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我的被捕是现任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一手出卖的》（《亚洲周刊》7/14/2009）报道：
现任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诱骗徐泽荣写「中国湖南的马共秘密电台大曝光」一文，然后出卖他！这个罪魁祸首邓正来，1989年也在北京出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组织成员、然后与国安部秘密合作，到香港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杂志，从事文化特务。
徐泽荣为高干子弟，父亲曾任广州军区的文化部长，徐在八十年曾于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当时许家屯为社长。其后徐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完成博士学位，曾于香港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出版人，与中国内地许多学者有合作关系，现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及中山大学的副研究员。
徐泽荣来头不小，他的父亲是领导人叶剑英手下的少将，曾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死后追赠为中将，母亲也是高干，曾任广州中山大学党组副书记，至九十年代亦因病逝於广州。由於家庭背景，徐泽荣与国内军方的「太子党」尤为稔熟，关系极多，据《开放》杂志九八年披露，一九六三年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在南海某小岛与台湾的蒋经国进行过秘密会晤，有关消息就是徐泽荣最先从当时的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之子口中获悉。
同时，徐泽荣主力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经常可接触到内部机密及一般人难以取得的资料，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以韩战为内容，内中揭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近年在香港及海外发表的文章，亦不乏敏感之作，如九七年在《开放》发表有关苏联共产党秘密出钱帮助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文章。
一名与他相熟的学界人士对《明报》透露说，徐泽荣锋芒太露，喜欢发表文章，「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现在很少因几篇文章就逮捕一个人。他说，徐泽荣这个人比较复杂，出身于军人家庭，研究军事问题，又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做过研究，当年颇获许家屯赏识，「英国情报机构对这种人一向都很有兴趣」。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部很早前就注意他在英国留学时的活动，特别是留意他与英国一些「研究机构」的接触。他一九九九年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后，本欲到北京大学任教，最后因为国安部反对而未能如愿。
徐泽荣文选：「中国湖南的马共秘密电台大曝光」
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岳家桥镇地界上空，一连几日有一架军用探测飞机在盘旋。这事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初。侦察过后不久，一个团加一个营的工程兵驻进岳家桥四方山，在石山上大兴土木。后来当地人才知道，这个有许多房子、一处坑道、一座铁塔的秘密场所，原来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在八十余名马共成员（携十余名子女）、百余名中方协助人员、一个警卫连队驻进后，一九六九年一月，「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以马、泰、华、英□始播音，每种语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时，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一年。其后，因马共与大马政府达成和解，电台撤销，上述三组人员先后撤出。至一九八七年，该处的地皮及建筑物被石长铁路有限公司买下，原意是办疗养院，没办成；一九九五年转手卖给益阳市一家地产公司，拟办度假村，又没办成，因为地点实在太偏远了。
三十年前，当我在像马来西亚一样漫山遍野种满橡胶的海南岛当知识青年时，就时常聆听马共电台的短波广播。我常常为它激越的呼号曲和革命形势报道所激动，幻想着哪一天世界革命爆发，我们知青便可以告别农村，杀向欧美。那时西方人亦作此想，拍了部电影叫《一个中国士兵在巴黎》。我相信在那个年代，马共广播对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斗士，也有着像对我一样的强烈感召力，尽管它所鼓动起来的革命狂热并无现实基础。
