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文件：冷战时美对苏核打击计划目标曾含北京》（2015年12月26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1千2百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甚至包括文件中标为“人口”的居民区。其中也包括北京。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于1956年6月制订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三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
这些目标有空军设备、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DGZ)。
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原称列宁格勒)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
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排名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两个空军指挥中心、两个空军仓库，以及一个“人 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 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
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千1百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两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机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在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途的一切打击目标。
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千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儿”原子弹只有一万多吨，当量6千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儿”的4千2百倍。
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议的 “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
《美媒：美曾计划对中国核打击行动 可致2亿人伤亡》（2018年09月11日 环球网）报道：
日前，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了一批解密文件。文件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军方制定了令人瞠目的核作战方案，一旦实施，人类将面临一场浩劫。
秘密会谈
位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发布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1964年制订的一项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其内容触目惊心，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年11月至1969年1月）的核战计划包括对核目标、常规军事目标和城市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目的是摧毁苏联和中国的工业潜力、大量消灭两国人口，使中苏两国社会瘫痪。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军方就开始研究如何对苏联军事目标实施先发制人式打击，一些军事策划人员认为首先摧毁苏联核力量可以使战时美国的损失减轻。然而，到1963年11月，高级防务官员得出结论，“限制损失”策略可能会失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高度机密的净评估小组委员会吹风会上，净评估小组委员会主任利昂·约翰逊空军上将告诉肯尼迪，“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避免核战争爆发对美国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尽管如此，先发制人仍然在统一作战行动计划选项之中，损害控制逻辑“深植于关于美国核武库数量和能力的决策中”。
计划毁灭中国30座大城市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副总统约翰逊继任。约翰逊当上总统后决定深入研究对中苏的核战计划，他要求军方澄清一旦同苏联开战是否将中国也拉进去。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主任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中将在新版统一作战行动计划中指出，“中苏”意味着“所有中苏国家和卫星国，但不包括南斯拉夫”，不过，考虑到南斯拉夫的邻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同中国或苏联结盟，这些国家成为全面核攻击打击目标之后，南斯拉夫人也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尤其是辐射。1964年3月4日，在约翰逊总统与参联会成员会商之后，总统助理切斯特·维克托·克利夫顿少将受命撰写一份备忘录，列举这场会晤后必须做的事情清单。备忘录中称，根据指示，如果苏联或中国对美国发起核袭击，使总统和他的继承人不能工作、通讯受破坏，美军联合或特定司令部司令有权对整个中苏集团进行报复性反击，即使苏联的一些盟国或中国没有发动袭击。
接下来，美国军方在参联会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主持下，开始紧锣密鼓地完善对中苏全面核战方案。根据美军制定的对中苏核作战方案，有五个攻击选项：两个是先发制人攻击选项，打击核目标、打击核和非核军事目标；三个报复性攻击选项，核目标、核和非核军事目标、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原先，对中苏作战的首要任务是“摧毁或压制敌人的军事能力”，优先考虑核军事目标，“次要关注点”是将袭击扩大到城市工业目标，但泰勒上将认为需要扩大首要任务，结合攻击核与非核军事设施以及城市工业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摧毁中苏集团发动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将敌人逐出工业大国行列，并且确保战后力量平衡有利于美国”。令人震惊的是，作战计划几经修改，参联会竟然把大量杀伤中苏两国民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在所谓的“有能力摧毁敌人的战争支援和城市/工业资源”原则指导下，城市中的工人、店员和管理人员无疑都成了杀戮对象。美军打算“摧毁苏联和中国”，使中苏两国不再存在有活力的社会。对苏作战目标包括摧毁苏联150座城市和70%工业用地，使其社会瘫痪。对中国而言，实现这一目标要复杂得多，这是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84%）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减少中国30%人口意味着要杀死2.12亿人，而攻击中国众多城市只能杀死一小部分人口。参联会估算，考虑到中国现状，毁灭中国30座大城市、消灭30%城市人口、摧毁50%工业用地之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整个社会都会崩溃。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多年后告诉记者，他和约翰逊总统完全控制着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制订。据称，麦克纳马拉尤其希望确保中国毁灭。
