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圣巴托洛缪惨案：宗教战争背景下的残暴事件》报道：
圣巴托洛缪惨案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悲惨的宗教事件之一，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政治对立与宗教矛盾交织，历经多年战争，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特别是在天主教教皇和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下，宗教上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这种背景下，1572年8月24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决定镇压新教徒。当时天主教势力正在发起新一轮的打压运动，新教徒被卷进了政治和宗教争斗之中，形势异常紧张。就在这天晚上，政府决定把包括一些新教神父和追随者在内的数千人屠杀，这场屠杀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造成了估计达数千人的死亡。之后，法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新教徒遭屠杀的事件，这一波宗教争斗与暴力事件最终引发了王室内部的政治危机。
在研究圣巴托洛缪惨案这一事件时，我们需要采用一些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从多个角度去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影响因素。
首先，研究方法应该基于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取证方法。我们需要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历史档案和考古发掘等证据中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分析相关的数据和观点，并且根据人类文明史上的发展背景，加深对事件过程的理解。同时，我们还应该运用组织、随机的采访和调查方法，考察本事件涉及到的相关的人和组织的态度与行为，从而对事件过程产生过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其次，我们需要采用合适的框架去理解和探讨这一历史事件。我建议采用社会、政治和文化多维度的框架，考察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把事件分析得更加细致入微。
整个专题研究应该按时序进行，从事件背景的描述，到事件的发生和过程的描绘，最后再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去考察事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和启示，必要时还应采用对比和通史的方法。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的运用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圣巴托洛缪惨案，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学习历史、深刻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变迁。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巴托洛缪惨案：宗教战争背景下的残暴事件”，我看类似的屠杀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得到了同质的重演。
《一场血色婚礼，何以改变历史的走向？》（2023-04-18 理想国）报道：
1572年8月18日，巴黎圣母院，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和年轻的新教信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分别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和堂弟，波旁枢机主教主持了祝福礼。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化妆舞会，然后是三天持续不断的庆典。
仅仅数天后，婚礼的座上宾，新教的精神领袖，海军上将科里尼遇刺，虽然侥幸未伤及要害，但形势急转直下，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如惊弓之鸟，巴黎的婚礼气氛烟消云散，变得风声鹤唳。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巴托罗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被暴徒剥皮而殉道。比这个传说更加残暴血腥的是，当天晚上，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杀，巴黎城中的新教徒惨遭屠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与火枪的硝烟味，一场蔓延数省，死亡数万人的屠杀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场屠杀便是法国宗教战争史上最知名的惨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者对屠杀的发生众说纷纭，这场真实发生过的“血色婚礼”，在19世纪被大仲马写成小说《玛戈王后》，更是在日后被人们搬上大银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一书中，重新讲述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故事。
在她看来，这血腥的一天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走向：天主教在法国的命运彻底改变；新教徒不再认为法国会成为新教国家，开始形成身份认同；动乱杀戮之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绝对专制的大门开启；对宗教分裂及其导致的创伤的反思，同样使王权受到质疑，甚至为大革命埋下伏笔。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01.
