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智商和地缘——以吴语为例

网文《北吴人是汉族中智商最高的民系》报道：

北部吴语，学界又称作吴语太湖片，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是吴语六片中分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片。作者发现，迄今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五位是北吴人。果然江南多才子。这五位是：
李政道，祖籍江苏苏州
屠呦呦，祖籍浙江宁波
高锟，祖籍上海
朱棣文，祖籍江苏太仓
钱永健，祖籍浙江杭州
惊讶之余作者又特意考证了清代的科举状元，发现清代共有114名科举状元，其中至少59人是北吴人，也超过总数的一半。还有几位状元的母语可能是北部吴语，但不能确定，所以没计入。比如江苏金坛出了两位状元。金坛县是北部吴语和江淮官话的混居区。

北部吴语共有约五千多万人口，不到十三亿汉人的5%。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北吴民系的精英率很高。

目前学界没有按民系测量过平均智商，只有按省测量的平均智商。上海、江苏、浙江这三个北吴人聚居的省级行政单位的平均智商在中国排前三名：

这个各省智商列表曾被阿尔斯特大学的Richard Lynn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的Helen Cheng博士写成论文。论文下载连接：
http://emilkirkegaard.dk/en/wp-content/uploads/Differences-in-intelligence-across-thirty-one-regions-of-China-and-their-economic-and-demographic-correlates.pdf

（谢选骏指出：按照这个排名，甘肃人也并列在这个第三名之列。）

学界认为，政治体制等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一个族群的智商越高，他的致富能力就越强。

2010年中国经济百强县中前九名全是北吴人的县：

江苏、浙江也是中国人均最富裕的省，人均GDP超过所有其他大省。当然这里不包括直辖市。直辖市有政策优势，书记都是副国级干部，高于一般省级干部，可以说直辖市利用特权掠夺外省资源发展自己的经济。

再来考察江苏、浙江两省内部：苏南是北部吴语区，苏北绝大部分是江淮官话区。苏南经济好于苏北。浙北是北部吴语区，浙南属于吴语其他片。浙北经济好于浙南。当然，苏南和浙北紧贴拥有特权的直辖市上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而且苏南的无锡和苏州的市委书记都由省委常委兼任，浙北的杭州和宁波更是副省级城市，都高于一般地级市，所以有政策优势。我认为，智商优势对苏南和浙北在省内相对发达的经济多少起了一点辅助作用，但地理优势、政策倾斜扮演了更主要的角色。苏州、无锡、常州同属吴语太湖片，离上海一个比一个近，经济状况也就一个比一个好。

北吴民系内部认同感不强，这和客家、东北等民系不同。江苏溧阳人、浙江奉化人、上海人虽然母语都属于北部吴语，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认同感，这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分省历史久远；第二，北部吴语内部几个小片的互通度甚至低于南京话和成都话的互通度。东北人是清末汉人闯关东过去的，即使分三省，语言依旧高度一致，内部认同感很强。学界目前没有专门研究过北吴民系。

我从吴语人口中专门挑出北吴，因为吴语六片差别很大，不能互通，更没有内部认同感，而且吴语其他五片的精英率似乎并不明显高于汉族其它民系。

谢选骏指出：对于上述研究结论，我是存疑的。因为他没有足够重视地缘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例如按照上述的智商报告，甘肃人的智商也在107，也并列在这个第三名之列。但是甘肃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却相当落后。为什么？因为现代甘肃的地缘状态不好，不是丝绸之路畅通、敦煌金碧辉煌的那个时候了。由此可见，智商要发挥作用，必须和地缘配套。而且，智商测验本身就排除不了地缘因素。举一个例子，中国学生想要出国留学，为的就是改变地缘条件。

网文《吴语》报道：

吴语，又称吴越语、江浙话、江南话、江东话，是吴越民系使用的语言。主要通行于中国江苏南部（除南京和镇江的部分地区）、苏北启东、海门、通州和靖江的部分地区、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和福建西北角及香港、美国旧金山等地说吴语的移民之间。

截止1997年，全球以吴语为母语的人数约为7717万人，以使用者人口排名位居世界第10名，在中国境内中仅次于以官话为母语的人数。2007年，吴语的母语使用者人数为7952万人，仍为世界100大语言之一。2013年，吴语的使用者人数约为80102480人。2015年，吴语的使用者人数约为8070万人。目前，该语言存在严重传承危机，儿童普遍不能使用母语，而转用普通话。

