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克思恩格斯缺乏汇率概念

《凌迟“资本论”》第20刀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价格的变动无关(1)或不同的运动。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为工资运动的规律(2)。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各个国民工资的同一时期的差异。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涵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个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3)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4)

1833年工厂委员会委员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314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1866年10月31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英国贵。奥尔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50%，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5∶3。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关俄国棉纺织厂的非常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还在俄国工厂任职的英国经理提供给他的。在这块充满种种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管理者当然都是英国人，因为当地的俄国资本家不会管理工厂。尽管工人从事过度劳动，夜以继日地干活，而报酬却微乎其微，但是俄国的工业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国货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站住脚。最后，我还要举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张关于欧洲各国每个工厂和每个纺纱工人的平均纱锭数的比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从那时以来，英国工厂的规模和每个工人的纱锭数都扩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举的大陆国家也有了同样程度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材料仍然有比较的价值。

雷德格雷夫先生说：“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每天生产出重220磅、长400英里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31—37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5)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按照理论应该怎样，实际就是怎样。正是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上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持有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1)“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14年版第1卷第417页）
(2)见本卷第623页。——编者注
(3)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4)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上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351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第2074号）
(5)《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版。

【谢选骏指出：《资本论》上述所言，表明其作者完全缺乏汇率概念。】

网文《汇率制度(Exchange Rate Regime, Exchange Rate System)》报道：

汇率制度的概念

汇率制度又称汇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是指各国或国际社会对于确定、维持、调整与管理汇率的原则、方法、方式和机构等所作出的系统规定。

按照汇率变动幅度的大小，汇率制度可分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

汇率制度的内容

1．确定汇率的原则和依据。例如，以货币本身的价值为依据，还是以法定代表的价值为依据等。

2．维持与调整汇率的办法。例如是采用公开法定升值或贬值的办法，还是采取任其浮动或官方有限度干预的办法；

3．管理汇率的法令、体制和政策等。例如各国外汇管制中有关汇率及其适用范围的规定。

4．制定、维持与管理汇率的机构，如外汇管理局、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等。

汇率制度的主要形式及特点

固定汇率制（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是指以本位货币本身或法定含金量为确定汇率的基准，汇率比较稳定的一种汇率制度。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固定汇率制度。

1．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特点：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是钉住型的汇率制度。

（1）黄金成为两国汇率决定的实在的物质基础。

（2）汇率仅在铸币平价的上下各6‰左右波动，幅度很小。

（3）汇率的稳定是自动而非依赖人为的措施来维持。

2．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基本内容：

（1）实行“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2）在“双挂钩”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协会》规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汇率平价＋－1％的范围内波动，各国必须同IMF合作，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汇率的波动不超过该界限。

由于这种汇率制度实行“双挂钩”，波幅很小，且可适当调整，因此该制度也称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或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adjustable peg system）

特点：

（1）汇率的决定基础是黄金平价，但货币的发行与黄金无关；

（2）波动幅度小，但仍超过了黄金输送点所规定的上下限；

（3）汇率不具备自动稳定机制，汇率的波动与波幅需要人为的政策来维持；

（4）央行通过间接手段而非直接管制方式来稳定汇率；

（5）只要有必要，汇率平价和汇率波动的界限可以改变，但变动幅度有限。

作用：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从总体上看，在注重协调、监督各国的对外经济，特别是汇率政策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避免出现类似30年代的贬值“竞赛”，对战后各国经济增长与稳定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缺陷：

（1）汇率变动因缺乏弹性，因此其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力度相当有限。

（2）引起破坏性投机。

（3）美国不堪重负，“双挂钩”基础受到冲击。

浮动汇率制及其特点
浮动汇率制（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是指一国不规定本币与外币的黄金平价和汇率上下波动的界限，货币当局也不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自由上下浮动的一种汇率制度。

该制度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过，但真正流行是1972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崩溃之后。

