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接触政策真的终结了吗

网文《白宫战略报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全面遏制中国扩张（附全文）》报道：

白宫制定了一份新的对华战略报告，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说，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

这份长达20页的文件名称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特朗普总统已经在周二签字，白宫在周三递交国会。

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虚假信息散布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等许多领域的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

英文全文：《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蓬佩奥对中共的指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前发表谈话，指出媒体专注于目前的病毒大流行，可能忽视了中共构成挑战的大背景。蓬佩奥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已经批准一笔总额为1.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重型鱼雷、零部件，以及辅助和测试设备。国务院的声明说，这将有助于改善台湾的安全状况，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

根据各方透露出来的报告内容，大致有以下主要内容。

美方对40年对华接触政策结果感到失望

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度失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认为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增加对中国的投资，让中国能够获得美国的高级技术，并为中国培训军官，中国就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相反，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之后，中国却变得更加专制，中共在世界上在宣传其政治思想方面变得更加强势。报告说：“四十多年之后，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方法低估了中国共产党限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20多年里，改革已经放缓、停滞或者倒退。”

报告说，中国“选择利用建立在自由和开放基础之上的秩序，并企图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国际体系。”中国“扩大使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迫使民主国家不能发声的做法伤害了美国的重要利益，损害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和个人的尊严。”

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发现与北京保持接触除了象征性和装饰性之外“没有任何价值”。“静悄悄的外交努力证明徒劳无功，美国将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

中国一边承诺，一边盗窃

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报告认为，中国可谓是劣迹斑斑。“从1980年代以来，北京签署了多项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报告说，“但是，目前全球仿冒产品中有多达63%来源于中国，这给全世界和合法商业活动造成了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指出，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承诺要停止政府主导的为了商业利益而通过网络盗窃贸易机密，并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头两年重申了这样的承诺。但是，在2018年后期，美国等十几个国家报告说，中国加强了针对知识产权和获取商业情报而进行的网络攻击。

中国全面强化军事威胁

在安全方面，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和中国的邻国都构成了挑战。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在各项公开声明里总是表示，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意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争端。但报告指出，北京的所作所为却背道而驰。

报告批评北京言行不一，违背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印边界采取挑衅行为，以及军事高压和准军事手段相威胁。

对台军售取决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在台湾问题上，报告指出，美国采取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持续与台湾维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美国的立场仍是两岸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且不违反两岸人民意愿的方式进行，不得通过威胁或高压的手段。

报告强调，北京没有能够履行自己在相关公报中做出的承诺，大规模扩军，迫使美国不得不协助台湾军方提高自我防卫的能力。只有在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的时候，才能阻止侵略，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

根据1982年一份备忘录，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坚持认为，提供台湾的武器质量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加诸的威胁。2019年，美国批准超过1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在人权方面，报告重申了白宫一贯的立场，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拘押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做法提出批评。

此外，报告还表达了白宫对美中关系发展所抱的希望。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愿意容忍双边关系中更大的摩擦”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报告还表示，“即使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竞争，我们也对双方在利益吻合的领域的合作表示欢迎。”报告说：“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和冲突。”

要加强亚太盟友的合作

最后，报告表示，美国希望与东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加强合作。报告说，东盟的“印太展望”（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印度的“区域共同安全与成长（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概念、韩国的南面政策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理念与美国的战略理念存在许多共同之处。

