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27条评价》（2021-07-19 张鹏）报道：
原标题：《看看130年前的外国人是如何描述中国人的》
（原文首发于2009年，现已被墙内和谐）
最近读了美国人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189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国人的人性》，感慨良多。作者27岁来到中国，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传教，并参加当地的救灾、医疗等工作，在中国居留50余年。这其中他曾经回美国为中国的教会募捐，并向美国总统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用在有益于中国的事业上，包括提供给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一建议得到总统支持，庚款退还得以在国会批准。这也算是为中国办了一件好事。
从Arthur的这些举动来看，我不怀疑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怀有善意。所以我认为，他一百多年前对中国人的描写，从他的主观上来说一定是力求客观、公正，其本意决不是为了贬损中国人，而是揭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特点，包括许多他认为的中国人的“毛病”。在文章中，他还表达了许多对中国人的美好期望。
一百多年后，再读他的书，我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美国友人当年对中国人人性的总结，现在看来是否已经过时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祖辈们的。
1、讲究面子
中国人都在演戏，其思考方式也是戏剧性的。
2、节约持家：
中国人的节约精神让西方人惊讶。
3、勤劳刻苦
从学生开始，中国人能毫无热忱地做着枯燥无味的苦活
4、礼节烦琐
礼节有如气垫，里面空无一物，但能减轻震荡，也能降低效率。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节较少考虑对方是否乐于接受。
5、缺乏时间观念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时间的计量就不精确，他们办事效率极低。
6、忽视精确
从语言表达、计量单位到法律政令，都很模糊。
7、天性误解
沟通中有许多需要猜测揣摩的地方，让人常常误解。
8、拐弯抹角
这似乎也是中国人礼节的一个部分，他们不喜欢直抒己见。
9、柔顺固执
当面不反对，背后不执行。“在执行命令方面，中国各级官员或多或少盛行阳奉阴违，连高层也无不如此。”
10、心智混乱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根本不标明时间或地点的转换，也常常省去主语，还经常把事实当成原因。中国人常常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
11、麻木不仁
中国人对空气质量、环境的安静、生活是否有趣一点不敏感。“中国学生的生活圈子狭窄、功课单调重复、没有休息和变化。换了西方学生，一定会被逼得发疯。”“中国人对肉体疼痛的忍受能力，同样看出他们完全不受神经的控制。”“在20世纪的纷争中，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辛劳不息、无所不在、冷漠的中国人更适于生存？”
12、蔑视外国人
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思维、行为甚至是服饰都不可理喻，甚至可笑至极。
13、缺乏公心
中国民众认为，只要个人的利益没受损失，公共财产用不着关心。
14、因循守旧
崇拜古人及其典籍，过分重视先人的旧规。那些旧风俗、旧迷信、旧信仰已经不合时代潮流，但他们还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
15、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衣服很不方便(当时是清朝)、住房潮湿阴暗又寒冷、城镇毫无规划、到处拥挤吵闹、毫无个人隐私、卫生设施缺乏、市容脏乱不堪。这种事例无不与中国人不讲究舒适生活的心态有关。虽然“中国人向来以自己是个文明的民族而自豪”。
16、生命力极强
表现在四个方面：繁衍能力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长寿和康复再生能力强。如果哪个民族有中国人那样的体质，就可以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祸害中摆脱出来，如果再重视生理和卫生学方面的一些规律，加上适当的食物，注意营养，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民族就可以单独占据这星球的主要地方，乃至更多的区域。
17、忍耐和执著
中国人愿意为了取得小小的报酬而长时间苦干，因为他们能得到的就这些。中国人的韧性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人的耐心最引人注目，表现在能毫无怨言地默默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有人反复问一个饥民为什么不造反，得到的回答是“不敢”。再反问“饿死是死，造反也是死，有什么好怕的？”回答还是“不敢，不敢”---等于白问。中国人的心已麻木了。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精神是否能用于崇高的目的，而不是去忍受一般生活之苦和经常不断的饥荒苦难？如果说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训，那么一个具有这种天赋的民族，又有非凡的生命力作后盾，其前景一定是非常辉煌的。
18、知足常乐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的民族，他们常常谈到“天意”。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完全是不可捉摸的。经常听到不幸的中国男人和女人说“是我的命苦”。像中国人这般迷信命运的民族，肯定不愿去与自己深信不疑的命运拼死抗争，反而认为命是注定不可逃避的。通常他们乐天知命、不易激动，像驼鸟一样轻而易举就消解了苦难。不少中国人身患种种疾病、家境贫寒、营养不良、身处异乡、远离家人，有时甚至受到亲朋的冷遇或者抛弃，虽然前景茫茫，但还能保持乐观，处变不惊。要是我们白人遇到类似情况，我们肯会焦虑不安、失去方寸。所以，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19、耀祖尽孝