汇率制度的分类
汇率制度的研究包括两个基本视角：汇率制度是如何形成和决定的？如何选择汇率制度？前者是实证问题，后者属于规范分析。

汇率制度分类是研究汇率制度优劣性和汇率制度选择的基础，而对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关系的考察，首先在于对汇率制度如何分类。由于不同的分类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汇率制度的选择成为宏观经济领域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一、汇率制度分类的发展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早期，成员国很难找到一个与其国际收支均衡相一致的平价，以及伴随货币危机而来的对平价的重新调整，人们由此开始了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持久争论。传统上的汇率制度分类是两分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或弹性汇率)，这也是最简单的汇率制度分类。但固定或浮动的程度是很难掌握的，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之间还存在众多的中间汇率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两种方法运用于事实上的汇率制度分类：一种方法是通过官方储备和利率的变化来分析中央银行的干预行为(Popper,1994)；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检验汇率平价的变化，来对汇率政策的结果进行经验性分析 (Frankel，1993)。日以后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除了RR分类以外，一直是这两种分类方法的应用和延伸。

汇率制度分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基于何种汇率进行分类。现有文献对汇率制度分类的归纳，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事实上(de facto)的分类；另一种是基于各国所公开宣称的法定上(de jure)的分类。由于这两种分类都是基于官方汇率的分类，所以这一归纳存在着局限性，还应进一步扩展。从经济学最核心的一个命题一市场调节还是国家干预——出发，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基于市场汇率还是基于官方汇率来进行分类。

二、七种主要的汇率制度分类

(一)IMF的分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IMF把汇率制度简单地分为钉住汇率制度和其它；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IMF则不断地细化汇率制度分类。IMF原来对各成员国汇率制度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是各成员国所公开宣称的汇率制度；但纯粹依赖各成员国所宣称的汇率制度的分类，具有事实做法和官方宣称经常不符的局限性。

IMF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别对基于官方宣称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进行了修正，其1999年的分类是：

(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主要有美元化汇率和货币联盟汇率；这种制度是以它国货币作为其法定货币(完全外币化)或成立货币联盟，货币联盟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定货币。采取这种制度安排就意味着放弃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目前共41个成员采用该制度。其中完全外币化的成员有9个，分别以美元、欧元、澳元作为其法定货币，外币作为法定货币居于主导地位，通常没有本国货币，最多也只是发行一些本国硬币作为补充。一般地，完全外币化国家只会指定一种外币作为法定货币。完全外币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都较小，且高度开放，对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和资本账户的交易限制很少。完全美元化最有名的例子是巴拿马。

货币联盟主要有三个。最著名的就是欧元区国家(12个)。第二个是非洲法郎区国家。它包括14个共同采用非洲法郎(CFA francs)为法定货币的中、西非国家。分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共有8个成员)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AEMC共有6个成员)两个组织。这14个国家在独立前属于法属殖民地。法国加人欧元区前维持西非法郎和法国法郎100比1的固定汇率和自由兑换关系。在欧盟有关欧元的谈判中，法国坚持欧元启动不能触动上述联系，所以目前西非法郎与欧元保持固定兑换关系，即655.957西非法郎兑换1欧元。第三个是东加勒比货币联盟(ECCU),东加勒比中央银行发行在成员国范围内的单一流通货币一东加勒比元。这一货币联盟拥有6个成员国。

(2)货币局汇率；实施这一制度就是用明确的法律形式以固定比率来承诺本币和一特定外币之间的兑换。货币发行量必需依据外汇资金多少来定，并有外汇资产作为其全额保证。货币发行当局没有传统中央银行的一些职能，诸如货币流量控制和最后贷款人。

目前共有7个成员采用该制度，其中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几个东欧国家。随着这些东欧国家逐步加人欧元区，香港成为货币局制度最著名的代表。

