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顾城及其孩子》（2023-03-26 维舟）报道：
云南西双版纳南糯山 马原家的城堡
因为《人物》的一篇《城堡里的马原》（文章链接），作家马原顿成舆论焦点，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偏执要为其13岁的儿子马格之死负责。不止一个人看完后跟我说，“太可怕了”，那种城堡里的家庭氛围不仅令人窒息，甚至“毛骨悚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通常归因于父权制——作为城堡的主人，马原是一个“孤独的专制暴君”，毕竟正是他长久以来固执己见，将儿子的病情一直延误到无可挽回，甚至经历丧子之痛后，他仍然将之看作是一次自然死亡而拒绝承认任何人为过失：“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
说“父权制”当然没错，但这不免宽泛，至少父权制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表现形态，在马原家这里，内在还有着深不见底、盘根错节的情结。乍一看，悲剧似乎本应该是很容易避免的，但往里一看，就会发现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在于它不可避免。
我猜马原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他似乎早已遗忘了世界，而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也差不多遗忘了他。
他之所以要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并不是简单的“隐居”，而恐怕是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深深失望。他既不是“厌倦都市繁华”的那种休闲心态，也非不通世务，在他70年的人生里，不仅写过小说、当过大学教授，还做过生意、农民、渔民、钳工、泥瓦匠，游历各地，甚至对宏观经济、楼市和汽车也颇有研究，很多年前他就说过：“作家的残酷在于，你把所有人活着的滋滋味味、汤汤水水都体会到了。”
如果你觉得这么说带有一点自负的味道，那你说对了，马原确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其自负堪称圈内皆知。在写出小说《纠缠》之后，他说：“面对伟大的卡夫卡我一下丧失了胡说八道的勇气，但是我敢说《纠缠》比《城堡》好。”他说这些的时候很坦诚，仿佛只是道出一个事实，所以作家朱文才说：“我欣赏马原称自己的中短篇和海明威也有一拼时的那种平和的神情。”
作为国内第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成名很早，赚钱也不少，最痛快的一次，写200字的歌词赚了1万。在一次接受李宗陶访谈时，他说：
经济上没有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一个月多。在码字为生的人群中，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说，赚钱不难。
这样一个人，可想而知，别人渴求的那些东西（无论是名还是利），他早早就得到了，而且得来很轻松，然而正因此，他也陷入了一种常人或许难以理解的境地——接下来的人生还能怎么走？
心理学上通常的答案是：一个人要反思、否定、克服旧我，成为一个“新我”。然而，马原曾说：“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他认为小说应该重回“讲故事”，尤其反感寻求意义，“掉进一个追求深刻的泥淖”。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这么说不无道理，评论家吴亮也反感小说“越来越知识化”，反感小说家“特别渊博，或者装得非常渊博。不管是奈保尔还是艾柯，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马原对此颇有共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圈内公认马原的外国文学阅读量在国内无人能比，他本人也欣然领受，换言之，他其实就是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小说家。
他反对文学潮流，反对现代性，结果很可能发现，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西藏的七年曾是他创作旺盛的时期，但此后长达二十年，他再也没写过小说。他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小说已死，因为小说其实是在为影视打工，连文学也已步入死亡期，而他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唯一特长的人，深感悲凉。
在大病三年后，他重新反思了生命，试图以神迹来克服外部世界。他蔑视理性和科学知识，曾说：“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书没读透，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相信神迹的存在，早就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一时的迷恋，而是一整套世界观，连对女性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过：“我特别重视分寸感，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能力。如果一个女人本能地、天赋地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人就是通神了。”
这么想其实也没什么，甚至不算多“先锋”，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一百年前就有类似的感受：他对整个外部世界都不断感到失望，转而从“极乐瞬间”找到拯救，不自主的回忆是通往无意识乐园的唯一路径。他也同样怀疑理性，甚至说：“一切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那是一种对19世纪理性、进步、乐观精神的反动。
