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腾格里与天子崇拜

（一）

腾格里（古突厥文：Tengri），是古代阿尔泰语系一些游牧民族对于天的称呼，是萨满教腾格里信仰的中心神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腾格里”一词最早出于匈奴，写作“撑犁”，其君主单于的全称即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天子般伟大”。这是在西周出现“天之元子”的观念记载千年之后的事情了，显示了中国文化对于草原民族的渗透。

其后，鲜卑、柔然、突厥以至蒙古等草原民族均继承了腾格里信仰。与突厥同族的敕勒吸收了来自西周的精神资源，发展出了“苍天”（Koke Tengri）的概念，而蒙古人将腾格里称为“Mongke Tengri”，汉语出口转内销地译作“长生天”，作为最高信仰的对象。在那之后，再受到佛教、印度教等多神教的影响，腾格里被加上了各种称呼，分裂成为众多神灵，17世纪后甚至出现了“九十九腾格里”的说法。也就是汉语中的“九十九重天”。

今日土耳其语中，“神”一词为自腾格里转化而来的“Tanr?”，其穆斯林信众不但以此词称呼基督教的上帝，甚至还在非正式的场合代替来自阿拉伯语的安拉之名。在欧洲可萨人与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阿瓦尔人也曾信仰腾格里。

（二）

关于腾格里一词的语源，外行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霍梅尔（Fritz Hommel）认为该词起源自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意为“神”或者“明亮的”。而内行的中国历史学家刘义棠、陈庆隆等人则认为该词是上古汉语“天”一词的音译。

与腾格里有关的地名：

 祁连山
 腾格里沙漠
 汗腾格里峰
 腾格里淖尔（纳木错）

腾格里在蒙古话里叫做Mongke Tengri，在蒙古民间宗教里的腾格里神（天神）是最高的神。在维吾尔族古老神话里腾格里也是天神，就像在突厥语民族中所见到的那样，腾格里被认为是世界与人类的主宰。柯尔克孜族也保留有渊源于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有关腾格里（天神）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神话。哈萨克词汇“Ak”（白色），在北亚游牧民族的意识中，“白”是一种奇异的、需要感激的东西。同样对“白色”的这种理解也存在于蒙古等民族的语言中，它们共同构成了北亚游牧民族精神中的一种圣洁的角落。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曾经多次被赋予过不同的宗教神的意义：在信仰祆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该教的至高神阿胡拉-玛兹达；在信仰佛教时，它被用以称呼佛祖；在回纥改宗伊斯兰教以后，它又被用以称呼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安拉。由此，“腾格里”逐渐成为一个表达抽象概念的词，用来泛指诸神。

“腾格里沙漠”（坐标：38°42′N 104°42′E）：

腾格里沙漠位于内蒙古西部和甘肃省中部，东至贺兰山，南越长城，西至雅布赖山，是中国第四大的沙漠。“腾格里”在蒙古语的意思是“天”，用以描述沙漠“像天一样浩渺无际”。

沙漠的海拔1200－1400米，总面积3.67万平方公里。沙丘、湖泊盆地、山地及平地在沙漠上相互交错分布，其中沙丘占70%以上，多为湾月形沙丘链，高10-30米，也有高达10～100米，这些沙丘常向东南方向移动。沙漠中有大大小小小湖泊达400多个，多为淡水湖，周围水草丰盛，是当地主要牧场。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尚书》里面“天”与“天子”崇拜的辐射——至少在文献学的意义上，只能这样说。

（二）

网文《浅谈中国北方萨满教信仰民族的“天神”崇拜现象》（孙炜冉）说：

一、中国北方萨满教民族“天神”崇拜的产生

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以天穹崇拜为核心，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其形成是自然压迫的产物，是原始先民由于生产力极端底下，生产生活的发展与延续完全依赖于自然界的结果。因为自然界是变化多端的，是不依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在科学知识极为低下的年代，人们无法解释大自然时而风调雨顺、恩泽大地；时而灾疫连年、夺物弑命，先民们在趋吉避凶的本能活动中，对自然界的变幻，产生了畏与敬的思想意识，希望得到更多、更大的恩赐，避免或减少对自己的灾难，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拜倒在自然界的面前，对其鼎鼎膜拜。归结到宗教的形式，就是将其神格化，而人类自身则变得极为渺小，只能无奈的、卑怜的祈求自己所创造的自然神灵。“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喻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事物都成了他们祈求的对象，都成为神灵，于是这种万物有灵崇拜观念就成为萨满教最基本和最原始的信仰形式。

