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托马斯·弗里德曼 2024年12月19日）報道：
我刚在北京和上海待了一周时间，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见面。我就直说了吧：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中国已在高技术制造业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如果还没有人跟特朗普提过，那么我要告诉他：他如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绰号是“川建国”——意思是“特朗普是（中国）的国家建设者”——因为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他不停地批评中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种做法已激发了中国政府的热情，让他们为争取电动汽车、机器人、稀有材料等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加倍努力，同时尽可能不依靠美国的市场和工具。
“中国有了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他的名字是唐纳德·特朗普，”曾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Jim McGregor)告诉我。“特朗普唤醒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事实：要将本土的科学、创新、先进制造技术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需要全国上下总动员。”
特朗普将要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更难以对付的出口引擎。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数量在过去八年里迅猛增长，尽管中国人民的消费体量仍微不足道。
如果要我把今天的中国经济画成一个人来描述的话，这个人会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强大高端制造业上身——像仍坚持吃菠菜的大力水手那样，但作为消费的腿细得像柴火棍儿。
中国的出口机器现在如此强大，只有非常高的关税也许才真能放慢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对非常高关税的回应可能是，开始切断美国工业现在几乎无法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关键供应。这种供应链战争不是任何人、任何地方想看到的。
我两周前访问中国时，与我交谈的中国专家们希望避免这场战争。中国人的出口仍需要美国市场，但他们不会听从摆布。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在美国逐步提高关税上达成协议的话，双方都将受益，让双方得到做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的时间。
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称之为“埃隆·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范式”。美国将用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赢得的时间来帮助更多的埃隆·马斯克脱颖而出，让更多的本土制造商在美国制造大件产品，这样我们就能向世界出口更多的东西，减少进口。而中国将用这段时间让更多的泰勒·斯威夫特进入中国，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花钱购买国外制造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时也生产更多中国人民想购买的商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
但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段时间全面提高自己的科学、创新和工业水平，作为对中国的回应，就像我们在苏联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那样，那我们就会完蛋。
需要去中国走一趟才有所体会，但由于参议员查克·舒默2023年10月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美国立法者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官方访华，加上许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将美国员工撤出中国的美国公司从未让这些员工返回，很多美国人错过了看到中国制造业惊人增长的机会。
下面是关注制造业的撰稿人诺亚·史密斯前不久发布在网上的，他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0年，“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及其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来自中国的只占6%，尽管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快速发展”。史密斯写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将与美国及其所有盟友的相当或超过后者。
“一个国家独占制造业鳌头以前在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以及二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史密斯写道，“这意味着，在一场大范围的生产战争中，全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也无法保证能打败中国一个国家。”
让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规模：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接近尾声的2019年，中国的银行提供给国内工业的贷款全年增加了5912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这个数字去年飙升至4.82万亿元。是的，你没有看错。
