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4年6月6日星期四

谢选骏:被迫观看死刑判决的时代


《国际特赦组织:去年全球死刑执行数上升,为2015年以来最高》(奥努尔·埃雷姆(Onur Erem)BBC国际部记者 2024年5月29日)报道:


伊朗死刑人数上升引发世界各地抗议(图为1月27日在柏林举行的反对伊朗死刑的抗议活动)。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死刑执行人数正在飙升。


根据该人权组织的记录,2023年全球有1153人被执行死刑,比2022年已知的883人增加了31%。这是国际特赦组织自2015年以来录得的最高数字。2015年有1634人被处决。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格妮斯·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说:“被记录的处决人数大幅飙升主要归因于伊朗。伊朗当局完全无视人的生命,加大了对毒品相关罪行的处决力度,进一步凸显了死刑对伊朗最边缘化和最贫困社区的歧视性影响。”


尽管报告中伊朗是执行死刑数最多的国家,至少有853人被处死,但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中国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中国没有关于死刑执行的官方数字,但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去年中国有数千人被处死。


该组织还注意到,2023年全球死刑判决增加了20%。这是自2018年以来判处死刑数量最多的一年。


哪些国家执行死刑最多?


国际特赦组织称,2023年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和美国。仅伊朗就占所有记录在案的死刑的74%,而沙特阿拉伯占15%。


与中国一样,国际特赦组织也表示无法获得朝鲜、越南、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阿富汗的官方数据。


有多少国家废除了死刑?

全球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91年的48个增加至2023年的112个。


有九个国家只对最严重的罪行使用死刑,而23个有死刑的国家至少在十年内没有使用过死刑。


世界各国如何执行死刑?


去年,有七个国家使用绞刑、六个国家使用枪决、三个国家使用注射死刑。


截至2023年,各国有四种已知的行刑方式。去年,有七个国家使用绞刑、六个国家使用枪决、三个国家使用注射死刑。


截至2023年,各国有四种已知的行刑方式,其中斩首只在沙特阿拉伯实施。


去年,有七个国家使用绞刑、六个国家使用枪决、三个国家使用注射死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ürk)表示:“判处死刑与人类尊严、基本的生命权以及在生活中免遭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背道而驰。”


免除罪责

免除罪责是指在判决和上诉程序结束后,被定罪人被免除责任或被宣告无罪,因此在法律上被视为无罪。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有三个国家的九名死刑犯最终被宣告无罪:肯尼亚(5人)、美国(3人)、津巴布韦(1人)。


人权活动家反对死刑,以防止有人在被处决后被认定无罪。


威慑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称,保留死刑的国家大多“相信死刑能遏制犯罪”。


社会学家的共识是,死刑的威慑作用充其量是未经证实的。


一些人认为,对犯罪者最具威慑力的是被抓住并受到惩罚的可能性。


1988年,联合国进行了一项调查,以确定死刑与谋杀率之间的关系。这项调查在1996年进行了更新,其结论是“研究未能提供科学证据证明死刑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


对儿童的影响


2010年,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14个国家联合成立了“国际反死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该委员会现已发展到拥有24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多哥。


在去年发布的最新报告中,该委员会强调,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禁止对儿童处以死刑,但在许多国家,儿童仍面临被处决的风险。该公约已在196个国家生效。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呼吁美国各州禁止对21岁以下的任何人适用死刑。


该机构写道:“根据目前的科学水平,无法认为18至20岁青少年的大脑与17岁青少年的大脑有本质区别。”


该机构还表示:“不判处16岁和17岁少年死刑的理由是年轻和不成熟,而这些特点同样适用于18岁至20岁的少年。”


儿童受到的影响不仅来自于死刑本身。该机构称:“与对罪犯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惩罚不同,对父母的处决会永久剥夺子女与父母建立关系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我十四岁的时候,曾经被迫观看死刑判决。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所以我也相信死刑的威慑力量远远大于终身监禁。


《死刑:全球还有多少国家仍保留该刑罚,多少人被判死刑?》(BBC 2024年1月26日)报道: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22年有55个国家仍施行死刑。

在美国,一名被判刑的谋杀犯即将成为该国首位使用氮气处决的人。在日本,一名男子因为一场酿成36人死亡的纵火攻击而被判处绞刑。


尽管许多国家已废除死刑,但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死刑次数却在上升。


还有多少国家有死刑?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有55个国家仍施行死刑,其中有9个国家仅用在极其严重的罪行,如多次谋杀或战争罪。


此外,有23个国家虽然还有死刑制度的,但已有10年未执行。


每年有多少死刑被执行?

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是来自各国官方统计、媒体报导以及被判死刑的个人及其家庭代表提供的讯息统计而成。该组织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行刑者,每年处决数千人。但由于中国不公开有关死刑使用的详细信息,因此无法提供可靠数字。


除中国外,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显示2022年一整年,全球共有883起死刑执行,这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的数字。然而这数字比1988年、1989年或2015年要低得多,当时有超过1500人在一年内被执行死刑。


该组织还指出,至少在2022年,在52个国家里,共有2016个死刑判决被宣告了。从全球来看,该组织认为至少在2022年底为止,当年有28282人被判处死刑。许多囚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度过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死囚生活。


哪些国家使用死刑最频繁?

在2022年,有20个国家执行了死刑,2021年有18个国家。除中国外,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美国。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们在2022年记录到伊朗至少发生了三起公开处决。报告还指出,伊朗至少处决五名犯罪时未满18岁的犯人。


不同国家执行死刑的数量有何变化?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强调说,全球11个国家每年都在执行死刑,其中包括中国、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美国、越南和叶门。国际特赦组织还认为朝鲜(北韩)可能正在持续施行死刑,但无法独立验证此事。


沙乌地阿拉伯在2022年的执行死刑人数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有五个国家在2022年宣告了死刑,它们分别是巴林、葛摩、老挝(寮国)、尼日尔和韩国,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已经多年未使用死刑。尽管自2021年以来美国的死刑执行数量有所上升,但仍然远低于1999年的最高峰。


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在2022年,全球因毒品罪而被处决的人数为325人,其中包括:


伊朗:255人

沙特阿拉伯:57人

新加坡:11人

在2023年,新加坡处决了近20年来的第一名女性死刑犯: 萨里德维·贾曼(Saridewi Djaman)于2018年因贩运海洛因而被判有罪。


目前已有112个国家完全没有死刑,相较于1991年的48个国家,数量有所增加。在2022年,有6个国家全面或部分废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哈萨克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和中非共和国完全废除了死刑。


赤道几内亚和赞比亚表示,死刑仅在最严重的罪行中使用。


在2023年4月,马来西亚议会投票决定取消对11项重大罪行(包括谋杀和恐怖主义)的强制死刑。加纳议会于2023年7月投票全面废除死刑。


此外,全球各国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是唯一在2022年将斩首列为执行死刑方法的国家。其他方法包括绞刑、药物注射和枪决。


美国阿拉巴马州计划使用氮气对被定罪的谋杀犯肯尼斯·史密斯执行死刑。


据美国死刑资讯中心表示,将被以这种方法执行死刑的史密斯,将成为全球第一例。史密斯的律师将这种未经测试的方法称为一种“残忍且不正常”的惩罚。阿拉巴马州和其他两个美国州批准使用氮气,因为现在更难找到其他可以致命注射的常用药物了。相关药物短缺使得美国各地死刑执行率下降。


谢选骏指出:被迫观看死刑判决的时代并未过去,这就证明了死刑确有恐吓意义。


《目击300次死囚行刑后 我离职了》(BBC 2018年5月7日)报道:


墓园埋葬了当地历来被处决的囚犯,米歇尔在十字架之间,细数自己见证了多少死囚被处决。

米歇尔·莱昂斯(Michelle Lyons)首次见证死刑是2000年。当日的日记,她这样写:“我觉得没有甚么问题,我是应该伤感的吗?”


