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土地改革运动为何如此残暴

土地改革运动为何如此残暴？这是因为它不是一场无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异族征服，是苏联的第三共产党国际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摧毁。

《女作家土改小说遭左派文革式批判 真实的性酷刑惨烈无数倍》2017年6月1日报道说：

近日大陆作家方方撰写的关于中共土改内容的小说《软埋》被禁，并遭到左派文革式的围攻，因此引发媒体的关注。虽然该书被禁，但是关于土改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无法抹去的一段残酷血腥史。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在做完土改调查后说，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难以承受。

随着大陆左派发表多篇有关小说《软埋》的批判文章，针对作家方方《软埋》的争论进一步升级。方方本人对于此类批判文章做了回应，也另有其他人为方方辩护。

中共在1950年代对地主实施残酷打击，惨无人道

《软埋》于去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描述了中共暴力土改改变了三个地主家庭的故事，特别是女主人丁子桃在遭遇娘家被杀，婆家集体自杀和软埋（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的重大人生变故后，隐名埋姓靠给人做保姆，大半辈子生活在梦魇中的悲惨生活。

署名王海涛的博文指出：《软埋》中涉及土地改革的冤案，并非空穴来风。作者选取了已经发生过的史实，作为文学的素材而创作小说。这完全是作家的职业行为，方方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用艺术手法加工和描述历史已有的现象和人类的普遍经验，是文学立足之根本，存在之理由。

《软埋》遭到文革大字报形式的批判

中共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和前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等在“红色”网站撰文，称《软埋》是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反攻倒算。”“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极力美化地主阶级……”

有评论认为，对于批判《软埋》的文章，都充满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意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与六七十年代人们常见的大字报如出一辙。

“软埋”，据说是川东民间的一个词，意思是一个人死后，没有棺材直接埋在土里，人们认为软埋的人，将无法转世投胎。

土改是中共无法抹去的一段残酷血腥史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场暴力血腥运动，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3年结束。

《开放杂志》曾经报道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关于调查川东土改的调查。谭松教授表示：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

谭松在香港的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

谭松讲述种种酷刑，如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

谭松调查后叙述，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

谭松调查后叙述，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

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谭松曾演讲结束时表示，将他调查到的死于土改的受难者名单一一在视屏上打出来。他说，每一位受难者都不应该被人遗忘。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之又少。谭松本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中共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而土改时农民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中共随即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将土地收走。

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谢选骏指出：土地改革运动为何如此残暴？这是因为它不是一场无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异族征服，是苏联的第三共产党国际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摧毁。所以相形之下，台湾于1947年实行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就没有采取异族征服的残酷手段。尽管国民党也是一个赤化的组织。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所谓“新解放匪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为了建立苏联的淫威，竟然杀害数百万民众。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匪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但是，就在1953年，中共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改革的成果不复存在。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的乡绅阶层。学者估计土地改革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识和了解经济规律的地主。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但是他丝毫没有提及共产党中国的土改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异族征服，因此可以认为黄仁宇对中国历史（例如“异族周期入侵”现象），其实一窍不通也。

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这就体现不了异族征服的威慑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这个汉奸头目就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秦晖则认为，土改让农民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在国共内战中支持中共，因为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失败，这些农民不仅要失去土地，还要因为血腥的罪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够暴力血腥，就不能达到逼农民交“投名状”的目的，所以当时要反对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

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喻权域的话说明干部没有制止打人。

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这其实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农奴制度。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家庭成员沦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贱民阶层，在以后运动中不断受到各种迫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9]。而贱民阶层的存在是和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相驳的，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要历史案件。

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造成土改时期有大量的人民死亡。苏南2742个乡之中，有200多个乡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七个人。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道：“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至广东新上任的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土改死亡人数

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百分之十。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但是天道好还，恶有恶报，没有几年，中国大陆就开始了“人民公社”运动，活活饿死了上亿人口。

读者评论指出：这些酷刑都是真的，要我家交银洋，我奶奶是一个细脚老人，每天就开批斗会把我奶奶捆在一颗大树上，用石头从中间往下，像打木桩一样用锤子往下打……也点天灯，将我父亲调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库，那些流氓就每天想方设法折磨我母亲，我母亲不从，就每天斗每天打，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母亲下身，奶奶在交出家里所有银洋后，无法承受折磨，跳塘自尽，母亲也曾想一死了之，但是那时已经有几个孩子，她说除非折磨至死，不然她不会屈服，后来遇到一个外地工作组，母亲把这些人如何骚扰，如何公报私仇，如何折磨她，这些人的名单，她偷偷写了个纸条趁没人时从窗户里塞到那人的房里……后来那人下了几个坏人的官职，母亲才得以脱身。我母亲说那些人看的道貌岸然其实猪狗不如，都是些下流痞子，过去都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看到这些，我很感动，居然有人写出来，因为在我的生命里没有人和我谈这个，除母亲外。以前连父亲也很少提起他所受的苦难，也不愿说奶奶的悲惨事情，因为他怕触及他自己的痛，我是这样感觉。

谢选骏指出：“土地全部国有化”大大加剧了中国的土地破坏过程；大大不利于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尤其因为，中国废垃缺乏公德，十分自私，毫无公共空间的观念——欧洲式样的社会主义完全不适于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