不过，统一作战行动计划没有具体说明敌方死亡人数，但相关数据可参考1961年的一项评估，评估指出，美军的全力攻击能造成苏联城市71%伤亡率和中国城市53%伤亡率。1962年的另一项评估显示，美军对苏联军事与城市工业目标的突然袭击能造成7000万苏联人死亡。
到1964年5月，五角大楼部署了数百枚可用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导弹：488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70枚泰坦一号和泰坦二号火箭、208枚北极星导弹。
关键时刻调走主要策划者
1964年6月，参联会主席泰勒上将分发一份绝密文件给空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该文件详细介绍“针对红色中国及其盟友和苏联集团卫星国”的打击选项，分别分析了单独打击和共同打击可行性。美国情报机构获悉，苏联同罗马尼亚的关系陷入困境。事实上，在1963年秋季，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告诉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没有同罗马尼亚磋商过，苏联也没有在罗马尼亚部署核武器。
就在核战阴云密布之际，7月制订全面核袭中苏计划的核心人物泰勒上将调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不久，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与此同时，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也不想主动核袭美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等重要领导人驳回了一些军人提出的先发制人摧毁美国核设施的建议。另一方面，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中苏关系也日益紧张。随着局势发展，美国政府高层认为核袭中苏计划已不合时宜。1968年，约翰逊总统下达指示修改作战方案，如果要核袭苏联，可把中国排除在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当他获悉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后被吓得目瞪口呆，他认为总统需要的是不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军事计划。尼克松希望，军方不要轻易动用核武器，以防止局势升级。进入70年代后，东西方关系趋缓，核战计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渐降低。
《1958年台海危机机密文件：美国曾考虑动用核武打击中国》（CHARLIE SAVAGE
2021年5月24日）报道：
华盛顿——根据一份显然至今仍属机密的文件，1958年，当共产中国军队开始炮击由台湾控制的几座岛屿时，美国匆忙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其盟友——包括制定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打击的计划，这令人们对那次危机的危险程度有了新的认识。
1966年一份关于那次对抗的机密研究报告中的几十页显示，美国军方领导人不顾苏联可能以同样方式替其盟友进行报复、导致数以百万计人死亡的风险，主张首先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政府在早些时候将该研究解密并向公众公布时曾对这些页面做了审查删改。
这份文件由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披露，他在50年前泄露了一份关于越南战争历史的机密文件，即所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埃尔斯伯格说，他在同一时间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但当时没有披露。在美中因台湾问题出现新的紧张关系之际，他着重强调了这份文件。
虽然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美国官员曾考虑在危机升级的情况下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武器，但这份文件揭示了新的细节：如果共产党军队开始炮击所谓的离岸岛屿并加强攻击，军方领导人如何积极地推动授权动用该武器。
然而1958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停止了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把它们留给在台湾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从而缓解了危机。60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地位——以及美国使用核武器保卫台湾的意愿——仍然保持着战略性的模糊。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冷战和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为《纽约时报》审阅了这份文件，他说，这些曾经遭到审查的信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具有重要意义。
“至少在我看来，这证实了在1958年危机期间，美国离使用核武器已经很近，超出了我的猜想，”他说。“就决策实际发生的情况而言，这比我们所看到的更能说明问题。”
韦斯塔德将这些文件与今天的紧张局势相提并论——目前中国自身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经远超1958年，而且已经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他说，这些文件提供了素材，提醒人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抗升级的危险性。
文件显示，即使在1958年，官员们也怀疑美国无法仅靠常规武器就能成功保卫台湾。韦斯塔德说，如果现在中国入侵台湾，“将给美国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压力，让他们考虑如何部署核武器。”
“这应该让相关各方更加清醒，”他还说。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于1973年。他说，在收到五角大楼文件时，他也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于1973年。他说，在收到五角大楼文件时，他也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
