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人象》到“象思維”——清晰的歷史脈絡

《汉语、象思维与中国文化漫谈》（人文中國 HUMANITIES CHINA ACADEMY 2025 JAN 18刘芊）報道：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教授首次明确提出“象思维”的概念并以“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定义其特征。“象思维”的提出是为了区别于基于明确概念和清晰逻辑的概念思维。

2009年春天的一天，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中玉兰盛开，人头攒动，这里正在举办一个楹联的揭幕仪式。作为皇家园林的朗润园在修复完工并成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办公、教学场所以来，古雅的中式建筑上还没有楹联。北大国学院院长袁行霈教授应邀书写的一副楹联今天终于揭幕了。袁老兴致勃勃地解释着楹联的含义：上联“会揽青天千古月”写国发院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始终攀登学术的制高点，下联“合催甘露五湖春”则写国发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不断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在大家赞叹对联的工整贴切时，林毅夫教授的秘书陈曦忽然在一旁叫绝：这幅对联上联写月合一“朗”字，下联甘露藏一“润”字，暗扣了“朗润园”的名字，真是太妙了！袁行霈教授愣了一下，反复默读了几遍对联之后喃喃地说：“作者未必有，读者未必无啊。”

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是这么的神奇，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灵动的方块文字共同作用下，尽显“言有尽意无穷”的特色，找寻“言外之意”，“断章取义”，乃至读者的自我发挥、甚至“合理误读”“望文生义”（如《韩非子》中的“郢书燕说”）似乎成为阅读的正常状态，“诗无达诂”也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与追求精确表达、尽量保持语义理解准确性的语言学一般规律似乎是不符的。实际上这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象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这也让我们想起楼宇烈教授的追问：在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前提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究竟是清晰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还是模糊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

象思维与言意关系

今天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底层逻辑和鲜明特征的象思维已经陌生了。实则，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在逻辑与概念赛道之外，还有以象思维工具为核心的象思维赛道。这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构建手段深刻、先进于原始形象思维，又灵动、丰富于单纯的逻辑思维。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并且探索出一条避免陷入语言哲学困境的路径。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教授首次明确提出“象思维”的概念并以“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定义其特征。“象思维”的提出是为了区别于基于明确概念和清晰逻辑的概念思维。前者源自“天人合一”的认识，中国古人没有把世界客体化、对象化，而是通过仰观俯察的方式来体悟世界。这源于楼宇烈教授所强调的，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传统。因为中国哲学最高的概念是道，而天下万物都是道的化现，我们要做的是在自身和万物上体道，而不是单纯追求外在的客观真实性，其目的是提升人自身的生命。同样，我们主流文化中的语言所求的是“尽（包含主体因素之）意”而不是“显（纯客观之）真”。然而，无论是老子主张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还是孔子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都倾向于“言不尽意”，因为形而上和超越性的感悟很难诉诸文字。西晋时期虽有欧阳建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出发，并乐观地认为“名”与“物”是一致的，因而主张“言尽意”，但这并没成为历史上言意关系的主流。王弼“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有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的分析透彻地解释了言不尽意的问题。楼宇烈教授从另一个侧面总结说：“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言不尽意，一句话里可能会包含无穷多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

言意关系的本质是我们抽象出的概念、语言能否真实地反映世界和准确地表达思想。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并通过语言、概念、逻辑来思考，这样思维的效率大大提高。然而，基于概念与逻辑的语言，在提高我们认识与沟通效率的同时，也让我们以概念的世界遮蔽了丰富而完整的真实世界。特别是涉及形而上的话题时，囿于经验的语言概念就更难形成有效的表达，做到“尽意”。西方文化建立在主客二元的对立之上，把世界作为客观对象来认识，因此极力追求概念的精确，逻辑的严谨，强调表述的规范，并建立起公共知识体系，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体系添砖加瓦，以此推动了整个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然而，语言本身也局限了我们的认识，这正是维特根斯坦以来的语言哲学所反思的。而中国人对言意问题的思考早已触及词汇与概念本身，并通过“象”这个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中介来探索解决方式。如王弼所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在《周易》里面就明确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主张。从语言、概念中抽出身来，回到象这个更具包容性的领域来表达沟通，这除了古人对概念思维局限性的认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文化在不把个体和世界做截然分割的前提下，是注重内求、内证的，而内求、内证的结果难以形成公共知识体系，也无法以精确的概念、表述来沟通。追求形上之道的中国文化在语言中注重以象来表达也是自然的选择。