【本文来自VOA Chinese】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介绍：

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20年里，改革的步伐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其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它试图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默许民族国家，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自主权与尊严。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方针，其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再评估、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忍耐。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以确定中国的某一特定最终状态为前提。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正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1)保护美国的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2)促进美国的繁荣；(3)通过实力维护和平；(4)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我们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性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适应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行动。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在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与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期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这些政府的重要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直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来揭露中共的恶行。国会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法律授权和资源，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还肯定了盟友和伙伴们为制定更清晰、更有力的对华方针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欧盟在2019年3月出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等。
美国还在同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具体到印太地区，其中许多举措在国防部2019年6月的《印太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务院2019年11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等文件中都有介绍。美国正在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方针进行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理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
本报告并不试图详细介绍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所开展的全面行动和政策措施。相反，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情况，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挑战
今天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1.经济挑战
北京在履行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广泛采用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WTO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将自己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体制。
但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北京没有将竞争型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系统性地保护国内市场。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使中国能够以牺牲掉那些没有北京给予不公平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全球市场份额。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的结构，并以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政治改革也同样萎缩和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侵蚀。习总书记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际上无限期地延长了国家主席任期，这些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2018年的《关于中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论》中，认定中国政府的许多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USTR发现，中国政府：（1）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以市场条件许可其技术的能力施加实质性限制；（3）指导和不公平地协助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4）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
在北京停止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清单上，充斥着许多被打破的和空洞的承诺。2015年，北京曾承诺停止由政府主导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2017年和2018年又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年晚些时候，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将针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归咎于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运营商，这违反了北京2015年的承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尽管如此，世界上63%以上的假货来自于中国，给世界各地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但在与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时，中国仍旧声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为系统性地扭曲全球多个部门的政策和做法辩解，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OBOR）是中国政府用来描述其各种倡议的总称，其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政府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需求服务。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举措，中国正在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范围，这也是以牺牲非中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北京标榜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技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听命于中共的专门法院对有关“一带一路”的商业纠纷进行仲裁。美国欢迎中国对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但“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往往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其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以及在东道国产生或加剧治理和财政问题的合同。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屈服于中共的立场，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以期干涉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通过对地处内陆的蒙古国途经中国的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国经济。
北京寻求全球对其环保工作的认可，并声称要推动“绿色发展”。然而，中国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提出了模糊而无法执行的减排承诺，让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直至“2030年左右”。中国计划增加的排放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以百计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350万吨。中国在全球沿海国家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居世界首位，威胁了当地的经济和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这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2.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代领导层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快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绘为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运转得更好。北京很清楚，自己正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2013年，习总书记呼吁中共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做好准备，并宣称“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社会主义必将获胜。”
