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经四》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故所遇术者，如造父之遇惊马，牵马推车则不能进，代御执辔持策则马咸骛矣。是以说在椎锻平夷，榜檠矫直。不然，败在淖齿用齐戮闵王，李兑用赵饿主父也。”
其大意为：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令，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君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有关的解说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的。救火时，主管官员自己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因此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榜檠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不然的话，失败就会如同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齐国掌权而饿死主父。
谢选骏《<韩非子>论稿》写道：
《韩非子》包含了许多生机盎然的历史故事，记载和描绘了各类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们各具个性的语言，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五花八门的思想言行等等，在作者的精心安排、巧妙穿插之下，都成了论证韩非思想的插话与佐证。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之口，或借助于这些人物的活动，有力地揭示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在这些故事的前面或后面，作者又往往直抒胸臆，用以点破或阐发故事中所暗含的“微言大义”。我们把这种论理方法，叫做“史论结合法”。
史论结合法有多种表现形式，因内容的需要而在所变化，而每一类型又都有不同的用途，效果也因之而异。它把文学手法和历史题材杂糅在一起，冶文、史、哲于一炉，阐述了作者的社会改革观念。除了少数几篇笔记性的论文之外，史论结合法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它活跃了文章的气氛，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也使作者的思想显得含蓄，从而获得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
史论结合法的第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以论带史”。它的主要特徵是作者先道出自己的思想（即论，韩非自称为“经”），然后列举若干历史故事（即史，韩非自称为“说”）以为佐证，这些故事解释并深化了“论”中的思想，并用故事的生动性和读者群对故事的熟悉或是爱好，去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例如《内储说下·经一》：
“权借──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下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外内为用则人主壅。”
这是“经”部中的“论”。接下来就是“经”部中的“史”，构成“经”部向“说”部的过渡：
“其说：在老子之言失鱼也。是以故人富久语，而左右鬻怀刷。”“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候之一言，而燕人之浴矢（屎）也。”
在“说”部中，用五个故事（即史例）连环来阐发经义（即论点）：前两个故事讲从“权借”受益，后三个故事讲从“权借”受害。而这五个故事分别采自以下的典故，造成人物寓言：
（１）《老子》上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里借用老子的话说明统治者不可离开权柄之“渊”，否则权势即将枯败。
（２）靖郭君做了章国的宰相，他经常和以前的朋友聊天，朋友因此致富，因为能和宰相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另外，他也曾赐给侍从一些小礼物，但侍从因此权重，因为礼物虽轻，但却是宰相所赐，侍从可以仗势欺人了。韩非用这故事说明权势和“吏势”在生活中和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３）晋厉公为了夺回失去的政柄，听从胥僮长鱼矫的进谏，诛杀了郤氏三卿（郤錡、郤犨、郤至）。胥僮认为过于宽大，将招后患，劝厉公乘胜“尽之”，将栾书、中行偃等“分裂势力”一鼓荡平，但厉公却不忍下手，结果终为诸卿所害。
（４）佞臣州侯，做了楚襄王的宰相，权倾一时，独断专行，反倒引起君王的猜疑。襄王向近臣了解州侯的行径，但因州侯的威势太大，连近臣们都说他的好话，襄王因而为权臣所蔽。
（５）燕人李季经常出门旅行。他的妻子与人私通时，他却突然回来了。眼看奸情即将败露，他的妻子心生一计：令奸夫裸而出逃，却嘱咐家人都说未见有人裸体跑出。由于众口一词，又由于所见甚怪，李季竟中了奸计，相信自己所见不真，而为了祛除这“幻象”的不吉，他还心甘情愿地用“五牲之矢（屎）浴之”。整个故事富于戏剧性。