我们的汉语从文字到语法到表达方式，都体现着象思维的特点，历史上根本性、终极性的词汇多是不下定义的，如儒家之“仁”，道家之“道”。相关词汇的表达也往往开放、多义、含蓄、隐晦，避免成为有严格定义的概念，这反而成就了表述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一种悟性的默契。

汉字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基因

首先要提到我们的文字。作为当今通行语言中唯一的方块字，中国的文字是当之无愧的“孓遗物种”。在其他通行文字都是拼音文字的今天，仍保留着表意功能的汉字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提示着中华文化特殊性的现象。但这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语言的产生先于文字，这是一个常识。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以拼音文字为主流的世界里，把文字看做语言的派生物似乎理所当然，因为拼音文字里已经没有表意符号系统的因素而成为单纯的表音符号。放眼世界，中文的确是一个特例。远古时期，表意的符号系统广泛存在。中国在考古中发现的各种描画、楔刻符号可追述的7000年前。这些符号体现着先民表达思想的愿望。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但大都在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后便拼音化了。所谓成熟，我以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语言的听觉符号系统与文字的视觉符号系统完全对应统一。原始的表意符号未必能与语言一一对应。早期的象形文字也并非用于人际交流，而多是为了与神灵交流或单纯的记录，因此很可能也不是与口语完全对应，不能记录所有口语内容，符号的表意单位也未必都规范在“词”这个单位里。在书写符号与口语的一致化中，早期语言几乎都选择了拼音化，以充分与口语的声音符号对应。中国成为少有的将书写符号系统与声音符号系统成功结合，没有放弃原有表意符号的文明。

符号的字母化本身是一种抽象化，单纯表音以后的文字只是人的名言概念的记录，因此只表述“人的”抽象世界，而与鲜活的真实世界隔离开了。中国的汉字成为极少数保留着对世界的视觉化认知和表达的文字，通过内涵可以无限挖掘的“象”，补充了只能单纯表达抽象化概念的语音，抗拒了拼音化，保留了与真实世界直接（直觉）联系的脐带。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别？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技术上说，中文作为单音节文字的事实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印欧语系等多音节文字，以表音符号构成书写文字清晰直接，用表意符号表达多音节文字则复杂而不易形成有意义的对应关系。相反，对于单音节文字，用表音符号记录则会产生大量重复拼写，而用表意符号对应一字一音却非常便捷直观。古代彝文、苗文这些同属汉藏语系的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也采取象形的书写系统，为这种推测提供了旁证。当然藏语却选择了拼音文字，成为例外，这或许与其强烈的宗教功能以及梵语的影响有关。

传说中汉字的产生是由仓颉造字，“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说文解字·序》），即发现不同鸟兽的足迹可分别代表出不同的鸟兽，因此想到了创造符号系统。用许慎的话说，先“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也就是说，先有符号（文），后来增加表音功能。而汉字的表音功能也隐藏着一个中华文化的秘密。宋代《梦溪笔谈》中记载了王子韶提出的“右文说”：“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汉字普遍以左边的形旁分类，而以右边的声旁表意。这似乎和我们的直觉是相反的，但从其给出的例子来看，“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似乎真的如此。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简牍之小者为笺，桥路至小者为栈。”又如，“屯字，难也。纯，丝始出，初则纯粹，不避艰难；顿，难而不进；钝，颓而不利；盹，休而不动；炖，久熬不出；囤，藏而不出”，无不如此。“右文说”虽然不免显得绝对，但其所揭示的音与意的关系是值得重视的。清代学者焦循主张用声训的方法研究经义，“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则通其义”。也就是说，古人在造字（词）的时候已经将某些具有共性的因素体现在相近的发音里。音近义通也是造成古文中同音字通假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映射出古人的归类思维。

因为汉字不是由表音的字母构成而每个字都有其独特的表意符号属性，古人认为它与世界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性。因此仓颉造字有“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出现。也因此，中国人认为字是神圣的，自古有敬惜字纸的风俗。字这个中文特有语言单位，承载着无法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涵盖，也难以妥帖解释的功能。因此徐通锵教授等提出“字本位”的理念。虽然这个理念仍未被国内语言学届普遍接受，但中国文字作为一套形、音、意一体的独特的符号，而不是声音（语言）符号的视觉化，的确给现有的语言学带来了挑战。张志公教授曾指出《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的理论、概念、术语都引进自国外的不足。源自于西方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语言的附属品，是第二性的。这从印欧语系，乃至中文之外的所有现代通行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是对声音的记录这点上来讲，自然天经地义。然而对于有着独特视觉符号系统的方块汉字，这一理论也完全适用吗？