中国讲究的孝道是要求子女“顺从”父母，并满足父母的需要。各种书中只讲了儿童对父母应负的责任，至于父母对儿童的责任却只字未提。中华民族的真正宗教在崇拜祖先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若能认清祖先崇拜制度的实质，就明白它就是人们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束缚。千千万万活着的中国人却极为痛苦地屈从于万万千千的死人。
20、仁慈行善
大部分中国人行善的动机明显是为了来生求得好报。说到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不足，还表现在，一件事不论有多好、有多急，都逃不过层层机构的压榨盘剥。从事慈善事业应该是出自一个人的本能，不论何时，只要感到有必要，就要让慈善之心有机会得以发挥，可以说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种心态。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
21、缺乏同情心
中国人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善心。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其实有的情况下人命一钱不值。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的犯人若不是用钱来买通关节，就要经常受到有意的折磨。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往往漠不关心，这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难以见到的现象。要明白，仁慈的品德有如天降及时雨，它既给了祝福者，也给了被祝福者。人一旦有了同情心，无异于成了上帝。
22、争吵漫骂
中国人爱大喊大叫发号施令或责难他人，积习难改。以正常的语调规劝他人、不时停下来倾听对方回答，这么做是中国人心理上接受不了的。中国人骂人的功夫已炉火纯青。西方人骂起来往往声音不高，却很刻毒。中国人若是不扯起喉咙来骂就不尽兴。中国人骂起来有个古怪的特点，他们认为直接咒骂对方本人的过错还不算“真功夫”，要骂就要骂他的卑鄙出自祖宗八代。但中国人也许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者让他们习惯了，就万无一失。
23、相互责任遵制守法
中国人讲究“共同责任”，不讲究个人自由和个人负责。中国官吏的薪俸少得可怜，因此他们不敲诈勒索、接受贿赂，简直活不下去。中国人天生就尊重法律，这是他们许多令人赞叹的素质之一。
24、相互猜疑
首先表现在这个帝国各地城市周围那些高耸的城墙，这完全是政府出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百姓之父，皇帝的下属叫做“父母官”，但彼此都很清楚，这纯属书面术语。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实际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据说中国人互不信任的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互不了解，二是因为互相了解。
25、缺失诚信
中国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往往与诚信背道而驰。虚情假意、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是他们最显著的民族特点。各级官员源源不断颁布的冠冕堂皇的告示其措词滴水不漏，缺的就是真实，里面不乏极其崇高的情感和最为卑鄙的行为。毋庸置疑，中国可能也有清官廉吏，但踪影难觅，他们孤立无援，宏图难展。整个帝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人，不是最优秀的，而是最糟糕的阶层。
26、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混合
一个中国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又是道教徒，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中国人怎么也不明白，两种信仰怎么就会相互排斥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逻辑矛盾的说法，更不会理会。他们已经把“学术上的兼容并蓄”推到逻辑自杀的境地。中国不同信仰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是，把人的道德本性贬得很低。有人说，在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数中国人最迷信、最轻信。他们崇拜神，同时又忽视神。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庄严感。他们祭神的仪式是一种交易---供奉多少也得到多少。中国人有的只是偶像崇拜，但没有信念。可悲的是，中国人从本性上对十分深奥的精神原理就是绝对冷漠的。他们随时都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智，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27、现状与需要
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一些风景区，远看风光绮丽、景色迷人，近看则破破烂烂，颇多可憎之处，且臭气熏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象征幸福的“福”字满天飞。但中国的“幸福”全在外表。要在中国进行改革，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知和正义。
小结
上面的观点只能代表一个外国人，并且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应该有巨大的变化。那么，他的看法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网民哀嚎：