当时她22岁,是初出茅庐的记者,后来,她成为美国德州的刑事司法部发言人,职责是见证德州每一宗死刑,从2000年至2012年,她见证了近三百名男女,因为犯罪而被处决。


见证死亡是否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对BBC的本·迪尔斯(Ben Dirs)分享了个中的体会与反省。


麻木看待死刑


年少时,她认为在重大罪案当前,应该把同情心放在一旁,特别是一些死囚,生前曾经犯下凶残无比的杀人罪行。


“见证行刑是我日常工作,以前我十分支持死刑,我认为对一些严重罪行来说,是合适的惩罚。当年我年轻、无畏无惧,以为凡事只有黑白两面。”


“如果每次行刑时,都思考自己内心的情感,我能否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地走进那个房间?”


回首细看,当年日记中流露出对死刑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想法,似乎是一种短期舒缓心理不安的应对机制。


“翻看这些行刑笔记,我可以感到有些事情,其实是困扰我的。但当时我把所有疑虑藏于心底,把自己迫到墙角,把自己麻木掉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她说。


她的笔记描写了一些死囚与行刑经过:一个谋杀母亲和女儿的死囚,行刑时仍然带着眼镜;杀害多名丈夫,并把尸体埋在花园的女犯人,有很小的脚掌;有位杀害了妻子母亲与祖母的死囚,竟然和米歇尔的祖父外表有点像……


这些当时观察的细节,流露了她在意死刑这件事。


“见证别人灵魂离开肉体、生前最后的一刻,并不会变成一件平凡事,但德州实在处决得太多人,令大家好像觉得这事很正常,让这件事不再具有戏剧性。”


她身在的美国德州,是全国处决人数最多的州分,自1976年起,处决了550人,比起排行第二的州份,多出400多人。而她所在的亨茨维尔市,则是自1924年起为德州执行死刑的地方。骤眼看,亨茨维尔与其他城市没有大分别,这是一个整洁的社区,四处有教堂,市民也十分有礼友善,你不会想象到这儿是死囚的终点。


米歇尔其实也不像一个不断见证死囚行刑的人,她本人健谈幽默,但一聊到与死囚有关的事情,便会展示出脆弱的一面。


德州2000年执行了40次死刑,米歇尔当时担任当地报章《亨茨维尔简报》、专门报道监狱新闻的记者,也见证当中的38宗死刑。2001年起,她加入德州政府,工作同样离不开见证死刑。


她形容处决的过程,就好像看着一个人入睡,这些死囚会在行刑床上被注射药物,安然离开,而她会听到死囚的最后一口气,然后看着尸体慢慢发紫──对憎恨死囚的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对行刑方式或感失望,以为死刑会好像以前般,被绑在电椅上被电死。


死囚死前会道歉求情或是恳求原谅,一些人会提起圣经章节,也有一些会开自己玩笑……但甚少会表达愤怒,米歇尔亦只是听过一次,死囚临终前抽泣。


她经常收到世界各地的人发来的信,谴责她是“国家杀人凶手”,有时候她会生气地回复,要求别人别管德州内政。


“基本上整个世界除了美国之外,都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何我们仍然要把人弄死,欧洲记者很喜欢用杀人一字,而非处决,他们认为我们是谋杀。”


一些被判以死刑的囚犯,可能要等上几十年才真的被处决。米歇尔和一些等待行刑的囚犯变得熟络,这些人当中有连环杀人凶手、强奸犯、儿童杀害者。


不是所有人都是恶魔,米歇尔说挺喜欢当中几个人,甚至认为如果他们不是囚犯的话,可以跟他们当朋友。


例如一位名为比兹利(Napoleon Beazley)的死囚,他在17岁时杀死了一位联邦法官的父亲,2002年被处决,当时,米歇尔哭得很惨。


“我有预感,比兹利不会再搞事,我认为他能够成为社会上有贡献的一员。我心里面希望他上诉成功──这令我有点罪恶感,但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我是遇害人家属,我一定支持把他处决。我到底可不可以同情他?他事实上没有从我身上获得任何东西……”


“死刑没有赢家”


而逐渐让她对死刑有更不一样的看法,是她2004年怀孕的时候。


“处决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十分个人,我开始担心我的婴儿,会听到囚犯的遣言,他们可悲的道歉,或是声称自己无辜的申诉……”


“因为有了女儿,我开始害怕处决这回事,行刑房是一个充满情绪的地方,囚犯家属见证所爱的人离世,被囚犯伤害的遇害人家属又会再次唤醒了痛失挚爱的感受。他们的路不易走。”


“我能够为我的婴儿赴汤蹈火,然而很多母亲却在行刑房见到自己的孩子离世。这些母亲会踢墙、打破玻璃,不断地哭泣和尖叫。”


“我站在见证房时想,其实没有赢家,所有人都被搞垮了。行刑本身是悲剧,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这些悲剧。”


2012年,她离职了,感觉就像坐牢多年的囚犯,终于要离开监狱,但事实上,她仍然感到很迷茫。


“我以为离开了监狱系统,能避开目睹行刑而减少胡思乱想,但原来恰恰相反,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行刑这回事,就好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一发不可收拾。”


“我打开一包薯片,会嗅到行刑房的味道,听收音机时,会回忆起囚犯临死前,与我最后的对话,我仍然会想起死囚母亲,用那布满皱纹的手,轻按行刑房的玻璃窗(看着儿子执行死刑),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痛哭。”


虽然米歇尔见证了数百宗死刑,心理上有着一定的负担,但她认为是死刑的支持者。


她认为德州的确执行政刑密度过高,但又无可否认,德州似乎比美国其他地方,罪案来得更大、更疯狂。


德州短期内不会取消死刑制度,2013年的民意调查显示,74%的德州人支持死刑,然以去年当地只执行了7次死刑,比2000年40宗,大幅下降。


当地有一个墓园,埋葬了德州历来被处决的囚犯。米歇尔在十字架之间,细数自己见证了多少死囚。最令她困扰的不是她记得的死囚,而是她遗忘的人。


“你不会看到这儿会有很多鲜花,”她说:“我实在记不起部分被处决的人,明明我见证了他们离开,也许他们应该孤独地被遗忘,又或是我应该有责任去铭记他们。”


谢选骏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处决犯人最多的国家……所以形成了两个霸权中心?