短短几天时间，一场象征着宗教和解的婚礼就迅速演变成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范围屠杀，从上层的贵族到底层的信众，巴黎的新教徒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事件的主谋却隐于历史之中，至今没有定论。
当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进入这个议题的时候，研究早已浩如烟海，主流看法包括三种：
1）认为这场屠杀是太后和国王合谋策划，他们以婚礼为骗局引诱新教贵族前往巴黎，之后实施对科里尼的刺杀，引发新教徒的愤怒，再以此为借口剿灭新教徒；
2）认为太后不满查理九世与新教的和解，嫉妒国王对科里尼的信任，便下令刺杀科里尼。然后，唯恐遭到报复的太后又对新教徒下达了屠杀令；
3）认为科里尼之死是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的，以此引发新一轮的宗教冲突，借查理九世之手屠杀新教徒。法国国王与太后则被卷入这场悲剧，与新教徒们两败俱伤。
19世纪末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以巴托罗缪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的绘画，画中反映的是在圣巴托罗缪日清晨走出宫门的贵族，黑衣者即美第奇王太后。
与以往的结论都不同，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场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是天主教和新教间持续紧张的关系引发的过激反应。无论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还是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都并非阴谋的策划者。他们是在如惊弓之鸟的情况下下令处决新教贵族，再眼睁睁看着局势失去控制的。
阿莱特·茹阿纳搜集了几乎全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资料，并以无比详细——有时甚至详细过头——的描述厘清了前后经过，她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成为了这一血腥事件的断层扫描，揭开了被细密红线包裹着的真相。
不过，在进入这一具体事件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宗教战争的前后经过。
02.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随后，小半个欧洲便掀起了与天主教廷分庭抗礼的浪潮。不过，法国此时则因为拥有教会的主教任命权和财产课税权，而对宗教改革兴趣迟缓。直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仍在法国占据着绝对多数。
但新教的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从156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派后，瑞士和德意志地区的新教活动愈发激烈。法国也难以避免受到波及，从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上到贵族，下到底层，被称为“胡格诺”的新教徒此时已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也愈发紧张。
法国国王对待新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一世对新教徒采取了宽容态度，但他的儿子亨利二世则因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对新教展开迫害。亨利二世死后，冲突并未平息，随着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战争的结束，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愈发积极，冲突也不断加剧。新教在占优势的地区大肆破坏圣像，毁坏圣物，天主教则展开猛烈报复。加上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二世在位短短五百余天便去世，宗教冲突也逐渐开始伴随权力斗争。
1562年，吉斯公爵对胡格诺展开了大屠杀，并要挟王室，撤销了对新教的宽容书。之后被称为孔代亲王的路易一世，则和海军上将科里尼率领新教徒展开反击。他们发动政变，使法国西部重镇拉罗谢尔皈依新教，迫使太后签订《隆朱莫条约》。但很快情形便再次急转，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撕毁了条约，并计划捉拿路易一世和科里尼，路易一世在雅尔纳克战役被杀，科里尼也在蒙孔图尔战败。但天主教此时却因财政危机，不得不宣布停战。
1570年8月8日，国王查理九世签署了《圣日耳曼敕令》，为新教徒划定了四个设防安全区，允许其自派总督，并享受礼拜自由。科里尼也作为新教的领袖保留其海军上将职位，并且——起码在表面上——获得了查理九世的信任。
03.
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的情形，新教和天主教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如今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下停战。此时的查理九世刚刚年满20岁，也希望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现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处，巩固自身的国王权力。拉拢科里尼只是第一步，他还希望通过联姻，实现两派的永久和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信仰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之事便提上了日程。
这场天主教和新教的联姻，也符合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考量，她一直希望能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自己的一个儿子结婚，进而与英国的结盟，以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时的英国早已改信国教，组织一场天主教与新教的婚礼，可以极大地消除英国女王在宗教上的疑虑。
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 阿莱特·茹阿纳排除了婚礼是屠杀阴谋的看法，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目的压倒了宗教统一的要求，巩固王权、以及与英国联姻，是比清除新教徒更重要的事。而在另一方面，科里尼也有助于帮助法国牵制菲利普二世，因为信仰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威廉正在起兵，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科里尼是威廉的忠实支持者，也是对抗西班牙的重要力量。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刺杀科里尼是西班牙所指使的呢？书中再次用精彩的论述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除掉科里尼能够削弱荷兰的力量，但正是因为科里尼的存在，法国国王才不敢公开表示对荷兰的支持，因为那样会使科里尼的势力增强，威胁到法国国王自身。除掉科里尼，反而会使法国国王没有后顾之忧，将法国对荷兰的支持公开化，这对西班牙显然是不利的。
保留科里尼的力量，既不除掉他，又不使他增强势力，是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利的局面。阿莱特·茹阿纳于是排除了法国国王、太后、以及西班牙国王谋杀科里尼，进而挑起大屠杀的动机。
但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谋杀科里尼的究竟是谁？谁有动机杀掉他呢？
作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惊异： 或许根本没有某个幕后大人物谋划刺杀科里尼，一切都来源于天主教和新教徒们紧绷的神经和一触即发的过激行为。在纳瓦尔国王亨利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的婚礼上破坏和平，刺杀海军上将科里尼，是根本无需大人物支持的。怒火中烧的巴黎天主教徒的愤慨，已足以刺激任何凶手采取行动。刺杀只可能导致一种结果：新教徒将对王室和天主教贵族怒火重燃，战事再起，异端将被永久根除，这正是天主教徒所希望的。
04.