埃尔斯伯格公布的文件揭示了当前紧张局势的历史前因，他表示这正是他希望公众讨论的重点。他认为，五角大楼内部很可能正在为台湾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制定应急计划——包括在任何使用常规武器的防御似乎都不成功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就在今年，关于台湾再次发生核危机的可能性正被人们提起，我觉得鼓励公众、国会和行政部门关注我向他们提供的内容似乎非常及时，”他谈到了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高层讨论，他称其为“肤浅”、“鲁莽”。
“我不觉得当时那些参与者比现任内阁或者这中间的人更轻率、更愚蠢，”他还说。
此外还有其他细节，政府在正式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审查删减的几页描述了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劳伦斯·S·库特上将(Gen. Laurence S. Kuter)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授权，在任何武装冲突开始时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动核攻击。为此，他推崇这样一项计划，即先向中国机场——而不是其他目标——投掷原子弹，他认为这种相对克制的做法将使美国政府中的核战争怀疑论者更难阻止该计划。
库特上将在一次会议上说：“军方提出的这个将战争限制在空军基地的提议，如果能够防止一些误入歧途的人道主义者将战争限制在使用过时的铁炮和热铅弹的水平，那就是有益的。”
同时，官员们认为，苏联极有可能为中国受到的原子弹袭击采取报复性核打击。（回顾历史，人们并不清楚这一假定是否确切。历史学家说，把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巨大的全球阴谋的美国领导人，并未意识到或理解正在出现的中苏分裂。）
但是，比起这些风险，美国军事官员更不希望失去那些岛屿。这项研究转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F·特怀宁(Nathan F. Twining)上将的话，他说，如果对空军基地进行原子弹轰炸并不能迫使中国退出冲突，那么将“别无选择，只能对中国北至上海的地区进行深度核打击”。
他认为，这种打击将“几乎肯定会涉及中国对台湾，甚至可能对冲绳进行核报复”，冲绳是美军在日本的驻地岛屿。“但他强调，如果国家政策是保卫离岸岛屿，那么就必须承担其后果。”
该研究还转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述：“没有人会太在意失去离岸岛屿，但这种损失将意味着共产党的进一步侵略。没什么值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直到你考虑到不直面挑衅的后果。”
最终，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阻止了将军们，并决定首先依靠常规武器。但是没有人愿意卷入又一场像朝鲜战争那样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除非中共取消这一行动，否则必须迅速进行核打击”。
埃尔斯伯格说，他在复印五角大楼文件时复印了该研究报告的完整版本。但他没有与时报的尼尔·希恩(Neil Sheehan)等在1971年撰写有关越南战争研究的记者分享该台湾研究。
埃尔斯伯格于2017年在网上悄悄地发布了完整版本的研究报告，当时他出版了《末日机器：一个核战争策划者的自白》(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一书。它的脚注之一顺便提到，该研究缺失的段落和页面可在他的网站上找到。
但是他说，他没有在书中引用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出版商的律师担心潜在的法律责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人们注意到在他发布的版本中可以看到被删节的页面。于是很少有人发现。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高级分析师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则是发现这件事的人之一。3月，他在一篇关于冷战中的核武器威胁的博客文章脚注中提到了这件事。
伯尔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曾尝试使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使该研究获得新的解密审查，该研究由莫顿·H·哈珀林(Morton H. Halperin)为兰德公司(RAND)公司撰写。但五角大楼无法找到一份无删节的版本。（兰德公司是一个非政府智库，本身不受信息法要求的约束。）
埃尔斯伯格说，在2017年，台湾局势似乎并没有那么紧迫。但是，武力威胁上升趋势——他指的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最近的一期封面将台湾称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以及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发表的一篇题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的评论专栏文章——促使他得出结论，让公众了解到这一信息是很重要的。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称该文件的面世将会“非常有意义”。宋怡明是关于该危机核心的离岸岛屿之一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一书的作者。
他说，围绕台湾发生的任何新对抗都可能升级，而当今的官员将“和1958年的那些人一样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将人们在1958年郑重计划使用核武器的过程中那些“戏剧性”的错判和误解造成的风险，和今天的紧张局势联系在一起。
埃尔斯伯格说，曝光该文件还有另一个理由。现年90岁的他说，他想冒险成为一个测试案件中的被告，挑战司法部越来越多地使用《间谍法》起诉泄露信息的官员的做法。
一战期间颁布的《间谍法》将未经授权保留或披露可能损害美国或帮助外国对手的与国防有关的信息定为犯罪。它的措辞涵盖了所有人——不仅是间谍——并且不允许被告基于披露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来促请陪审团判定无罪。
在过去，使用《间谍法》起诉泄密者是罕见的。埃尔斯伯格本人曾因该法受到起诉，一名法官在1973年由于政府不当行为撤销了该起诉。第一次成功的定罪是在1985年。但是现在，司法部提起此类指控已经司空见惯。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会达成认罪协议以避免长期徒刑，因此没有上诉。最高法院尚未就该法律的措辞或实施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权利提出质疑。
埃尔斯伯格说，他公开承认了对有关台湾危机的机密研究未经授权的披露，司法部应对他提起指控。他说，他的辩护方式将会在最高法院提及涉及第一修正案的问题。
“如果被起诉，我将坚信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并非犯罪，”他说，并辩称使用《间谍法》将“为公共利益而公开封存的真相定罪”是违宪的。