习总书记在2017年曾表示，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强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制度植根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并将民族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主导的经济、为国家服务的科学和技术部署、个人权利服从于共产党的多个目标结合在了一起。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和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高举“构建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愿景。然而，北京为迫使国内的意识形态整合而做出的努力，却呈现出中共所领导的“共同体”在实践中令人不安的景象。(1)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对博客、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通过算法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逮捕；(4)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对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士进行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在国内一个严酷的例子中，地方官员在社区图书馆宣传焚书活动，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
这种治理方式的一个灾难性的产物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2017年以来，当局将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关押在灌输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劳动、意识形态灌输和身心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的边界。近年来，北京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谋求对其政策的认同。中国当局试图扩大中共在全球话语和行为上的影响力，最近的例子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和运动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政客。中国的行动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共技术专制模式的工具，使专制国家能够控制其公民和监视反对派，培训外国合作伙伴的宣传和审查技能，并利用大数据收集来塑造公众情绪。
中国的党国控制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宣传工具。北京通过国营的电视、报刊、广播和网络组织来传播其言论，而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共经常隐瞒其对外国媒体实体的投资。2015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曝出通过空壳实体控制了14个国家的33家电台，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亲北京的内容来补贴多家中介机构。
除媒体之外，中共还利用一系列行动在美国和其他开放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中共统战组织和代理人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试图左右其言论以及限制其在中国国内的外部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劝说中国公民和其他人采取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劣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用技术和知识产权，未能适当披露与外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关系，违反合同和保密规定，操纵联邦研发经费的公平和择优分配程序。北京还试图迫使中国国民举报和威胁中国学生，抗议与北京的政治叙事背道而驰的事件，并以其他方式限制作为美国教育体系标志和优势的学术自由。
中国的媒体实体、记者、学者和外交官可以在美国自由活动，但中国政府拒绝同美国对口机构和官员进行对等的接触。中国政府经常拒绝美国官员，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内的美国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设在中国的大学里，与中国人民分享美国文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和恐吓。
3.安全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共在试图消除其利益受到的威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时，使用恐吓和胁迫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北京的行动并不能履行中国领导人的声明，即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预他国内政，或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北京违背其言辞，藐视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挑衅性、胁迫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2019年5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发布了《涉及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评估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技术发展轨迹、安全和军事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和作战理念。2019年7月，中国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一带一路”与中国渴望扩大解放军在海外的存在，包括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存在有关。
北京的军事建设威胁到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让解放军不受限制地进入正在研发和收购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军民融合链条，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的军事研发项目提供了两用技术，加强了中共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胁迫能力。
中国试图通过不正当行为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等歧视性法规中，该法规要求公司必须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中共能够获取外国数据。中国的其他法律也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必须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在国外开展业务，这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北京拒绝兑现其做出的以及时、一贯的方式为持有美国遣送令的中国公民提供旅行证件的承诺，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安全隐患。此外，中国政府违反双边领事条约，使美国公民在中国面临风险，许多美国人因中国政府的强制出境禁令和非法拘留而受到不利影响。
方针
国家安全局要求美国“反思过去二十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中，将使其成为良性行为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前提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敌对方利用宣传和其他手段来试图诋毁民主。他们宣传反西方的观点，散布虚假信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
在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以此来回应中共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中，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方针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中都有阐述——主权、自由、开放、法治、公平和互惠。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我们的印太战略，而是属于这一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框架之内。同样，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不排斥中国。
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相同标准和原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希望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得到并且应得的待遇。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中国内部一直以来所定位的一样：大国竞争关系。
美国的政策并非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是对中国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说法做出让步。相反，美国的政策旨在保护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抵御中共的不良行为和中国内部治理问题带来的附带损害。中国是否最终会与自由开放的秩序原则接轨，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承认，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负有代理权和责任。
美国反对中共企图在以下两者间建立虚假的等同关系：法制与法治、反恐与压迫、代议制与专制、市场竞争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美国将继续挑战北京的宣传和错误叙述，这些说法歪曲了事实，并企图贬低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
同样，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迁就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我们将继续驳斥中共关于美国处于战略撤退或将推卸我们的国际安全承诺的说法。美国将与我们强大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合作，在我们自己的治理机构内、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抵制对我们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攻击。
美国人民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慷慨贡献是有史可查的——正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一样。但是，北京政策和做法的负面趋势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遗产和未来的世界地位。
北京一再表明，不会对美国的善意表态做出妥协，其行动并不受制于先前尊重我国利益的承诺。因此，美国是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对其所声明的承诺作出回应。此外，我们并不会迎合北京的要求，为对话创造适当的“气氛”或“条件”。