事情果然朝着天主教徒们的设想展开，科里尼势力怒不可遏，发表了一系列过激言论，他们具有私人武装，又是异端宗教的领袖，此时又身处巴黎。新教贵族们很快便威胁到国王的安危，国王和身边众人惊慌失措，采取了“特别司法程序”，在最高法院批准前，对包括科里尼在内的新教贵族和领袖们下达了处决令。 一场未找到凶手的不成功刺杀，在短短一天后，就变成了来自国王的处决。
事态至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查理九世的命令仅限于新教贵族，但天主教徒却将其理解为清除一切异端。这个误解为大屠杀提供了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在帽子的显眼处装饰布制或纸制的十字架，手臂上缠白色袖章，头顶白色头盔，开始了“净化行动”。
十字架象征着讨伐异端的十字军行动，白色则意味着为城市重新寻回纯洁。屠杀者会先剥下受害者的衣物，切断其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并斩断日常生活中与敌人间的邻里相处关系。这一“去个体化”手段免除了屠杀者的个人责任，净化了“我们”这一概念。被剥下衣物后，新教徒的尸体被当作不值得埋葬的废弃物抛入塞纳河，仅仅一个晚上，巴黎有三千名以上的新教徒被杀，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国王的羽毛商的妻子被人将长发束起，吊在圣母院桥的一个桥拱上三日之久。
这幅油画是根据玛戈王后的回忆录再现的场景，一名跟随亨利的子爵被国王查理的卫兵追杀而躲进王后的卧室，最终在王后的求情下保住了性命。
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存不复存在，新一次宗教战争开始了。之后数月，法国全境又有数万名新教徒死于屠杀。虽然新教徒也在一些地方展开反击，但失去领导者以及人数的劣势使得他们收获惨败。之后，幸存的新教徒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改宗。10月27日，曾经的新教徒，婚礼的主角，纳瓦尔国王也在改宗天主教后与瓦卢瓦联姻，这标志着两派之间和平共存愿景的最终失败。
05.
比起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对之后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可能更具启发性。经历了这场难以置信的惨剧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对这一失常之举，既无法理解，又难以接受。他们必须重构自己的认知来摆脱内心巨大的矛盾。天主教徒认为这次的事件是神意的体现，他们视大屠杀为上帝的审判，是天主清除异端所降下的惩罚，甚至更有激进的天主教徒，觉得清除得还不够彻底，由此产生另一种极端的自责心理。
新教徒们所面临的自我怀疑则远甚于天主教徒，他们首先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甚至对自己的新教信仰产生怀疑。但之后，新教徒们将这场惨案理解为上帝的考验，他们引用摩西穿越红海的经历，视其为一场由死至生的过渡，大屠杀间接促进了新教认同的形成。
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大屠杀惨剧先是动摇了法国国王的权威，但接着又强化了绝对王权。这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意识到，由臣民牵头发起的行动无法带来持久的宽容，只有依靠一个强有力，拥有内在超验性的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才能使得稳定的局势得以实现。
多年的纷争使法国人渴求一个超越宗教争端的权力，渴求一个具有神性的，慈父般的国王。
1598年4月30日，亨利四世签署颁布《南特敕令》。敕令宣布新教徒们能够享有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参与宗教事务、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份敕令成了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结束了天主教和新教在法国近一百年的冲突，并使亨利四世终于实现了查理九世的愿景，成为一名法国的、而非天主教的君王。
