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烈士死了，逃兵活着，抵抗者星散

2017年7月，中文世界（共产党占领区以外）的最大新闻就是刘晓波“被肝癌”、“被海葬”。很多人都把刘晓波比作烈士，至少也算是一个“不自觉地烈士”、“不情愿的烈士”。

那么，和烈士相反的是什么呢？是逃兵。例如，下文提到的徐刚就是这样一个逃兵。

网文《<徐刚在巴黎>之謎》（严家祺）说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巴黎有两家冠以“欧洲”的中文日报。一是《欧洲日报》，二是《欧洲时报》。前者是台北联合报系的报纸，发行人是王效兰，后者是北京在巴黎办的报纸。

一九九0年十一月下旬，《欧洲时报》连续三天刊出了一篇题为《徐刚在巴黎》的“新闻报告”，署名“黎士仲”。这篇“新闻报告”一刊出，在巴黎流亡者社圈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欧洲日报》的老板王效兰和许多编辑与徐刚熟悉，认识许多从中国大陆到巴黎的流亡者，《欧洲日报》是不会发表攻击、丑化徐刚和许多流亡者的文章的，因此，《徐刚在巴黎》一文自然就刊登在共产党主办的《欧洲时报》上了。

徐刚是诗人、作家，《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他与包遵信、郑义和我，在参加北京知识界大游行後，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发表了演说，第二天，《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六四”後，他与刘再复一同乘朋友的车到了保定，再转火车南下广州，从广州上船出逃香港。刘达文在《黄雀行动》一书中说，当时一些学生争先恐后上船，徐刚一把把两个学生拉了下来：“让年纪大的人先上”。特地让刘再复夫妇先上。徐刚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与祖慰同时从香港来巴黎的，三天後，刘再复夫妇也来到巴黎。当年九月，巴黎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许多流亡者和留学生参加了“民阵”。徐刚、祖慰、刘再复都没有参加。徐刚在一次对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不参加民阵是为了尊重我自己。我是作家，要做一个真正的自由撰稿人，我知道这个自由撰稿人是不好做的。如果没有心灵自由，甚麽自由都谈不上。我以良心的全部拥抱正义，我无愧无悔。所有党派团体对我了说都没有吸引力，我自己就是脊梁和旗帜。”徐刚住在巴黎一条小街上，他每天去买中文报纸要经过我家附近的地铁站，我们多次见面。他在巴黎画了几十幅抽象派水墨画，极有特色，举办了画展。

《徐刚在巴黎》一文，借文中一人之口骂了许多在巴黎的流亡者，说有人“跟两个女人同时睡觉”，有人在难民营“和印度人、阿拉伯人乱来”。文章作者“黎士仲”对徐刚本人则竭尽丑化之能事。

“黎士仲”是一个假名字。但是文章的作者对徐刚和巴黎许多流亡者情况非常熟悉，把各种道听途说编织在一起，使许多被提到的人十分不安。问题严重的是，大家在追查谁是“黎士仲”？知道真实作者范围的人，故意把追查的方向引向自己要损害的人。怀疑、猜疑、调查毒化了流亡者社圈的空气，直到今天，还不能指证谁是作者。

一九九一年年底，《徐刚在巴黎》一文的两位受害者控告《欧洲时报》发表《徐刚在巴黎》一文“用毁谤手段在政治上打击”受害人。九二年一月七日下午，巴黎郊区的一个民事法庭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欧洲时报》社社长杨永桂到庭。《欧洲日报》报道说，被告的辩护律师进行了辩护。他承认发表黎士仲文章对两人犯有毁谤的罪责，但他认为损害程度不那么严重。杨永桂说，《欧洲时报》是一份发行只有三千份的中文报纸，不像法国的《世界报》，影响不大。后来，法国九十四省高级法院进行了判决。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欧洲日报》作了报道。高级法院判决认为，《欧洲时报》刊登《徐刚在巴黎》一文，对文中提到底两人“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做法，假如不是毁谤，最少应也是有污辱性的。” 高级法院判决判决《欧洲时报》向两人赔赏精神损失费各五千法郎，诉讼期间损失费各五千法郎。