马共电台遗址在学术上被我发现的过程，也有一段故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名为《中国与泰共武装斗争》，后经出版。我曾托人赠送一本给原马共总书记陈平。陈平接书时，对仍有人关注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历史感到惊讶。在搜集论文资料期间，我接触了到了不少有关马共的资料，了解到马共有一个秘密广播电台设在湖南境内。以后马共放下武器，回归社会，我又曾听说马共电台人员大部返回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无意中得到重要线索总部在香港的亚洲周刊报道原马共成员新动态（见本刊九八年第二十四期）、新加坡《联合早报》连载原马共成员回忆录，都曾引起我莫大的兴趣。我也曾试探接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要求入内查阅马共档案，但对方不愿接谈。每一次到新加坡或吉隆坡，我都注意搜集有关马共的书籍。今年初更把其中一本交一位同事翻译，准备进入对马共历史的研究。
今年五月初，在一位朋友举行的晚宴上，广州商人商先生谈起，前不久他曾随朋友到长沙附近参观过一个「马共总部」，内有「总统府」、「指挥楼」、哨所、坑道等等。但他不清楚具体地址。两个星期后，我的另一名朋友、在广州当教师的王先生通过朋友，找到湖南省一曾参与马共电台的基建、撤除和出售的王姓外事干部。经和他通话，我了解到：电台的后勤事务，原由中央授权湖南省外事办管理；电台的确切地点在衡龙桥四方山；电台的广播设备移交给省广播局；电台的档案资料，转移到了省社科院。
王姓外事干部说，若无中央介绍信，外事办、社科院均不能接待任何调查马共电台遗址的人员；但若我自行前去，他不表反对。二十五日，我到住房楼下复印资料的时候，与一蔡姓公司文员闲聊。真巧，她竟然是四方山岭村人，而且对马共电台遗事略知一二。
雇摩托车独闯无人地带她告诉我准确无误的行走路线：从广州乘到临澧的特快列车，至宁乡下车；转乘汽车从宁乡到衡龙桥，再从衡龙桥到岳家桥；然后再转乘摩托车。跟车手说到「六九一水库」，经洗澡坪、接龙庵（二村名），十多分钟就到了，也可以从岳家桥下一站大泉乡乘摩托车前往。她说：「我曾经打着火把进过坑道，里头又黑又弯；前些年有个大款被杀，尸体就给藏匿在里面，至今未破案。」顿时我觉得头皮麻起来。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我只身踏上旅途。次日正午到达岳家桥。本来蔡姓公司文员安排，我一到就去找她的舅舅，由他领我去面访知情长者和参观电台遗址。但当我跨上摩托后座时，突生一念：「万一蔡姓文员的舅舅、父母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我的企图，当地政府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指示他们劝说我放弃调查，怎么办？」不如捷足先登。于是交代摩托车手径直驶往「六九一水库」，此时，对政府干预的担心超过了对独闯异地的顾虑。
中国支援世界革命，奉行的是「阶级高于主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国家的主权），与美国现今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有异曲同工之妙。若不掩饰自己当年推行阶级高于主权，便难于批评美国如今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这也许是北京如今对其当年支援世界革命的事实遮遮掩掩的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为支援世界革命，拨款折合约五百亿美元。难道创造这笔钱的人没有知的权利？两点半左右，隐藏在参天林木之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遗址跃入了我的视野。它的范围大小与一市委党校或一营队驻地差不多，分内外两院。建筑基本分红墙平房和黄墙楼房两种，楼房均为二层。全已人去物空。在外院之外还有一小院，内有一超长（约四十米）的红墙二层楼房。
第二天弄明白，那是专供马共成员制作广播节目的「技术楼」，而其门前的「喷水池」实际是冷却水散热池。商姓广州商人所说的指挥楼，应该就是技术楼的讹传。建筑质量依七十年代标准评判当属上乘。在一座高大的厂房内，蛰伏着两座庞大的锅炉，当年它们为不惯寒冬的马共成员供暖。
发射机藏在隐蔽坑道内原为内藏发射机的坑道，大门紧锁，但旁边住户有钥匙。我打算次日准备好电筒才进去看。坑道口有一报废了的变电所。被商先生称为「总统府」的建筑，乃为一前低后高的四合院。内分四套单身住房；无办公厅、会客厅、餐厅、厨房。一老年樵夫引领我去看了当年警卫连队的靶场。一筒胶卷拍完之后，我不禁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安心去找蔡姓文员舅舅了。此时时针已指向五点。
蔡姓文员舅舅原来全然不是政府说客。他在焦急地等我。昨天他忙了一天，为我找到了两位知情长者，一位是退休农村干部，一位是电台退伍军人。蔡姓文员舅舅邀请我次日清晨和他及家人一道在家吃早饭，早餐其实给做成了正餐。蔡姓文员父母也来了，送给我好几包土特产。他们淳朴善良、热情率直。我不禁为自己昨天对他们以及当地政府的猜疑感到惭愧。
私人笔记流露浮沉感慨饭后，两辆出租摩托车将我们两人带到了电台退伍军人家中。他原来是在院内的机器操作员。在退休农村干部的补充下，他为我追忆了当年马共电台的情况。但他所知者仅为马共电台及其成员的粗略情况和生活情况。尽管如此，他的回忆将有助于今后的深入调查。蔡姓公司文员透露，一位女性马共电台成员于撤离之前，将其私人拥有的笔记、资料、书刊等当作废纸卖给她家。她家用来卷制鞭炮，早已片纸不留。她印象最深的是笔记上抄录有李清照词多首。看来她有身世浮沉的感慨。