因为是以圣巴托罗缪之日的惨剧为着眼点，阿莱特·茹阿纳将更多的篇幅停留在前后数天的细节上，但这不代表她的研究是静止的，她对具体数日里各方势力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大屠杀之后一系列变动的势能与走向。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犹如法国宗教战争的一支沙漏，之前的一切矛盾在此汇集，之后的一切结果，也由此展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时，一位呢绒商人在寄给同行的信中写道：“国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了这个王国之中只有一个信仰、一部法律、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
而在一系列的纷争最终尘埃落定后，法国人意识到，这个王国之中可以有两个信仰、两部法律和两个上帝，但终究只能有一个国王。
谢选骏指出：类似的悲剧现在依旧发生在非洲。现代化好像一个龙卷风，所经之地无不残破。
《法国宗教战争》报道：
法国宗教战争（法语：Guerres de religion）又名胡格诺战争，是发生在1562年至1598年间法兰西王国国内的内战和民众骚动事件，内战双方为忠于圣座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属于加尔文主义）。战争进行了连续八次，对当时的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据估计在当时三百万民众死于战乱及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瘟疫，在宗教战争中仅次于造成八百万人丧生的三十年战争。
1560年的法国宗教比例（估计值）： 天主教（90%） 基督新教（10%）
命名与持续时间
这场战争除被称作“胡格诺战争”之外，在法国国内还被称作“八次战争”或“宗教战争”以及“三亨利之战”。
战争背景·新教传入及反应
“新教的教皇”——加尔文
1517年马丁路德揭起德意志宗教改革浪潮，1520年代传入法国时，当时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因为受到他人文主义之姐姐——玛格丽特·德·那瓦尔的影响，对新教思想颇有好感，也很有兴趣，譬如伊拉斯谟斯主张教会应由国王管理的论点就符合他一贯的王权扩张论。但因为法兰西斯已经在1516年和教宗签约，获得法国（高卢）教会的主教任命权，以及对教会财产课税的权力，因此法王不须像北欧君主与德意志诸侯那样，借由改信新教来没收教会产业，是故法王改宗新教的经济动机甚乏，而法国贵族更对新教思想兴趣缺缺，因此法国对新教的态度，取决于君王当时的政治动机与外交策略。
譬如1532年，为了反击当时教宗与法王死敌——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结盟，法兰西斯允许路德宗的新教徒在王宫卢浮宫外传教与布道，在国外则与反抗查理的德意志新教诸侯结盟。但在隔年1533年，因法王与教宗和好，就改用镇压的态度对待法国新教徒。甚至到了1534年10月中，因为新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和昂布瓦斯等城市到处散发宣教传单，并张贴抨击弥撒的布告，甚至连王宫大门亦遭贴上，于是法兰西斯采取激烈动作——猛烈镇压，并在半年内火刑烧死了80个以上的新教徒；这场迫害的主导单位为巴黎大学神学院，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审判粗糙，法王还建立书报检查制度、压制异端的言论出版。但法兰西斯很快就因为与新教邦国结盟而取消迫害，直到1544年他和查理五世最终缔结《克雷皮和约》之后，他才又重新迫害法国的新教徒。
路德宗在法国的影响力不强，但是自从1536年法国人加尔文移居日内瓦并以《预选说》创立加尔文宗之后，情势豹变，加尔文的思想大为盛行，被称为“复活的奥古斯丁”。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被誉为“新教的教皇”，加尔文积极地派出传教士，四处弘法，特别是他的母国法兰西，加尔文的各种教理问答，以其如椽大笔充分吸收信众，法国人开始兴起浪潮般的改宗运动，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与印刷工人、小商人及部分农民、下层教士（至16世纪中已有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皈依加尔文派），这些改宗加尔文派的人士被称为胡格诺（胡格诺又作于格诺，结盟之意），而庇护胡格诺派的几个中心地区，很多是贵族妇女的庄园城堡，如王姊玛格丽特·德·那瓦尔。