我2019年访问中国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那时，小米和华为只是两家生产智能手机的中国公司。几周前我再次去中国时，这两家公司已经成了电动汽车公司，它们都在利用自己电池技术的优势来制造非常酷的电动汽车。
小米的SU7是今年4月北京车展上的热门话题，这款车是在一个曾经生产汽油动力车的废弃工厂制造的。与此同时，在以制造电池闻名时就已涉足汽车制造的比亚迪现在更是加倍投入汽车领域。我在上海出行乘坐的都是滴滴运营的超舒适的比亚迪电动车。比亚迪现已推出了一款超小型电动汽车海鸥，起价折合美元不到1万。
为了将大量的汽车库存出口，中国已开始建造一支由170艘船组成的船队，这种船一次能运载数千辆汽车横跨大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各地的造船厂每年只交付四艘这种船。是的，你没有看错。
由于中国的电网基本上归国家所有，它能在全国各地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车销量的一半以上是电动汽车。苹果公司谈论制造电动汽车已经15年了。有人开过苹果汽车吗？
我从北京去上海坐的是高铁。这两个城市的距离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但只需4个半小时就到了，因为列车时速超过每小时350公里，而且每天有近100趟列车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列车行驶得非常平稳，如果把一枚硬币放在列车窗台边上——硬币的一半在窗台上，一半在窗台外——硬币会在整个旅途中原地不动。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阿塞拉列车上试试这样做，你会发现，硬币会在列车摇摇晃晃地驶出车站后的两秒钟内掉到地上。
也许你错过了这个消息：我在北京时，通用汽车对其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尖端工厂的价值进行了逾50亿美元的减记。据路透社报道，通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汽车公司“今年前11个月的销量下跌了59%，降至370989辆，而本土新能源汽车冠军企业比亚迪的同期销量是该数字的10倍以上”。
但大家别担心，救助马上就来。特朗普已誓言要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他将开足马力采油，加倍努力生产高油耗车，并停止为购买电动汽车的美国人提供政府补贴。
所以，你认为将来会发生什么？世界其他地方将逐渐过渡到使用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电动车，“而美国将成为新的古巴——你慕名去那里观赏那些需要人来驾驶的老式油车，”正如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擅长报道汽车行业的基思·布拉德舍对我说的那样。
如果这会发生的话，我们某天从梦中醒来时会发现，中国将拥有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而且，因为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只适用于电动汽车，那意味着中国也将拥有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这是特朗普2025年将面对的中国与他上次当总统时面对的中国有很大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就算特朗普对中国说“嘿，如果你在美国建更多工厂，我会在关税问题上放你一马”，虽然这肯定会有助于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对共和党人来说，也许不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因为中国会这样说：“没问题，你们想要多少工厂？40个？50个？但顺便说一下。这些装配线将全部使用机器人，我们甚至能远程操作它们。”
我这次去中国学了个新词：“黑灯工厂”。一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退休中国官员随口提到，她想买一张新的高科技床，于是决定去工厂看看有哪些产品。但当她来到工厂时发现，那是一家 “黑灯工厂”，灯是专门为她开的。她告诉我，工厂不开灯不是因为它停业了。而是因为工厂已经完全自动化，除了每天来清洁或调校机器的工程师外，公司没必要为任何人开灯浪费电。
正如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从钢板厂到手机厂，从家用电机到火箭点火装置零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向智能化生产迈进，引进了24小时不间断、无人值守进行生产的‘黑灯工厂’模式。‘黑灯工厂’，也叫智能工厂，因车间内的机器可以自动运作、不需要灯光照明而得名。”
还记得那个老笑话吗？“现代工厂将只雇一个人和一条狗。狗负责防止人触碰机器，而人是负责喂狗的。”这在中国不是笑话。
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许只是住酒店时使用客房服务，更多美国人就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我很喜欢看一名德国旅行视频博主在一家上海酒店的经历，《环球时报》英文版最近对其作了报道：“‘对，电话铃响了。这意味着机器人到了，’他在视频开头时说。他把门打后看到一个机器人站在外面等他。他按下机器上的‘打开’按钮，机器上面的一个盖子开了，露出了里面他下单的食物。他取出食物，按下‘完成’键，把盖子关上，看着机器人返回电梯。”
还不需要给小费。
但中国急于实现机器人化还有另一个原因：人口结构变化的必要。美国有强大的工会和增长的人口，这让机器人成为劳动者的天敌，因为机器人会取代蓝领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已出现缩减，而且中国严格限制工会，这使得在工厂车间使用越来越多机器人既有经济必要，也在政治上更容易（但中国也很可能面临蓝领工人的强烈反对）。