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谢选骏:种族歧视是一种生物本能

《加州乐居镇:美国唯一由华人建造的小镇》(帕姆和加里·贝克(Pam & Gary Baker)BBC Travel特约撰稿人 2024年5月31日)报道:


如今,乐居镇与100年前的面貌大体相同。

中国劳工将加利福尼亚州中部从一片沼泽变成了农业重镇,而在此过程中还建成了一个由华人经营的繁华小镇,该镇曾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的蒙地卡罗”(Monte Carlo of California)。


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以南50英里处,由内华达山脉的雨水汇聚而成的运河、沼泽和湿地形成了宁静的加州三角洲。


多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在萨克拉门托河沿岸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但在遍布该地区的葡萄园和家庭农场之间,加州小镇乐居镇(Locke)在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是美国唯一一个由华人为本族裔而开发的定居点。


乐居镇狭窄的主街看起来更像是一条小巷。道路两旁是有着百年历史、带有悬挑阳台的木质房屋。它们饱经沧桑,让游客仿佛穿越回了过去。这个现如今只有60人的社区曾是一个繁华的华人聚集地,学校、电影院、旅馆和餐馆林立。


如今,乐居镇仍是北加州曾经遍布的华人农村定居点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仍有一些华人后裔在此居住和经商的地方。


这里曾经的中文学校、寄宿公寓、赌场和男子协会现在都被作为博物馆保存。参观美国最后一个华人农村小镇,可以让你对中国移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新家园的文化影响有一个有趣的了解。


1848年,当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成千上万的中国探矿者蜂拥而至,希望在塞拉山麓发财致富。中国人称加州为“金山”,在这里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这引起其他心怀不满的矿工试图赶走他们。


1850年,加州针对中国探矿者开始征收高额的外国矿工税,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他矿工暴力攻击的目标。最终,许多华工转而寻找其他机会,如务农和修建横贯大陆铁路。


2022年,乐居镇基金会(Locke Foundation)和加州三角洲早期华人居民的后裔为2.5英里长的金山步道(Gam Saan Trail)举行了落成典礼。这条小道将亨尼格森莲花公园(Hennigsen Lotus Park)与马歇尔黄金发现州立历史公园(Marshall Gold Discovery State Historic Park)连接起来。


1861年的《加利福尼亚沼泽和溢流法案》(California Swamp and Overflow Act)允许土地所有者和私营公司在三角洲曾经荒芜的沼泽地上排水,从而为农业发展铺平道路。这一机遇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广东地区的移民,他们在珠江三角洲的家乡已经熟练掌握了排干沼泽和修建堤坝的技术。


这些填河项目促使中国劳工在加利福尼亚三角洲建立了小型定居点。1860年至1880年间,华工排干并开垦了惊人的8.8万英亩的三角洲土地,在这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并帮助该地区转变为今天的农业重镇。


“华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无比自豪。”在三角洲地区长大的卡罗尔·李(Carol Lee;音译)说。她在1960年代曾在乐居镇的中文学校就读,如今是乐居镇基金会口述历史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该项目旨在向公众宣传该镇的历史遗产。


“我们并不拥有土地,但我们知道如何去做。我们来自珠江三角洲,知道如何开发堤坝和耕种土地。”


但与淘金热时期所触发的敌意类似,许多华裔农场工人很快就面临白人的反对,指责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工作。面对日益高涨的愤怒和种族主义情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严厉限制华人的权利。


从1872年开始,加州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华人拥有土地或获得营业执照。随后,美国政府于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该法案有效地阻止了华人的进一步移民和入籍,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1913年,加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明确禁止“不符合公民资格的外国人”拥有农业用地或持有三年以上的土地租约。


尽管有这些限制,华工们还是在乐居镇以南一英里处的汪古鲁(Walnut Grove)开发了一条繁华的唐人街。到1880年,这个有814人的小镇上居住着100多名来自广东四邑和中山籍的华人,还有一些日本移民。


然而,1915年10月7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该地区,数百户家庭流离失所。


一批四邑华侨和日本人通过与地主签订租地协议,在汪古鲁重建家园。然而,李炳(Lee Bing;音译)并不在其中。


汪古鲁


李炳又被称为“查理”(Charlie),是汪古鲁的一位富商,也是少数会讲英语的中国移民之一。他在美国的头七年赚了一大笔钱,1908年他在汪古鲁建了一家赌场,之后又开设了第二家赌场、五金店、干货店、理发店、台球厅和中药店。但是,一场大火烧毁了李炳全部的七家生意。


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以李炳为首的中山商人协会找到当地商人小乔治·洛克(George Locke Jr),希望就租赁他的土地达成协议。


在1912年已允许另外三家中国商人在他的地产上租地建房的洛克同意,再将另外九英亩土地租给中山商人,向他们收取每月5美元住宅用地、每月10美元商业用地的“地租”。这一君子协定持续了数年之久,因此,以前被称为洛克港(Lockeport)的定居点后来被称为乐居镇。


乐居镇的新中山居民很快就在他们的华人小天地里建起了干货店、酒馆、饭店以及赌场,随后又在1915年至1917年间建起了45栋单层和双层木结构建筑。


由于居民无法拥有土地,他们将乐居镇视为临时住所,选择了便宜的材料。因此,许多建筑没有粉刷,屋顶用金属瓦楞板搭建而成。


“在我看来,它就像一个西部(边境)小镇。”乐居镇基金会副主席朱国堡(Clarence Chu)说。今天,这个小镇看起来和10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从1915年开始,数百名华工在乐居镇定居,在附近的罐头厂和当地的三角洲农场工作。然而,他们的贡献不仅限于劳动。居民们建立了一所中文学校,大多数孩子在这里学习书法和中文。


卡罗尔·李说:“这所学校不仅是一个教育场所,也是一个文化保护中心,确保下一代了解中国传统。”


周崧学校旧址成为乐居镇华文学校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100年前学生们使用的原始教室和课桌。


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鼎盛时期,乐居镇曾是一个欣欣向荣且有独特文化的小镇,人口将近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镇上有一家华人拥有的电影院、六家餐馆、九家杂货店、一家酒店、多座寄宿公寓和一家面粉厂。


《沙加缅度蜂报》(Sacramento Bee)曾称该镇为“加利福尼亚的蒙地卡罗”,因为这里的非法赌场一直在自由经营,直到1951年被当局关闭。


乐居镇遗产


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后,乐居镇原有华人家庭的后代开始迁离,到附近的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如今,在乐居镇的60名居民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华人。


然而,导演周敏认为,乐居镇真正的遗产是“该镇如何在歧视的阴影下成功地提供庇护,让华人移民找到生存之道,并为三角洲做出贡献”。周敏执导了新纪录片《声?:河?上的华裔?性》(Voices: Chinese Women of the Delta),其讲述了华人女性如何帮助塑造加州三角洲的故事。


1960年代,乐居镇的人口减少,但人口外流并没有摧毁这个小镇。“乐居镇始终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每个人都相互了解和尊重。镇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了一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一直保留到今天。”卡罗尔·李说。 “一些离开的人又回来帮助重建小镇”。


1990年,乐居镇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美国内政部指出,“乐居镇历史区是美国最大、最完整的华裔农业农村社区范例”。


然而,与此同时,乐居镇也面临着严重的基础设施问题。它的化粪池系统出现故障,华裔和新的非华裔居民仍然无法拥有他们的房屋和企业所在的土地。然而,2004年,萨克拉门托住房和振兴局(Sacramento Housing and Revitalization Authority,SHRA)介入,买下土地对其进行了细分,对小镇进行了重大修缮,并将其重新出售给居民。在该部门的帮助下,乐居镇的最早一批居民及其后代终于获得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权。


如今,乐居镇的许多原始建筑仍在使用。以前的赌场现在成为“大来博物馆”(Dai Loy Museum),馆内陈列着牌九、番摊和中国彩票等中国游戏的赌桌以及许多历史照片。以前的寄宿公寓现在也被辟为一个博物馆,保存着20世纪初的工具、服饰和其他中国文物。


周崧学校(The Joe Shoong School House;音译)旧址成为乐居镇华文学校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100年前学生们使用的原始教室和课桌。