hardlyconfused 2021年07月20日 10:03
原著这里下载
https://openlibrary.org/works/OL5968177W/Chinese_characteristics
hardlyconfused 2021年07月20日 09:58
明恩溥，基于对中国人的了解，力荐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开办清华大学
青朝的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还情有可原
青转红了，五毛和粉红自觉地不了解世界，罪不容赦
waifile1 2021年07月20日 08:15
中国人比较愚蠢。
davidzhang 2021年07月20日 07:53
经过文革共产的洗礼，中国的人性已发生重大变化，更为丑陋
L01_北美01 2021年07月20日 07:37
我没有看他的原著，如果真是他写的，我之可以说：他真是太了不起！能这么全面准确地概况中国人，非常佩服，这些对中国人的总结到100多年的今天都非常准确，证明中国的文化是那么的丑陋，因为这些总结的核心都是来自“文化”！
bbbear2002 2021年07月19日 22:28
这种把全国人民、一个大党绑在一人的战车上要掉进悬崖同归于尽的趋势，四十年前老毛已经干过一次了，是极其可怕的。普京说，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那么世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如果他死了，不再暗杀那些民望极高的反对者，让他们执政，俄罗斯也许过得比现在更好。为一己之私而让全国和全党为自己陪葬，虽然现在无人能挑战其权威，但死后恐怕要遗臭万年。美国也必须要知道，和他们对抗的，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人民，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人而已。老特试过用无人机诛杀伊朗高级将领，实行斩首行动，只对付一人却挽救了千万人性命。也许这种策略才是最有效的。谁仇视美国你就打谁，要打得精准，不要误伤了好人。
bbbear2002 2021年07月19日 22:28
一百多年后，基本没什么改变。国民的普遍性格仍然是自私、残忍、冷血和麻木。西方社会的相对较高道德标准是因为几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中国没有这个。所以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时，感叹中国人整体素质之低、道德水平之劣令人发指。国人久居粪坑不闻其臭。七七年老邓改革开放后，江胡继任，跟美国交好，对基督教发展睁只眼闭只眼。国内基督徒人数从一九七七年不到五十万，猛增到二零一二年超过八千万。基督徒活跃于各个社会阶层，如零八年汶川地震，震区 90% 以上的志愿者都是基督徒，台湾香港的信徒也踊跃捐款，情感上更靠近内地，俨然有大一统之势。当时社会反思的文章很多，经济一路飘红，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确是上升的。一三年后官方转调，跟美国持续交恶，对基督教也蓄意抹黑、打压、逼迫。从一五年浙江拆十字架、推教堂、烧圣经开始试点，再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驱散家庭教会、逼迫威胁信徒。基督徒人数从一三年顶峰降到今天不知有没有三千万。国家宣传机器鼓动民族主义、跟美国西方全面对抗、武统台湾，对敢于发表异议者一律扼杀镇压。基督徒在社会上被孤立、被歧视，认为是美帝的走狗和特务，被群众唾骂。电视上一片光鲜亮丽，但实际社会道德水平一落千丈，人人都在说谎。民生凋敝，百业俱废，大量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外汇急剧缩水，外资大量出逃。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doitgo 2021年07月19日 21:45
这些观点到现在仍然适用，换句话说中国人一百年来无甚变化，劣性根深蒂固。
谢选骏指出：以上所述，与其叫做《清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27条评价》或是《看看130年前的外国人是如何描述中国人的》，不如叫作《中国异教徒的27种素描》。所以直到现在还会遭到“河蟹·和谐”。
《清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27条评价》（2021-07-19 张鹏）报道：
网文《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
王冬青
一
西方人游历中国的著作，有时一经出版就掀起热潮。如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股“中国热”。许多航海家、传教士和探险者，一定要携带两本书——《圣经》和《马可·波罗游记》，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寻找并发现一个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世界。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行漫记》，是由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下陕北苏区，它使众多不了解中国真相的西方人，透过重重迷雾，看到照耀在中国上空的璀璨红星。
西方与中国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但由于历史机遇不同，它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这种特点可以通过文字记载和实物资料等得到证实。西方人记载中国之事，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到明代的利玛窦，再到清代的张诚、白晋等人，直到康熙时期的“中华礼仪之争”前，中西交往的源流，一开始就像一滴滴的清泉，逐渐汇聚成欢腾的小溪。明清之际这段时间，西方人来华的人数有数千人之多，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这段热潮被“中华礼仪之争”人为中断。除了英王特使马嘎尔尼等少数人来华，能够进入中国内地之外，也仅仅在澳门和广州口岸，还能见到西方传教士、商人的身影。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国门越开越大，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纪元。这种势头就像滔滔扬子江水，滚滚向前，奔腾入海。从晚清以降，来华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留下的中国游记，搜集的各种资料，以及相关中国的论著、报道，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仅笔者读书上海期间，曾多次前往徐家汇藏书楼，在那里查阅租界工部局和亚洲文会的英文资料，各类关于中国的图书，从政治经济历史，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有数千种之多，还不包括西方人在华所办的各种外文报刊和宗教资料。
