质相结合是一种堕落。人要克服这种堕落，必须回归到“太一”。他把回归“太一”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净化灵魂的阶段，使灵魂摆脱物欲的束缚，指向纯粹的心智。第二个阶段是理性沉思，在这个阶段上表现为纯粹的概念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出神或直觉。当人达到出神状态，就会排斥一切感性因素和理性判断成分，与神合一。当然，一般人是达不到这种最高境界的，只有道德高洁、智慧超群的人才能享受如此殊荣。他的学生波菲利告诉我们，在他与老师相处的六年中，普罗提诺曾经有四次达到“出神”状态，而他本人自然不如老师，在68年中只有一次达到这种境界。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不难看出，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已经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义。所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的衰落。

这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其实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正如我在《读史笔记：“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里指出过的：

普罗提诺哲学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元多层”。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他的本体领域，是多层的：太一、理智、灵魂。这是在前此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所看不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多层”不是“多元”。并没有几个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一元本体创化并普在一切。这又是前此哲学家中罕见的一元论者。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而是从“基督教的一神论”里剽窃过来的。因为他的老师就是一个叛教的基督徒。

可惜现行的中国学界根本不懂这些，他们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量注释传给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供他们学习研究，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一位，为基督教启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天呀，他们竟然把“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写的东西当作了“自然基础”。他们甚至不懂，“基督教启示”仅仅可指《圣经》，这是基督教与佛教不同的传统。显然中国学界用佛教或道教传统去解读基督教，所犯的错误自然太大了。

新柏拉图主义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

即使最为顽固的人文主义者也会承认：“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而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神秘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记住：

1、首先是“新柏拉图主义”吸收了基督教，然后才是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它。

2、“新柏拉图主义”不过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只是为了逃避迫害，它才把基督教思想隐藏在柏拉图哲学的外袍下。

3、“新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有什么异同？

新柏拉图主义表面上是把柏拉图的观点和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基督教神学：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说，在柏拉图那里是一切东西都模仿理念；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则把理念解释成神的光辉。普罗提诺在“思考方式一致”的伪装下，暗度陈仓、偷天换日。这是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进行的深度伪装：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得以合法化，情势才逆转过来。又过了半个世纪，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大家都为壮成为基督徒了，连奥古斯丁这样叛教成为摩尼教徒的人，也都不得不再度改宗成为基督教徒，并且在基督教内部极力发展自己，成为了著名的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