作为有独特表意功能的汉字，自成一套书写系统，一方面解决了不同方言、不同地域性语系之间统一书写符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出现读错字、白字不影响阅读理解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汉字系统保证了空间上“书同文”（《礼记·礼运》）的书写方式统一，和时间上“有典有则”（《尚书·周书》）的文献体系延续。否则用乔姆斯基的说法，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相当于罗曼诸语言之间的差异，那么若使用拼音文字，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可能早有了如今天拉丁语系的多种文字；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我们已无法知晓其当时的准确发音，却仍可以解读其意思。可以说正是这种具有表意功能的方块字，保证了我们文化的稳定性、统一性和传承性。

象思维与汉语表达

当然，中文的象思维特征并不局限于汉字。象思维在避免我们陷入绝对、抽象、单一、静态的概念陷阱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象思维的工具，让我们可以在象的层面进行思考，认知世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阴阳，就是典型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象概念。世上没有实体性的阴阳两物，我们却可以用这对象概念来分析、解释所有事物，及事物的每个方面，形成彼此依存、彼此对立、彼此包含、彼此转化的辩证关系的形象表达。如果说阴阳是表达一维辩证关系的两个符号（象），那么五行就是表达“生”“克”“被生”“被克”二维辩证关系的五个符号（象），具体的说“正向”“反向”是一组阴阳，“主动”“被动”是一组阴阳，这两组阴阳构成二维的相生相克四种关系，而四种关系正需要五个符号表达。这种表达形成循环无端的复杂关系的直观图示，即五边形套五角星的生克五行。阴阳与五行成为我们辩证地、系统地看待事物，及发现事物间普遍关系的两个非常有效的思维工具。以阴阳、五行等象思维工具搭建起的思维框架，可以让我们在不纠结个体的情况下探讨关系，在不追究本体的探索中阐释功能。楼宇烈教授说：“我们可以用阴阳的消长、五行的生克来思考一切问题。”

阴阳的意味在中文中处处体现，除了大量由反义词构成的词（如好歹、今昔、甘苦、远近）外，如闻一多所言，“骈偶”也是中文的特色之一。从日常的楹联，到诗歌的对仗，再到骈体文，文意与声韵相对的表达无处不在，连儿童的音韵启蒙都以这类对偶韵文为文本来学习，相反相成的道理已潜移默化到每个人的心中。正如朱熹所言“天下之理，无独必有对”。同时，中文中大量对偶或互训的结构组成的四字格，如“心领神会、和颜悦色、防微杜渐、忘恩负义、深思熟虑”等，在精巧的对应中也尽显中文意义铺排、音韵铿锵的表达特色，以及同与异的平衡与张力。如《文心雕龙》中所言，“偶语易安，奇字难适。”

作为象思维工具的五行除了建立复杂关系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连类比附。如在中土五行（木火金水在四方，土在中央）体系中，木与东方、春天、青色、酸味、角音等归为一类，这种基于“类比推衍”（李曙华语）的跨范畴的归类（analogize）与西方基于逻辑推理的严谨的分类（categorize）成为鲜明对比。西方通过比较差异而精确分类，以此不断深入微观的领域。中国却在跨越门类的关联中探索普遍的规律。注重整体，对共性敏感而轻细节差异，是中国思维的一种倾向，如《黄帝内经》所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如果说汉字的“音近义通”已预设了类比思维的基因，多字词汇的出现把归类提升到词的层面。这种类比推衍体现着中国人独有的对世界的认知结构。

汉语、传统文化与中国式思维

语言学中有“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说，探讨不同语言对思想的影响。我想，中文、象思维、中国文化的价值倾向三者的因果关系很难断言，但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应该是事实。作为认知、思考、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与思想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西方语言学的研究，说话、书写、阅读、听觉四个中枢都在左脑，因此，语言完全是左脑的功能。我们知道，左脑负责逻辑思维、分析排序等。拼音文字的阅读就是在字母的排列中发现其确切的组合及所代表的发音与语素、词汇。而作为表意文字的中文，阅读过程是图像的识别，这就会涉及到负责空间感知、直觉情感、联想创造的右脑。这似乎是将语言与思维联系起来的一条最为直接的证据。此外，中文作为一种孤立语，没有词形变化，看不出词性的区分，没有显性的语法规则，靠隐性的联系、顺序与默契，其词语的铺排和句群的罗列，难以完全用西方严谨的语法规则和清晰的主从句关系来涵盖，表达上也常给阅读理解带来多种可能性。

