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
谢选骏:纪思道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纪思道:刘晓波历尽磨难,他人才得享自由之光》(纽约时报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报道说:
亲爱的刘晓波:
您可能是我最钦佩的人。数十年来,您为推进人类的自由而不断抗争并备受磨难,您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如今看来,您也将付出自己的生命。
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德拉,但您的结局却和他有着骇人听闻的差别。纳尔逊·曼德拉最终成为南非总统,您却最近才从中国的监狱转移至医院,并且仍然处在监控状态之中。您的妻子说,您的肝癌无法进行手术治疗,而中国政府残忍地拒绝允许您赴国外就医,以挽救您的性命。
我写这封公开信的部分原因是吁请习近平主席允许您出国就医。但同时,我写下这封公开信也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些身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人可以从您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记者,我看到太多的煽惑、矫饰和虚伪,而身陷囹圄的您却比我们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更真诚、更热忱地体现着民主的价值观。
我必须说,我很好奇,看到我们西方人如何处理我们自己手中的自由,您会作何感想。为了实现自由,您奉献了您的一生。但是,您对民主的信仰是否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那些推文而动摇?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妻子前往中国时,我第一次遇到了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您立即返回中国,并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当中国军队向示威者开枪以镇压这场运动时,您本来可以逃亡。但您却冒着巨大的风险与军队谈判,为聚集在纪念碑前的数百名抗议学生开辟安全撤离的通道。
有些学生想留在现场并准备赴死,但您劝导他们撤退,好好活着,以俟将来。您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您自己却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的深渊,这一走就将近两年。
20世纪90年代,您有机会可以安全地搬到国外,但您却选择留在中国。您继续不懈地推动自由,并因此再次入狱。
出狱后,您在2008年参与起草了一份措辞温和、合情合理的文件,呼吁民主和自由。那是最后一次我和您交谈。
我当时在北京,曾打电话到您家,希望可以安排一次会面。您接了电话,但我刚刚用中文说出我的名字,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监视人员就立刻掐断了电话,而且让您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
那之后不久,您再次入狱,被判刑11年。作为对您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中国政府还开始迫害您的妻子刘霞。
我记得您写给刘霞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
您经常谈到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向西方学习。但坦率地讲,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能从您那里学到很多——甚至是民主的意义。
首先,您宣扬温和与妥协的美德,而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神经绷得太紧而忘却了这些。这个时代,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和解是软弱的表现,您却提醒我们,政治意味着倾听和务实。您正是通过倾听和务实,抢救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生命。
第二,您的思考超越了您的族群。您勇敢地签署请愿书,呼吁给西藏更多的自治,并与达赖喇嘛进行真正的谈判;尽管中国人出于本能的民族主义,非常反对这个建议。拂逆公共舆论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我真希望更多我们自己的领导人也能展现出这种勇气。
第三,您是政治活动中高贵品格的楷模,表现出那种不失高节的气骨;尽管这个政权如此残酷地对待您和您的妻子。
我们美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坍塌,诋毁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如果一个孩子想与另一个政治派别的人结婚,越来越多的人会表示反对。您完全有理由心怀恶意,但您却声称“我没有敌人”。对那些控告您的人,您甚至格外地使用充满爱的语言去谈论他们。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您在监狱的牢房中这样解释。您告诫我们,“敌人心态”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
在汉语里,您有时被称为“刘老师”,而我们,您的学生,希望并祈祷您能寻得一些宽慰,因为您的牺牲已在我们所有人心头留下印迹。您真的不愧为这个世界的老师。
谢选骏指出:纪思道先生,你在文中自称“西方人”,但我觉得你更像一个东方人,一点没有耶稣基督的精神。首先因为“这个世界”不被上帝的儿子看好,只有基督给人的才是真自由。其次,你太注重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也不像“西方人”的精神,而更像“东方人”的心思,当然你可以辩解说,今天的西方人已经东方化了,不仅注重享受,也信仰佛教……那样,你就不必自称西方人还是干脆就自称东方化人或东方化了的西方人吧。最后,你贬低了刘晓波所属的族群,不知道这也是对刘先生的贬低吗?你还说“中国人出于本能的民族主义”,请问你又知道谁在代表中国?恕我直言,你的思维很像“整体性的东方人”,而不像“分析型的西方人”,你谈问题靠的是直觉,而不是理性——纪思道太像东方人而不像西方人了。相比之下,刘晓波先生倒更像一个“西方人”,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更多的基督之爱。而你所抨击的美国社会的种种怪现象,也无非是由于远离了基督的精神。
(请大家转告《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先生)
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直译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1959年4月27日-)美国著名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评论家。1989年,曾亲身采访六四事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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