仅在过去七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已从1800万下降到900万。最新的预测是，中国目前的14亿人口到2050年时将减少1亿，到本世纪末时可能减少7亿。在劳动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生活水平，有能力照顾所有的老人，中国将出于自身需求、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所有方面的机器人化。
特朗普第一次担任总统（以及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征收关税是正确做法，因为中国没有给予我们对等的市场准入。中国一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对等的市场准入，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这个问题。历史上，中国向美国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美国就从中国购买四美元的商品，而且中国的进口以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为主。
但可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再生产那么多中国想买的东西。中国几乎能以更低的成本、通常更好的质量生产几乎所有东西。
陈博屹是中国材料科学公司青昀的创始人，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杜邦。他向我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国年轻企业家从腾讯、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巨头那里学会了如何“快速创新和改进”。陈博屹说，他的外国竞争对手们在产品升级上速度慢得多，当它们升级产品时，新工厂也需要五六年时间才能建成。
“我们每30天就对一些产品进行升级。我们能在六个月里建成一条新生产线。我们向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学习。美国人非常擅长将产品‘从0变1’，我们则擅长‘从2变100’。”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制造能力的稳步提升意味着如今几乎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从微小的零件到稀土产品——都可以在国内采购。陈博屹解释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完整的本土制造业生态系统，所以你想出来的任何想法，“都能在这里完成所有的采购。我们有一个目标，在三年内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组合，实现生产和库存的零劳动力。”然后，“我们就能坐在中国遥控中国以外的生产。这将让我们能把工厂建在离客户更近的地方。”
但他也有一个警告：“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中国，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向我们双方逼近。”
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高管会告诉你，过去你必须身在中国才能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他们表示，如今你仍然需要在那里，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进入中国不断扩大的创新者市场。准备迎接更多的“中国设计”，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吧。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实力的增长只是源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这种增长的原因也包括中国仍有大量满怀干劲工作的人，如他们的“996”工作制所描述的那样：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为了追求更好地生活。还有其他原因：中国政府投资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它故意抑制消费支出，它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读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而没有多少读体育管理、社会学、性别研究专业的大学生。
“中国人对待教育与我们对待体育的方式类似，”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的林汉升说。
那么，中国将埋葬我们吗？这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离开中国时对其弱点的印象与对其优势的印象一样深刻。我不想看到中国出现不稳定。中国能继续让其14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世界来说很重要，但这不能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我能从这次访问中清楚地看出，由于外国游客人数相对减少，许多中国人已不再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正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我所说，中国启动《中国制造2025》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惊慌失措”。该议程是一项由国家主导和资助的产业政策，旨在让中国成为从航空航天到材料科学，再到机床等先进制造业等所有方面的主要生产国。这不仅吓坏了美国和德国等更发达的制造业国家，也吓坏了巴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在海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限制国内消费。
中国有多达上百万亿的储蓄，这些钱可以用来刺激经济，但只是在对政府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把储蓄花掉。但中国政府结束新冠疫情的糟糕做法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透明度让手中有钱的人对花钱持谨慎态度。