同样，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象征性的和排场性的对话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要求取得切实的成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北京的交易性做法，我们会通过及时的激励措施和代价或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回应。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时，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时付出相应的代价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没有履行其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间谍活动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我们与中国人民坦诚相待，并期待中国领导人的诚实。在外交问题上，美国对中共的无诚意或模糊的威胁作出适当的回应，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抵制胁迫。美国欢迎中国通过持续和坦诚的接触，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扩大合作，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我们的方针并不排斥中国。美国随时准备欢迎中国的积极贡献。
正如我们上述方针的宗旨所暗示的那样，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交往，但我们的交往是有选择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项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谈判和履行承诺，以确保公平和互惠；澄清北京的意图以避免误解；解决争端以防止争端升级。美国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风险，管控危机。我们期望中方也能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与高响应度。
实施
根据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本报告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和家园，促进美国的繁荣，通过实力维护和平，并在海外推进自由开放的愿景。在执政的前3年中，美国在实施这一适用于中国的战略的过程中采取了重大举措。
1.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美国生活方式。
美国司法部（DOJ）的“中国倡议”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拨资源，以查明和起诉窃取商业机密、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并加大力度防止外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恶意投资、供应链威胁和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外国代理人。例如，司法部通知中国国有媒体公司CGTN-America有义务按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的规定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该法规规定注册者有义务向联邦当局披露其活动，并适当标明其传播的信息资料。CGTN-America随后根据《外国代理注册法》进行了注册。
美国政府也在对中共在美国的宣传做出回应，指出恶意行为，反击虚假报道，并强制要求透明度。美国官员，包括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正在带头努力教育美国公众，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来推动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悖的中共的议程。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美国国务院实施了一项政策，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学术机构会面之前，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除了传统的间谍活动和增加影响力的努力之外，政府正在提高认识，并积极打击北京对美国学术机构中的本国公民和其他人的指派与胁迫。我们正在与各大学合作，以保护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的权利，提供信息反击中共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并确保他们了解美国学术环境中的道德行为准则。
中国学生代表了当今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重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贡献。截至2019年，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申请人学生签证的拒签人数则稳步下降。美国坚决支持开放学术讨论的原则，欢迎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合法的学术活动；我们正在改进程序，以筛选出少数企图以虚假借口或恶意进入美国的中国申请人。
在美国科研界，诸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之类的联邦机构已经更新或澄清了相关法规和程序，以确保遵守适用的行为和报告标准，提高透明度并防止利益冲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科研环境联合委员会正在制定由联邦所资助研究的标准，以及美国研究机构的最佳做法。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确保受资助者不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签订合同，同时也在继续欢迎外国研究人员。
为防止外国恶意行为者进入美国信息网络，总统颁布了《关于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和《关于设立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部门评估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的执行将防止某些与外国敌对势力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有关联或听从其指挥的公司轻易获取美国政府、美国私营部门与美国个人的私人和敏感信息。为确保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我们的信息，包括敏感的军事和情报数据，美国正在与包括多边论坛在内的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积极接触，推动建立一套安全、有弹性和可信的通信平台通用标准，以作为全球信息经济的基础。为了迫使北京遵守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美国正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对恶意网络活动进行归因和其他方面的威慑。
政府正在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更新和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能力，以解决外国利用的投资结构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这些投资结构以前并不属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这包括防止中国企业通过少数股权投资来利用美国的创新，用以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已经更新了出口管制条例，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全社会军民融合战略及其获取高超音速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基础技术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努力。我们还在动员盟友和伙伴建立自己的外国投资筛选机制，并通过多边机制和其他论坛合作更新并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2017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查获了5.9万多批中国生产的假冒商品，价值超过21亿美元。这相当于从其他外国国家缉获的总货运量和总价值的5倍。
除了假冒品牌的服装、鞋类、手袋和手表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截获了三批载有53,000个非法中国枪支零件和电子产品的货物，这些货物可能会危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安全和隐私。美国执法机构还锁定原产于中国的假冒药品和化妆品，发现这些药品和化妆品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包括细菌和动物排泄物，对美国消费者构成威胁。
美国正与中国当局合作，阻止非法的中国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2018年12月，美国总统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承诺，承诺对中国境内所有形式的芬太尼进行管制。随着中国的监管制度自2019年5月开始实施，美国和中国的执法机构正在分享情报并进行协调，为执法行动创造条件，以震慑中国毒品生产者和贩毒者。美国也正在与中国邮政机构合作，改善对小包裹的追踪，以达到执法目的。
2.促进美国的繁荣
针对中国有案可查的不公平和滥用的贸易做法和产业政策，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并结束北京造成美国制造业基地空心化的做法。美国致力于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我们的整体政府方针支持公平贸易，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促进美国的出口，以及打破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不公正壁垒。自2003年以来，美国未能通过定期的高级别对话说服北京遵守其经济承诺，美国正通过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形式，对抗中国扭曲市场的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政策。在美中两国达成公平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之前，这些关税将一直存在。
由于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减少或消除其扭曲市场的补贴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征收关税以保护我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钢铁和铝业。对于那些需要在WTO进行争端解决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继续提起诉讼，并在多个案件中获胜。最后，为了打击中国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正在比过去几届政府更有效地利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
2020年1月，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要求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改变，这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若干关切。该协议禁止中国强迫或迫使外国公司转让其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在所有关键领域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通过解决政策壁垒，为美国农业和金融服务在中国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并且解决了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货币政策。该协议还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和执行。通过解决结构性贸易壁垒并充分履行承诺，第一阶段协议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额增加至少2000亿美元，涉及四大类：制成品，农业，能源和服务。该协议标志着在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以及为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国内方面，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通过税制改革和强有力的放松监管议程，来加强美国经济并促进未来的经济领域，如5G技术等。总统发布的《关于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促进投资和合作的一个例子，以确保美国在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为一个成长中的行业制定标准。