我感到徐刚本人如果不知道谁是作者，也知道为作者提供写作材料的人。徐刚是《徐刚在巴黎》文章的受害者，本人却没有提出控告。一九九一年，徐刚在巴黎与他交往多年的一位画家朋友闹翻了，他举办的画展也未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巴黎给徐刚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一九九二年七月，徐刚回到了北京。

直到这件事发生后十七年，在一个偶然机会，我在纽约一家报纸上看到了一个中年女人的长篇报道，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猜测的“黎士仲”或为“黎士仲”提供写作材料的人有很多特征相近。这个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是一个从小敢和男孩子打架的人，她第一个职业是刑警，她会照相、画图、审问嫌犯、解剖尸体。后来，她上了大学，在一九八九年前或一九八九年到了巴黎。她在巴黎认识徐刚时大约二十三、四岁，不大会说法语，当时在法国一名不文，奇怪的是，这个女孩怎么知道巴黎流亡者社圈这么多情况。
这是一位勇敢、有大志、一心想扬名世界而不顾一切的女人，在写《徐刚在巴黎》或为《徐刚在巴黎》提供写作材料前后，她正在写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书。我分析，徐刚的诗词、散文和他每天在《欧洲日报》连载的文章，引起了这一女孩的注意。巴黎的中国人是一个不大的圈子，徐刚和这位女孩就因写作而认识了。 就在徐刚回北京的前后，这个女孩请一位定居巴黎的中国法文翻译家翻译了她的书，然后挨家挨户地寄给了法国所有出版社，终于被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在纽约看到关于这个女孩的报道说，在这一年，这个女孩与美国男友在巴黎结婚，十多年后，由于美国男人的“背叛”，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和财产，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离婚诉讼，报道说，这位女子损失了六百万英镑的财产，后来回到了中国。离婚案件情节的复杂远远超过了“黎士仲”文章案件。 对名望、财富的争夺，无论是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原来与政治权力争夺一样，都深藏在人类的“普遍人性”之中。

徐刚回到北京后，我们没有再联系。在巴黎，我读到了他回北京后写的第一部作品《梦巴黎》。“多少人梦着巴黎，巴黎就像一个梦。这是一个重叠、交叉的梦，各种色块各种线条自由散乱地超常组合。富裕和贫困，圣洁和肮脏、美丽和丑陋一起，大摇大摆地从香榭丽舍大街从蒙马特高地白教堂下从巴黎圣母院门前擦肩而过。”刘达文说：徐刚的散文“非常漂亮，文笔优美流畅如诗。”我请教徐刚怎样写散文，徐刚说，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东一句、西一句，但我至今还没有学会。

《徐刚在巴黎》文章引起的风波，给我们许多人留下了不好的回忆。在巴黎，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是，邓丽君多次请我全家吃饭聊天。那时的邓丽君朴实无华，谈吐随便。她说，那一天，中国“六四”平反了，她就到中国举办演唱会。没有想到，她的这一愿望没有能实现。

谢选骏指出：在战场上，逃跑和撤退是不一样的——逃跑是逃离战场后不再回到队伍，撤退是逃离战场后依然回到队伍，这个好像是大家认可的常识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1989年从国内逃亡海外的人，不能都算临阵脱逃的逃兵，有的后来回到队伍，一直抵抗至今，所以他（她）们的逃跑行为，可以被看作撤退。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另外一个方面，留在国内未走的人们，其实也有两个部分——“撤退与逃兵”。所有没有死难而活下来的人们，继续抵抗的属于撤退，他们通过结社、组党、维权继续抗争；其余的退出抗争的人们，就属于逃兵了。如此看来，中国的逃兵真是多呀，1989年当时有几千万民众上街声援学生，机关枪一响，他们全哑巴了，全都当了逃兵，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继续抵抗。难怪有人叹息，这样的民族怎配享有民主权利。

烈士死了，逃兵活着，抵抗者星散——难怪蒙古、满洲、日本、苏联能在中国横着走路，因为他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笑我中国无人”哉。日本人虽然未能“三个月灭亡中国”，苏联却“三年解放了中国”（1946——1949年）——灵魂灭亡了的“中国”，剩下的行尸走肉就叫做“支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