马原这些年的人生，像是一个特殊的厌世者：他早已得到了名利，对文学界乃至社会的现状也很厌倦，但又反感心理学而不愿通过自我反思来获得拯救，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在尘世间建造起一座城堡，将那个外部世界阻挡在外。
那看起来是一个乐园，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也将自己困在了里面。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即便是个人的悲剧，但本人至少无可厚非。然而，现实是：困在里面的并不只有他，还有家人。
有朋友看完《人物》那篇后说：“马原的思维是封建男权的，他并不尊重孩子和妻子的诉求。所有的‘为你好’都是有代价的，孩子要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来塑造，妻子要为她打理2000平的房子，买了太多的快递还要被各种理由批评。”
说得当然对，但他为什么这样？我的感觉是：在他心目中，妻儿和自己是一体的，不分彼此。他对马格之死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倒像是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顺其自然，没有痛苦。问题是，那是另外一个人。
昨天还有人问我“如何尊重孩子”这个问题。我想，如何“尊重”，很难有一个都能接受的分寸，关键是要想清楚一点：孩子是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没必要把孩子非得按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他是另一个人，有自己的权利、人生，家长就像是“托管”或在旅途中陪伴一段时间，等到他长大成人，其实和你就没多大关系了。
马原的问题在于，他不容家人离开自己的控制，并且由于缺乏分离的意识，他可能都察觉不到那是“控制”。表面上看，他主宰着这个王国，但事实是，这个老国王离开了家人就无法生活。
在这一点上，他和三十年前激流岛事件中的主角、诗人顾城一样。如果说文艺复兴人分裂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那么在这两个中国版本里，“英雄与随从”则以夫妻的面目出现，然而，无论是马原还是顾城，他们的妻子都没办法像桑丘那样，将那个癫狂的理想主义者拉回地面，给到他们应有的平衡。那是一种失衡的生活，只有翻车才能停下。
生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其实是相当可怜的。前一阵看到豆瓣上有人说起顾城的儿子顾杉木的消息，百感交集。尽管经历了那样惨烈的悲剧，他父母双亡，但现在他所活的，终于是自己的人生了。
看到有一篇文章感慨说：“这个世界随着老人们的去世而只剩残影，新一代的后辈，甚至可能不具有凭借中文读取它密码的能力。”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难道顾杉木真的一点都没搜过自己父母的往事吗？
这种怀疑表达的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特殊理解：一个孩子多少总会知道自己父母当年的真相，那“原本应当”留下阴影，怎么可能这么无忧无虑？甚至有人觉得他明知父母的事，只是故意装作不知，就好像觉得他不该活得如此轻松愉快。
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理解不了。既然认定“上一代的罪孽怎么能没留下任何痕迹？这没道理”，那么照此推论，一个人只能生活在上一代的阴影里。与其说这想法可悲，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么想的人看不出生活还有其它可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允许人们在犯错、失败之后重新开始人生，过去的就过去了，清理完，从头再来，何况那是上一代的事了。本来许多人当年到新大陆，就是为了抛弃原来的身份、人生，在新地方从头开始。
中国传统社会很不一样，那是一种封闭的结构，没处可逃，烧成灰都知道你的过往，犯过的错，永世不能洗清。即便是现在，个体也难以独立过自己的人生，就连父母有犯罪记录不能考公都有大票人赞成，这意味着社会默认个体无法摆脱与父母的牵连。
马格没能逃出父亲的城堡，顾杉木则比他幸运多了。不过，这并不只是两代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的过往。《肖申克的救赎》的末尾，安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记忆的海岸，我要在那里渡过我的余生。”
是这样，我们都应当有勇气开启自己的新生。任何时候都不晚。
谢选骏指出：马原顾城都是共产党的崽子，早年西化、前卫甚至貌似激进，晚年却变成了专制暴君，沦为自己曾经反抗的东西。
《马原风波：那个父亲为什么突然犯了众怒？》（海边的西塞罗 2023-03-27）报道：
仅仅几天前，你跟朋友提马yuan，即便对方是知识分子，他第一时间多半会以为你说的那位为汉语词典贡献了“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等成语的东汉伏波将军，输入法就更是这样了。
然而几天内，这个词的语义在中文互联网上就变了，马原，这位其实已经有点过气了的先锋派作家，突然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一时间谈他的人比读他书的人多出了好几个数量级，而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人物》一篇看似很平常的文章《城堡里的马原》。
其实以新闻专业的眼光去看，《城堡里的马原》这篇报道的出圈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它写的是一个纯文学圈的人物，用的写作手法，更是已经随着纸媒没落已久的人物特写题材，文章读了三分之一，你都未必能get到作者想说的爆点在哪里。这么一篇文章居然能在互联网上大杀特杀，大约就相当于生物学界有人告诉你寒武纪制霸海洋的古生物奇虾突然重现世间，并且还大杀特杀，把鲸鱼、鲨鱼都灭了那个感觉。