既然近代史以来，西方人对中国问题著书立说，为我们留下来这样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当前的学术界对此尚无深入研究，那么要想选择翻译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有着较高学术资料价值的读本，就不能不说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所选译的系列丛书，不但包括有外国人所写涉及清朝的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传记、论文集，还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游记和回忆录等。这套丛书为推动清史纂修所必须具有的世界眼光，为广泛汲取众家之长，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成果。其中，2008年出版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这套丛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上乘之作。
该书作者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钟情于旅游活动。到了20世纪初，他已经是美国著名的旅行家，并且富有激情的演说才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这些知识背景，使他有能力深入发掘沿途各地的人文地理价值，用独到的眼光，详细记录下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现状。
1903年，盖洛来到中国。他从上海首次入境，然后，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历经上海、南京、武昌、重庆、宜宾等地进入云南。在云南，他离开水路缓辔而行，足迹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腾越出境入缅甸。因此他将自己的这段游记取名为《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on The Yangtze）。这里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即在外国人看来，扬子江就是长江。而按照中国传统意义，扬子江仅是长江经过扬州后，至入海口这段下游的旧称。盖洛的行程远远超过扬子江范围，他自东向西行程愈万里，遍布中国十多个省区，因此著作的副标题“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游行记录（1903）”，更切合实际情况。
二
这本译著，凡300多页，22万字，并配有盖洛亲自拍摄的老照片120余幅。除序言、导论外，共分23章，除了最后两章是讲作者在缅甸的活动外，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作者在长江沿岸和云南的游历情况，这是全书的重点。写作内容还涉及到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情况、走访各地的官员，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说等。
这本书是游记，作者带着摄影器材贯穿中国，用图像和文字，为晚清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同时，该书还间接地反映了一百年前，一个美国人的中国观。他的这些看法，既有对中国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有浮光掠影造成的误会，但无论哪种，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典型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该书有三大特点，它最大的特色，也是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系列中较有鲜明特点的是，收录了作者亲自拍摄的120余幅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拍摄于一百多年前，它们不但忠实地记录了作者横穿中国，溯江而上的艰难里程，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风貌的珍贵画面。
与文字记录历史相比，照片记录历史的最大特色就是直观和真实。摄影师所看到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传给了我们。盖洛拍摄这些照片，是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将中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以及外国人在华的情况，以增长知识、寻求奇观、也有贬损中国的视角，传递给西方人。一百年过去了，当我们的时代进入到可以享受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再次目睹这些尘封多年的老照片，又会激发起我们对凝重历史和文化的感悟。