申小龙说汉语语法“以神统形”，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象思维意蕴的表述。如张祥龙所言，汉语靠语境表达，依赖词序、声调、对仗、语气、表意书写。霍尔（Edward T. Hall）称这种现象为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例如孔子的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为“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下要有臣下的样子……”，但单从文字上看，也可以把重复两字中的第一个看做动词，理解为“让君主成为君主，让臣下成为臣下……”或者“用对待君主的样子对待君主，用对待臣下的样子对待臣下……”。当然从上下文的语境上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应该用第一种理解，即把重复两字中的第一个当名词，第二个当动词来理解才对。但即便这样，这简练的几个字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如“只要君主有君主的样子，臣下就会有臣下的样子……”或者“只有君主有君主的样子，臣下才会有臣下的样子……”这样的表述似乎有意留下了多种解释方式的空间，阅读者也接受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所以孟子才会提出读诗书要“知人论世”，以更好地理解其含义，而学习交流的目的则是“知言养气”，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修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传统经典翻译为西文之后，不同版本差别会很大，每个译者都在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中选择了自己认为最恰当的一种，并用西文的语言清晰表达出来。这样阅读起来往往比中文原文明确易懂，但套用一句量子力学的表述，却“将无限的理解可能性坍缩为一个唯一的解释”。从这点上看，中国人的大脑如同量子计算机，可做同时是0和1的平行思考，多种可能性在大脑中同时存在。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往往为这种综合复杂但不明晰的思维感到困扰。当然，这样的“量子思维”并不一定都能得到更快的计算，也可能会陷入模棱两可的泥潭。

实则，中国人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使用或只使用象思维，而常常是在象思维与概念思维间自由切换。如被楼宇烈教授称为“中国文化象征”的中医领域，其核心概念（如气血、虚实、正邪）和工具框架（本于阴阳五行的藏象学说）都是典型的象思维，很难笼统地定义和定量。但在各个中医流派的具体操作层面，如对藏象学说的解释发挥，却体现出比较严格的确定性和逻辑性。也就是说，越是整体的框架，越倾向于象思维，越是实际应用层面，越体现出象思维的概念化。换言之，同一种表述，既可在应用层面用概念思维来具体化，也可以在基本理论框架层面保持象思维的开放性。这似乎也提示着我们，象思维与概念思维一个模糊、直觉，一个明晰、理性，似乎也正是一对阴阳，二者相反相成，但并不互相排斥，反而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非线性科学为二者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

汉语与诗的语言

古代诸子百家中的名家、墨家、及儒家的荀子也都注意到概念的定义问题，但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或许因为中国文化是追求道的文化，而在体道的层面，象思维的使用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对不可言说者，用象来表达，在道德、审美、宗教等方面，古人更喜欢象思维和象语汇的表述。或许正因为如此，德里达、莱布尼茨等才说中文是哲学语言的典范。

文学、诗歌，更是象思维大显身手的地方。《诗经》赋比兴中的“比”自然是直接的比喻，而“兴”也是用形象的场景把读者带入本诗意韵的心理基调中。诗词中无语法逻辑而以相同词性的词堆砌而成的“列锦”修辞手法，更是给理解阐释留下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即便是以正常的句子写成的诗，由于大量意象的使用和文化情感的一致性，也会淡化语法、句法的作用。作家王蒙的《双飞翼》一书中曾提到他把李商隐的《锦瑟》一诗的全部56个汉字重新组合，改作一诗一文，不但都能做到语句通顺，而且“情调不变”。他甚至用李商隐的几首《无题》与《锦瑟》的句子重建新诗，效果也令他叫绝。王蒙把这归结为李诗思路的跳跃、空白和意象、典故的一致性。我想，这也是中国的象思维以及与象思维配套的汉语特征的表现吧。海德格尔把语言区分为诗意语言、逻辑（技术）语言和日常语言三种。朱自清说：“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汉语被称作诗的语言，除了其单音节的齐整，声调的抑扬之外，其字、句、表达方式的象思维特征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表意的文字不像英语这类拼音文字那样自身具有客观的精确性，而是给借题发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自古就有以字断事、拆字谜语等文字游戏。这其中也不乏过度阐释和合理误读。远者如《左传》中“止戈为武”之说，拆开“武”字，把表达脚步向前的符号“止”故意解释为停止的“止”，以倡导和平。近者如似乎源于国外的把中文“危机”一词拆开，解读为“危险加机遇”，错把源于“弩机”表示发动的关键点的“机”当做了机会的“机”，广为流传，几成定论。

当然，最让象思维与象语汇发挥出巨大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探索。无论是传统诸子对道的探索，还是脱离了繁琐思辨的中国化佛教，都充分利用象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语言对表述超越一般经验，难以成为客观知识的内容可以起到正向的比喻、启发和负向的打破现有概念束缚的双向效果。因此，不管是追求身体上超越的丹道，还是直截追求精神上超越的禅，都大量使用象思维与象语言来表达。

