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无光｜学生为何举报老师？》（03/18/2023 维舟）报道：
从我记事起，在学校里通常都是学生怕老师，但近些年来似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老师正变得越来越怕学生。
日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陈赛彬因其课堂教学言论被学生举报，再度激起了这一恐惧感。虽然最终处理结果尚未出来，但校方已明确表态高度重视，并暂停当事教师一切教学工作。从以往同类事件的结果来看，涉事教师重则丢掉工作，轻则调岗，即便涉险过关，也自此噤若寒蝉。
既然后果如此严重，那自然人人自危，为防被学生举报，据说网上早就在流传一份上课指南：
卸载QQ、微信等聊天工具，若不卸载，也不建学习群；
不要参与学生的公开活动；
如果有学生学业水平不够，尽量降低考试标准，从源头上杜绝学生举报动机；
课堂上不要讲有争议的内容，一定要保护好学生情绪；
课堂上不要讲关于思想、思维、方法等内容，以免引起学生情绪低落；
数学老师讲微积分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割圆术是微积分的源头；
计算机老师一定要强调计算机的二进制脱胎于易经；
化学老师一定要强调炼丹术是化学和物理的祖宗；
通讯工程的老师一定要强调“烽火戏诸侯”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讯工程；
机械专业的老师一定要讲“木牛流马”是现代机械的鼻祖。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这位老师。王明远在一篇《《被举报的老师也并不完全是无可指摘的》的文中说，他“极其不赞成举报”，但也注意到那些被举报的老师“明显有很多知识上的硬伤”，在一一辩驳了那位南航教师的观点之后，他认定其在学术和教育上是“不合格的”：
我们不仅要尊重老师的学术自由，也要对他们的提出很高的专业水准要求，这是他们职业的重要社会责任使然。如果在言论自由大旗下，就可以对他们的知识浅薄、不学无术视而不见，一切以一个“尊重言论自由”了之，显然这样的知识界也没有希望。
这是一种威权倾向的教学伦理观：老师肩负极高的社会责任，差不多就是一个圣人，因此他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自己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以免误导未成年，对其身心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他做不到，那就别怪学生对他不客气。
底下的最高赞明确反对他这一看法：
我绝对不赞成这些所谓老师的观点，按传统观点，其中很多人根本不配当老师。但观点如果正确才能发表，那世上也许根本不该有观点。
“学术自由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看您也是知书达理之人，怎会乐于说这种正确的废话？随便选个近代或当代史题材，您倒真去捍卫一下试试看。
确实，王明远没有意识到自己观点的内在矛盾：他实际上是主张“学术自由是以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为前提的”，但如果只有正确的观点才能得到容许，那么就根本不会存在什么“学术自由”。别忘了，按照当初教会的信条，哥白尼的日心说也是错误的、乃至大逆不道的。
更进一步说，那些学生举报老师，难道是因为学术观点的错误吗？至少，如果老师在台上只是讲“其实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恐怕学生也最多就是觉得这是一些蠢话，而不至于要在黑板上写下“张口好似乏走狗”，校方大概也未必会那么高度重视——不是外宾都知道，其言论所引发的争议是政治性的，哪里是学术性的？
如果只是学术争鸣，那就公开辩论好了，又何必通过举报这种方式？你讲“木牛流马是现代机械的鼻祖”，或许雷人，但肯定安全。更有甚者，有时正是学术上的正确性才被噤声。苏联时期，李森科的遗传学在学术上是错误的，但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谁倒是敢公开讲西方的孟德尔遗传学试试？
这倒也不是说简单颠倒过来就完事了，那样就仍然是“学术自由以观点的正确为前提”，只是谁才正确而已。真正的学术自由，首先应当是允许自由探索的，因而在规则上就不应侧重判定对错，而是确保争鸣、互动、辩驳本身健康有序（例如不得人身攻击、用各种不正当方式阻止对方发言）。就此而言，当下我们所见到的完全与之背道而驰。
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在此值得较真的一点是：那些举报的学生真的在意老师观点在学术上正确与否吗？
举报陈赛彬言论的一位学生在列举其“暴论”之后，有这么一句话：“我是来水学分的，不是来看《读者》和《意林》的。”言下之意，这位老师讲的只是一些美化西方的过时鸡汤，令人生厌。但问题是，既然你是来“水学分的”，为什么还要管老师讲什么？
在这看似玩世不恭的语调背后，隐藏着一种自视为消费者的心态：“我”原本就没打算在课堂上获取新知，而只想知道已知，老师也别想着传道授业解惑、改变年轻一代想法了，照本宣科让大家拿到学分就完了。这样一个“作为消费者的学生”根本就不想听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遑论什么挑战自我认知、深入反思，别开玩笑了，那还不如爽文有娱乐性。