例如长江，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西向东穿越中国，奔腾万里入海，滋养着数亿中华儿女。稍微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外国人，没有不知道这条大江的。但在一百年前，能漫游中国内地的西方人毕竟有限。如果想了解一下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要想了解中国腹地的社会风情，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在前清时代，主要依靠的是文字记载。但文字记载长于描述和进行理性分析，无法表达真实，更容易遗漏掉众多的细节。因此，要说到真实地反映物状，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比不上照片，将图景直接陈列在面前。而盖洛沿长江西上，通过他的照相机，将沿途人物肖像、穿着服饰、市井生活、古代建筑、自然风光等，都通过照片尽收眼底，无需再借助文字去临摹、比喻和揣度。
这些照片拍摄于20世纪之初，距离现在已经有上百年了。人们常用“物是人非”来形容历史的无情变迁，但这些照片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有的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但更多的是陌生世界，连许多似曾相识的物景，也在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20世纪的一百年，人类比任何时代都更多更快地改变着世界。通过这些老照片，我们会发现，那些巍峨的群山和壮丽的三峡，景色依然，而那些社会环境则变化得面目全非。照片的历史只有百年，但通过有些镜头下的景象，毋宁说更接近于它之前的三五百年。因此，浏览这些老照片，我们完全可以断想整个清代社会，甚至更远。
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例子。如该书第24页的图片“上海火车站”。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上海火车站，又名新客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车站。而上海现存最早的老火车站名，还有一些遗迹，叫做老北站，始建于1908年。1913年，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宋教仁遇刺的地点即在于此。而在它之前，上海的火车站是怎样发展的，具体是个什么样子，就无法通过实物来观察。史料只能含混地记载，早在1876年上海就有了英国怡和洋行修建的吴淞铁路，至1898年，清政府又继续主导建造了淞沪铁路。淞沪铁路上海站就建在上海县与宝山县的界浜北岸。因为四周荒芜，多沟浜、荒地，附近很少有居民居住。至于火车站具体是什么样子，就很难复原了。而盖洛拍摄于1903年的照片，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旧上海火车站的风貌。
又如第97页的“三位著名的传教士”这张图片，拍摄的是基督教英国内地会三位传教士章必成等，在四川达县从事传教活动的照片。通过图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位传教士为了适应传教活动本土化要求，不但学说了中文，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彻底本土化了。也像中国人一样，穿着长袍和敞口布鞋，手持蒲扇或折扇，甚至留起了清朝人的长辫。唯一和中国人不同的是这些外国人高鼻深目的轮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对传教事业的虔诚外，也是在实际活动中认识到，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外国人随时都能接触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第107页）。
令人惋惜的是，照片上的景物尤其是建筑物，除了大理崇圣寺三塔等少数仍保存外，大多数都难觅其踪，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其中除了自然原因被损毁外，更多的是由于后人的愚昧以及开发性破坏，将大量的古庙、教堂、祠堂等，当作“四旧”进行铲除。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从现实退回到书本。阅读盖洛的这本书，不仅能使读者欣赏到长江两岸历史的沧桑巨变，也会使读者从美的熏陶中获得启示和警醒。
其次，盖洛作为新教教徒，在该书中，对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进行了大量记载，如教派、信教人数、宗教建筑、传教方法等。如在上海，这个远东地区最西化的大都市里，“上海的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也许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仅今年就引发了80万页的文献作品，雇佣了250名华工。”（第7页）其他传教使团也有同样的举措，如同文书会，不仅拥有一流的英文翻译人才，而且是强大的启蒙机构。又如在长江上游的宜宾，故称叙州，属于法国浸礼会传教的势力范围，那里的“浸礼会有32个布道点，每个布道点至少有一百个是真心信教的人，另外，此处还有三千二百多个当地人渴望得到拯救。”（第148页）类似记载传教的例子在该书中不胜枚举。
一些关于传教的记载，对史学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洪秀全创立太平天国，就是接受了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由此而受到启发。但他是怎样收到这些小册子的，一些相关传记就记载不详，如崔之清、胡臣友所著的《洪秀全评传》中，只是简单地记下“1836年，他第二次赴广州应考，仍未中试。在广州街头，得到传教士赠送的一部由中国基督徒梁发编写的名叫《劝世良言》的9本小册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而在该书中，作者记载了天主教在南京城传教的一幕。等到南京贡院的科举考试最后一轮之后，“传教士们才在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半之间，将那些书分发出去，交到成功经受了最后一轮考试的生员手上。1.5万捆文献材料于当晚分发给同样多的生员，……每捆材料都包含四种文献，一般为《哥林多前书》、《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另加科学入门书两种，后者也都明显地打有基督教的烙印。”而且，作者进一步指出，“传教士乘科举考试的机会分发优秀书籍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而这个习俗许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第31－32页）由此可见，不仅是洪秀全是在这个时机得到了基督教材料，在他之前的清初和晚明，传教士都很有可能是这样派发基督教书籍。