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在17%以上、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派税务人员到其他省份去追查逃税者——这些都加剧了中国人不愿花钱的心态。此外，过度建设导致的房地产危机持续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有房无钱”。中国连续三位前任或现任国防部长因涉嫌解放军中的腐败而被调查的消息也进一步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中共意识形态和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这已促使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私营部门创新者悄悄地将资金、家庭或他们本人转移到日本、迪拜和新加坡。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趋势。
我给我的中国朋友提供的免费忠告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不可持续。这种经济最终会产生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贸易联盟。世界不会让中国制造一切，只进口大豆和土豆。中国需要更多的护士为国内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更多的工程师为国外设计更多的汽车。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更多表达他们创意的渠道，而不必担心他们写的歌词会让他们身陷囹圄。我和太多说话小心翼翼或不敢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交谈过。他们看到了香港的镇压。15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现在渴望出国是有原因的。
对我的美国同胞们，我要坦白一件事。我在中国感染了一种从未想过会感染的病毒：“欣赏埃隆·马斯克”。
我对马斯克用他的X扩音器欺负不能自卫的人、向特朗普献殷勤的做法如此之厌恶，以至于我只想那个马斯克闭嘴走开。但还有另一个马斯克。那是一个能制造东西的天才工程师兼企业家，能用和任何中国人一样好、而且往往更好的方式制造电动汽车、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以及卫星互联网系统等大东西。
处于最佳状态的马斯克是中国人害怕和尊重的美国制造商。但特朗普却想把马斯克的时间浪费在缩减美国官僚机构上，在我看来真是不理智。他不该领导缩写为DOGE的非正式的“政府效率部”，而是应该领导另一个DOGE项目，一个让更多美国人“做好工程”(Do Good Engineering)的政府办公室。
总而言之，美国需要加紧工作，但中国需要宽松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致敬的原因：他为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6日，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后，在前往机场途中绕道前往位于中国首都艺术区的“莱蒎”唱片店。
布林肯买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中国经典摇滚歌手窦唯的专辑。另一张是泰勒·斯威夫特2022年推出的专辑《午夜》。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斯威夫特2019年推出的专辑《情人》(Lover)发行后一周内在中国流媒体播放、下载和销售的总量超过100万次，这对一名国际艺人来说是创纪录的数字。
中国消费者有这个需求。我想对中国领导人说，是时候为你们的人民提供更多这种供应了。这对我们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我看這個《纽约时报》，把共產黨叫做”中國“，明目張膽地充當共产党的喉舌。
《中共统战部：北京的“法宝”为何陷入全球间谍战风波》（郭悠（Koh Ewe）& 碧嘉兰（Laura Bicker）BBC记者 2024年12月19日发自新加坡和北京）報道：
“统一战线”最初指的是一个广泛的共产主义联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共产党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内战中获胜的关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法宝”。
这个“法宝”叫“统战部”，它在西方引起的警觉程度与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武库不相上下。
与英国安德鲁王子有关联的知名商人杨腾波，成为最新一位因与“统战部”有关而受到审查和制裁的海外华人。
这个部门的存在绝非秘密。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历史悠久且有充分记录的机构，统战部曾多次卷入争议。从美国到澳洲的调查人员在多起间谍案件中提到统战部，并经常指控北京利用它进行外国干预。
北京对所有间谍指控予以否认，称有关指控“十分荒唐”。然而，中共统战部究竟是什么？它的功能又是什么？
“控制中国信息”
“统一战线”——最初指的是一个广泛的共产主义联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共产党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内战中获胜的关键。
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在习近平掌权的过去十多年里，统一战线似乎迎来了一种复兴。习近平版本的“统一战线”与早期形式大致一致：根据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高级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的解释，即“与所有相关的社会力量搭建最广泛的联盟”。
乍看之下，“统战部”并不神秘——它甚至有一个网站，并在上面报告许多活动。然而，其工作的范围和影响力却不太明确。
马晓月博士指出，尽管其工作大部分是国内的，但统战部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影响海外华人。