Charlie Savage是驻华盛顿国家安全和法律政策方面的记者。他曾获普利策奖，此前在《波士顿环球报》及《迈阿密先驱报》工作。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是《“Power Wars: The Relentless Rise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and Secrecy.”》。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岳东晓博士：美国解密档案：苏俄就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征求美国看法。时间 1969年８月１８日，地点美国华盛顿特区一餐馆。苏联驻美大使馆二秘 Brois N. Davydov 请美国政府人员 William Ｎ．Stearman 午餐。内容简介，Davydov 对 Stearman 说，这群中国“农民”在达曼斯基岛对苏俄的挑衅是压垮苏俄忍耐 力的最后一根稻草，苏俄必须给中国人一个大的教训，请问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会做出什么反应？Stearman 没有任何表示，只说这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无法预测美国政府的态度。Davydov 又说，苏俄研究认为，中国在若干年内其核武将对莫斯科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使中国威胁延缓相当长时间，且这么做也可能引发中国内部政局变化，这是一石二鸟。Davydov 还说，核打击中国对美国绝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对这事，你们美国不应该乐观其成 welcome 吗？这至少制止了核武器扩散嘛。Stearman 说 ，美国虽然与中国大陆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且希望限制核武扩散，但用核武攻击中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文件抄送对象包括美驻香港领事）（附图）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信息，一个多月后，美国军队包括其核武力量秘密进入警戒状态。尼克松的目的包括吓阻苏俄对华进行核打击（“the President ordered the alert as a signal to deter a possible Soviet nuclear strike against China during the escalating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尼克松说，“‘Can the U.S. allow the Soviet Union to jump the Chinese?’—that is, to take out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We had to let the Soviets know we would not tolerate that.” （美国不会容忍苏俄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根据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回忆录，他向苏俄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鲜为人知的历史：1969年，美国拦截了苏联射向中国的核打击》（2020-08-30 李心军事大全）报道：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就对多次帮助中国一起抗击敌军。早在120年前的1900年，当八国联军横扫北京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又对各国发出通告重申：
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的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不仅如此，之后美国在中国兴建学堂与教堂，客观上确实促进了中国民智觉醒。
而在抗日战争时，当美国仍深陷太平洋战争泥潭时，美国仍组织飞虎队，飞越危险的青藏高原，向中国尽可能地提供战争物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事，这些并不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最大帮助：美国曾制止了一次苏联射向中国北京的原子弹。
1969年，中苏关系愈加紧张，两国友谊之间产生了缝隙。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更是战争气氛浓厚。苏联调兵遣将，随时准备向我们开战。
在苏联内部，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计划启动在亚洲的远东地区中程导弹，携带百万吨核弹头，对中国境内的政治军事等重要目标实施“毁灭性核打击”。
为此，苏联已经计算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核弹头数量，亚洲东部的导弹基地也悄悄开始运作了起来。
1969年8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将此事汇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时后回忆此事，表示：“我们可以毁灭人类，但是苏联敢于毁灭人类。当时尼克松认为，我们有必要想办法制止此事。”
当然美国也不是白白发善心，尼克松之所以这么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一：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是苏联的好敌人。其二：也是最可怕的是，如果苏联不能彻底消灭当地的武装，那么中苏必将爆发核战争，世界都将因此毁灭。
过磋商，美国认为必须尽早通知中国，但当时美中积怨甚深，直接通知中国，反而不会相信这个消息。当时全程参与此事的基辛格表示：“我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政府无秘密，即使是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不能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将苏联的计划完全泄露出来。这个新闻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上下无不哗然。
而中国国内已接到这个消息，也是高度紧张，全国很快进入了“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工业城市开始向地下发展，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同时开始大规模实验核武器，1969年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爆炸。全世界的地震监测站都记录下了这两次核爆炸的冲击。
中国坚定的抗战决心与强大的核武器实力威慑了当时战意正浓的苏联。“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他们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现在应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随后不久，基辛格访华，中美破冰，中美关系正常化。
虽然60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出自于自身利益与目的。但是中国因此免于遭受核打击也是事实。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国家间没有绝对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谢选骏指出：苏狗不敢杀毛狗，故意通过美放风；毛狗吓成屎壳郎，一头钻入尼克僧。——毛泽东最终屈服于苏美两国的核讹诈，邓小平脱裤子卖囶，毛老狗带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