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
谢选骏:汉服复兴运动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幼稚体现
《汉服复兴运动令中国观众难以接受<花木兰>》(2020-09-20 香港10)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历经波折的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终于和民众见面。在电影宣传期间,迪士尼声称深刻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花费心力打造出"真实"的花木兰,以符合华人观众的喜好。但这部让众人引颈期盼的《花木兰》,如同22年前的动画版一般,其剧情、服装、建筑、道具,在在让世界各地华人感到怪异与陌生,上映后随即传出"迪士尼不懂中国"等不满声浪。
尽管《花木兰》导演妮姬·卡罗(Niki Caro)感性把电影称为"送给中国的情书",且剧中运用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如《木兰辞》的诗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但华人依然不买账,除了故事架构本身就有问题外,还与宛如鸿沟的文化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视觉效果有密切关系。
魏晋坞堡与福建土楼
首先,便是在预吿片让人吓一跳的福建土楼。
《花木兰》的故事出处——《木兰辞》几乎是每位华人中学时期必读的课文,因此花木兰对于华人而言是个家喻户晓、非常熟悉的故事。姑且不论历史上是否真有木兰其人,其故事虽经历代文人润饰,不过从《木兰辞》中的诗句用词,如称天子为"可汗"、描述的征战地点皆在北方。因此从宋代至今,人们普遍认为《木兰辞》的历史背景应是北朝(386-581年)。
对于华人民众来说,木兰生活在北方是个文化常识,这也是为何真人版《花木兰》出现了五代(907-979年)以后客家人南迁才兴起的土楼,会让人无法接受。
那么,真人版《花木兰》出现土楼的用意何在?是因为每个迪士尼公主都需要一座城堡吗?福建土楼的出现,或许是为了展现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坞堡大约形成于两汉之间的新朝天凤年间(14-19年),最初为边塞的防御辽望建筑。随着东汉社会动盪不安、羌乱蔓延、朝廷无暇顾及民间社会基层,民众便组织地方武装自卫组织、建造坞堡共同抵御外人的侵犯,保护家族或邻里乡党。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184-280年)坞堡大增,如董卓之郿坞,许多豪杰便据坞堡为守。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堡逐渐成为常见的村落名称。由于坞堡是人们为了因应战乱,所产生的组织与聚落,为维持坞堡内众人的生活,除了军事防御外,还必须保障其内部的经济供给。
在坞堡内的民众除了担负御敌作战任务,还要从事生产劳动,呈现出兵农合一的生活型态。不少学者研究元代出现的福建土楼与魏晋坞堡,两者在建筑型制、防御功能上非常相似,可能有一定关联。不过坞堡与土楼在外观上有醒目差别,从壁画与考古出土的坞堡模型,可以发现其为方型,而福建土楼则有方有圆。或许迪士尼是出自于一般欧美人士对于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或为了画面效果而选择使用福建土楼替代历史上的坞堡,但也显示出迪士尼在考据上的不用心。
令人头皮发麻的服装与扮相
真人版《花木兰》另一个让人诟病的就是,上至主角木兰,下至跑龙套的小角色,其服装不仅没有质感,还是中国历代服饰大杂烩,放眼望去像是前几年古装剧中的廉价戏服。
剧中唯一符合历史上的服饰,只有到木兰家宣布征兵的官员,可以看出其参考陕西唐代张士贵墓所出土的武官俑,但也与花木兰故事背景朝代北朝不符。剧中花木兰的相亲妆,与媒婆的妆容,从预吿片释出后就考验着华人观众的审美细胞,为何民众对于这次《花木兰》裏的服装意见这么多呢?