基于我国北方古代先民对神灵的敬畏，对灾祸的厌恶，又不敢将祸端直接归结到神灵的身上，于是便有了萨满教的“三界”观念，把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神灵所居，中界为人类所居，下界为鬼魔和祖先灵魂所居。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而不同的是神灵赐福，鬼魔布祸。鬼魔是人世罪人执罚者，最高神主恐其恃威肆虐又谴其他神保护人类，使鬼魔听命。作为神灵居住的上界，表现在人眼中就是“天”，无边无际、笼罩世界的“天穹”、“天界”，因为这些祸福都来之于天，对天就产生了最崇高的崇拜与信仰。天以外的崇拜对象，古人认为都附属于天，皆遵从天的意旨，按天所制定的一切去执行。比如万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兴旺与衰亡，都是天在冥冥中起作用。当人类产生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后，古人也就联想到天地万物的领导者，想到了这个神秘的天空是谁来主持?就模仿人类的分工，模拟了天的主宰者，所以，“天界”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神主就是“天神”（其他天上神祗也称“天神”，但这里所指的“天神”是造物之主、统领宇宙的唯一大神），那么他（她）自然而然就成为全世界的主宰。为了显示他（她）的特殊地位，把“天界”又分为了七层或九层，将“天神”单独安排到最高层，其他神则居于以下诸层。所以，“天神”便成为北方信仰萨满教诸民族所崇拜的最重要、最普遍的神灵，他是宇宙的主宰，是萨满教万神殿里最高位置的天神。

二、中国北方萨满教民族“天神”崇拜的现象

1、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天神”崇拜

日月星云风雷雨雪等一切自然现象，北方信仰萨满教诸民族认为都是在“天神”的主宰下，按照“天神”的旨意进行活动；森林火灾，陆地的水灾，疾病死亡等，都是“天神”的惩罚；太阳给以温暖，月亮给以光明，北斗七星指示方向，这些都是使人类直接受益的天体现象，同样也都是受意于“天神”。上天主宰一切，大地养育万物，万物是天所生，万物赖地以长，古人把天比做生身之父，把地比做养身之母，而大地的丰欠福祸还是依赖于天。于是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很早就产生了祭祀“天神”的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这都是描写古代匈奴人的一项祭俗——“三龙祠”。每年要集会三次，祭祠祖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更是明确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在匈奴之后，更是流传甚广，“五部高车合聚祭天，走马游绕，歌声吟吟，未有如是之盛者。”“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始出也。”“五月中旬祭他人水，拜祭天神。郁督军山西五百里有高山突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天所生大突厥。”“蒙古人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崇拜日月山川五行之类，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古扶余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秽……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食歌舞，名曰舞天”。“马韩人常以五月竞祭鬼神，诸国邑名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上面所述，皆是北方先民敬拜天神的一些表现。

天神作为崇拜萨满教的民族最重要的神灵，在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中被称之为“腾格里”，在满-通古斯语族中被称之为“阿布卡恩都力”。“腾格里”一词为蒙古语音译，本意为“天”，最早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语。匈奴的君主被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即为“腾格里”的不同音译，指天神，“孤涂”意为“子”，全称可译为“苍天之子”。作为其后同样信奉萨满教的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纥人（回鹘人，即近代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等，他们对天神“腾格里”的崇拜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腾格里”由最初指物质的天，逐渐演化为“天神”，并且把他看作是诸神中的第一位神，最高的主宰神，同时又是“神界”、“天堂”、“神祗”的统称，至高无上，是生命之源。遇事“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于天，人类的一切，包括土地、食物、牲畜、权力、寿命、战争、胜败，甚至妻子儿女等都是“腾格里”所赐，皆由其决定。史籍中还大量记载了这种天神崇拜对北方民族的深刻影响。以蒙古族为例，还是蒙古崛起时期，在成吉思汗被推为大汗时，是通天萨满阔阔出代表“天神”宣称“最高的主（天神）让你统治大地”，“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