(3)传统的钉住汇率；采取这一制度的国家正式或实际上将本币与另一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兑换比率。一篮子货币是由主要的经贸伙伴的货币构成，其汇率权重和双边贸易、服务的交易额及资金流量有关，一篮子货币可以是SDR这样的标准形式。这一制度没有保持汇率不变的承诺。汇率可围绕中心汇率在小于I%的狭窄空间内波动，最高和最低汇率在最近三个月内波动幅度小于2%。货币当局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的直接干预或通过利率政策、外汇管理法规调整、道义劝告等间接手段去维持固定汇率。该政策相对于前两种体现了一定的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虽然是有限的)，因为传统中央银行的作用依然得到体现。

目前共41个成员采用该制度。其中采取钉住单一货币的有32个成员。中国原来属于管理浮动制的，但由于波动幅度很小而被列入管理浮动制下的实际钉住制。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9个成员。包括斐济、摩洛哥等一些小国。

(4)有波幅的钉住汇率；这一制度是汇率围绕中心固定汇率有一个至少土1%的波动区间或者说最高和最低汇率之间的波动幅度超过2%。当然不同的水平调整幅度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目前有4个成员采用该制度，其中丹麦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唯一实行该制度的国家。

(5)爬行钉住汇率；爬行钉住指本币与外币保持一定的平价关系，但是货币当局根据一系列经济指标频繁地、小幅度调整平价。实行爬行钉住汇率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方法是发挥汇率目标的名义锚(Nominal Anchor)作用，汇率爬行速率低于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以使经济逐步克服通货膨胀而又不致于引起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第二种方法则是放弃汇率目标反通胀的名义锚作用，汇率随物价水平调整，重在维持真实汇率水平不变。维持爬行钉住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类似于固定钉住制。包括突尼斯、哥斯达黎加等5个国家采用该制度。

(6)有波幅的爬行钉住汇率；汇率围绕中心汇率有一个至少±1%的波动区间或者说最高和最低汇率之间的波动幅度超过2%,同时中心汇率根据所选择的经济指标做周期性调整。波动区间基于中心汇率可以是上下对称或不对称，如果是不对称，也可能没有预先声明的中心汇率。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与波动幅度有关。包括以色列、罗马尼亚等10个成员采用该制度。

(7)管理浮动汇率；货币当局试图不带特定汇率走向和目标去影响汇率。采取干预行动的管理指标很广泛，可以是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平行市场的发展等。汇率调整可能是非自动的，干预方式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印尼、阿根廷、埃及在内的50个成员采用该制度。

(8)完全浮动汇率。共34个成员采用，包括非欧元区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还包括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南非、韩国等。

在汇率安排的分类中通常将一、二类归为固定汇率制度，七、八类归为浮动汇率制度，其余三、四、五、六类归于中间汇率制度。

IMF(2006)最近强调，它的分类体系是基于各成员国真实的、事实上的安排；这一安排已被IMF所认可，而不同于各成员国官方宣称的安排。这一分类方案的基础是汇率弹性(flexibility)的程度，以及各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对汇率变化路径的承诺。引人注目的是，IMF从2001年开始将汇率制度分类与货币政策框架联系在一起，即在对各成员国进行汇率制度分类的同时，也对其货币政策框架进行分类。IMF认为，不同汇率制度的划分还有助于评价汇率制度选择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程度的含意。该分类体系通过展示各成员国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下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及使用这两个分类标准，从而使得分类方案更具透明性，以此表明不同的汇率制度可以和同一货币政策框架相容。据此，IMF对其分类作了较小调整，例如其2005年的分类是：(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41个成员)，主要有美元化汇率和货币联盟汇率；(2)货币局安排汇率(7个成员)；(3)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安排(42个成员)；(4)水平带内钉住汇率(5个成员)；(5)爬行钉住汇率(5个成员)；(6)爬行带内浮动汇率(1个成员)；(7)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52个成员)；(8)独立浮动汇率(34个成员)。