简英会馆博物馆(Jan Ying Associate Building Museum;音译)让游客一睹当时只对中山男性移民开放的社交俱乐部的风采。阿尔沃普斯(Al the Wops)是1934年在乐居镇开设的第一家非华人餐馆,其前身是李炳于1915年建造的一家餐馆,现在仍然深受游客和当地人欢迎。


近几十年来,许多被乐居镇独特风情吸引的艺术家搬进了该镇原始的木制房屋,并与为数不多的最早一批居民和后代结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波西米亚社区。虽然小镇平日里并不热闹,但一到周末,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其中许多人是经由河滨路(River Road)抵达的,该道路与萨克拉门托河平行,是三角洲地区最美的驾车路线之一。


“人们意识到乐居镇的历史意义。”乐居镇基金会主席斯图尔特·瓦特霍尔(Stuart Walthall)说。“乐居镇是那些忍受过疏离、贫困和歧视,然后又走向繁荣的人们的遗产。乐居镇在不受欢迎的世界里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为此而庆祝。”


谢选骏指出:种族歧视是一种生物本能,禁止种族歧视是一种文化修养和法律规定;实际上消除不了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一种生物本能——歧视了就算白歧视,不歧视就算白不歧视。

谢选骏:西单民主墙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上报 2024-06-04)报道:


丹.史莱特/黄一庄/译者:阎纪宇 2024年06月04日


1989年5月,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天安门广场。(资料照片/美联社)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何去何从


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权威,邓小平在毛泽东动乱年代之后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中共想清楚如何藉由经济表现成绩来营造民意正当性。从1983到198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成长率达到11.5%,比1978年之后的改革初期还快。1980年代,中国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停滞不前,但工业部门一飞冲天。从1978到1983年的改革第一阶段,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成长8%;从1983到1988年的5年之间,年成长率逼近18%。虽然当时的中国远远还不是富裕国家,但许多民众已经富裕起来,他们认同邓小平的领导与中共在中国卓越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在发展亚洲其他地区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会让人民产生新的期望、政府面对新的要求。本书也指出,发展会催生出要求更高的民众。这是一种弔诡:发展会孕育不满。中国也不例外,大规模经济改革并没有伴随著同等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意谓民众缺少一个政治的减压阀来表达不满,中国也没有任何场域可以处理这些不满。从改革时期起步伊始,批判的声音不时浮现,公然挑战中共的正当性。


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倡议人士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运作,抗议行动体认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期受尽苦难、人民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因此得到民意支持。民主牆运动还有一点吸引抗议者:它要求中共持续负起责任,确保1950与1960年代的悲剧从此不再发生。


同一年,中共政权镇压民主牆运动,一如各方预期。1980年代初期,政治抗议事件此起彼落,然而中共政权很容易就能应付。抗议通常是地方性事件,地点也远离政治权力中枢北京。当时中共刚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不得民心,政治上积弱不振,组织上千疮百孔,并不具备政治条件来让步容许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共如果在当时让步,恐怕会立即覆亡,一如随后发生在许多共产主意大利家的状况。


压力升高,政权削弱


几年之后的1986年,反政权抗议行动在中共内部引发更深层的焦虑。那年十二月,中国学生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威权政权(86学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方励之成为运动领导人,公开谴责党领导阶层道德败坏、贪腐横行。他指出中国欠缺民主是中共的失败,也是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使命。


方励之批评中共政权所谓的代议机构只是极权主义的橱窗摆饰,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到操控内定的乡镇选举都是如此。他质疑党的自我改革到底有何成效,质疑党内的法治与体制是否真的已经取代毛泽东年代的个人政治。在许多方面,方励之与其战友都是公开挑战中共。


儘管中共经常要面对示威抗议,但86学潮让政权格外困扰,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自然包括学潮引发全国关注。政府试图压制媒体报导,然而纸包不住火。学生在社会上的支持者愈来愈多,对政权的不满持续延烧。到了1986年,政治改革不再只是纸上谈兵,不再只是知识阶层自家的辩论,而是许多人追求的真实改革议题。那年十二月,中国各大城市爆发反政权示威抗议,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来到最高点,3万名学生与成千上万名地方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1986年的示威抗议显示,中共政权面临深刻的正当性挑战。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初期快速成长,但也出现让人忧心的结构性问题徵兆。推行市场改革,尤其是市场竞争,助长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破产比比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收入下降。工业部门的薪资成长在1986年之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愈来愈多新的工业资本与信贷涌入经济体—年平均成长率在1984年之后高达25%—推升了通货膨胀率。1985年的通膨率逼近12%,远比前几年的略高于2%来得严重。食物的消费者物价激增23%,让工厂工人生活捉襟见肘。


中国政府多年来全力推动工业发展,相较之下,农业经济的发展在1980年代中期大幅放缓,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劳工仍以农为业。农业生产力低迷不振,当局不重视进行投资与引进新技术,导致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每况愈下。拙劣的规画造成有灌溉的可耕地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配额之后,政府保证收购数量缩减。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也下滑,因为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根据报导,政府有时甚至以借据代替现金给付农民。结果就是从1985到1988年,农村收入不见成长,这对通膨效应火上浇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农民并没有受惠。


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儘管试图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开始尝到伴随经济改革的苦果。1984年加速进行的改革引进了新的市场机制,但是并没有废除或改革国家计划机制。因此中共在1980年代中期的自由化改革,其实是由许多妥协拼凑而成,甚至包含相互冲突的政策。举例而言,信贷非常充裕,为工业化注入强心针,但是也助长了通膨。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实施物价管制,但是没有财政能力来比照收入进行调整,结果伤害了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劳工。


中国的改革计划在设计上企图左右逢源,兼顾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与审慎派,因此未能处理许多涉及市场化的深层结构挑战,推进所谓的艰难改革。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对于艰难改革议题以拖待变,不仅缺乏政治意志来扛起困难的经济改革,也缺乏行政能力来应对改革遭到的阻挠。想要推动困难的改革,必须由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经历了毛泽东及其反官僚体制信徒数十年的操控与胡作非为,当时的中国后遗症尚未消退,缺乏贯彻始终的能力。


中国的国家体制积弱不振。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去中央化,让中央国家机器释出权力。省政府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权力,能够拟定切合自身的经济成长策略。举例来说,对于制定收购目标与价格、引导工业投资、培养新的工业与产业部门、与外国投资人合作建立合资企业,运用管制权力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还有一点相当重要,省政府可以收取赋税与其他收益来挹注自家财政,而不是中央国库。省与地方层级的发展型国家取代了国家层级的发展型国家。结果就是从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占财政收益的比例大幅下降,十年间从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5%减为20%。


后来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与省政府借贷,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恶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才对赋税体系做了改革。在那之前,中国的国家体制相当衰弱,没有行政能力与财政能力来带领改革历程,跨越1980年代中期的阻碍关卡。中国与日本、台湾、韩国不同,没有一套强大的发展型官僚体系来稳定大局,撑过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风暴与难关。


雪上加霜的是,通膨压力高涨加上收入成长停滞,让社会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中共政权矢言要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但是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无法嘉惠大部分人民。经济问题动摇了社会的团结性。“八大件”(彩色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炫耀性消费者商品)等消费风潮凸显了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共同过苦日子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干部与企业家的贪腐日益猖獗,在投机取巧歪风盛行的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情况尤其严重。贪腐状况恶化也扩大了贫富阶层的分歧,进一步动摇中共原本就脆弱的正当性。