吴语在明清时代的通行语是苏白，一种近似于苏州话语音但带有吴语文读特色的综合性共通语。但是，在近代，通行语的地位逐渐被上海话所取代。吴语词汇和语法具有独特性。譬如用吴语写成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非吴语使用者无法深入理解其内涵。张爱玲女士翻译后夹杂的官话，仍然不能完全使官话使用者很好理解其本意。海上漱石生（孙玉声）《退醒庐笔记》：“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胡适《亚东本〈海上花列传〉序》：“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也大量使用了吴语词汇，如“物事”、“醒转”等等。

有研究表明吴语与唐代《切韵》一书标注读音相当接近，可能大部分发音源于唐宋古音。比如“斜”吴语念作xiá，古音亦xiá。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该句中斜念xiá押a韵。

吴语是一种连续变调语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单数的吴语一词在文本中出现时，其意义为一种吴语，根据情境不同可能指苏州话、上海话甚至杭州话，读者须自行判别。

吴语分区
吴语语音和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差异很大，两者难以通话，异者甚多。吴语内部包含若干种分支，主要可概分为北部吴语与南部吴语两个大区块，因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南北吴语之间正常通话亦有困难，此外还有西部吴语小区块。根据语言特点及通话情况，可将其分为六个方言（亦称“片”）：太湖片、台州片、金衢片、上丽片、瓯江片和宣州片。

太湖片：又称为北吴区，主要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丹阳市、南通东南部（通州、海门、启东）、泰州靖江、嘉兴、杭州、湖州、绍兴、宁波、舟山，此范围内的吴语互通程度较大，尤其是苏沪嘉小片，交流基本没有障碍。
台州片：主要在台州地区使用。
金衢片：又分为处州小片和龙衢小片，内部方言差别巨大，多不能或不易互通，其中龙衢小片包括了江西上饶和福建浦城的一部分，是吴语和闽语、赣语的交界处。
上丽片：主要在浙赣边界使用。
瓯江片：主要是温州地区，相邻的丽水青田县亦有部分乡镇讲温州话。
宣州片：又称为西吴区，主要是安徽东南部的芜湖、铜陵等古宣州北部地区使用。
历史
吴语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形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上古吴地居民属于百越部落。华夏部落南迁，吴越之地的土著语言在古华语的不断冲击覆盖下逐渐形成古吴语。元末明初的《南村辍耕录》是一部较早以民间射字游戏记录吴语音系的文献。从明朝冯梦龙辑编的《山歌》可以看出，当时的吴语词汇、语法已经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轮廓。

先秦时期
在春秋时代，中国南方出现吴、越这两个国家。吴越虽为两国，但是语言风俗相通。春秋时期，吴越之地的语言与中原的语言不同，在当时被视为蛮夷的语言。由《越人歌》需要翻译成楚语，可知上古楚语与原始吴语不同，梁启超曾提出吴越族的说法，认为吴人与越人系出同族，与中原华族不同。随着楚国往长江下游扩张，楚语进入此地，与原始吴语混同。

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汉时期吴语稳步发展。秦汉置郡设官驻兵，移民主要聚居于郡治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秣陵（今南京）等重镇内，不含乡野，吴语就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故后来吴语还是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在4世纪永嘉之乱之前吴语人口遍布江淮，北抵淮河，历经诸多战乱北方人大举南迁，吴语圈大幅缩小。

至西晋永嘉丧乱之前，建康（今南京）一带还是纯粹的吴语区，南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就是用吴语传唱的歌谣，其中保存着一个典型的吴语词汇“侬”。《晋书·乐志》称“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吴声歌曲不但在建康一带广为流传，并且久已形成，西晋初就已传入北方。

晋代永嘉南渡，普遍认为吴语受到中州音韵影响，不过大宗移民主要来自青徐，彼时吴语或可称为今日吴语祖语。同时吴语也包围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成为士大夫必学的语言，六朝民歌及笔记小说里可以见到其踪迹。

六朝初，吴语这一名称已经产生，指吴地的语言。西晋末，永嘉之乱（公元310年）后，大批北人南迁，发现吴语跟他们的话差别很大。《世说新语·排调》说：“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

同时，吴语在西元五至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对日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音（日语：呉音）是日本汉字音（音读）的一种，一般认为这批汉字读音在西元五至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从南朝直接或者经朝鲜半岛（百济）传入日本，而南朝的大致统治区域便是如今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国都和统治中心便在长三角地区，也就是吴地。由于吴音融入日语程度较深（常用于基本词汇中），古代称为“和音”。平安时代之后，由于推动汉音普及的一方对其的蔑称态度，归国的日本留学生以长安秦音为正统，称为“汉音”，因此称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特别是江东地区的音为“吴音”。

