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逐渐变成两百年前的满清

《俄亥俄州去年超4000人吸毒过量死亡》2017年5月30日报道说：

美联社消息，据美国成瘾医学协会的最新数据，2015年有超过5.2万人因毒品使用过量死亡。其中滥用医用镇痛剂和吸食海洛因是致死的两大原因。美国12岁以上不定期使用镇痛剂的人数达2050万。

俄亥俄州是受到海洛因和鸦片类药物严重打击的其中一个州，当地一份报纸的一项法医访查发现，2016年，该州有超过4000人嗑药过量死亡。据统计，俄州在2016年发生了4149起非故意的嗑药过量致死事件，比前年的3000多人增加了36%。凯瑟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援引使用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数据的一项分析，指出俄州在2014和2015年的嗑药过量致命数字，全国最高。

这情况是归因于海洛因和强烈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fentanyl)和卡芬太尼(carfentanil)流行的原故；当法医计算出最终数字后，预料去年嗑药致死的人数更高，全州还有六个郡的法医没有提供资料。俄州的心理卫生与戒毒服务局说，倘若没有解毒剂纳洛酮(naloxone)，2015年会多很多人死于过量使用鸦片类药物。虽然俄州是最先取缔销售鸦片类处方药，例如氧可酮(oxycodone)等的其中一个州，但卫生官员说，成瘾者已转而使用更强烈的鸦片类药物。该州的卫生厅医疗主任赫斯特(Mark Hurst)说，虽然纳洛酮有助于防止死亡，但最终不能解决毒瘾问题。

谢选骏指出：俄亥俄州的总人口还不到一千两百万，仅仅相当于中国一个城市。且其种族比例85%是白人！黑人不过11.5%，1.9%是拉美裔人，1.2% 是亞裔。这说明什么？说明虚无主义已经深入西方文明的心脏地带。这样下去，美国会逐渐变成两百年前的满清，表面上国民总产值世界第一，实际上已经人心腐坏到底，只有依赖毒品的麻醉。对于当代美国来说，无神论者想要治疗虚无主义，只有通过毒品的麻醉：正如满清奴役下的广大百姓，想要治疗虚无主义，只有通过毒品的麻醉。最终能够解决毒瘾问题的，就是消除虚无主义，就是期待一个新的生命目标！

我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如是说：

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毫无生气的样品）了。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尔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这就是“苦行的医治作用”。

这就是“苦行的再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