如果将上述汇率制度划分为硬钉住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那么硬钉住制包括(1)和(2)，中间汇率制包括(3)至(6)，浮动汇率制包括(7)和(8)。按照IMF的分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间汇率制度的比重在不断缩减，并不断向硬钉住和浮动集聚。但是，中间汇率制度仍然没有消失，如在2005年，中间汇率制度在IMF所有成员国中的比重为28.4％，无法证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

(二)Ghosh、Guide、Ostry和Wolf的分类(GGOW分类)
Ghosh等人(1997)认为，事实分类和法定分类各有优缺点，他们试图将两种分类方法综合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主要采用的还是基于IMF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所公开宣称的法定分类，其宏观经济数据也主要来源于IMF的数据库。

GGOW分类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钉住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另一种是更加细致的九分法，即钉住汇率制包括钉住单一货币、钉住SDR、其它公开的一篮子钉住和秘密的一篮子钉住，中间汇率制包括货币合作体系汇率、无分类的浮动汇率和预定范围内的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制包括无预定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和纯粹浮动汇率。

Ghosh等人并没有对各国汇率制度进行具体分类，其主要目的是检验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三)Frankel的分类

Frankel(1999)认为，汇率制度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由最具刚性的到最具弹性的汇率安排依次是：货币联盟汇率(包括美元化汇率)、货币局汇率、“真实固定”的汇率、可调整的钉住汇率、爬行钉住汇率、一篮子钉住汇率、目标区或目标带汇率、管理浮动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随后，Frankel(2003)又对汇率制度分类作了调整和细化，按照通常的三分法。由最具弹性的到最具刚性的汇率安排依次是：

(1)浮动汇率，包括自由浮动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两类；

(2)中间制度汇率，包括目标区或目标带汇率(细分为Bergsten-Williamson目标区和Krugmen-ERM目标区两种)、爬行钉住(细分为指数化的钉住和预先申明的爬行)、一篮子钉住和可调整的钉住四类；

(3)严格固定，包括货币局汇率、美元化汇率(或欧元化汇率)和货币联盟汇率三类。

Frankel认为，中间制度和浮动的分界线在于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中央银行虽然偶尔干预外汇市场，但并没有声明任何目标的国家应当归类为浮动。严格固定和中间制度的分界线在于对固定汇率是否有一个制度性承诺；若有的话，就是严格固定。但是，Frankel的分类只是对IMF分类的一种修正和理论描述，并没有自己分类的详细标准，更没有据此对各国的汇率制度进行具体分类。按照Frankel的看法，“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或“中空论”)和世界上的货币会越来越少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Frankel认为，世界货币池类似于马尔可夫静态平衡过程，独立的货币总是会被创造、消失或在汇率制度之间转换，但池子里的货币大体保持稳定。

(四)Levy-Yeyati Sturzenegger的分类(LYS分类)
Levy-Yeyafi和Sturzenegger(2003，2005)的分类是基于事实上的分类，它与IMF早期的基于各国所公开宣称的法定上的分类不同。三个分类变量是：(1)名义汇率的变动率；(2)汇率变化的变动率；(3)国际储备的变动率。

分类的依据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储备应该有较大变化，以减少名义汇率的变动性；而弹性汇率制则以名义汇率的持续变动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储备为特征。因此，这三个变量的组合足以决定各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归属。LYS分类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计算了1974～2000年向IMF报告的所有183个国家的数据，因此避免了研究者选取分类变量时的随意性。LYS分类有两个：一个是四分法，即浮动汇率、肮脏浮动汇率、爬行钉住汇率和钉住汇率；另一个是三分法，即浮动汇率、中间汇率制和硬钉住汇率。