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基于主权、自由市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愿景。美国正与欧联和日本一道，参与一个强有力的三边进程，为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制定纪律。我们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歧视性的工业标准不会成为全球标准。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和全球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广泛接触、评估共同的挑战、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与美国公司密切合作，通过诸如“促进非洲繁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洲经济发展”，以及“通过能源促进印太地区的发展和增长”等方案，在国内外提高其竞争力，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
3.通过实力维护和平
2018年的《国防战略》将同中国的长期竞争作为优先事项，通过强调现代化和伙伴关系以对抗解放军的技术进步、力量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存在和攻击性。如《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所述，政府正在优先考虑核三军的现代化，包括发展旨在阻止北京使用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进行其他战略攻击的补充能力。同时，美国将继续敦促作为拥有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核武库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大中程运载系统库的核大国的中国的领导人走到谈判桌前，开始有关军备控制和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美国认为，提高北京的透明度，防止误判，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增长，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正在迅速部署高超音速平台，增加对网络和空间能力的投资，并在弹性的、适应性强和成本效益高的平台基础上开发出更多致命火力。这些能力加在一起，旨在威慑和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和解放军对技术持平与赶超的追求。
作为我们全球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反击北京的霸权主义主张和过度申索。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包括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我们正在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增强能力，抵御北京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及在争端中取胜的企图。2018年，由于北京将先进的导弹系统部署到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美国军方撤回了对解放军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
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国防战略》的基石。美国正在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深化互用性，以发展一支战斗力强的前线作战力量，并与盟友和伙伴充分集成，以威慑和抵御中国的侵略。政府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旨在促进美国的武器销售，以战略互补的方式加快合作伙伴军事能力的转型。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阐述了美国国防部对《国防战略》的实施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整体政府战略。
美国将继续根据“一个中国”政策，根据《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保持强牢固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认为，任何两岸分歧的解决都必须按照两岸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不能诉诸威胁或胁迫。北京未能履行其在《公报》中的承诺，这体现在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上，这迫使美国继续协助台湾军方维持可信的自卫能力，以遏制侵略，并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1982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罗纳德·里根总统坚持认为：“提供给台湾的武器数量和质量应完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为条件”。2019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100亿美元的军火。
美国仍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关系。美国与中国进行防务接触和交流，沟通战略意图；预防和管控危机；减少可能升级为冲突的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美国军方与解放军进行接触，以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包括在非计划情况下高响应度的缓和渠道。
4.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过去七十年来，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稳定，使主权独立国家能够繁荣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发达的大国和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应当帮助保障全球其他国家的自由和开放。当北京反而鼓吹或助长威权主义、自我审查、腐败、重商主义经济学、无法容忍民族和宗教多样性时，美国就会领导国际社会努力抵制和打击这些恶劣行为。
2018年和2019年，美国国务卿主持召开了头两次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这些活动与总统在2019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出的史无前例的“保护宗教自由全球呼吁”一起，使全球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问题。在这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和伙伴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信徒的权利，这些人在中国都面临着镇压和迫害。2020年2月，美国国务院与25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捍卫每个人能够没有恐惧地去信仰的权利。美国总统在2019年部长级会议期间与中国异议人士和幸存者会面，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来自中国的宗教迫害受害者同台。美国还将继续支持在中国境内或对华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和独立民间社会人士。
2019年10月，纽约联合国，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谴责北京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新疆的其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镇压政策。在后一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向选定的与新疆侵犯人权事件同流合污的中国政府机构和监控技术公司出口产品，并拒绝向对违反中国政府国际人权承诺的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发放美国签证。此外，美国也开始采取行动，禁止进口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中国商品。
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一道，继续坚持原则立场，反对利用我们的技术来支持中国军方及其以技术为基础的威权主义。为此，我们将实施与时俱进的技术政策，以跟上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在军民两用应用领域迫使企业支持中国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努力。
这些努力显示出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体系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和准则的承诺。虽然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当北京偏离其国际承诺和负责任的行为时，特别是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华盛顿将继续直言。例如，香港的未来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香港约有85,000名美国公民和1300多家美国企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呼吁北京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使香港能够继续成为成功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美国正在扩大其作为促进自由企业和民主治理的印太国家的作用。2019年11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启动了“蓝点网络”，通过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发展，推动资金透明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仅在印太地区就增加了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一份关于“蓝点网络”的详细进展报告《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介绍了我们在印太地区执行整体政府战略的情况。
结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根本性的再评估——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的再评估。美国认识到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通过政府一体的方式，在国家安全局所阐述的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仍然愿意接受中国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方面进行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接触与合作。我们将继续以尊重而又清醒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向北京发起挑战，以使其履行承诺。
（全文完）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说的，仅仅是绥靖政策的中止；而不是接触政策的终结。