纵观五个故事连环，作者首先以《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教义，说明所谓“权借”──权力的暗中转移，是当权者的最大危险。然后用靖郭君的故事说明“权借”现象的无所不，提请人们留意于此种危险的悄悄降临。接下来用晋厉公故事说明反“借”现象必须坚决、彻底，否则，当权者必将面临末日。最后，分别用州候和燕人的故事说明了“如出一口”的舆论，在权力争夺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语言魔力。作者以此明确地揭示了：舆论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权力可以制造舆论，而受到操纵的舆论也可以产生更大的权力。他用泼辣的笔调描述了“燕人”遭到众口烁金的谎言欺骗，并被浇了一头大粪的遭遇；指出舆论为政治家造福，同时却对人民构成严重危害，从而强烈地暗示：当权者应极度重视操纵舆论一如操纵其他权力工具，以免反过来被舆论伤害。
仅此五则故事作为连环，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权借”现象的多方面特徵，对“权借”现象的审判，通过故事中的生动形象，得到了言外的宣读，从而使读者获得了身临其境的感觉，由此唤醒了生活体验方面的共鸣。这不仅使其理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广泛的启发，也给有意运用权借术或有意反对权借术的人们，提供了具体而详尽的历史经验。
《外储说》也遵循着这种论理方式。如《右下·经五》用了四个故事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因势之理，则不劳而成”的道理；从法家的立场尤其是从韩非自己的体验去阐发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权术思想。
第一个故事，用兹郑子“踞辕而歌”的轻松意态，说明“因势之理”包括“有术以致人”。第二个故事，用赵简主出税时“勿轻勿重”的决策，说明“因势之理”包括对“中庸之道”的善用，并用“薄疑问赵简主”时的巧妙对话方式，说明“因势之理”还包括察言观色，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心理战术等权变。第三个寓言则以“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的故事，说明“因势之理”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当权者只有节制自己的奢欲，才能保持强大的内力。第四个故事，用“延陵卓子乘苍文挑龙之乘”而进退不得的窘态，说明“因势之理”应该勿使“民中立而不知所由”。作者于此，借善御者造父的口以圣人自居，叹息天下的骚乱失度。他暗示只有建立新国家的全面专政，以独裁君主的无上之境，才能消弥战乱。
这些例子告诉人们：“储说”中的历史故事，决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也不仅是某个论点的附注，故事本身已经化为系统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略去这些历史故事（史）不读，只读“经”（论），作者的思想脉络是难以捉摸的。思想的本质寓于语言的细节──许多重要的差异往往通过貌似不重要的细微差异显示出来。这一点在《韩非子》的史论结合法里体现得明显不过了。
史论结合法的第二种类型，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史引论”。它的主要特徵是先描述一个历史故事，然后从中引出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思想结论。这个结论表面上是针对故事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而发，但却具有广泛的社会批评意味，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难》篇中。
“难”，顾名思义是诘难，即反驳、批判。历来将《难》分成四篇，其实并不精确。在我看来，四篇《难》其实一体。它共含有二十八单元，每单元基本上独立，各由一“史”一“论”两部分组成。这里的“史”不是史家笔下的“信史”，而是思想家意欲一吐为快的那个结论的引子兼靶子。这里的“论”，亦不是史学家的客观评论，而是法家立场鲜明的政论。总之，目的不是论史，而是借史以寄寓作者自己的思想。于此，历史成了寓言，成了富于中国色彩的寓言故事。
例如：其中第一单元的前丰部分（史），以舅犯与雍季两人截然对立的意见为引子，导出晋文公的奇怪行为：“用其谋而后其赏，不用其谋而先其赏”。随后，故事结束于仲尼的议论中：“文公之霸，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这史部算是后面论部的伏笔，整个单元的重心最终还是落在后来居上的论部上。
在论部，作者以独立而鲜明的立场展开了思想批判。首先，从逻辑上予以驳难：“季雍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因大小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多，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指出雍季的回答实为一种偷换命题的诡辩。继之又从思想上对文公展开诘难：“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于诈敌而已──‘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明确指责了晋文公之愚，并批判了孔子对文公的赞扬，在锐利逼人的批判高潮中一举结束了论部。
