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婚率走低是“天价彩礼”的错吗？》（NICOLE HONG, ZIXU WANG 2023年3月27日）报道：
中国东部一个城市举办集体婚礼，鼓励民众抵制“陋习”，例如高额“彩礼”，即新郎向其未来妻子的家人支付的聘金。
中国东部一个城市举办集体婚礼，鼓励民众抵制“陋习”，例如高额“彩礼”，即新郎向其未来妻子的家人支付的聘金。30名女性面对面坐在木椅上，围成一个长方形。房间正面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锤子镰刀标志，还有一条横幅宣告会议的目的：“适龄未婚女青年座谈会”。
中国东南部戴家埔乡的官员们召集这些女性签署了一份公开承诺，抵制高价“彩礼”。这是指一种婚礼习俗，男方要向未来妻子的家人付钱，以作为订婚条件。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政府在其网站上的一则通知中描述了这件事，并希望人们摒弃这种落后的习俗，为“移风易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着中国面临人口萎缩，官员们正在打击古老的彩礼传统，试图提振不断下滑的结婚率。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彩礼费用飙升，在一些省份平均为14万元，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负担结婚的费用。这些费用通常由新郎的父母支付。
为了遏制这种行为，地方政府开展了宣传活动，戴家埔的活动也是其中一例，它们指导未婚女性不要相互攀比着要求最高规格的彩礼。一些乡镇官员对彩礼设置上限，甚至直接干预家庭之间的私下谈判。
随着公众观念的转变，该传统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人中，尤其是在城市里，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父权制的遗留，即将女性视为财产，出售给另一个家庭。在农村地区，这种习俗往往更为普遍，然而它在贫穷的农民中也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必须积攒数年的收入，或者借债才能结婚。
即便如此，政府的宣传活动还是遭到了批评，称其强化了对女性的性别偏见。中国媒体在论及结婚费用上涨的问题时经常称追求高额彩礼的女性贪财。
戴家埔的活动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后，大量评论人士质疑，为什么解决问题的负担落在了女性身上。一些评论人士敦促官员们为男性召开类似的会议，教他们如何在婚姻中成为更平等的伴侣。
在中国，“就像大多数关于婚姻的国家政策一样，女性是中心目标，”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研究中国农村的人类学教授贡萨洛·桑托斯说。“这是一种家长式的呼吁，要求女性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履行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像戴家埔这样以女性为目标的官方活动回避了一个事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自己造成的。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40年里，父母往往更想要儿子，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加剧了对妻子的争夺。
这种不平衡在农村地区最为明显，那里的男性比女性多1900万。许多农村女性更愿意嫁给城市男性，以获得城市户口，从而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住房和医疗保健。
农村地区较贫穷的男性必须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因为女性的家庭希望他们能够为女儿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而此举可能会让男性家庭陷入更深的贫困。
“这让许多家庭破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同钰莹说。“父母花光了所有的钱，甚至破产，就为了给儿子找个老婆。”
官员们承认，该习俗被许多家庭视为社会地位的标志，他们移风易俗的能力有限。据研究该习俗的人士称，在农村地区，邻居们可能会对那些要价低的女性说三道四，质疑她们是否有什么问题。
这一传统也同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照顾者角色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研究人员说，在中国农村的部分地区，彩礼仍被视为从新娘的父母那里购买新娘的劳动和生育能力。一旦结婚，女性通常会搬到夫家，怀上孩子、负责家务、抚养孩子和照顾公婆。
但是，随着生活成本的飙升暴露出中国社会保障网络的漏洞，对于有女儿的低收入家庭来说，通过婚姻获得一大笔钱可能是一种攒钱的方式，以便应对意外的医疗费用或其他紧急情况。研究人员说，随着父母寿命的延长，一些女性要求支付更高的费用，作为令她们成为老一代主要照顾者的补偿。
社会学家表示，要想遏制这一传统，政府更有效的方法是向儿童保育和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投入更多资金。
“这让许多家庭破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同钰莹说。“父母花光了所有的钱，甚至破产，就为了给儿子找个老婆。”
58岁的刘国英（音）是南昌市的一名媒人，她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推迟结婚或完全不结婚，父母对彩礼的期望正在发生变化。南昌是江西省省会，该省以彩礼高昂而闻名，有时超过35万元。
她说，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了让婚姻有个顺利的开始，会把钱作为礼物送给新婚夫妇。她说，一些父母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出嫁，只要未来的女婿对自己的孩子好，他们愿意少要点钱。
“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国英说。
新一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比父母高，可能也在改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方面发挥了作用。2020年，中国一项针对约2000人的调查发现，学历越高，送出或收到彩礼的比例越低，他们认为两个人相爱就好。
但即使对于像27岁的露琪·陈（音）这样上过大学——她的母亲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的女性来说，要摆脱老家习俗的压力也很不容易，
陈女士在中国东南省份福建的山区长大，那里的彩礼往往很高。她母亲对彩礼的期望值不少于10万，希望能把读书花的钱补回来。
现在，陈女士在上海从事戏剧制作人的工作，并且正在与来自台湾的男友办理结婚手续。她担心若是父母知晓这件事，恐怕会坚持索要彩礼。陈女士很反感这样的习俗，感觉这就像自己被卖掉。
“看到重男轻女的制度和婚姻习俗，我很害怕跟家里人讲我结婚的事，”她说。
官员们认为，高额彩礼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并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推广不收彩礼的理念。本月，南昌的地方官员在一个巨大的体育场为百对新人举办了一场免费的集体婚礼，宣传口号是“不要彩礼要幸福”。
新人们穿着红色和金色的中国传统婚礼服装，同时举行结婚仪式。他们的亲属坐在看台上，政府官员则占据着主宾位置。
在过去一年里，有数十名民众在政府的网络留言板上抱怨高价彩礼的问题，可见这样的习俗在民间仍然盛行。
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在城市，许多人可能认为彩礼是一种父权制的遗留物，将妇女当作财产卖给另一个家庭。
在去年夏天的一个帖子里，来自西南部柏香村的民众留言，“恳求”当地政府整治彩礼问题。当地有许多农民生活在贫困中。
三周后，县里的官员回复，他们已经派了调查组到该居民的女朋友家里进行调查了解。她告诉调查人员，她的父母约定的聘金约30万元，并拒绝了她不要收那么高彩礼的请求。到目前为止，男方仅付了一半的钱。
谢选骏指出：即使免除了彩礼、解放了猪仔，但是被解放的猪仔依然还是猪仔——就像1949年站起来的人民，却没有资格坐进国大或人大了。因为被解放的猪仔还是猪仔，因为被解放是不行的，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猪仔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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