换言之,中国漂亮的经济成长无法遮掩经济与社会的暗潮汹涌,中国仍然必须进行困难的改革。仅只是堆砌经济成长数字并无法压制与安抚日益高涨的反政权示威抗议浪潮。198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发展约定——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服从——开始崩解,距离这项约定的建立也才短短几年。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与一般民众将不满情绪的矛头对准中共。政权面临的压力水涨船高,政治体系完全没有减压阀,情势一触即发。


1986年十二月学潮的动盪持续到1987年一月,丝毫不见缓和迹象。中共政权忍无可忍,决定终结动乱。党内强硬派集结,祭出严厉的威权主义手段,铁腕镇压86学潮。方励之被大学解除教职,被中共开除党籍。中共政权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地方聚集的学生。


镇压街头示威者还不够,有问题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付出代价。1987年一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名声让强硬派把他当成代罪羔羊。胡耀邦的失势也对民主运动人士传达明确讯号:中共不会容忍政治改革的要求。后来中共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他与胡耀邦渊源甚深,强硬派对他另眼相看,批斗他只是迟早的事。


隔一年的1988年,中国经济情势非常困难,几年前出现的挑战如今全面爆发。受到天气因素与收成欠佳拖累,穀物生产持续衰退,人民开始捱饿。国家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随之滑落。劳资冲突愈来愈频繁,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面临失业威胁与薪资削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沿著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劳工与新兴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那年中国的通膨率冲破20%,劳工薪资与乡村农户收入却减少,大部分民众都日子难过。那年夏天,中国消费者拚命囤积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通膨压力高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出口欲振乏力,出现贸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资也低于政府目标。


对中共政权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是一份报告:1987年有多达15万名共产党员因为贪腐而受到调查与惩处,另有2万5千名涉贪人士获得赦免。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


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资料照片/美联社)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初,中国学生发起示威抗议,要求政治改革。4月15日,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病逝,示威抗议进一步升温。民主运动人士推崇胡耀邦是一位自由派改革者;讽刺的是,中共把他当成1987年学潮的代罪羔羊,反而凸显了他的进步形象。胡耀邦的病逝鼓动了全中国各地的示威学生,中共间接塑造出一位民主烈士。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中共政权展开政治改革。


1989年春天,学生在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他们要求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中共的反应大多是置之不理。学生领袖少数几回见到中共干部时,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各项要求当场遭到悍然拒绝。5月,学生发动绝食抗议,得到来自全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广场,向学生表明他感同身受。赵紫阳的党内同志认为此举是对党的背叛,偏离了党对于政治改革日趋强硬的立场。儘管赵紫阳是让中国走上发展之路的重要推手,但1989年5月底遭到中共整肃,从此软禁在家。


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垮台不仅显示中共的霹雳手段,也显示它欠缺正式的体制来处理与缓解内部政治冲突。儘管邓小平试图在文革结束后巩固整个党,但是中共的统治与治理主要仍是透过非正式机制。党领导人如何操作党务、动员党内支持,特质是不确定性,不是例行化的正规做法。邓小平努力建立体制来打造更为集体化、更能形成共识的决策风格,然而一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虽然建政近四十年,却还是没有一套领导人继位的正规程序。1980年代的邓小平在党内与政府担任的并非正式领导职位(译注:邓小平在1980年代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要职),他的非正式身分“最高领导人”却让他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力。


中共缺乏组织韧性的问题造成重大影响,导致党在1989年的危机中深陷分裂。1987年胡耀邦被当成政治代罪羔羊之后,中共的自由派改革者与强硬派开始壁垒分明。来到1989年春天,党内分裂已无可弥缝;面对日益升高的政治挑战,党诉诸旧日的内部冲突处理方式:整肃清算、开除党籍。中共无法团结一致,只能把党内斗争摊在阳光下,公开牺牲掉民意支持但违背党意的领导人。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的中共内部会议纪录显示,中共领导人将1989年“暴乱”归咎于党内领导阶层的不团结;党内深刻的分裂反映了中共的虚弱体质。中共自己也承认,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与周边地区据估计聚集了一百万人。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鼓动了学生、劳工与支持学生的一般民众。示威者公开叫阵,要求邓小平辞职,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以国务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集结起来,主张以决断、暴力的手段终结天安门广场示威。自由派与强硬派彻底决裂、无可挽回,双方只能孤注一掷。此时,妥协已无可能。最后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广场。


尽管军方磨刀霍霍,但部队一时间无法驱散示威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左右,北京街头陷入混乱失序,中共政权面临更严重的不稳定,也是它最恐惧的状况。6月初,解放军与示威者对峙的压力升高到临界点。关注北京情势发展的外国官员担忧,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什么选项;中共自身也有同样的结论。悲剧终于爆发,从6月3日夜间到6月4日上午,中共下令解放军官兵进入广场,对示威学生开火,史称“天安门大屠杀”。


※本文摘自《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现代亚洲转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作者丹.史莱特(Dan Slater)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黄一庄(Joseph Wong)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


网民嚎叫:


chgsuoyuy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51:28

六四那年大学减少招生,军训成为入校的第一件事,但是,至少一切都可以继续进行。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经历过很多重要事件,印象里包括大量下岗工人。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27:00

文章第一句问过月月鸟李鹏没有?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47:02

镇压的结果是30多年后天安门成了紫禁城,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共党自己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瓮中之鳖!就要被14亿“热爱”它的百姓吓死了!垃圾五毛,你属于那14亿分之一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又说“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1989年的共产党中国并非“过于衰弱,无从让步”;而西单民主墙更是鱼龙混杂之地,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西单民主墙》报道:


西单民主墙,主要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约2米高、100米长(也有一说是200米左右)的宽阔围墙,于1978—1979年期间张贴有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故被称为“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源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被民运人士视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并为“北京之春”的宣传与发展发挥了作用。


民主墙的形成


民主墙的形式源于大字报,即民众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是极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及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出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同时散发油印民刊《启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公开贴到了西单墙上,一下引起了万千民众聚集到此观看。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


1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多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11月25日晚,民主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西单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报》(即《四五论坛》前身)于1978年11月26日晚发布。


11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时,对民主墙涉及到重大问题公开表态。邓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并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邓还否定了外界传闻的他与华国锋的矛盾,表示不赞同大字报对毛的评价,也表示自己不会当总理。但对大字报、对群众的民主诉求,邓表示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邓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谈话当晚7时,在民主墙前,六七千人集会,听取诺瓦克的朋友传达的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随后,集会群众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开会庆祝邓小平支持民主墙。28日《人民日报》文章刊发后,天安门广场下再次集会,人数逾万。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做了摘要报道,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刊登。


结社、民间刊物、游行

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邓小平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出现了北大民主墙。很快民主墙形成一个运动。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刘京生、路林、杨光)、《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眉英)、《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滨》(刘士贤、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则有《理论旗》(牟传珩)等。广州刚刚出狱的王希哲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78年12月5日,北京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以“金生”为笔名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将政治民主化。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党内的中心地位和改革开放政策获得确定。


1979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北京维权上访女工傅月华率领数千名上访群众,到天安门示威游行,他们手持白色床单做成的横幅,高叫“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1月9日晨傅月华被逮捕。《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开展呼吁释放傅月华的抗议活动。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


取缔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当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社”)“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他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是,打击首恶分子,分化和瓦解这几个组织。