可以看出，史论结合的驳难方法使文章的气势波澜四起，运用这个手法，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样针锋相对的批驳，是有意识地利用驳论效果以强化读者的印象与感受。如果不用史论结合方法，而直接陈述急功近利的思想，那就不免显得浅薄、俗气，并失去其思想的尖锐性和针对性，也难于把法家重典治乱世的急迫感发挥到如此充分的境地。
被列入《难四》的那部分诘难文字另有一个特点，即每一单元都在一段史事之后发表议论。如最后一个单元，叙述一个侏儒见灵公并以“说梦”的方式劝其摒退雍锄、弥子瑕等佞臣，而起用司空狗一类的贤臣，结果获得了成功。然后，作者运用“炀己”的理论对这个受到称颂的故事进行反诘，所谓“炀己”是指臣下势力对君主地位潜在威迫。通过对“去其所爱而用其所贤”理想模式的深刻剖析，韩非指出，“用贤”有时不仅达不到好的效果，反会给当权者个人招致失去屏障的危险结局：“夫去其所爱而用其所贤，未免使一人炀己也。”这也许可以揭示，朝廷里为什么常常是小人得势。
第二段议论深化了而不是否定了这一主旨，进而揭示了一个新的命题：“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己则必危；而今已加知矣，虽则炀己，必不危矣！”表明了作者的一贯思想：君主对臣下必须“有术以御之”。经过这样的转折利用，原有“炀己”倾向的臣下，对当权者个人的权位就不是一种威胁，而成为一种正面的辅佐力量了。
可以看出：这两段议论并非有人所认为的是两派后学的各自发挥，而是一种重重深化的论理术的实际运用。这种双层议论的否定之否定，较之单层议论的肯定或是否定，更显得曲折深入。它充分利用了“史”的部分所提示的启示力量，使同一个故事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内涵。
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一类以论带史的故事，都是正面材料；第二类以史引论的故事，则作为反面材料来使用。作者对前者的态度是肯定的、赞许的；对后者的态度是否定的、非议的。基于这个区别，产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差异：第二类型所援引的历史故事，几乎全部属于春秋时代或更古的时代。而第一类型所援引的历史故事，绝大多数属于战国当代。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也表明韩非对后者有所偏爱。韩非，毕竟是战国精神的人格化身。
《十过》篇可能是个例外，从体例上说虽属第一类型，但其援引的十则故事却被视为过恶──因而竟有九则属于春秋时代。只有一则例外地属于战国时期，作者是借用它来批判自己祖国（韩国）的腐败现象，可算一个特殊的例外。对史料的这种精细选择，说明史论结合法到了韩非手中，已是相当完善、相当系统的论理方法，甚至在史料的取舍上也显得如此富于规律性。
史论结合法的第三种类型，也是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史入论”。它的主要特徵是用些生动妥贴、感染力强的历史故事，穿插于长篇政论之中，使本来平直刻板的政论波澜迭起，妙趣横生，仿佛令人感到了远古的智慧，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作者早已为你安排好了的思路，只要一旦步入这思想的胡同，你就无法不走下去而一直走到作者构造的语言王国。
《韩非子》的长篇政论，如《说难》、《五蠹》、《显学》、《奸劫弑臣》、《说疑》等篇，都广泛采用了历史故事，它们与短篇政论极少穿插历史故事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难》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它的“论”部五百余字，而“史”部也有四百字左右。“史”部又有两段：第一段述“郑武公伐胡”的故事，辅之以“宋有富人”寓言；第二段述“弥子瑕有宠于卫君”的故事，两段之末都附有作者的议论，其效果是，在无形之中，将两个故事化作一个完整的论政过程。这种形式的史论结合法，似乎比前两种类型更为直接。它既非驳斥批判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以显示自己的见解；也非借助于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以建立自己的学说；而是使史论完全融汇贯通，从而形成一气呵成的整体。
《显学》第三大段的开头，就采用了这一手法：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闻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本段旨在说明片面性认识的危害。连孔子这样的智者，只凭一点片面的印象也无法对事物的真值作出准确判断（“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这个故事穿插得是那样巧妙，以致使人难以分辨哪是故事，哪是议论。在《显学》的结尾处，作者又再次运用这一手法论证自己的观念：“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显然，这两个小故事只是为“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这一思想结论提供历史根据。先巧妙地埋设下两个“史实”，作为上述结论的有力伏笔。这种论理术造成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致后人专门为此制作了一个名词以供概括之用：“借古讽今”。所谓借古，即借古之史事；所谓讽今，即针砭今之非理。二者合，即“以史入论”＝“借古讽今”。