“萨满教祭礼是崇信萨满教的北方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自对客观自然界的生存依赖，而萌生、发展并传袭下来的特定的祝祭程序、礼仪、祭则和禁忌等。”“以天穹崇拜为核心的自然崇拜，是萨满教最古老的崇拜观念。”作为萨满教最无上的大神，各民族的祭祀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为隆重的。蒙古自古就有悬肉祭天之俗，为其重要祭典之一，在《元史》卷72《祭祀志》中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说明当时的祭天仪式已经是皇帝和皇后亲自参见的国典了。按蒙古族的古俗，春秋季节两度举行祭天仪式，后来又以秋祭为重，从农历七月初七八开始，历时三天三夜。仪式由“幻顿”或“博”（蒙古族萨满的称谓）主祭，同时还有许多博作为主祭的助手，场面十分盛大。到了近代，祭天仪式分为“红祭”和“白祭”两种：“红祭”指杀羊血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形式；“白祭”指用蒙古族的传统奶制品作为供品。在“红祭”中，要在院中插五色旗，以车为供祭台，台前点燃牛粪火一堆，主祭萨满持祭旗带领族众跪拜天神，叩九九八十一个头，对天致礼，同时按九数烧香，上供品。萨满杀牲时，刀刺入羊心窝，掏出羊心放在碗中，用带热血的羊心直接祭天。这时，主祭萨满用神刀或神剑在羊身上指划，呼请天神，要把所有的天神都请到祭坛。祭天的祷词多称天为“腾格里巴日汗”或“额其格腾格里”，即“长生天”、“天父”。

作为同语族的达斡尔族人，更是将“祭天”当作其宗教活动的盛典。达斡尔族人祭天，没有供奉的偶像，甚至不叫他为“巴尔汗”（神），这是与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和赫哲族祭天的不同之处。达斡尔族观念中，“天”（腾格里）分为“父天”（阿查?腾格里）、“母天”（额倭-腾格里）、“公主天”（达列-喀列）及“官人天”（诺托尔-诺颜）等。祭腾格里时，请一个主祭人，因为“祭天”不是“跳神”，所以主祭人不一定要请“雅德根”（达斡尔族“萨满”的称谓），会念祷词的“巴格其”（雅德根的助手）就可以当主祭人。因为达斡尔人的祭天仪式是不允许外人窥视的，所以开始时，要把大门关严，在院子内进行祭祀。关门后，还要在大门外挂上一双靴子，没有大板门的，要在大门上挂鱼网或网状的绳子，禁止人从大门出入，需要出入的人可以跳墙而行。在正房的西南处，立一根横支木杆，用被子盖住。这是为了要挡住家畜神“吉雅其”的眼睛，不让他看见杀牲畜的人，接着就要杀牛或猪做供物。牲畜的内脏和横隔膜放在院子里煮，骨肉却挂在屋内。主祭人对天吟诵祷词：

父天听听祷词，
母天了解缘由，
坐在根源的大公主，
用簸箕般的耳朵静听，
坐在角落的大官人，用明亮的眼睛瞧吧！
……

经过一番叙述供奉物品、如何杀牲，以及夸耀对天神的恭敬之后，便诉说祭者所求的事由，祈祷天神保佑等。诵祭完毕，大家一起吃肉，把骨头啃干净，用簸箕收集好，扔到院外。但把与头骨连接的第一个脊椎骨插在“索罗”木杆上，立于大门右侧的篱笆上或在大门旁。

2、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天神”崇拜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同样最尊敬天神，“天神”便是以“天穹主神”阿布卡赫赫为代表的神系集团，所以除特指天神阿布卡赫赫外，有时也带指由其领导的天神集团。近代将其称为“阿布卡恩都力”（“阿布卡”意为“天”，“恩都力”意为“神”），该称来源与“阿布卡赫赫”，即为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蝉变，由此可以看出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天神”都是这些民族最崇拜的大神。