民众除了不满戏服呈现出西方幻想裏的中国风格外,另一个原因还与近年汉服在内地兴起有关。汉服运动自2003年开始,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发展至今已成为"汉服经济"是具有高额产值的产业链。在年轻的汉服爱好者的努力推广下,世人逐渐了解这套消失已久的服饰,各个朝代的汉服形制也有了更多的考据与复原。
这也是为何此次真人版的《花木兰》服装比起考据更为失据的1998年动画版,却引来更多批评的原因之一。过去两岸三地在制作古装历史剧时,对于戏服的要求並没有那么高,多将重点放在导演与演员的知名度上,对于服装、道具与建筑並无特别考据。因此过往的古装剧,演员们都穿着相当浮夸、几乎是幻想出来的戏服。
而近年不少戏剧捨弃过去常见的俗气戏服、影楼装,如《长安十二时辰》、《清平乐》等戏剧对于戏服的颜色、质感、整体搭配有更多的要求。
知名的汉服复原团队早于多年前,即复原了十六国时期的女子装束,带领民众了解古人流行的服饰与装容。(微博@装束复原)
知名的汉服复原团队日前复原了北朝男子仪卫装束。图中的两裆甲是模仿当时流行的两裆铠,为男性的外着服饰。(微博@装束复原)
汉服唐服宋服明服之兴起,带动不少年轻人投入相关产业,如饰品、妆发与拍摄。近年更有许多汉服爱好者仔细研究历朝历代流行的装扮,顺势推出复原历代妆容与发型的相关影片,每个造型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壁画与陶俑。因此,华人民众在这几年的汉服薰陶下,自然对于真人版《花木兰》那俗气的戏服与装扮感到万分不适。
迪士尼由于把《花木兰》改编为真人版,华人民众自然会以古装剧与历史考据的高标准,来一一审视其内容细节。先不论迪士尼是否曾向中国大陆当局过目剧本,导致服装、建筑与道具呈现各朝代大杂烩一事,单从木兰与媒婆的夸张粧容、皇帝服装的不考究,就多少能够明白,西方视野对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仍有着"傅满州"(Fu Manchu)般的负面观感。
这封写给中国的"情书",是书写自不瞭解对方的情况下的一份错爱,以为已经做足功课,细节却仍满是别扭。
谢选骏指出: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末期,也就是清末民初时代,最多也就是延伸到了土共横行的毛泽东蓝蚂蚁——远远没有达到汉服复兴运动的当下,因为汉服复兴运动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体现,仍然没有进入两眼泛白的西方文明的法眼。
《中国汉服复兴运动:穿越千年而来的民族主义?》(储百亮, KATRINA NORTHROP 2018年11月23日)报道:
本月在北京颐和园,一名盛装汉服的女子在镜头前摆姿势。北京——他们聚集在一起,穿着丝滑飘逸的长袍,手臂覆盖着成褶垂下如波浪一般的袖子,许多人戴着高高的黑色帽子或者繁复的花朵头饰。
如果你觉得,他们看上去像是从一千年前的中国帝王仪礼上穿越过来的时间旅行者,那么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上周末,数百名这种复古打扮的人聚集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他们是“汉服”运动的参与者。他们致力于恢复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多数民族汉族在屈服于外国统治者几个世纪前的穿着——并以他们唤起的过去为傲。
“汉服是一个社交活动,所以我喜欢它,但同时汉服也有一种层次更深的民族感情,”29岁的计算机程序员尹卓说,他参加了当天的活动,穿着蓝色长袍以及带着人造皮草流苏的红色斗篷。
中国政府禁止了许多社会活动,但民族主义领导人习近平却提倡复兴传统美德,这对汉服的粉丝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使其得到了发展所需的官方声望与许可。
现在,全中国数百个团体正在践行汉服,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支持者称他们有多达一百万粉丝,大多数是女性,年龄多在一二十岁。
互联网商务促进了这股潮流,即使在小城镇,商店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爱好者。“人数肯定是增长的,而且是快速增长,”汪家文说,他以嘉林为笔名在中国南方进行了大量汉服推广和研究工作。
15年前在中国中部城市郑州,电力工人王乐天身着款式古旧的长袍走上街头,这件事被当时刚刚在中国兴起的互联网记录了下来,上周六的汉服爱好者集会纪念了这个日子。
他们略带点诗意夸张地表示,王乐天的行走是汉服在现代重生的里程碑。“恢复汉服对于提高汉民民族认同和自豪感有着非凡的意义,”王乐天通过电话表示。
中国官员将汉服作为共产党传统观念的一部分接纳了下来。学校现在常让学生穿着传统的文人长袍列队,作为对成人礼的一种时髦的重新演绎。当习近平去年在北京接待特朗普总统时,两人观看了穿着汉服的中国传统音乐人表演。“汉服正在走向成熟,国家和政府正在给予更多支持,”北京一家手机应用公司的经理姜雪(音)说,她穿着一件仿照几个世纪前的明代服装制作的粉红色长袍。手工刺绣的兔子和花朵是她自己完成的。“习近平一直在推动复兴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服装,”她说。
汉服运动有多达一百万追随者,大部分是一二十岁的女性。汉服利用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90%以上——应该穿着清朝以前的服装来展现他们的自豪感,也就是北方的满人军队于1644年占领中国并开始其统治之前。