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当场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后被捕的还有《探索》的路林(4月22日,不久释放)、杨光(5月22日)等。同时,数百人开始洗刷全城的大字报。除指定保留的西单大字报区外,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厂一带的街头标语大小字报均被“洗刷干净”。


全国和各省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镇压大字报和民办刊物。上海“民主协会”、“民主讨论会”、“人权委员会”共有十多个成员被捕。贵阳“解冻社”成员全部被捕,后来又全部释放。不过在八十七个组织中除了认定七个外,多数自发组织包括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并未列入其中。对认定的七个组织的处理也留有余地,特别指示“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被拘捕的活动分子,经“教育”后又被释放。


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中越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被逮捕的各地民主墙骨干

“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胡耀邦态度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主要人物和组织

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畹町等。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有的还在后来的八九运动、组党运动中再次被判重刑。留在国内的徐文立、秦永敏、牟传珩等人皆身陷牢狱。

197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这七个组织是北京的“探索”(魏京生)、“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乔忠令)、“振兴社”(傅申奇)和贵州的“解冻社”(李家华)。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胡平)并未列入其中。


谢选骏指出:西单民主墙就像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群众运动,只有事后看来的“出头鸟”,却无登高一呼的“发起人”。而西单民主墙还被邓小平利用从事了权力斗争的工具,比八九民运还要不如。后来的八九民运正是因此不愿充当中共内斗的工具,而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演出了六四屠杀的血腥场景。

只是可笑这个史莱特(Dan Slater),为了充当“中国通”,不惜“不懂装懂”,说出“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和“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发起民主牆运动”……这样没有常识的话,竟然到处传播,十足的可悲!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西单民主墙有个发起人”,那就只能说是邓小平了,因为这个矮柜是西单民主墙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俗话说,矮子矮,一肚子拐。而拒绝投降的八九民运却不同——它鱼死网破,撕下了邓小平的伪装、摧毁了共产主义阵营!

谢选骏:“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


《美记者还原拍摄六四“坦克人”惊险一幕》(2024-06-04 上报)报道:


1989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前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让此惨案广为世人所知的重大推手,莫过于外籍记者涉险忠实纪录的过程,其中一张被称为“坦克人”的照片,1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只身挡下正在行进的解放军战车队列,震撼的画面令人动容,更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在北京当局竭力封锁信息的当时,除了拍摄照片以外,底片的传送更加具有风险,适逢天安门事件35周年,资深美国记者于近日出版回忆录,以第一线的角色还原当时惊险过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曾在六四期间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以及资深亚洲新闻记者的齐迈可(Mike Chinoy),近日出版《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透过访问曾被派驻中国的美籍记者,勾勒出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其中就包括拍下“坦克人”照片的美联社摄影记者怀德纳(Jeff Widener),对于当时情形的口述纪实。


根据该书摘录内容,怀德纳于1989年6月5日,亦即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隔天,在美联社驻北京分部的图像编辑刘香成要求下,试图在解放军管制之下,在全北京市面对天安门广场视野最好的北京饭店,拍摄相关新闻画面。根据怀德纳之前受访的说法,他是美联社紧急从曼谷分部调派的人手,当时抵达北京才不过一个礼拜,就陆续遭到示威者扔出的石块砸伤,并且因为染上流感而卧床。


在接获要求后,怀德纳随即将照相机藏在外套之内,并且将400厘米长镜头藏在夹克内袋,另外夹带了增距镜、底片等,骑著单车前往饭店,到达目的地后,他注意到饭店大厅有一名外国大学生,于是悄悄向对方表明身分,“我是美联社的人,你能带我去你的房间吗?”而这名美籍学生马特森(Kirk Martsen)一口答应,把他带进自己下榻在北京饭店6楼的房间之内。


怀德纳架好摄影装备,发现大马路上出现解放军战车队列,正朝著天安门广场前进,怀德纳正准备取景时,突然出现1名手持购物袋的男子,挡在战车之前,并且开始挥舞著手中的购物袋。


怀德纳表示,当时他猜想该名男子可能将遭到枪杀,因此试图捕捉枪响的那一瞬面,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男子随后试图爬上战车,与解放军官兵交谈,于是他拍下了多张照片,直到该名男子遭人掳走、不知去向。随后怀德纳致电刘香成回报他所捕捉的画面,刘香成随即要求怀德纳将底片交给现场的外国学生带往美联社办公室。


怀德纳随即冲下饭店大厅,并且将底片交给1名绑著马尾的美籍人士,45分钟之后,刘香成从该名男子手中收下底片后,立即开始冲洗,刘香成表示“我看著画面逐渐浮现,并且传送出去”,该帧画面也成为世人对于六四血腥镇压最为鲜明的印象之一。


美联社摄影记者怀德纳,在CNN资深记者的新书中,口述回忆1989年拍摄“坦克人”画面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被翻译成了《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其中的“the People’s Republic”被翻译成为“华”——这个错误太大了!这就是“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了。但是其实,“the People’s Republic”不是“华”,而是苏联共产党所奴役的各个卫星国、殖民地的统称。所以说,“反共反苏”并非反华,而是“爱我中华”!


《破镜重难圆: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2024-06-04 Milton Ezrati)报道:


中国面临诸多经济和金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却鲜少被讨论:私营商人对未来的信心丧失严重,特别是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府的可靠性缺乏信任。比起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危机,经济的长期未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CCP)都渴望的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新赢回这种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眼下的前景看起来黯淡无光。


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其令人瞩目的发展时,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在国家的共产主义意识上,做出了关键妥协。他知道,发展需要积极的创业精神,这就需要私人所有权。他没有摒弃中国曾经的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将发展的需求描述为国家走向更完美社会主义未来的阶段。这种方式奏效了。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邓小平对中国所做之事似乎暗示,在未来某个时候将会回归所谓的社会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邓从未打算如此,认为所谓的阶段论只是一个借口,为了实现经济需求。无论邓的意图如何,现在很清楚的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已经接受了邓的“阶段”叙事,他现在希望中国迈出更深入的一步,走向更偏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生活。基于这种信念,他对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已经开始明确表明他打算走向社会主义下一个阶段的意图。他公开表现出对私营企业的蔑视。例如,2018年,他的政府指控安邦保险集团创始人吴小晖进行非法活动。吴被判处18年监禁。他可能确实有罪,但北京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它接管了这家公司。自那以后的几年里,北京进一步迫害商业成功者。2021年,它切断了对两家非常成功的课后辅导公司——聚仁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的资金支持,导致它们破产。这些公司为数十万名中国学生提供服务。北京也对马云极其成功的零售业务阿里巴巴也采取了相同的手段,并因所谓的《反垄断法》对其处以罚款。该公司幸存了下来,但形象比以前低调得多。


《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强调这些举措的政治起源,是习近平明确表明了他的意图。他告诉党的十九大,中国应该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一个“新时代”。为了让人们不会误解他的意思,他在当时的几次讲话中,不同程度地补充说,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需要变得“政治敏感”,花更少的时间在狭隘的商业利益上,并且要“听党的话”。他谈到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私营企业家的头脑”。