包含象思维特征的中文在给语言学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给语言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汉语不是单纯追求精确性的沟通，而重视启发性、开放性的交流，匹配于悟性思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有强烈的追寻大一统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ies）的冲动，但在人类对自身和宇宙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能被突破的条件下，保留不同的文明的基因，不要追求轻易、彻底地一致化对人类更有意义。语言学上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要避免极端的语言决定论，另一方面主张语言学共性的追求也不可绝对、过度。

楼宇烈教授常感叹于中文有“动听的语言，独有的文字，美丽的书法，意远的文章”。汉字的形、音、意三要素为世界语言所独有，而开出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学问，其独特的魅力正如汉字的书法一样，有中国人才能欣赏到的美。只要汉字不灭，其包含的华夏文化及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就将永存。“文以载道”，中国人的文章追求明理求道，具有象思维特征的语言正适合探讨形而上的话题。这样的讨论经常能显现出中国人重视整体、辩证、有机、悟性的思维方式，体现楼宇烈所总结的中国文化“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直觉思维”的特色，也导向中国文化重大局、求和谐、讲修养、不极端的价值偏好。

余 论

至今仍有一些人从表音文字先进于表意文字的片面认识出发，主张汉语拼音化，或汉语拼音文字化。这是错把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拼音文字的规律误当成所有语言文字的规律。汉语拼音作为注音工具和输入法为汉字的现代化与交流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无法作为文字来替代汉字。这不仅从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为了避免同音的困扰，拼音化的汉语必然要增加多音节词汇来替代单音节词汇，但那会使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的关系逐渐断裂，阅读古文会更加困难。如作为儒家重要理念的“礼”与“理”不知要如何分别，而于、余、俞、虞诸姓也将成为一家。文学上把字连缀成不常见组合的诗意表达也将变得无法辨认，汉语词汇将变得单调、僵化。

同样重要的是，人造的注音文字，没有印欧语系拼音文字自有的语素成分，不存在字根、前缀、后缀等具有表意或功能作用的词汇构成要素，因此不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视觉信息，只是单纯的发音记录，不管是不是使用拉丁字母，都是一种退步，而不是进步。因为那只是单纯声音形象的可视化，阅读时要在脑中转换为声音形象才能理解。这大大降低了阅读效率，弱化了意义传递，消减了阅读体验。日语的假名、韩语的谚文都是不含意义、单纯表音的音节文字，因此，为了阅读的方便，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字的使用。中文放弃汉字而使用拼音将割断汉语、象思维与中国文化的根脉，是文化的自戕。

西方文化注重逻辑与理性，这引导着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但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都有自身问题解药，才能经历时间的检验。传统上西方文化在崇尚理性的同时，极为重视艺术、尊重宗教，因此达成了一种整体平衡，曾产生巨大的创造力。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理性有一家独大的趋势，对社会的影响日趋显著。相反，在人文方面的进步却显得无力。逻辑理性自身的缺陷得不到弥补与制衡，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会对人类的未来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回到语言问题上来，说句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长期以来英语一直是全世界学习的首选外语，它是印欧语系和拼音文字的代表。新世纪以来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已进入越来越多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我想这两种语言，一表音，一表意；一左脑，一右脑；一精确，一辩证；一清晰，一圆融，倒不失为非常互补，而又代表了人类文明两种特质的一对语言。两者的普遍使用或许能带来更平衡的人类文明和更和谐的世界。

刘芊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学者，致中和书院理事、联席院长，《法音》杂志英文刊责任编辑，原北大国际MBA副教授。

人説——“天人象”是一個具有深厚哲學和文化意義的概念。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這個概念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和諧共生，以及人類行為對自然界的影響。這種思想在《易經》、《道德經》等經典文獻中有所體現。

谢选骏指出：人説——上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教授首次明确提出“象思维”的概念并以“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定义其特征。“象思维”的提出是为了区别于基于明确概念和清晰逻辑的概念思维。

我看——王树人2005年才出版了《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而在此之前十六年，《天人象： 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一書就出版了！

《天人象： 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是1989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谢松龄，页数357页，屬於“文化哲学丛书”之一種，是一部讨论阴阳五行和方技术数的专著。上篇源流，包括两个文化来源、观念系统的融合、两大传统一种精神；下篇统象，包括宇宙—人生全息象、天象、地象、人象、命象。

由此可見，從《天人象》到“象思維”，具有清晰的歷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