根据汉服支持者的说法,满族皇帝以及后来轮番前来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的风格强加于人,汉文化于是陷入衰落。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从事中国研究的讲师凯大熊(Kevin Carrico)说,“我见过的汉服运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寻求的是穿着传统服饰的刺激。”他写了一本关于这一运动的书。
尽管汉服运动逐渐变得流行,并被官方所接受,但身穿传统长袍走过中国的大街仍然需要一点点胆量。很多汉服粉丝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穿着他们的服装出门。只有很少一部分最坚定的支持者几乎天天穿汉服,包括在工作时。
在最近的一个周末,北京东边的一家汉服商店里,新老顾客在一排排长袍、头巾、腰带和头饰间指指点点。当一名20多岁的男子身穿一袭黑色长袍、扎着一条金色腰带出现时,店铺里发出一阵阵的赞叹声。
“我们刚开业那时,人会经常问你是拍戏吗?你是玩儿cosplay吗?”这家商店的老板月怀玉说,“他们是不了解的。”现在,就顾客而言,“了解的是越来越多。”
在传播开来的同时,汉服运动也变得吵闹起来。汉服网站上充满了关于什么才算真正的汉服的争论。“这场运动宣称的许多历史和传统都是虚构的,”作者凯大熊说。“他们在自己编写历史。”
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审美可以进行多大程度上的改动,也存在争议。
北京一位穿着汉服上班的金融经理顾蒙说,他对“汉服原教旨主义者”感到不满,因为他们不愿意对汉服进行修改,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我问过店家好多次,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后面加一个口袋,我好放手机和烟,”他指的是自己经常光顾的一家汉服精品店。“他们以为我是异端者。”
上周六,汉服爱好者们在北京聚餐。
上周六,汉服爱好者们在北京聚餐。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汉服的重点是民族主张、培养古老的价值观,还是借由绣了龙或花卉的长衫做出大胆的时尚宣言,尤其存在分歧。
“有民族主义者,也有人纯粹是出于好看和审美的原因,还有一群人是被古代传统所吸引,”在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站担任编辑的辅仁君说。“现实中,大家可能每个原因都有一点。”
和许多穿汉服的人一样,顾蒙形容自己在网上发现汉服运动的那一刻,可谓豁然开朗。他回忆说,中国正进入一个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的时代,而汉服是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外表。
“汉族变成了一个受压迫的民族群体,”穿着一件浅蓝色丝绸长衫的顾蒙说。“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这可能是一种反抗。”
汉服爱好者对汉人身份的彰显,在维吾尔族和藏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看来,也许构成一种沙文主义。
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政策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但许多汉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慷慨保护者,他们指出,其他民族的人如果愿意,是可以选择自己的传统服装的。
“我们的民族主义是正能量的,”汉服研究者汪家文说。“关于民族政策,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汉族要当好老大哥,才能带好、保护好少数民族弟弟妹妹。”
北京一家汉服商店。
北京一家汉服商店。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9岁的服装设计师郑琦来自中国西南部。她说,自己几年前当妈妈后就不再穿汉服了,她发现很少有汉服是为身材丰满的女性设计的。
但今年,她在网上发布了一组照片后引发轰动。照片中,她身上的华服和脸上的妆容,都借鉴了1100年前统治中国的唐代的绘画。
“唐朝它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一个比较能接受胖或者丰满的一个朝代审美,”她说。
她说,在她看来,成为一名汉服爱好者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一方面我们很喜欢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个性其实是很现代的,”郑琦说。“性格也很传统的话,我想他不会在大街上穿汉服,因为是个异类,传统性格的人他们不敢的。”
谢选骏:汉服复兴运动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体现