《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政府对中共有战略误判》（）报道：

自2018年发起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从经济、金融、科技、人文交流、人权、香港台湾和南海等领域对中国全方位碾压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尤其近期对Tiktok、微信的打压、关闭中方领事馆以及卫生部长访台和对中港两地高官的制裁等行为，让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无法不悲观，接下来在美国大选前，美中恐怕还要迎来一轮暴风骤雨。
华盛顿的意图其实很清晰，在白宫5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和7月24日国务卿庞皮欧(Mike Pompeo)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新铁幕演说”里，中国被美国贴上头号战略对手的标签，并指出美国必须组建新的民主联盟，在全球遏制中共的暴政和扩张。在美国鹰派看来，中共是继苏联之后对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最具威胁性的极权政权，习近平是斯大林那类要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建立中国霸权的冷酷无情的极权领导人。
特朗普政府新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在过去两年有一个发展和完善，但本质和核心的东西没变，这就是要动用美国及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行竞争、遏制和围堵，华盛顿把这一新的对华遏制政策，称之为“原则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包括疫情以来特朗普政府不断把抗疫不力之责转嫁中国。
然而，该遏制政策所建立的几个前提和假设是否真如华盛顿鹰派认为的那样，却是值得探讨的。若它们事实有误，那么，华盛顿对中国实行该遏制战略，长远而言，能否打赢这场新冷战，是否有利美国继续伟大，就需冷静评估。

(去年夏天，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的20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了双边会晤。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政府对当代中国/中共的第一个战略误判，是认为接触政策失败，美国没有改变中国。这一误判是特朗普政府建立新的对华政策的关键。
美国两党政治决定了现任总统经常轻易否定前任的外交成绩，但接触政策失败论否认的不单是前任的外交政策，而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几任总统历时近50年的对华外交遗产。这样做至少是不严谨的。客观评估中国40余年的发展状况，美国自双方建交以来不仅相当程度上改造了中国，通过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差点取得改变政权的成功，此即“六四”。
即使从现状看，中国没有变成一个西方期待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且在习近平治下，离自由民主似乎越来越远，但也应看到，接触政策已经在中国培育了几代老百姓对言论自由、平等权利和法制等普世价值的基本认可，甚至培育了一支反共力量，尽管他们人数在中国的人口比例中还不是很多，利益诉求各异，然而，打出的共同旗号是自由民主。在这支中共的反对派中，还出现了一群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使命，兼具立场与勇气的坚定活跃分子，他们也许还是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坚强力量。
不仅如此，在开放和同西方的接触交流中，中国也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规则和机制，尽管西方不承认中国乃市场经济国家，但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从无到有生长起，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体是怎么得到的。
重要的还有，40多年的开放，西风东渐，在中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包括执政党内部，播下了自由民主的种子，并且这个种子已经发芽、生长。中国目前单单留美学生就有36万左右。这72万家长为什么要把子女送往美国留学？表明他们认可和接受美国这套价值制度。

(4月，一名生活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有人会说，这36万留美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并非全是自由主义者或信奉自由民主，即使具有自由民主理念，出于现实等各种考量，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批评中共，更不用讲从事反共活动，他们多为骑墙派或偏向维护中国。但这也正是这几年美中交恶的结果之一。很多自由主义者不再视美国为灯塔，尤其这次疫情让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在内，对美国深感失望，以致对美式民主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乃至动摇。可即便如此，只要他们怀抱基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极权而带来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艰难发展，迟早会使他们从旁观者而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力量。
其实，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皇权专制历史包袱和超大体量的国家，指望40余年就能让社会制度和政权发生根本性改变，目标本身显得不切实际，或过于急功近利。它的变革总是很慢的，故眼光要放长远点，在耐心中等待和寻找突破时机。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误判，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及对美国的挑战威胁。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无论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确实都有长足进步。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方面，中国在某些方面也快速赶上美国，解放军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武器装备也早已升级换代，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然而也要看到中国庞大体量的“虚胖”成分，它并非像表面显示的那么强大。专制体制特别是习近平这种一人专权体制的特点是，报喜不报忧，哄骗领袖，以致中国的各种统计数据连它的总理都不相信。李克强在5月召开的“两会”上透露，中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足以说明，中国真实的富裕程度绝非如官方统计数据呈现的那样。尽管贫富差距在每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但中国的绝对额都是很大的，中国政府就需要投入比现在多几倍的资源和财政收入用于减贫事业。