LYS分类和IMF分类高度一致，大约2／3的观测值是相同的。LYS分类发现了几个事实：

(1)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20年间，固定汇率制的数量确实在下降；但在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IMF的分类而言，固定汇率制却相对稳定。他们把这一现象叫作“隐蔽钉住”(hidden pegs)或“害怕钉住”。在他们的研究中，公开报告中采取中间汇率制度或弹性汇率制度而实际上采取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15％上升至90年代的40％。但“害怕浮动”和“隐蔽钉住”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想要浮动，但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金融稳定性而将浮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后者是指想要钉住，但为了使投机性冲击的成本更高而允许一定程度的汇率波动。许多使用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国家，特别是小型开放经济体，为了避免投机性冲击所带来的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倾向于回避对汇率水平的公开承诺。

(2)传统的或爬行的钉住等中间汇率变得越来越少，从而证实了“中空论”(Eichengreen，1994)或“两极论”(Fiseher，2001)的存在。怛是，“中空论”对于非新兴市场非工业化国家是不成立的，这表明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对于经济发展是必须的。

(3)“事实”上的浮动，其汇率的变化率很小。那些宣称浮动的国家，为了稳定汇率而经常性地使用很多的干预措施，从而证实了“害怕浮动”的存在，而且“害怕浮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是普遍现象(Calvo和Reinhart，2000)。

2291个分类观测值的分布情况，并与IMF的分类作了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浮动汇率制，而非工业化国家更倾向于使用中间和固定汇率制；31.8％的工业化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非工业化国家的这个比例是48.1％。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总的来说支持了“两极论”的观点。

相比较其他分类，LYS分类有如下进展：(1)通过聚类数据的识别，使分类方法更具客观性；(2)权衡了分类结果和政策变量的关系；(3)为今后的进一步经验分析提供了综合数据库；(4)对汇率制度做出了实际的评估；(5)通过两轮的分类步骤，可以辨别不同汇率制度所面临的冲击强度，从而克服了无关性假设带来的偏差，特别是汇率制度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只有在较高变动率水平上才显著这样的假设。但是，由于LYS分类是基于日历年度的，所以在汇率制度发生变化或货币贬值的年度，就不是很可靠了。另外，许多观察值的分类也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有6％的观测值是无法分类的，例如中国和印度的汇率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年份是不能确定的。

(五)Reinhart和Rogoff的分类(RR分类)

无论是基于法定的汇率制度分类还是基于事实的汇率制度分类，都是仅仅依赖于官方汇率的分类。Reinhart和Rogoff(2004)认为，复汇率制不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还是之后。都是广泛存在的。他们使用了1946～2001年153个国家由市场决定的平行汇率的月度数据(以五年为计算期限)，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分类。RR分类在方法上有两个创新：第一个创新是首次采用了平行和双重市场汇率的数据。这些市场不但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相当重要的。Reinhart和Rogoff认为，在大部分复汇率或双重汇率经济体中，双重汇率或平行汇率相比较官方汇率而言，不仅是更好的货币政策的风向标，而且是最具经济意义的汇率。因此，RR分类的主要依据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而不是官方汇率。第二个创新是发展了各国详细的汇率制度安排和相关因素(例如汇率管制和货币改革)的历史年表，并通过使用一套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区分了官方宣称的法定汇率和实践中的事实汇率之间的差别。RR分类把这种分类命名为自然分类，并把汇率制度划分为14种类型(如果把超级浮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别，则有15种)，同时把这14种类型再归纳为五大类，这样就可与IMF的分类作比较。RR分类最有特色的分类是增加了自由跌落，其数据来源与其他分类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Pick货币年鉴”、Pick黑市年鉴”、“世界货币报告”、IMF和各国央行的数据。

从RR的自然分类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4～1990年和1991～2001年两个阶段具有两个发展趋势：(1)自由跌落在汇率制度中都是重要的种类，在前一阶段占12％、后一阶段占13％。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国家而言，40％的国家是属于自由跌落的。(2)与官方汇率的世界货币史相比较，汇率制度向弹性汇率制聚集。有限的弹性——在自然分类中主要是实际爬行钉住——变得更加重要，而在官方汇率分类体系(指IMF分类)中是微不足道的。在过去的1991～2001年间，钉住制是最为重要的，其次就是有限的弹性。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差异是自由浮动的重要性在下降。在1991～2001年间，按照官方汇率分类，30％多的国家属于自由浮动；而按照自然分类，只有不到10％的国家属于自由浮动。这进一步证明了“害怕浮动”的存在。实际上，自由跌落的国家要多于自由浮动的国家。另外可以看出，无论考不考虑自由跌落，RR分类并不支持“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