马共电台负责人为一男一女。男名洪滔，性格爽朗；女名李凡，不苟言笑。李凡携一女儿前来，后该女病死，骨灰埋葬在院门进向左侧山上。
马共电台其他成员在广播电台内的职务是撰稿员、资料员、编导员、文艺员、播音员等等，可能还有通讯电台报务员、译电员。马共成员不从事录音、发射、维修等技术工作。这些工作由中方协助人员承担，全是解放军。
电台人员不准谈恋爱马共电台成员似无夫妻同来者，但有携幼同来者。多数是华人，马来人有只四、五个。中方协助人员负责人为任寿山、魏定奎（二人为无线电技术专家），白云龙（政工干部）。规定马共人员和中方人员之间不作私人交谈、互访；马共人员不得进入坑道，不得随意外出。他们有订阅外文报刊。据悉，当年电台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按级别分三十、六十、九十元三等，领导干部吃小灶。岳家桥肉菜市场必须首先满足马共人员的需要。另发充裕零花费，院内有小卖部（能制冰淇淋），有专人为马共成员外出采购所需物品。每年有一星期的外出旅游、购物假期。每星期由长沙来的电影放映队放一两次电影。有大、小文娱活动室数间，体育运动器械一批，游泳池一座。为十余个随父或母前来之儿童专门建有一所幼儿园（在院内）和一所中小学（在院外）。分配来八个大学毕业生教中小学，四方山学童因此得近水楼台之利。有一卫生所，医生护士皆为解放军，重病送长沙妇儿保健医院。
没有听说马共人员内部发生过政治分歧。有一祖籍广东的马共电台成员要求回广东，不回马来西亚，一度被关禁闭。后竟得遂其所愿。恋爱婚姻问题发生得最多。结婚意味着生子，为避免增加中方负担，马共规定电台成员不得相互恋爱结婚。有一名男成员因恋爱受阻愤而上吊自杀。此后这项不通人情的规定才被取消，后来仅有一对夫妇诞下一婴；曾雇用四方山一村民作褓母。一名女文艺员被派往益阳地区歌舞团学艺，与该团一男演员互生情愫，结为夫妻，后得以留居益阳，少数马共电台成员如李珍、庄森等，后来留居长沙清园宾馆。
当时电台的发射机五十千瓦。输电线电压十一万伏。备用柴油发电机四百八十匹马力。发射塔高九十四米，蔚为大观，可惜已拆毁。面访完毕，两位知情长者引领我们参观坑道。主坑道内有电灯。手电筒仅在观看辅坑道时派上用场。在约四十米长的主坑道进向右侧，设有发射机室两间，柴油机室一间，现在被村民用来腌制咸鸭蛋；左侧，发现绘在墙上的发射机电路图一幅，约长四米，高一米；毛主席语录数幅，其中一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主辅坑道总长约一百五十米。
共干之女骨灰冢已不存
从坑道出来后，又去看了资料库、电影厅和大饭堂（楼上楼下）、幼儿园、卫生所。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两位长者领我到院外小山上寻找李凡女儿的骨灰冢。据说她长得胖胖的，死时才二十岁出头。在一座施工期间溺水而亡的解放军战士墓附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李凡女儿骨灰冢的遗址，为一长方形地槽。骨灰盒已被挖出取走，墓碑也不知去向，可能是被她的母亲亲自或请人将之取出，带回马来西亚。
选址之谜尚待档案验证
为甚么马共电台给设在湖南，而不是在离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更近的广东、广西或云南？两位知情长者说他们从未听到过任何官方解释。「也许是因为四方山地方偏僻吧？」「但粤、桂、滇也有的是偏僻地方。」「那就不知道了。」经过踏查遗址，我认为有以下三条理由，尚须留待将来档案开放后再作验证：
第一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发射塔目标极大，易为飞行在粤、桂、滇边境外空的美军侦察机发现。四方山所在之益阳地区有一个大型兵工厂，人们易将马共电台和兵工厂混为一谈，可有效降低其受注意程度。
第二是从物质生活的角度考虑。七十年代时，全国各地均告肉食短缺，只有湖南肉食较充裕，供应一个特别机构不成问题。
第三应是从行政管理角度考虑。长沙是中原连接粤、桂、滇通衢，中国援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物资，当于此地集中、配装、验收、分送。人随路兴，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各种来华人员亦应利用长沙作汇集地。电台退伍军人透露，长沙清园宾馆安置有多位前马共、缅共成员，以及前述之马共电台中方协助人员负责人。看来，长沙应是中联部业务活动的南方重镇，该部必有长沙工作站设在清园宾馆之内。马共电台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岳家桥四方山，方便马共人员往来，方便中联部长沙工作站对之施行管理。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列车将我和随身携带的踏查资料平安地送回了广州。马共电台遗址终于被一名关注它达三十年之久的、专治中共涉外军事史的学者正式发现和确证，逐渐走出历史的迷雾。
(原载《亚洲周刊》)*作者徐泽荣，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人，现任广州市社科院和中山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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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邓正来和徐泽荣的谍报故事太精彩了，应该拍成电影，永垂不朽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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