(贫困地区茶山村一户人家家中的习近平画像。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因此，中国即使有实力开始挑战美国利益，也缺乏持续性。要和美国在全球竞争，就必须把更多资源和国民收入投入到军工以及对外援助等方面，用于减贫和公共服务的资源就更要相应减少，一旦经济形势恶化，由贫困带来的底层民众的不满有可能随时爆发。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特别重视脱贫的原因。总之，贫困问题如果不能维持在合理范围内，就会成为中共对外战略的一大羁绊。何况，中共在文化价值观、同盟体系等软实力基本为零。要挑战美国，单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让人服膺的软实力。
中国现在被夸大实力，是否再给10年和平发展就能超越美国？根据经济学者的预测，GDP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不排除，然而更大可能性是，10年里累积的错误有可能在习之后带来非常大的麻烦，甚至在习的统治末期就爆发。比如从经济结构看，习为支撑他的红色江山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偏爱，势必会挤占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尽管他和中共也在强调国有民营都要，但实际很难做到平衡发展。民营经济的萎缩，将非常不利中国的就业、分配和减贫，长远而言，难以支撑习近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雄心。
第三个误判，中共并非是一个扩张性政权，它的“战狼”外交本质上以进为退。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要推翻至少要改造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北京则否认这点，它只是认为现有国际体系对中国不公，自己本应该取得更多国际体系治理权的。
华盛顿之所以认为中共有此目标，除了后者过往表现出的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也跟它认为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扩张性的政体，要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有直接关系。对这样一个政权，不能给它更多的权力，否则，会刺激它更大的野心，统治世界。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广告牌上写着“感谢您习大哥”。贝尔格莱德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派医疗队前去帮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外国城市之一。ANDREJ ISAKOVIC/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不错，习近平这些年来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可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民间则以“战狼”称之），重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这是服务于其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目的，因为自共产主义破产后，要赢得大众支持，中共就必须给民众灌输只有它才能带领中国复兴的信条，诉诸民众的民族主义。而恰好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国力有比较大的上升，习近平认为他有能力带领中国获取更多利益。

但这并不表明中共政权本质上就是一个好战的、扩张的政权，要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中共在组织体系上虽然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早已没有了要用共产主义一统天下的“雄心”，它连同盟都没有，怎么去一统？虽然党的一些理论家把习近平思想吹捧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宣称要用“中国方案”治理全球，然与其说这已经或者将要变成外交战略，不如说为了服务内政，是中共的舆论宣传泡沫更恰当。
事实上，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后，中共本质上是一个防御性政党，它要防止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防止政权被颠覆，没有向外扩张和侵略的野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让中共耿耿于怀，总是担心西方和平演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因此要防备。以前国力有限，只能被动应招，但习近平时代，随着国力增强，认为现在有实力反击西方的和平演变，把本来中国就应得的利益拿回来，这其实是一种“以进为退”的对外策略。也就是将中国的利益边界往外推，用这个利益边界来夯实巩固中共的统治。利益边界的半径扩大，西方再要和平演变中国，就不那么容易。
最后一个误判，没有区分地理意义上的民族中国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中国，对后者裹挟前者认识不清，同时一锅端打击中共。
特朗普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特意区分中共和中国，声称打击的是中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则持拥抱态度，这使得相当一批中国人支持美国的遏制政策。
然而华盛顿采取的诸多对抗措施，或许它的主观意图是要削弱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可它的打击手段明确针对中国而非仅仅中共，致使它要切割的中国人民成为主要受害者。
比如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对私营科技公司和在美上司公司的限制、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收紧签证、甚至对于微信的制裁，它的直接承受者是私营企业、普通民众而不是中共。其他如美军在南海的行动，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的做法，虽然后者带有人权性质，然而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的主权利益，容易激起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
所以现实中，民族中国和共产中国这两者很难区分甚至没法区分，但在理念上，至少要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应该具有的合法利益表示理解。现在，华盛顿意图在中国人民那儿占据道德高地，但当实际的打击行为主要由普通中国企业和民众承担时，华盛顿意图制造的中国人民和中共对立，就难以实现，会削弱美国的道德形象。
同样，将中共整体作为打击对象而不是打击其中对美国利益有危害的权势集团，让广大普通党员为党内权贵埋单，也反映了华盛顿遏制政策的粗疏。
特朗普政府无底线对中国的打击，已经将中共和多数中国民众惊醒，中共一方面把它治理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遏制和围堵；另一方面，有时间去修补威胁其统治的战略漏洞，如用新举国体制攻克芯片短板，在香港颁行国安法。
加上美国疫情的泛滥，特朗普政府的遏制政策在现实中不仅没有达到让中国人民疏离中共之目的，还导致美国的同盟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社会的自由派，在眼下美国最需要他们发声的时候而失声，甚至他们的部分人开始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由于前述四者的误判，华盛顿对中国打击得越狠，也就把更多的中国人推向中共一边，至少目前看来如此。
所以，如何对付中共，必须有更精准的对策。美国若真的还希望改变中国，就不能简单宣称接触政策失败，需要把中国国内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的民主自由力量激活，并吸引更多的中国民众进来，而非采一味打压中国的姿态——虽然名义上披着反共外衣。
【本文来自纽约时报，作者邓聿文】