《五蠹》的情形更其明显。除了开头长篇的历史追述外，还有三段史论结合的实例以资运用。第一段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的故事说明“世异则事异”的道理。
第二段用舜舞干戚而平服苗民，共工之战却要用武力争胜的故事说明“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的道理，并引出──“故曰：事异则备变”──的结论。读来很觉生动。
第三段用子贡为鲁国向齐国进行游说失败的故事，说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道理──典型的以史入论、借古讽今。三段史实的后面都继之以作者的议论。和《说难》的情形相似，其作用是使故事情节化为论理过程。
《奸劫弑臣》中这类例子更多。最长的故事达二百八余字，零星的则不胜枚举。因为“奸”、“劫”、“弑”这类不幸事变在历史上的宫闱深处发生得特别频繁，古代史官又对此特别留意，故而引用起来俯拾即是。同样，里面的故事作为论证过程也达到了引人入于胜境的功能。《说疑》一气列数了五十四位历史人物，并根据论证的需要被分作五大类，以此“历史”作为其学说的注脚，言之凿凿，有根有据。
史论结合的论证方法由来已久。
《殷书·盘庚》中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的记载，这可视作“史论结合法”的文献萌芽。《周书·无逸》追述了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勤奋兴邦的故事，并与后来诸殷王的故纵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又援引周的太王、王季、文王“不遑暇食”的生活风范，说明“无逸”即力戒懒惰，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最后警醒当权者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显然，这已属于比较显著的史论结合法的例子。至于《孟子》“言必称尧舜”，《庄子》“以重言为真”、《荀子·成相》中大量的谈古道今……都可看做是史论结合法的较早试验。
本来，在言谈和文章中广用历史故事，是先秦诸子的普遍风尚，《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多方运用并非信史而是作者选择加工过的历史寓言式的材料，从而形成系统的史论结合法。和《韩非子》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吕氏春秋》也广泛采用了史论结合法，但它的类型基本上偏重于“以史入论”一种。
较之《韩非子》所具备的三大类型，显得颇为单调。这表明《韩非子》更寓于创造性。对这一创造的原动力的研究表明，《韩非子》有系统地以论为主、以史为辅地运用了这一论理方法，为的是迅速地创立鼓吹新中国专政的理论体系。
《韩非子》的这一经验，对后世政论散文的发展，有一示范作用。即如刘向的《说苑》、《新序》也采摭既成的历史故事，然后再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分门别类：作者的思想由各类的标题表现出来。刘向的《说苑》、《新序》这两本书是把历史故事的寓言意向，全部溶化到故事的叙述中去，不再另用宣言。因而，从此演化出一种新的论理方法：“史中涵论”。而韩婴的《韩诗外传》则明确地用“传曰”来为历史寓言破解题意，这也是出于解说诗经的需要。因为所谓《韩诗外传》，正是对韩婴其人对《诗经》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比毛诗更加接近修齐治平的政治挂帅。
当然这些形态不同的发展除了《韩非子》的影响外，也受到《吕氏春秋》、贾谊《新书》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中国论理术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趋势。韩非的历史寓言，则是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好。言归本题“韩非子的狗官立场”。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经四》中的“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其大意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这很有名气，说出了“吏治”的重要，但是言过其实，却也变得有失偏颇了。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好的官吏经过充分的训练，就像狗一样忠诚，不可胡作非为。同时，狗一样的官吏在民众作乱的时刻，仍要自行依法办事，不可一同作乱或以暴易暴。
由此可见，韩非子时代的官吏大抵缺乏良好的职业训练，这就使得韩非子的吏治理论也跟着发生了错误。结果呢？韩非子的吏治理论缺乏狗官标准，向饿狼现实让步了。韩非子对付这些饿狼官吏的办法，不是去训练他们，而是要让君主变得比他们更加凶恶阴险——结果就让整个社会竞赛沉沦，直到秦始皇并吞六国。然后二世祸乱天下，汉朝变得更加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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