和一些年轻人交流过后我就发现，像这么想的决非个案。课堂早已不是学生汲取知识的唯一渠道，不少学生甚至对于老师宣讲“必考”之外的东西很不耐烦，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在课堂上学什么真知，老师越是认真讲课，他们还越觉得老师在东拉西扯，浪费自己精力，不如机械地授课+考试，拿分走人。
那他们为何要举报老师？是“小粉红”真心认同那些反西方的观点吗？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对老师在台上讲的那些非主流观点油盐不进，觉得那不过是过时的说教，一旦嗅出“公知”的气味，就不想再听了。
这是一种直觉式的反应，老师所讲的甚至都未能进入意识层面就已经被拒斥了，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既蔑视权威（在此是老师），实际上又对其它隐蔽的权威全然缺乏反思，因为默认的前提本能地抗拒反思。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却也因此提前丧失了这个年纪本应有的好奇心。
很多人在下意识中都把“学生举报老师”看作是一种返祖现象，忧心于不久之前的历史又将重现，这印证了历史学者杨念群的论断：“在当代社会中，民众更容易看到过去事情的印记，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正在变化中的事情，而是正在重复发生的事情。”但历史不会只是简单重复，即便有时会押韵。
因此，好消息是：当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再现历史；但坏消息是：老师可能面临政治正确和“作为消费者的学生”，陷入更难措手的逼仄处境，至于像王明远主张的那种“逼人作圣”，则恐怕更是离题万里，因为前提就已不复存在——你还能指望一个自视为消费者的学生，在意什么师道尊严？
那接下来还会怎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师生都受困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教学体制，两败俱伤。乍看起来，学生们似乎手握着举报老师这一核武器，但这么做的结果，最终受损的仍将会是学生，意味着他们更无法在课堂上学到新知了，所有老师出于安全起见，会愈发照本宣科，学校加速成为文凭工厂，到头来，学生提前成为拿文凭的工具人。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本应该通过教育获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让许多不同的个体能自由地互动，由此在开放中通往一个新的未来。现在的悲哀是，很多人的“自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固化了，不可化约的个体年纪轻轻就老于世故，也不接受异己的观点，相比起以往，这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封闭，并且老师对此无能为力。虽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学生们造成的，但这一危机迟早将让我们都付出代价。
谢选骏指出：近年来频繁见报的“学生举报老师”，可谓不胜枚举。但是相反的“老师举报学生”却是相当罕见。这倒使我想起了，我在1969年上“初中”的时候遭到老师举报，被打成了“思想反动”的往事。那位老师叫朱膺善，我觉得他的爹妈给他起了这个名字特别讽刺——因为有一天我问他学校里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借阅《唐诗三百首》，没有想到这个询问竟然被他汇报给了工宣队！结果就把我当作思想要犯进行了审查。
从此开始，我变成了另类，全班同学都被发动起来对我深入揭发、猛烈批判……我的反动言论被一一挖出，我的无心之举被放大成为恶毒攻击……我遭到了全校孤立，校园里刷满了点名攻击我的光辉事迹的大字报……那时我还不满十五岁，典型的未成年人。
这个事件塑造了我的世界观，让我认识到了“群众是真正的狗熊”。
而且让我领教了“教师”这个称号是多么卑鄙。
相形之下，那些工宣队的表现似乎还人性化一点点。
因为还有个名叫管长江的学校革委会干部，进一步关心我的“家庭成分”，听说“不是工农兵”，就“谆谆告诫”我要“挖挖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
后来，学校还安排班长邵荣生，像是个打手，押着我去参加“公判大会”的死刑判决，亲眼目睹红色消防车鸣着凄厉的警笛，一路风驰电掣，把一队受害者或“刑事犯”一个个拉上主席台宣判死刑、又一个个拉下主席台执行死刑，风驰电掣的刑车卷起尘土，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杀气腾腾”……
这分明是在恐吓我这个年不满十五岁的儿童——“你要是不听话，这就是你的明天！”
第二天，学校还责令要我写出思想汇报，谈谈自己参加宣判大会的观感和体会……
现在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切却依然历历在目，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所以上面这三个人的名字，我记忆犹新。
报纸上为何不谈谈“老师举报学生是何道理”？是因为“老师”的画皮还没有揭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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