到1547年法王亨利二世即位之后，因亨利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高等法院中特设了一个被称为“火焰法庭”的机构来审判新教徒。1555年又因为亲信洛林的枢机怂恿成功，亨利下诏各地的官员应对那些被教会判为异端的人进行惩罚，无须审查也不允许上诉。此命令因高等法院之抗议而拖到1559年方才正式实行，但很快就因亨利的死亡而使宗教迫害停顿下来。
1559年4月，随着《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的签署，法国与西班牙之间为争夺意大利半岛领地而进行的长期战争终于结束，大量操法语的加尔文派的传教士，因和平之故能从日内瓦来到法国传教；而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士也来到法国，积极煽动旧教信众去“讨伐异端”。于是自1559年开始，新教、旧教两大阵营在各自贵族、教士的领导下，敌对行动不断升级：旧教徒虐待控制区的胡格诺，胡格诺则在自己占优势的地方报复天主教会，他们冲进教堂、破坏圣像、烧毁圣物，把天主教堂改成新教教堂。虽然最高精神领袖加尔文在1561年告诫胡格诺：“应遵王法，不得越轨”，但是新旧两派的对抗越演越烈，加上欧洲宗教改革浪潮造成的新旧教日益仇视的国际情势影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终不可免。
1560年3月，新教徒发起的昂布瓦斯阴谋激化了法国新旧教的对立，不过在1560年中，摄政的王太后凯瑟琳·德·麦地奇任命宗教宽容的洛皮塔尔为掌玺大臣（相当于总理大臣），负责调和新旧教矛盾。他在三级会议上呼吁宗教宽容，颁布了宽容新教的各种诏书与法律：允许胡格诺的新教徒在城市外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允许新教徒担任公职等等。但这些诏令执行时处处碰壁，使洛皮塔尔的努力付诸东流，特别是1561年开始国家权力被严重的架空，天主教三巨头——吉斯公爵、蒙莫朗西公爵和圣安德烈元帅组成强力同盟，不但架空王权，更在各自的势力范围疯狂镇压新教势力。
第一次宗教战争（1562年至1563年）
开始于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对胡格诺派教徒在瓦西镇的大屠杀。吉斯家族的军队占领了巴黎，控制了王室，于是凯瑟琳王太后被迫和教宗、西班牙国王缔约，并撤销了宽容的诏书。胡格诺派遂在各省起事，并向新教阵营的英国、德意志诸侯求援；他们的两名统帅，一是孔代亲王路易一世，另一是海军大将科利尼，在奥尔良设立了指挥部。双方领袖之死以及孔代被俘，使双方都想言和。战争结束于1563年3月19日颁布的安布鲁瓦敕令，这保证了胡格诺派教徒的信仰自由，但宗教礼拜仪式只限在贵族家中及少数城镇中举行。
第二次宗教战争（1567年至1568年）
1567年–1568年：因胡格诺教徒对一次国际性天主教阴谋感到惊恐而突然爆发。他们劝说孔代和科利尼发动政变，这些新教徒计划劫持国王、逮捕洛林的枢机，围攻巴黎。于是孔代和科利尼率新教军在巴黎城外扎营，但他们在圣但尼战役与宫廷总管蒙莫朗西公爵打成平手（蒙莫朗西反而重伤死去）。新教军在获得一支德意志的新教军（由约翰·卡西米尔率领）增援后，转而围攻夏特尔。此时军事重镇——大城拉罗歇尔宣布皈依新教并汇集大批新教领导层（加上英国海军的支援），使王太后颇为惊慌，只得与新教徒谈判，于是第二次战争以1568年3月签订隆朱莫条约而告终，然而，这次和约仅成一次休战；是年9月，第三次战争又起。
概要
1567年9月：莫城突袭
1567年11月10日：圣但尼战役，蒙莫朗西公爵死于此役
1568年3月23日：隆朱莫条约
第三次宗教战争（1569年至1570年）
1568年至1570年：新教徒和西方的对抗，带来了第三次战争。1568年9月，查理九世宣布废止原来有关和解、安定的诏令；加尔文派的布道人员面临被逐出法兰西的处境，而且制订计划要捉拿孔代和科利尼，但他们带着家人成功逃亡，渡过卢瓦尔河之后将家人托付给拉罗歇尔的新教军（由那瓦尔女王胡安娜三世领导并居灵魂中心），再转身投入战场。1568年11月时，荷兰省督沉默者威廉领军进入法国，想支援同阵营的新教势力，但荷兰军饷不足，很快就接受法王的津贴而退出法国。孔代在1569年的雅尔纳克战役（Battle of Jarnac）中丧生，科利尼在同年8月的蒙孔图尔（Moncontour）之战中败北。但天主教方面因财政困难，未能巩固其战果，于是在1570年8月，两方签订《圣日耳曼和平敕令》，确定设立四个新教设防安全区（城堡）及自派总督、享礼拜自由等作为结束的标志。
概要
1568年8月：逮捕新教徒首脑孔代亲王路易一世·德·波旁和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
1569年3月13日：雅尔纳克战役，孔代亲王战败被杀