20世纪初的中国，旧教和新教均有教派在华传教，双方存在一定的矛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常常剑拔弩张。”（第56页）盖洛是来自美国的新教教徒，一般来说，他并不直接议论这种教派矛盾，只是用比较淡的笔触指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策略问题。批评了罗马天主教的“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都向中国人灌输过基督教，但他太迁就当地的思想。至少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牵强附会的布道说教使其教义更显得前所未有的贫弱。因而他们也失败了，他们的传教努力半途而废。”（第2页）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其他问题，盖洛从来没有主动提到，相反，却给予传教士在华工作太多的赞美，以至于读者觉得失真。倒是文中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抱怨，如湖广总督端方所说的“传教士贷给别人的钱利息非常高”，（第56页）却是实情。否则，就不会引起前两年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了。
第三，该书既然是一本游记，当然少不了要记载沿途的见闻和风俗，虽然他是横穿中国，但却写得有详有略，记载最详细的就是云南。这一点说来也不奇怪。因为作者从上海到宜宾，一路上都是乘船旅行，因此速度较快。长江即开阔了他的眼界，又限制了他的行程。而出了宜宾之后，他弃船步行，经昭通入东川，到昆明过楚雄，最后路过大理从腾越出了国境。这一路上翻山越岭，穿府过县，速度较慢，因此马背上的生活也就丰富了他的见闻，使他的游记在云南一段添色不少。
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不但较西方文化相距甚远，就是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内地相比，它的少数民族风貌也长期保持着独特的个性。盖洛途径云南各地，不但用一手的直观材料来把握各民族的面貌，而且还非常注重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以避免让人感觉到，这是浮光掠影的匆匆之旅。
应该承认，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毕竟一路上略显匆忙，或者由于立场问题，在相关记载上难免留下错误。如他所说的彝族，这些人从来不跟汉人通婚，阶层划分为两个，“即黑骨头和白骨头。黑骨头是世袭的贵族，从不跟白骨头通婚。”（第160页）再如187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嘉理事件”，原本是英殖民者觊觎中国边疆刺探情报，进而造成双方冲突互有伤亡。盖洛当然不会指责自己的同伙，却因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妥协，说什么“那位可怜的英国人被人谋杀了。据说他是被邀来这里看水域时被‘民团’成员所杀。然而了解此事的人都相信，这是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下的暗杀行为。”（第273页）从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了中方。
三
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是强迫进行文化征服与吞并，不同民族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也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互相吸取、借鉴，并在互相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我。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比较研究中，事实上，不应该过分强调自身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性，否则就会在文化交流中堆积起一道屏障和壁垒，起到阻碍的反作用。从这个立场来看，翻译并推介诸如《扬子江上的中国人》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诚然，在我们研读盖洛所述，会发现他在许多方面误解、误读了中国文化，甚至犯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实，这是文化交流中的“通病”，不必对此而非难、排斥。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和误读，本身不可避免，为此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相反应该坚信文化交流所造成的误解是利大于弊。
仅就个人而言，那些比盖洛影响大得多的西方人，如较早的马可·波罗、利玛窦、莱布尼茨、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德里达、福柯等，都一而再地误读了中国的人物、事件与文化。而就中国人来说，则从徐光启、林则徐、严复、康有为，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对西洋的认识上，也不知道闹出了多少误会，仅一个“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各方就争论了一个世纪。何况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来华旅行家、传教士。研读这些书，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挖掘书中有价值的史料，同时具体地分析作者的中国观，扬弃作者的错误概念和史实，在跨文化交流中进行平等的对话。