如今，统战部试图影响关于敏感议题的公共讨论，这些议题包括中国声称拥有其领土的台湾以及对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压制。该单位还试图塑造外媒对中国的叙事，针对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并拉拢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黄韵琪（Audrye Wong）向BBC表示，“统战部的工作可以包括间谍活动，但其范畴其实更广。”
黄教授分析：“除了从外国政府获取秘密资讯的行动之外，统战部活动的核心在于更广泛地动员海外华人。” 她强调，中国在此类影响活动的“规模和范畴”上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现年50岁的杨腾波已被确认为遭英国禁止入境、被指控为间谍的中国商人。
北京扩张影响力的野心
事实上，中国一直抱有扩张影响力的野心，而近几十年的崛起使北京终能实现这一目标。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在塑造中国如何对外发布信息的工作尤为积极。他的政府鼓励一种对抗性的“战狼”外交，并敦促海外华人“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的政府鼓励一种对抗性的“战狼”外交，并敦促海外华人“讲好中国故事”。
统战部透过各种海外华人社区组织运作，这些组织在国外积极为中国共产党辩护。他们审查反共产党的艺术作品，并抗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活动。统战部还与若干对外迫害少数民族（如西藏人和新疆维吾尔人）的威胁活动有所关联。
然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与党内的其他机构有很多重叠，其运作方式被观察人士形容为“合理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不过，正是这种模糊性引发了外界对统战部的许多怀疑与不安。
譬如，当杨腾波对他的禁令提出上诉时，英国法官同意当时内阁大臣的报告，认为杨某“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指出他淡化与统战部的关系是导致此结论的原因之一。
然而，杨先生坚称他并未做任何非法之事，对其的间谍指控“完全不实”。
类似杨腾波涉入的案例正变得愈来愈普遍。2022年，英国华裔律师李贞驹被英国安全局（MI5）指控透过中共统战部与英国的影响力人士建立关系。随后一年，在波士顿经营中餐厅的美国公民梁利堂被控向统战部的联络人提供有关当地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
而在九月，前纽约州州长办公室的助理孙雯（Linda Sun）被控利用其职位为中国政府的利益服务，并因此获得包括旅行在内的各种好处。根据中国官媒的报导，她在2017年曾与一位高级统战部官员会面，该官员告诉她要“成为中美友谊的使者”。
对于一些卓越成功的华人而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并不罕见，因为他们在商界往往需要党的认可。然而，影响力与间谍活动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据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孔诰烽向BBC表示：“当谈及北京的行动时，影响力与间谍活动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
这种模糊性在2017年中国通过一项法律后更加加剧，该法律要求中国国籍人士和公司配合情报调查，包括向中国政府分享信息。孔教授分析，这一举措“实际上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间谍”。
中共国家安全部发布了许多戏剧性的宣传视频，警告公众外国间谍无处不在，并且“他们狡猾而狡诈”。一些被送往国外特别考察的中国留学生被大学告知要限制与外国人的接触，并在回国后需提交活动报告。
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渴望向世界推广中国。因此，他委托党内一个可信的部门在国外发挥影响力。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正成为一项挑战——他们如何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商业往来的同时，平衡严重的安全隐忧？
对中国海外影响力的真正担忧，使西方国家的鹰派情绪日益高涨，常常让各国政府陷入两难之中。
例如，澳洲试图通过新的外国干预法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律将被视为干涉国内事务的个人定罪。2020年，美国对被视为参与统战工作的人士实施了签证限制。
恼怒的北京警告称，这类法律及其引发的起诉将妨碍双边关系。
“一些所谓的中国间谍指控十分荒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回应有关杨腾波的问题时这样说。“中英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她强调。
但是，一些专家表示，中国的统战工作确实令人担忧。
“西方政府现在需要对中国的统战工作不再天真，而是将其视为对国家安全以及许多华裔公民安全与自由的严重威胁，”孔教授向BBC说。
但他补充道：“当地政府亦需警惕反华种族主义，并努力与华裔社区建立信任与合作，共同应对这一威胁。”
去年12月，出生于越南的澳洲华人社区领袖杨怡生（Di Sanh Duong）因为企图迎合一位澳洲部长而被判定为有策划外国干预。
澳洲检方认为，他在1990年代参选并与中国官员有联系，成为了中共统战部的“理想目标”。
杨怡生的审判焦点在于他所说的“邀请部长参加慈善活动对我们华人有利”的含义——他是指澳洲华裔社区，还是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终，杨怡生的定罪及其入监服刑，引发了澳洲当地一些舆论对这类广泛反间谍法和起诉的严重担忧。因为这些法律指控可能成为针对华人社区的武器。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共统战部：北京的“法宝”为何陷入全球间谍战……我看如此一來，《纽约时报》不僅是共产党的喉舌，而且還是一個執行統戰任務的間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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