但这个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因为《城》一文通过它看似文学化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作家马原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形象——作为自己修建的“城堡”领主，马原在他的家人面前是个“孤独的专制暴君”，他对妻儿固执己见，强行要求她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舒适”的方式去生活：小他二十几岁的妻子早早随他过上了离群索居的隐士生活，还包揽了这个孤独城堡里的所有家务。而他的小儿子马格因为生活在这座“城堡”里，父亲不让他上学，不给他按正规医疗治疗心脏病，以至于他早早就猝死了。
如果《城堡》一文中所描述的这些情节是真实的话，那么作家马原的形象，四舍五入一下，大约相当于一个最典型的渣男。对不起老婆也对不起孩子。
而这个形象的致命之处在于它能让所有受众都共情到深恶痛绝——
如果你是个女人，那你一定害怕遇上这样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丈夫。
如果你是个男人，那你多半也会极端厌恶这样一个家庭暴君式的父亲。
而中国人又是信奉家丑不可外扬的，很少有人真的能决然到直接对着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开撕，所以《城》中描写的那个马原，不管真实与否，都成了大家心中最完美的发泄对丈夫和父亲阴影的靶子。大家都有冲动去转发评论这篇文章，然后在评论中情不自禁的吐槽一句“这渣男真xxxx”。
愤怒来源于恐惧，当我们这样吐槽马原的时候，我们所惧怕的是在自己父亲或丈夫的身上看到这样的影子。
于是马原就这么作为一个所有人对自己梦魇中可恶丈夫或父亲的代用品成功破圈了。
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他估计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辈子塑造的最广为人知、“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居然是他自己——虽然肯定不是以他想要的那个方式。
我对中国当代文学非常不感冒，所以马原以及他同期的余华、格非等人的文字，我甚少读。所以这里无心替他做辨析，讨论《城堡》一文中那个过于成功撒旦型父亲、丈夫的形象，与马原本原差距有多少。但我觉得有一个的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这场“马原风波”让很多公众，好像刚刚认识到一件寻常事：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未必就是一个好人，恰恰相反，他可能很自私。
是的，我有一个判断，写出来估计会得罪所有码字的同行——我觉得以世俗眼光来看，作家这个行当里的自私者浓度，不仅不低于，而且八成高于普通人。甚至可以说自私就是写作必备的天赋和工伤。
这种判断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作者想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他必须进入一种自我肯定、自我满足的“心流”当中，唯有进入这种心流，他才能够自信的表达出他的所思所想。一个容易被他人的意见和思想所干扰，甚至在表达时也过分顾虑他人感受的人，是注定难以写出好文章的。因为他会在这个本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怯场”。
所以一个能写出好文章的人，很有可能同时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而一个过度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有时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个自私的人。诗文这样更偏文学化的创作就更是如此。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这诗很美吧？但写这诗的人名叫杨广，把隋朝搞亡的那个隋炀帝，你看杨广这个人一生就是那种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我的大业很大，你们忍一下”的那种风格。
不仅中国如此，国外其实也一样，以前看《浮士德》，觉得作者怎么把这么一个PUA少女的渣男写进天堂里去呢，可是后来读了歌德传才发现，原来作者歌德居然就是这么一个以自我感情为中心的人。《歌德情史》看了让人觉得生气，但你真的看过歌德的人生，你会发现《歌德情史》是极度美化了他的形象，真实历史上的歌德一生恋爱有史可查的就有十数次之多，且多数场合下的行为，绝对堪称渣男中的战斗机。
所以好作家未必是好人，甚至以常人眼光去看，好作家可能是混蛋的概率远远大于常人。我想这个判断是大体无错的。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很多人似乎刚刚觉察到这一点。
马原“火”了以后，我看到有些作者拿他跟顾城相比较，自称“长不大的孩子”的顾城，当年为了追求自己的妻子谢烨，不惜在人家家门口拜棺材，以死逼迫对方嫁给自己。可是真等对方嫁给自己之后，却家庭暴力并公然婚内出轨、最后自杀前还要拉上自己的妻子做垫背，硬生生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留下一个小儿子，抛弃在异国他乡。
如果抛开顾城的诗人身份不论，顾城这个渣男的程度，简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城堡》里描写的马原即便是真实的，跟顾城一比都简直算是个阳光暖男。
但让今天的我们回望感到奇怪的是，当年顾城杀妻并自杀之后，社会对他的声讨和愤怒似乎反而没有今天对马原那么汹涌，人们依然吟诵他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奉之为名句。顾城的父亲甚至还一直写诗。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起恶性案件如果发生在今天，受众会怎么看。我猜顾城的所有诗作、甚至整个朦胧诗派都会受到牵累，人们一提起顾城、一提起他的朦胧诗，想到的会不是那个诗人，而是那个极品渣男、杀人犯。
但这一切没有发生在当年的顾城身上，而是发生在今天的马原身上，这不奇怪么？
我觉得，这些年来，公众对于一个作家道德标准的要求，其实是不断提高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写哲学散文的周国平和写文化散文的余秋雨。这两个人在我小时候，那还是国内几乎最受追捧的散文大家，新书一出版就一定会摆在各大书店的前台，卖到手软那种。但自九十年代末期以后，这两个人的公众形象，都在发生了缓慢却不可逆的变化，他们对待妻儿的态度问题和一些公开表态，屡屡遭受了大众的嘲笑。以至于现如今，很多人可能都不愿意再承认自己年轻时候常看余秋雨、周国平了——虽然这其实是我们童年否认不了的事实。