赫哲族人常将“天神”供奉在神树上。凡是大树木有特异的征兆，如被雷劈过或形状奇异，都被认为有神搂附在树上，于是在这种“神树”近根的干上，雕刻一个人面形，作为“天神”。如供在堂中的天神，则为木偶。凡是遇到很大的危险而得平安的，或是患重病而得愈，以及渔猎丰收等，都认为是天神的保佑和恩赐，所以许愿祭祀天神。祭神的日期由许愿人自己决定，并请全村男子来陪祭，而妇女则不许参加。

鄂伦春人称天为“居拉西其”（天老爷），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和初一早晨每家都举行祭天的仪式，烧上九柱香，面朝南方叩头。

鄂温克族供奉的天神是“宇宙之神”埃涅坎。她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中纽克扎岩画上，被画成一只巨大的母鹿，据说这幅岩画正是萨满“上界”与“中界”（人类世界）的分界线。在后世的圣坛中，天神埃涅坎被描画成一位高龄的驼背老妪，长着一副慈祥的面容，身着鹿皮长袍，头戴风帽，左手拿着一个装满毛线头（兽类的灵魂）的小口袋，右手拿着一根线头，随时赐给猎人。她不断巡视自己的世界，看看人们是否按照她的教诲去做，是否遵循宇宙的准则。因为她特别喜欢巡幸绘有岩画的石崖，因此，鄂温克人经常膜拜这些石崖，并向石崖祭献供品，以取悦于天神埃涅坎与她的助手们（包括慈善之神瑟维基和雷与闪电之神阿格迪神等）。

满族在其祖先女真人时就十分敬仰天神，不仅盛行祭祀天神，而且以祭天为国家盛典，在《大金国志》卷35《社志》中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金史》卷28《礼志-南北郊》中说：“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这说明早在满族祖先建立的金朝，祭天仪式不仅在氏族生活中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已经步入庙堂化和制度化。满族对天神的崇拜在努尔哈赤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无论政令、人事、征战都离不开“天灵”、“天兆”、“天意”、“天理”、“天助”、“天祈”、“天命”，“天”成了万能的、至高无上的神灵。因为作为统治宇宙的最高主宰，与信仰者的关系，正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帝王与平民、贵族与奴隶的关系。因此，这很适应于满族贵族的需要，于是便被满族贵族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努尔哈赤的汗号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这正是满族对“天神”崇拜的最集中表现，满族萨满教中的“天神”崇拜，发展成为“皇权天授”的封建迷信。努尔哈赤为了祭祀天神，在宫廷中建立了“堂子”立杆祭天，凡用兵或有大事必祭天神，以后成为清朝宫廷萨满教的中心。从新宾的兴京老城，辽阳的东京城到沈阳、北京，祭天的“堂子”都很出名。“堂子”是两座南北对面的神殿，一座方形的在北，面向南，名叫祭神殿，汇集所祭祀的诸神，一座圆形的在南面，面向北，名叫圜殿，即拜天圆殿，也叫亭式殿、迎神殿或八角亭等，是堂子中最重要的祭场。圜殿南院正中，设有皇帝致祭时立竿子的大石座。其后东西又各设有小石座六行，每行分六重，合计石座大小共七十三个，为皇帝、皇子、王爷、贝勒等致祭立杆之用。“堂子”祭礼，以“元旦拜天”和“出征凯旋”为最隆重，是满清国家的大典，即所谓“公祭”，皇帝必定亲祭。至清中叶，乾隆朝还颁布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法令形式将萨满教的祭天仪式进一步规范化，足见其重要性。

“堂子”是皇室祭祀所在，非一般满族平民祭天所能相比。阶级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宗教上也得到反映，皇室以外的官员庶民（一般地主）一律不准入堂子致祭，更不准私家建立堂子，只是各家院子东南角也置有祭天神杆，称“索罗杆子”，它与堂子中所立杆子有相同的性质，是满族人祭天还愿的所在。与皇室的“堂子”祭相比，民间的“祭天”历史更为悠久，已经作为一种宗教节日流传至今。