自然分类与官方汇率分类有很大的差异，两者的相关系数有0.42，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分类上分歧巨大。这充分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平行市场的普遍性。RR分类还得出了一个与通常想像大不相同的结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和瓦解后，汇率制度的变化很小，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对汇率制度的影响不大。RR分类的最大优点是克服了分类者的主观判断，并且对汇率制度的细微差别做了区别。特别重要的是，它对历史事实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纵横结合，较为科学合理。

(六)Courdert和Dubert的分类(CD分类)

Courdert和Dubert(2004)的分类发展了事实分类方法，提出了区分事实汇率制度的统计方法，并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管理浮动汇率、爬行钉住汇率和钉住汇率四种类型。如果按照三分法，中间汇率制度包括管理浮动和爬行钉住。其分类的依据和LYS分类相似，主要考虑了名义汇率和官方储备的变动率，并通过四个分类步骤，检验了数据的序贯性。

在CD分类中，浮动汇率的国家比IMF和LYS分类要少得多，这进一步证明了“害怕浮动”的存在。同时，CD分类还证实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普遍钉住美元，几乎65％的汇率制度是钉住或是爬行钉住美元的。与RR分类不同，CD分类使用的是季度数据，所以能够观察到汇率制度的年内变化，并将时间序列数据处理为不同的分布情形，在一定的自由度下检验原假设是否成立。CD分类结果与RR分类很相近。这一分类的特点是区分了爬行钉住和管理浮动，并确认了贬值的存在。

(七)Dubas、Lee和Mark的分类(DLM分类)

DLM分类是基于有效汇率的事实上的分类。Dubas、Lee和Mark(2005)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有效汇率的变动率作为分类的决定因素，而以往的文献强调的是相对于锚定货币的双边汇率变化。他们提出了三个理由：

(1)一些保持硬钉住的国家，其有效汇率比双边汇率更不稳定，例如阿根廷；(2)那些与锚定货币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国家，双边货币汇率的变动是无关紧要的；(3)在各国中央银行日益分散它们的主要以美元标价的储备资产时(例如韩国)，评价汇率稳定性的多边方法是有用的。根据他们的计算，在172个可获得数据的国家中，有92个国家的有效汇率变动率大于双边汇率变动率，其中有12个是OECD的成员国。从汇率制度的发展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的比例有减少的趋势，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却保持稳定，并一直在各种汇率制度中占最大比重。

相比较LYS或IMF分类，有效汇率分类与RR自然分类的一致性较高；LYS或IMF分类与有效汇率变动性不相关。基于Ghosh等人的法定分类，DLM分类按逐渐增强的汇率稳定性将汇率制度分为6种：

(1)独立浮动；(2)管理浮动汇率；(3)按照既定指标的调整；(4)合作安排；(5)有限弹性；(6)货币钉住。

如果按照通常的三分法，(1)和(2)属于浮动汇率，(3)和(4)属于中间汇率，(5)和(6)属于固定汇率。按照这一分类，不同组别的分类结果显示，非工业化国家采用的汇率制度中。比率较高的是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而工业化国家则是合作安排和有限弹性。没有发生危机的汇率制度中，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的比率较高；而独立浮动和管理浮动下，危机发生的比率较高。