谢选骏：接触政策真的终结了吗

《“中国把路都堵绝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离任显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死》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突然传出即将卸任的消息。美中关系专家评论说，这是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确实死亡的又一个迹象；美国官员说，美中关系是否会走向脱钩，关键在中国能否正视两国间存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他表示，美国不会再为了利益而牺牲价值观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一（2020年9月14日）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中确认了这一决定。他将在10月初离开北京。布兰斯塔德大使于2017年6月27日上任，在大使任内的时间近3年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为平衡美中关系使之更加重视结果、对等和公平作出了贡献。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产生持久的和积极的影响。”

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已死的又一迹象”，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夏伟说：“布兰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使是带着希望去的，甚至特朗普总统也希望，他们能跟北京达成某种突破。布兰斯塔德确实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是一切都没有成功。我要说的是，这完完全全是被恶化的双边关系所破坏的，而且我认为他一定感到无法在那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上周，布兰斯塔德大使投书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遭拒绝，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今年已经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共的做法“再次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言论和认真严肃的思想辩论的恐惧，以及北京方面在抱怨其它国家缺乏公平对等待遇时的虚伪。”

夏伟将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习近平。他说，这一“得到美国八位总统全力支持的”接触政策，曾经“或多或少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现在“基本上是被中国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香港、新疆以及东中国海的非常侵略性的行动所扼杀了。这是不必要的。”夏伟说，习近平有可能以其使中国陷入巨大危险而被载入史册，“因为他抛弃了这种能使中国在全球市场和国际外交界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接触政策。”

福克斯新闻周一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为了回美国参加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助选活动，“预期他会利用回到美国土地上来的机会帮助特朗普总统赢得2020大选”。

特朗普总统暗示，布兰斯塔德将在他的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总统在电话上告诉她，“埃里克的父亲将从中国归来，因为他想为他助选。”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儿子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已经投入了特朗普阵营的竞选活动。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VOA，“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把路都堵绝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在华外交的存在它已经限制了很多，所以，(布兰斯塔德)大使待不待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

被问到这一卸任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在进一步脱钩时，这位官员说，美中间脱钩不脱钩主要看中国政府。“美中之间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去改变这些问题，这是脱钩不脱钩的一个很关键因素。所以说，这跟一个大使走或去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中国没有意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防止跟美国脱钩，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在乎跟美国脱钩？这位官员说，中国并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想继续占便宜”。“中国不想脱钩又不愿意改变导致要脱钩倾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这个是美中关系不对等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不敢真正达到对等。所以说，蓬佩奥国务卿说的非常清楚，美中之间就是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别。”

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必须破解中国政府自尼克松政府以来一直采取的一种所谓“求同存异”的政策。“这个‘求同存异’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所谓‘同’就是利益，所谓‘异’就是政治上、价值观上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美中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有些分歧是必须要解决的，比方说，中国政府不可以任意把100多万维吾尔人关起来，而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它也不能希望长久地让美国的公司强制性地转让技术而让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最严峻的挑战。”

【VOA Chinese，作者方冰】

谢选骏指出：绥靖政策的中止，并非出自良心发现，甚至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厌恶，而是由于力量天平的倾斜——美国发现，绥靖政策使得美中之间的差距急剧缩小，以至于可能发生中美之间的“追尾撞车”！为了避免这一危险，更为避免美国沦为世界老二，所以不得不中断了绥靖！这一现状，显示了即将到来的两个状况——第一，既然不是出自良心或意识形态，“中止绥靖”就无法回心转意、半途而废了；第二，既然不是出自良心或意识形态，“中止绥靖”也不会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止绥靖”会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直到中共屈服于美国领导或美国放弃维持独大。无论上述两种前景哪种出现，都还是一种“接触”，都不意味着“接触政策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