满族民间“祭天”，满语称为“阿布卡恩都力”，又称“祭索罗杆子”或“杆子祭”，是每年秋季或农历腊月祭祖的第二天举行的满族传统祭祀，盛行于东北满族地区。

满族祭天活动很早便受周遍民族的影响，《后汉书》中记载：三韩“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古代三韩（朝鲜）为萨满教流行区域，竖杆祭神是萨满宗教活动仪式，辽金时演化成立杆祭天习俗。

祭天是满族家庭萨满祭祀活动最隆重的节日。开祭前一天，家家户户将索罗杆子放倒洗净，清扫庭院，准备祭祀器皿。有的地区还用一条绳索将索罗杆子和室内的祖宗板连起来。祭祀时，主祭人率全家族老少按辈份高低次序跪在地上，萨满诵念祭词，大家叩首祭拜。拜毕，司俎者引一头全身无伤、纯黑毛的公猪入场，请神领牲后杀死，将血涂在索罗杆子顶端。剥下猪皮，将猪脖子中的一节骨头挂在杆顶上，并把内脏放在锡斗里。然后，由萨满把杆子竖起来，让乌鸦来吃。（如三天之内，索罗杆子上的东西被吃完，则认为是大吉大利）。猪肉分成“大肉”和“小肉”两类，“大肉”直接煮熟后，供于案上祭祀神灵。“小肉”入锅煮至七八成熟时，加入小米，搅拌煮熟，谓之“小米肉粥”或“小米肉饭”，再供于案上祭神：祭祀仪式结束后，供物由全家族老少共享，过路行人也可随便进食。吃供物要在屋外进行，而且以当天吃完为最佳。如这天吃不完，必须在三天内吃完，否则要埋在索罗杆子底下。此俗现已少见，但“小米肉粥”至今仍为满族人民所喜爱。

三、中国北方萨满教民族“天神”崇拜对生活的影响

古人对“天神”的崇拜，反映了他们在生产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斗争中，感受到了自然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自然界对人类的各种刺激，促使人类感情冲动，产生了遐想，开阔了视野，原始的朴素的哲学于是便萌芽了。作为萨满教核心的“萨满”这一形象，正是在原始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演化出唯心的思想意识。在精神作用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比如在漫长的狩猎活动中，萨满就总结出不少用野生动植物治疗疾病的经验。萨满治病是以精神疗法为主，辅佐以针炙药物，更多迷信色彩浓重的地方，都是后世别有用心才加进去的。人的最初感受是人体本身，抬头望天，低头见地，饥寒冷暖、食、色皆人之本能。在萨满的信念中，天，是第一性，没有天所生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就没有万象万物；地是从属于天，是第二性。这正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萌生的基石！北方民族原始哲学思想的萌芽正是在对“天”的鼎鼎膜拜中应运而生的。

如果民间的天神祭祀是以天所包含的自然精神的神圣性支配人们的信仰生活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建立过政权的北方民族的统治者无不把天神发展为以天启、天道为基本内容的天命信仰，在天神的自然威力上附加了更多的社会伦理内容，使萨满教成为维护以统治者为首的少数人利益的思想工具。传统的天神信仰演变成天命观念以后，就直接成为民族政治和王权统治的思想基础。

萨满教的深入研究就像一个亟待挖掘的宝库，愿这一宝贵遗产，能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重耀光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把“腾格里”翻译成“天神”显然欠妥，因为“腾格里—天”不是完全人格化的，而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神秘特性的。再如，为何满族对天神的崇拜在努尔哈赤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无论政令、人事、征战都离不开“天灵”、“天兆”、“天意”、“天理”、“天助”、“天祈”、“天命”，“天”成了万能的、至高无上的神灵？显然是受了中文典籍的影响。同时期的满人开始变成熟番，甚至通过阅读《三国演义》一类的中文读物，来获得军事知识。而且，对于“天”的崇拜，显然是对满人酋长的升级，让他们晋身为可以祭天的“天子”。

凡此种种都说明，“腾格里”崇拜与“天子崇拜”，一体两面，“腾格里崇拜”是中国化的独尊君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这一制度窃取了古代宗教的天子观念，用来做成政治的飨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