三、汇率制度分类的比较与评价

以上汇率制度的分类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共同点：首先，基本上都承认浮动汇率、中间汇率和硬钉住三种基本汇率制度的划分，这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取得了共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汇率制度分类的可比性。其次，各种汇率制度分类均充分证明了“害怕浮动”现象的存在。再者，基本上都朝着事实分类的方向收敛，至少是考虑到了汇率制度上“做的”(Deeds)和“说的”(Words)的差异性。然而，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有以下四点。

1　各种汇率制度分类的相关性较低。RR分类与DLM分类的相关度最高(0.527)，RR分类与IMF分类的相关度最低(0.184)，这说明现有的各种分类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2　CD分类与IMF和LYS分类由于在方法上和考察样本范围上的差异，所以分类结果也有所不同。

3　IMF分类，由于主要是基于各国的官方声明，因此与其他分类方法相比高估了纯粹浮动的比例(因为有“害怕浮动”的广泛存在)。

4　IMF和LYS分类都没有考虑到货币贬值或自由跌落的特殊情形。当这两种情况发生时，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经济衰退。

总的来说，IMF分类、RR分类和LYS分类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汇率制度分类；RR分类还兼具事实分类的优点，故已有一些经验性研究均采用了RR分类结果。DLM分类对大国的汇率制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为大国的贸易伙伴的多样化程度要比小国复杂得多。考虑多边汇率而不仅仅是与主要货币的双边汇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效汇率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拓展。DLM分类使用的权重是商品贸易地理分布的比例，然而在当今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特别是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今天，计算有效汇率也应包括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地理分布的权重。

由“做的”和“说的”不同而导致的法定分类的缺陷之外，现有汇率制度分类还存在着如下一些缺陷。

1、没有共同的、核心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相互之间可比性较差。哪些核心因素决定汇率制度的变化，这应该是汇率制度分类理论的基础；但由于汇率决定理论还不成熟。汇率制度分类方法还有待发展和创新。

2、主要是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事后分类，而统计检验的一个弱点是：哪怕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如果它反映了经济的基本面，其变动率也有可能较低；而钉住汇率如果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也难免会频繁变动。甚至出现自由跌落或贬值。同时，国际储备不仅仅是一种外汇干预资产，还是一种支付手段，与汇率制度的关系有可能是间接的，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因此，以汇率或国际储备的变动率作为统计分类的标准难免会出现偏差。

3、现有分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都只是考虑了名义汇率而不是实际汇率；如果是考虑实际汇率的话，结论可能又会不一样。

总之，汇率制度分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客观性标准和分类方法。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各种分类方法既需要取长补短，还取决于汇率决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

(1)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如果一国是小国，那么较适宜采用固定性较高的汇率制度；如果是大国，则一般以实行浮动性较强的汇率制度为宜。

(2)特定的政策目的固定汇率有利于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政府面临高通货膨胀问题时，如果采用浮动汇率制往往会产生恶性循环。若一国为防止从外国输入通货膨胀往往会选择浮动汇率政策。因为浮动汇率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较强，从而赋予了一国拒通货膨胀于国门之外，同时选择适合本国的通货膨胀率的权利。可见，政策意图在汇率制度选择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地区性经济合作情况一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情况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当两国存在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时，两国问货币保持固定汇率比较有利于相互问经济关系的发展。

(4)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还必须考虑国际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国际资金流动数量非常庞大的背景下，对于一国内部金融市场与外界联系非常紧密的国家来说，如果本国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实力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是非常强的话，那么采用固定性较强的汇率制度的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

谢选骏指出：汇率制度如此复杂，因为各国货币互相关系更加复杂。如此复杂的货币现象和汇率现象，都不是一本专著可以说清的，写作一本“汇率论”，难度绝不再《资本论》以下，而马克思恩格等人却在缺乏汇率概念的情况下，谈论什么“工资的国民差异”，不知所云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缺乏汇率概念的脑袋中思考“资本”问题，也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他们从中得出的“经济学结论”，也只能是标语口号式的了。靠着这样破破烂烂的理论，从事社会活动的共产党国家，怎么可能不走向最终的落空和失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