1569年10月3日：蒙孔图尔战役
1570年8月8日：《圣日耳曼和平敕令》
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及余波（1572年至1573年）
第四次宗教战争（1572年至1573年）
1572年–1573年：后来科利尼重得国王宠信，但仍不为王太后所喜，而且成为吉斯集团的眼中钉。1572年他遭杀害，同时爆发骇人听闻的1572年8月24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第四次战争因此开始，双方的对立仇恨猛烈激化。1572年王室发动著名且规模空前的拉罗歇尔之围（王军出动三万人），由比隆男爵指挥天主教军、法国王位继承人安茹公爵亨利名义上领军，但久攻不下的撤围结局，让胡格诺势力重新振作，双方在1573年7月达成暂时和解的《布罗尼协定》。
概要
1572年至1573年的拉罗歇尔之围，主帅安茹公爵亨利初试啼声并建立其勇于上阵的名声（1623年完成）
1572年8月23日到8月23日夜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1573年7月：《布罗尼调解协定》
1574年至1584年
第五次宗教战争（1574年至1576年）
1574年–1576年：开始于新教领袖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和纳瓦拉的亨利从宫廷的逃亡。最后签订了博略和约，给予了新教徒更多的宗教自由——胡格诺派在巴黎以外享有信教自由。
概要
1575年10月10日：多尔芒战役
1576年5月6日：《博略和约》
第六次宗教战争（1576年至1577年）
1576年–1577年：由吉斯家族领导的天主教神圣联盟的组成，标志第六次战争的开端，签订了普瓦捷敕令，以限制新教徒的宗教自由。
概要
1577年9月17日：《贝尔热拉克和约》
1577年10月8日：《普瓦捷敕令》。
第七次宗教战争（1579年至1580年）
1579年–1580年：以亨利三世解散神圣联盟开始。最后签订Fleix和约，约定新教徒对设防安全区有6年支配权。
概要
1579年2月28日：《Nérac敕令》
1580年11月26日：《Fleix和约》
第八次宗教战争（1585年至1598年）
三亨利之战（1587年至1589年）
在1588年街垒日受到巴黎人疯狂爱戴的吉斯公爵亨利
新教的盟友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成为当时新教和天主教对抗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天主教徒已经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联盟。1588年街垒日后亨利三世不再拥有巴黎，他非常厌恶神圣同盟，为了破坏神圣同盟，他于1588年在布卢瓦暗杀了天主教徒的领袖第三代吉斯公爵吉斯的亨利和他的兄弟吉斯枢机，但亨利三世本人也在隔年被神圣同盟暗杀，刺客是个狂热的道明会修士。此时纳瓦拉的亨利成为了法国的国王——亨利四世，但神圣同盟在新任族长马耶那公爵的率领下，让波旁家族的红衣主教查理枢机还俗并登基，称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马耶那则自立为“摄政王”。
概要
1587年10月20日：库特拉战役
1588年5月12日：街垒日
1588年12月23日：吉斯的亨利遇刺
1589年8月2日：亨利三世遇刺
亨利四世“征服法兰西王国”（1589年至1593年）
1590年由巴黎的天主教市民发起的武装卫队，誓死抵抗新教国王亨利四世的包围
伊夫里之战是法国宗教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此役的胜利将信新教的亨利四世推上了王位，波旁王朝随即开始。
蓬沙拉战役，法军战胜了西班牙-萨伏伊的干预军
1589年时，承认亨利四世为法王的法国城市只有五个，于是亨利只得率领很少的天主教贵族与胡格诺全体，和拒绝承认新教国王的神圣同盟作战。虽然亨利四世多次于野战击败马耶那率领的神圣同盟军，但他无法攻下誓死抵抗新教徒的巴黎与各大城市（即使巴黎在围困中饿死了4~5万人），也无力阻挡西班牙军以救援法国天主教徒为名而任意进出法国领土（1590年至1591年他常被当代欧洲第一名将——法内塞率领的优质西班牙军逼退），战争自1590年呈现胶着的状态，而整体天主教的优势总是无法逆转。此外，人民对民不聊生的宗教战争日益厌倦，同时对外国势力（西班牙）的干涉感到愤怒，于是亨利开始思考改宗天主教的可能性。
1594年3月22日，改宗后的亨利四世在巴黎民众的欢迎下入城，身后跟着1500士兵。