吴音同现代吴语有很多相似性，如：日母在吴音与吴语白读中皆为鼻音声母n；吴音中匣母的脱落现象与吴语类似（如“和”，吴音ワ，上海音/?u/）。从日本吴音中可窥得南北朝时期古吴语音系之一斑。

隋唐时期
隋代扬州经济文化崛起，隋炀帝也曾经在扬州学习吴语。当时吴语使用范围止于淮河，时人常以淮南代称吴越。唐朝韵书也有关于吴语的零星记载。如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膀，普浪反，髀，吴人云”，至今苏州还把腿叫做“膀”（音“胖”上声）。

唐时国家安定兴盛，使得吴语得到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吴闽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语专用字“囝”，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宋元时期
宋代吴语不但已巩固并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瓯江片永嘉话作者并已据自己母语写入字书(如戴侗：《六书故》)，并由专业书会写出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各种永嘉戏文脚本，其中丰富地表现了本片特色（如《张协状元》）。

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大量华北移民至杭州，使杭州附近的语言发生变化带有中州音韵的特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元丰六年，杭州9县居民已达二十余万多户，《宋史·地理志四》也记载着北宋崇宁年间临安府203574户，但北宋末年方腊起义造成杭州人口有一定损失，据方绍《泊斋篇》记载，“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建炎四年，金兵攻占杭州，血洗杭城，烧杀抢掠十四天，仅清波门一带就死亡万人（《泊斋篇》）。明代钱塘人郎瑛在《七修类稿》里说：“（杭州）城中语言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蒙元末明初的《南村辍耕录》是一部较早以民间射字游戏记录吴语音系的文献。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苏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向上，并兴于明清而影响全国。吴语口语涌现于文献记载，如冯梦龙（1574—1646）所编的《山歌》。此外，《山歌》大批收集了当时的吴地民歌，前9卷书以吴语。吴方言又见于其他文献中；如冯梦龙编的《三言》、梁辰鱼的《浣纱记》、冯梦龙编的《墨憨斋定本传奇》、李玉的《清忠谱》等。

明末，言吴语者总占中国20%，而白话小说《豆棚闲话》更实录了当时的吴语口语。清末民初（19-20世纪），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以《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为名，民歌集则有《吴歌甲集》之类。古时以文言文为书面语言，而清末《海上花列传》首次并行文言文、吴语白话两者。

清末太平天国事发，严重影响了西吴（皖南）地区，吴地经济、劳动遭受成灾，以致吴语者人口锐减，江淮官话使用者进入江南填补真空。

现代
在民国时期，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上升，上海话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的代表性语言。有一些书籍采用吴语白话文，如《耶稣传》等。但是随着国语的推广，学校开始采用国语教学，吴语影响力减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当局将地方语言称作“人民群众的语言”，推广国语被视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暂时性的出现地方语言兴盛现象。较多地方语言制定相关的拉丁化方案和通行音，并做一定程度的推广。吴语以王钟布的《江南话——工人新文字课本》和华东人民出版社的《江南普通话注音符号挂图》为代表。江南普通话是以上海话为基础，参考部分周边发音形成的吴语通行语。但是，吴语拉丁化和普通音方案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销声匿迹。但是其他汉语变体，如广东话拼音方案却在1960年左右推行开来。

改革开放之后，吴语因内部差异大。由于没有最终形成和推广标准通用语，导致目前吴语的生存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远不如粤语广州话那样强势。在现今中国大陆，推普政策不断打压着吴语的生存。吴语不似粤语、闽南语有统战价值而被网开一面，也不像北方官话由于和普通话接近而可以独善其身。20世纪90年代开始，吴语地区的广播、媒体以及社会服务用语等，开始逐渐降低吴语的频率。这是因为几乎没接受吴语教育的本地孩子和外来人员占了多数，使得使用吴语的节目和服务无法得到社会大众接受。推普政策不是简单地禁用吴语改用普通话，而是限制吴语使用在学校中的出现，以产生一个不了解吴语、甚至不知道当地有独立汉语分支存在的年轻一代。这种方法也被人诟病为“安乐死”的策略。目前，在吴语地区，尤其在浙江北部、上海和苏南地区，早因萎缩而陷入濒危，且人口之半只能说普通话。亦有调查表明，上述地区过半青少年甚至完全不会用吴语交流了。至于浙江南部吴语跟西部吴语也受到越来越强的打压。若再不重视，恐怕就会永远的进入国家语音档案库。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吴语的安乐死状态，其实也是各种汉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未来前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少的语言集团就越是不易生存发展。这是由地缘条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