私营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他们的财富更加脆弱。正如经济学家陈康在电子杂志《思想中国》中所言:“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他们‘商人们’肯定只会考虑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和移民,而不是继续投资。”中共让这种资产转移和移民变得困难,但私人资金仍然不愿投资,这些人们已经接收到了习近平的敌对信息。私人资本对真正生产性资产的投资,通常占全国总投资的一半,2013年增长超过23%,而后逐年放缓,到2015年为10%,到2019年为5%,去年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但现在习近平至少暂时改变了态度。面对中国不断累积的经济问题:房地产危机拖累了购房、建房和房价;对中国的敌意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东京日益增长;以及西方企业开始多样化采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习近平开始不再要求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效忠于党的利益,而是称他们为“自己人”。他政府最近制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31条"中,有28项措施旨在促进私营经济。但信任和信心的损害已经造成。私营企业没有做出回应。根据最近一期可用数据,截至二月,私营企业对固定生产资产的投资几乎没有增长。


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可能最终会赢得私营企业的支持。即使他们成功了,这种胜利也只能缓解而不是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俗话说,破镜难重圆。习近平以前的姿态显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要修复这种伤害将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修复。而眼下,时间对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来说都是奢侈品。


谢选骏指出:人说“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我看这种邪恶的企图永远无法得逞。因为共产主义自以为已经杀死了中国、创造了一个中囶,但回头发现这个中囶越来越像中国了!所以准备再度杀死中国。但我保证,不论中国怎么被杀,仍会产生新的文明——就像蒙古、满清都以为自己杀死了中国,结果呢?是他们自己被杀死了。共产主义也是一样。


谢选骏:用回教的方法控制回民


《从巴勒斯坦到“新疆”: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palestine 2024-05-25)报道:


去年10月7日以来,有许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国在种族灭绝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鉴“反恐”策略和监控技术,但甚少看到有关两者相似于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讨论。本文将从左翼视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所受强迫劳动和资本剥削的结构异同。


去年10月7日以来,有许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国在种族灭绝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鉴“反恐”策略和监控技术,但甚少看到有关两者相似于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讨论。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受到强迫劳动的情况无论是华语世界还是国际社会都少有人知。长期以来,以色列和欧美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哈斯巴拉(hasbara)[1]和新自由主义话语掩盖其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掠夺;而今天的中俄亦通过和各威权政府结盟、树立带头抵抗西方霸权的形象来洗白自身的帝国主义行径。如此一来,“选边站”就成了常态。许多自由派一边疾呼关注维吾尔人人权,一边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小粉红和坦克党(tankies)[2]则一边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一边视“新疆”再教育营为美帝的骗局。两者看似政治立场迥异,却都落入了两大资本主义阵营(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联手打造的新冷战叙事陷阱。因此,辨析资本和强迫劳动/定居者殖民的关系在当下尤为重要。只要稍作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的受压迫结构极其相似:由国家发起,受资本驱动。本文将从左翼视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所受强迫劳动和资本剥削的结构异同。笔者愿以拙作抛砖引玉,希冀借此打破阵营主义的迷思,呼吁跨种/民/国族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反抗殖民、资本与极权的压迫。


集中营/监狱里的强迫劳动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萨尔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发现,早在1948至1955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种族清洗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建立了至少22座集中营,关押了约7,000名巴勒斯坦人。[3]西塔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统治的政权,因此一开始将巴勒斯坦平民视作负担,只是计划将其赶出家园,而非关押。但以色列宣布建国引起叙利亚等周边阿拉伯国家广泛不满。这些国家派军进入巴勒斯坦领地与以交战。自那以后,以色列开始兴建集中营,用来关押战俘。另一方面,鉴于数万犹太人被征兵入伍,以色列亟需填补劳动力缺口。因此在关押战俘的同时,以色列也开始有意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当作“战俘”关押(在此之前以关押的巴勒斯坦战俘并不多),并将其强制征用为殖民经济服务。在集中营里,巴勒斯坦囚犯被迫充当佣人、弄干湿地。除了公共服务,ta们甚至还被迫参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劳动——运送巴勒斯坦民居被毁后的残骸、收集运输同胞遭受洗劫的财物、挖战壕、掩埋死者等。讽刺的是,犹太人启用这些集中营距离德国关闭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只过了三年;运营这些集中营的人中,恰恰还有曾被纳粹关押过的犹太人。


除了集中营,以色列监狱也是巴勒斯坦政治犯强迫劳动的血泪之地。据Addameer报告显示,自1967年至1972年,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被迫为以色列生产坦克等军事设备——自然是被用于镇压屠杀巴勒斯坦人——以及被“雇佣”来建设关押巴勒斯坦自己人的监狱。[4]《犹太复国主义秘史》的作者罗尔夫·熊曼称,政治化的监狱劳动就是“骚扰囚犯生活”的强迫劳动,旨在“最大化肉体和心理的压力”。[5]在强迫劳动期间,巴勒斯坦囚犯遭受了非人虐待和酷刑。拒绝劳动则会遭到惩罚:包括被剥夺现金券、放风时间、书籍报纸,甚至是被隔离和殴打。这些劳动的平均工资仅仅只有每小时0.05美元(相当于0.3 – 0.4元人民币)。


Addameer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在1972年,巴勒斯坦囚犯通过绝食迫使以色列废除了监狱强迫劳动制度,但“强迫劳动”仍以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维续——监狱商店制(canteen system)。一开始,巴勒斯坦囚犯的一些基本食物和日用品由国际红十字会免费提供。但自1970年代起,它被监狱商店制取而代之。随着狱方基本供给(hasbaka)的数量和种类减少、监狱餐质量下滑,巴勒斯坦囚犯不得不依赖于监狱商店,并在监狱劳动体制下通过所谓“自愿式”工作换取积分(canteen credits),购买必需品。这种对巴勒斯坦囚工的剥削直到1980年才逐步消失,但监狱商店制却一直延续至今。而经济剥削则很大程度从囚犯转移到了家属身上:因为监狱外的人需要赚钱转给监狱里的人用。


在“新疆”,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了再教育营的前身——劳改营。当时的劳改营和今天的再教育营不一样:前者并非只针对少数民族,而是所有民族中的异见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士受劳改的真实原因与其追求民族自决/独立的关系更大,而非一般意义上对中共官僚社会主义路线的挑战——这也是少数民族劳改犯与汉人劳改犯的不同之处。蒙古族学者杨海英指出,在“反右”运动中,一大批维吾尔干部由于“历史上曾追求‘民族自决’”,而被冠上“排斥汉族,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6]根据中共官方记载,当时“新疆”有1612人被划分为“右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7]尽管现有资料甚少披露这些人是否均接受劳教式的强迫劳动,但我们大可根据中共对被打成“右派”的官员哈木提·尧鲁达西甫判处“下放劳动锻炼”的标准,来做出肯定推断。[8]类似的事情也在文革期间上演。例如,“新疆”鞑靼穆斯林苏云古丽·查尼舍夫(Söyüngül Chanisheff)因在60年代末参与组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被判劳改三年。[9]虽然劳教制在实行近56年后于2013年从法律上被废除,强迫劳动并未断绝,无论是在“新疆”还是中国内地。[10] 但与内地最不同的是,“新疆”的强迫劳动始终带有(内)殖民性质。


2014年后,“新疆”的强迫劳动制开始与“反恐人民战争”叙事结合,高度民族化,演变为再教育营系统。据统计,再教育营里关押的突厥穆斯林至少有150万人。[11] 与再教育营建设同步的是“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2014年,“新疆”加速推进纺织服装业发展,吸引东部沿海地区该产业转移,预计提供100万就业机会。[12] 自2017至2018年“再教育营”扩大化以来,中国政府将其更名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亦即再教育营),并将其作为当地的经济载体,为内地企业来“疆”建厂提供补贴。[13] 这些附属工厂建在再教育营内或附近,成为了再教育营系统的延伸。许多维吾尔人在营中完成“再教育”后便被直接转移至工厂。2018年,仅在“喀什”地区就有10万被拘者被转移至工业园工作。[14] 然而,从再教育营到附属工厂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严酷剥削。据学者达伦·拜勒(Darren Byler)采访一位被转移到工厂的被拘留者得知:她的实习工资仅为每月600元(国家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还会被各种克扣,且不许离开工厂,时刻受到监控。用她的话说:“就像奴隶制一样”。[15]