这不让人感到奇怪么？余秋雨和周国平，还是那个余秋雨和周国平，他们的文章、他们的私生活，其实一直摆在那里，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公众对他们的评价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
于是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归因于互联网，是互联网导致的“写作权”的扁平化，让“作家”这个曾经似乎很神圣的职业，逐渐走下了神坛。
在90年代顾城自杀、余秋雨、周国平走红的那个时代，写作还是一件很高大上、很“艰难”的职业，一个人必须青灯古卷的写文，投稿被编辑看中，排版印刷成书籍、报刊，再被读者看到才能够成为作家。
那个时候，作家是一种高居云端的存在，既然是特殊的人，人们当然就更愿意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他们。
但互联网时代以后，一切都变了，作家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特殊职业，而成了一种很稀松平常的工作，你推开电脑、码上几个字，点击发布，如果有了阅读量，你就是个作家。甚至打开手机摄像头，即兴说上一段，如果活了，你也是x音网红。在这个人人都是读者，人人也都可能因为爆款一夜成为“作家”的年代。这个职业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没有了。作家这个职业褪去了它的光环。
于是人们就会愿意用一种普通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作家、诗人们。而当退去光环后，人们会发现，原来作家里，也有马原这样的怪人。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城堡》这篇文章之所以轰动最大的原因所在——它所描写的人物，不再是“作家马原”，而是一个碰巧以写小说成名的普通人马原，而去除了“作家”这层滤镜光环之后，很多过去可以解释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行为，现在变得不可饶恕了。
这让我想起了尼尔·波兹曼写的那本《童年的消失》，在这本书中，波兹曼谈到传媒变革对大众的影响，他认为传播途径从书籍报刊向广播电视的转变，让文字构建的成年人的“隐秘世界”对儿童不再神秘了。传媒变革取消了童年与成年的边界，让人类的童年消失了。导致了社会的幼稚和肤浅。
同理，我们似乎可以说，如今的传媒变革——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向互联网的转变，也取消了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边界，让“作家”这个曾经闪闪发光的身份，消失了。
那么这场变革，会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如同波兹曼认为“童年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童年幼稚与肤浅的消失，反而导致了“童年病”（或者用我们更熟悉的词：巨婴病）的泛化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作家这个特殊身份的消失，也一定不意味着作家容易犯的那种“作家自私症”的消失，反而会造成它的泛化——互联网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作家，打开手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言说，或者如同《城堡》这篇文章所说的，成为自己城堡里的孤独而专断的领主。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可能已经在发生了，翻翻你的朋友圈，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言说当中，无论多么奇异的逻辑都有人信奉，自得其乐，且毫不自知。
所以我们痛骂、嘲笑、讽刺马原，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马原，信息革命，让曾经作家更易患的“自私症”泛化了。
《城堡里的马原》，我觉得它并不只是一篇描写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文字，它更像一个时代的寓言——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在自己的城堡里，愿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城堡里、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网民嚎叫：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03-27 05:37:24
作者如此，官员也一样。当一个地方官，造福于地方，先要学会贪污腐败。连队小小的事务长不会贪污肯定搞不好连队的食堂。中国的快速发展就靠的是官员腐败。
isuiyi 发表评论于 2023-03-27 05:25:07
是不是人们弄明白了，作者和作品不是一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但愿盲目的追星也越来越少，那会拯救很多懵懂少年和无知少女。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只会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去胡说社会现象，却不无法理解“基因的力量”——马原、顾城、周国平、余秋雨不仅仅是渣男而且是共产党专政的缩影。共产党的崽子像共产党，共产党的孙子也像共产党，“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除非，株连九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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