乐黛云在她的自选集《跨文化之桥》中曾经断言，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有两种不良的态度是必须否定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第一是对凡与己方文化不同的人，一概贬之以异端。主动一些的是必进行征服或同化，被动一些的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当年欧洲人占领美洲，对待印第安人，或者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华夷之辨”，都曾采取过这种态度。第二是承认其特有的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或者主流之外的点缀。这是以牺牲他者文化的发展，抽空文化的精髓为代价，从而进行复古式的伪崇拜。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曾批评过这两种倾向：“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赞赏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4－316页。）
盖洛的中国观显然超越了上面两种情况，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这本书外，他还数次考察中国，写下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和《中国五岳》（1926）等一系列著作。中国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这种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使他自觉地扮演着文化传播的保护者、收藏者、编纂者和鉴赏者。仅就盖洛为我们收集的历史材料看，他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不仅仅是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还有助于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自觉的传统文化。而且，盖洛也热心于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如他在上海期间，对这个融汇了中西文化的大都市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并在目睹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巨大变化后，对中国的未来流露出充分的信心。
当然，由于立场的局限和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误解，盖洛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评价，也不例外地有着时代和自身个性的鲜明特点。1903年，盖洛来华之时，正是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遭受失败，清政府和西方诸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盖洛曾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传教士，他能切身感受到从中国官方到民间排外情绪的巨大落差，因此从他在字里行间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评价来看，就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西洋文化优越感，和他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乐观情绪。例如他对大上海的赞美，也是“因为这个海港城市尽管是在中国，但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第7页）
盖洛沿途都接受着基督教各派教会的款待，他在近距离详细考察之后，对基督教在华传教提出了三点批评意见。匪夷所思的是他认为传教士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雇佣更多的佣人，第二个错误是传教士没有携带和使用手枪等武器，第三个错误是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偏好之中。（第295－300页）似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只有诚挚的敬业和辛勤的奉献，是在拯救中国人迷惘的灵魂。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很难理解——从他在沿途拍照的相片看，那些基督教汇文书院的高大楼房、宽敞的培训学校、以及形成鲜明对照的传教士居所，已经能很好地进行了反证——基督教的传教经费都花到哪里去了。盖洛一方面宣称传教士每月只有20美元，穷得连顿丰盛可口的晚餐都吃不起，（第297页）但我们通过照片和相关文字来分析，这些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算贫困。
而且，由于信仰的不同，盖洛对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抨击和揭露，在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之间，他狭隘的立场和偏见也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说，尽管盖洛主观上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由于这种文化交流中任何人都难以克服的误读阐释，使盖洛的文化中国论，形成了一对无法拆解的矛盾。而解决这种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承认并且尊重一切文化体系。否则，拒绝他人的评价和诠释，闭目塞听，将自己封闭起来，最终只能走向文化孤立主义，其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异教徒的最新素描”，可以和再上一文的“27条评价”互相参照一下，十分有趣。总的说来——照片可以保留，因为容易曲解；但是文字必须批判，否则不合马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