1592年6月，“摄政王”马耶那应各方之要求召开了三级会议，试图解决长期的内战和王位虚悬不决的问题。在这次新教徒抵制而缺席的三级会议中，马耶那本来想操作会议而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但天主教激进派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却打算推选马耶那的侄儿——吉斯公爵夏尔当法王（并将腓力之女伊莎贝尔公主嫁给吉斯公爵），让马耶那无比失望而放任政略派的爱国主义滋长：当时政略派（天主教温和派）强力批判引进外国势力（西班牙）的行为是彻底卖国的卑劣行径，并获得多数议会代表的支持，于是会议转向亨利四世招手，希望亨利改信天主教来成为合法的国王。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亨利四世于1593年重新加入天主教，巴黎的大门由此而为他打开。据说亨利曾说：“巴黎值得一场弥撒”，让他在1594年3月22日受到巴黎群众的欢迎而入城；当晚，西班牙驻军不得不撤出巴黎。
趋于和平（1593年至1598年）
1593至1594年间，法国各地纷纷归附亨利四世。
1595年初，巴黎高等法院勒令耶稣会修士离开法国。
法西战争 (1595年－1598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遂在1595年和1598年挑起了战争；法王向仍在抗拒王权或处于西班牙占领下的地区发起进攻。同年6月5日，王军在丰坦弗朗赛斯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并攻入弗朗什-孔泰。1596年1月马耶那正式降服；亨利四世以武力威胁或以优礼相待，向神圣联盟的其他首领软硬兼施，逼他们息兵求和；他更利用西班牙出现的经济危机，1597年先在亚眠围城战中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了亚眠，又在1598年和西班牙签订Vervins和约，结束法西战事。
1598年3月，连抵抗至最后的神圣联盟贵族——布列塔尼总督梅尔克尔公爵也在大军进攻前向亨利投降。国王本来想对公爵铁腕惩处，但公爵将女儿许配给国王的私生子旺多姆公爵，使国王龙心大悦而宽纵了公爵，因为公爵之女是法国最富有的女继承人。
《南特敕令》（1598年）
之后亨利四世通过1598年的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调解了宗教上的问题。敕令列明国内的胡格诺教徒能够享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及参与宗教事务。此外，他们也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亦可以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可以担任各种官职，亦允许让这些教徒保有城堡及军队（总数为2.5万的常备军），以保卫自己并自理财政。然而，为了安抚天主教徒，亨利四世在签署这条敕令后，又宣布天主教为国教。
年表
1562年1月17日：“圣日尔曼敕令”颁布，常被称为“一月敕令”。
1562年3月1日：瓦西大屠杀
1562年3月–1563年3月：第一次战争，颁布昂布瓦斯敕令后结束。
1562年12月19日：德勒战役
1567年9月–1568年3月：第二次战争，签订隆瑞莫和约后结束。
1567年11月10日：圣但尼战役 (1567年)
1568年–1570年：第三次战争，签订圣日尔曼莱昂和约后结束。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翻云覆雨，在扼杀宗教改革的同时，法国国王背负着罪大恶极的历史。一是设计陷害消灭圣殿骑士团，二是勾结土耳其人进犯欧洲。这些倒行逆施都大大加剧了法国的两极分化，延迟了必要的社会改革，使得渐进被激进取代。从而使得大革命无法避免，并因宗教改革的失败而加剧大革命残暴。大革命既反贵族又反教权，双管齐下，血流成河，被人说成残暴无比，其实大革命包括拿破仑战争造成的伤亡，可能还不到两百年前法国宗教战争的规模——“三百万民众死于战乱及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瘟疫”。因此也可以说，“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不过是法国宗教战争的尾巴。”毕竟，法国是一个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混合体，尤其在法国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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