时政风云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被迫携家人赴港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Chris Buckley因未获签证,被迫携家人赴港。他曾在今年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王立军事件”,温家宝首次作出公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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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纽约时报》记者Chris Buckley被迫离京赴港,引发有关中国当局对外国记者进一步施压的忧虑。周二,这位45岁的澳大利亚人抵达香港。他向德新社表示,希望能尽快重返北京,继续新闻报道工作。这位多年的驻华记者没有表态,他的离境是否与《纽约时报》的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报道有关。
由于年底签证未能得到延长,周一,这位记者携妻子和12岁的女儿被迫赴港。《纽约时报》周一发表文章称,签证遇阻正值外国媒体对中国领导人的经济调查受到压力之际。中国领导人的财政状况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纽约时报》称,对腐败的报道在中国十分广泛,但最高领导人仍被认为是禁忌话题。
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表示,中国有关部门对外国记者的压力增加。该组织呼吁中国有关部门尽快批准这位记者的工作许可。
安替:"不人道的"
知名博客作者安替向德国之声表示,迫使这位《纽约时报》记者全家赴港是"不人道的"。
安替在Twitter上发帖说:"我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的中文名--编者注)同事过三年,他是人大党史研究生,比我在北京的根深,也比我更像中国人,他的办公室从天到地全是党史资料书籍和杂志,走路都能踩到。夫人是北京人,每次他们搬家,都要很多人帮忙,因为很多书。北京就是他们的家,所以得知他全家被迫赴港,觉得很吃惊,这已经是违反人道了。 "
Caption: Blogger and columnist, Michael Anti (Zhao Jing).
安替
安替认为,今年来,整个英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引发中国当局的不满,因此,各媒体记者的延签或多或少遇到阻力。
安替介绍说,储百亮是10月份提交签证申请的。安替认为,这次不予延签证,是一个"小刁难"。他预计,过一段时间,这位《纽约时报》记者应该还是可以拿到签证的。
一次提问
Chris Buckley曾有过一次著名的提问。今年3月,全国人大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最后一个问题由路透社提问。当时任路透社记者的Chris Buckley问道:王立军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温家宝回答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外界认为,这是中共高层首次对王立军事件的公开回应,是对薄熙来的严厉批评。
今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报道,引发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之后,《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不过,《纽约时报》本周一的报道称,"温家宝家族巨额隐秘财富"一文的作者、驻上海记者David Barboza(中文名张大卫)今年已获得延签。报道称,除Chris Buckley之外,《纽约时报》的另外六位驻华记者均获延签。
德新社报道说,Chris Buckley本人并未参与有关温家宝的报道。这位有12年工作经验的驻华记者最早为《纽约时报》工作,2005年起为路透社工作,今年9月重返《纽约时报》。
呼吁尽快颁发签证
《纽约时报》周一的文章援引该报执行主编亚伯拉姆森(Jill Abramson)的声明称:"希望中国有关部门尽快为他颁发新签证,允许Chris一家返回北京。"与此同时,该报驻北京记者站新站长Philip P. Pan(中文名潘公凯)3月提交签证申请,但也尚未得到处理。亚伯拉姆森说,也希望已等待记者工作许可数月的这位北京站新站长可以获得签证。
5月份,半岛电视台记者Melissa Chan被迫离开中国。这位女记者被认为得罪了中国的有关部门。6月,彭博社刊登有关习近平亲属财产的报道,随后,彭博社网站也遭封杀。
谢选骏指出:“根据汉服支持者的说法,满族皇帝以及后来轮番前来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的风格强加于人,汉文化于是陷入衰落。”——就此而言,汉服复兴运动还太幼稚,不足以担负天下的兴亡。因为,他们竟然没有看到苏联及其共产党对中国构成的绝大危害。因此,汉服运动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体现,却离成熟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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