集中营/监狱外的强迫劳动


advertisement

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在监狱/集中营外同样存在。许多受害者是最易受剥削的底层:农民。在《雇用敌人:以色列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工人故事》一书中,马修·维克里(Matthew Vickery)指出,有许多生活在约旦河西岸接缝区(seam zone)的巴勒斯坦农民由于被以色列逐步剥夺耕地,又因移动受限、本土经济受钳,最终不得不到以色列定居点从事低端工作。[16]这些工作往往是建筑工、长工、售货员:超负荷劳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无偿加班、没有社会保障……巴勒斯坦女工的处境比男性同胞还要艰难:工资相较同族男工更低,承担更多再生产劳动,甚至承受着以色列雇主的性骚扰。尽管巴勒斯坦农民工不像被囚工一样直接受到胁迫,但这种看似“自愿选择”的剥削被维克里称为更隐蔽的国家发起式强迫劳动(state-instigated forced labor)——因为别无选择。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疆”,维吾尔农民被剥削的结构也极其相似。对于维吾尔农民来说,市场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剥夺极大程度加剧了维吾尔农民的赤贫状态。加上语言文化迥异、宗教习俗不同、民族歧视严重、自由移动受限等因素,大多数维吾尔农民为了谋生,要么只能在“疆”内“自发”迁移(当农奴或是进入非农业的低端行业),要么只能接受政府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无论哪种,ta们都不得不面对极度的剥削和压迫:民族歧视、社会隔离、待遇极低、缺乏保障、失去权利……因此,ta们都是维克里所说的国家发起式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着重比较以色列占领西岸后的西岸巴勒斯坦农民及改革开放后的维吾尔农民,呈现两者在集中营外所受强迫劳动的结构异同。


(一)对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和剥夺\


强迫劳动往往伴随着对原住民进行土地剥夺。这对农民来讲是致命的,因为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对于接缝区的巴勒斯坦农民, 维克里以一座名为阿尔瓦拉加(Al-Walaja)的村庄为例,详细揭露了以色列殖民者如何步步蚕食其土地。[17]在1948年巴勒斯坦大浩劫(Nakba)后,该村庄的村民被迫逃离原住地。Ta们当时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此便暂迁至村庄附近,开垦耕地,伺机重返家园。然而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18],以色列迅速吞并了西岸。它在该村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前哨站、给定居者居住的房屋、联通本国的公路网络。再到了2002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隔离墙更是将该村庄并入以色列直接控制的西岸C区。就连村民们新建的村庄及新开发的耕地都被以色列以“保育土地”为名纳入自然保护区。如此一来,巴勒斯坦农民就彻底失去了耕地和传统的谋生手段。另外,以色列也为企业和工厂提供优惠,鼓励其开设到犹太定居点。再加上以色列设下的种种限制(将于下一部分展开),巴勒斯坦农民最终不得不接受定居点工作(settlement work),为殖民者干活。即便这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视作违法行为,且常被经济条件较好的同族视作殖民者的走狗,也让工人厌恶自己。


相比之下,汉人对“新疆”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和剥夺则由(准)军事占领和资本圈地两方面完成。早在1954年,汉人为主的准军事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兵团一开始主要驻扎在“北疆”,一边开垦土地抢占水源,一边大量接收汉人移民。[19]因此兵团也被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直接比作犹太人定居点。[20]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6年期间,兵团就从不到8万公顷的耕地开垦到了81万;兵团人口亦从1954年的18万增加到了1966年的149万。[21]到了改革开放后,官僚资本主义取代了官僚社会主义,同时“新疆”也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另外,中央政府还推出了“西部开发”政策,在“新疆”大力发展“一黑一白”产业:石油和棉花。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许多汉人在政策鼓励下从内地带着资金来南”疆”开荒,并大面积承包土地,以种植棉花为主。据汉人学者李晓霞介绍,虽然维吾尔农民同样开荒,但ta们要么没有资金大规模承包和改造垦地,要么因为繁重的强制性义务工(hashar)无力耕作。相比之下,汉人农民则可通过交钱来免除义务工,汉人承包商甚至还能通过贿赂村干部来获得土地承包权。[22]另外,在“五个统一”的官僚计划经济制下,当地政府还通过指定种植品种、低价收购、各种税费,层层剥削当地农民,极度压低了农耕收益[23]。面对剥削,经济条件相对差的维吾尔农民往往更加脆弱。以上种种都让缺乏资本、技术和社会资源的维吾尔农民难以和汉人竞争。最终,ta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将土地(至少部分)承包出去[24],令“南疆”的土地大量集中到了当地官员和汉人承包商手中。除了资本圈地,随着“南疆”城镇化推进,当地政府也从城郊乡村的维吾尔农民手上大量征地。[25] 无论何种原因,土地剥夺都让本就赤贫的维吾尔农民进一步沦为无产者——“农牧区剩余劳动力”。


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共越发警惕“新疆”的“分裂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失业的维吾尔人被视作不稳定因素,亟需提供就业来稳定政局。此外,高速发展的“新疆”棉花产业、东部的沿海工业也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让中国政府开始以“脱贫”为名,将维吾尔“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内地的血汗工厂和“新疆”的棉花工厂。此举不仅看似缓解了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给汉人资本输送了廉价劳动力,还通过抢占能源与控制人力进一步巩固对“新疆”的经济殖民。这种官商勾结的“脱贫”项目可谓一石三鸟,被维吾尔研究者尼若拉·艾勒玛(Nyrola Elimä)直言是“奴隶贩卖”。[26]除了被迫劳务输出的维吾尔人,还有部分维吾尔劳动力是自发选择外出打工。然而无论被迫还是自发,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高度剥削就业环境,区别只不过是前者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胁迫(在再教育营还未出现以前)。实际上,并非所有外出务工者(含被强制转移的)都家中无地,失地亦非(强制)转移的先决条件。但土地的重要性万万不可忽视。因为对于有地者而言,一方面政府会拿没收土地作威胁,迫使其接受转移;另一方面往往自己难以凭借少量土地,继续在汉人资本的围剿下以传统农耕为生。这种土地剥夺一直延续至今,且越发强硬暴力,愈演愈烈。[27]


(二)封堵一切生路


维克里进一步剖析,强迫劳动光靠剥夺生产资料(土地)完全不够。要想让被殖民者被任意摆布,殖民国家还须将被殖民者与所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进行隔离,令其只能接受殖民资本的支配。这种隔离包括了物理和经济两个层面。


advertisement

物理上,限制原住民劳动力的自由移动:


以色列殖民者将西岸划分为A、B、C三区,并直接管理了面积占60%的C区。每个区都由大大小小的零碎飞地组成,彼此互不连通。此外,以色列还建了隔离墙,设立了大量路障、前哨点和检查站。这种掠夺并碎片化原住民土地、实行种族隔离制的过程,也被称为巴勒斯坦的“班图斯坦化”。[28]加上许多道路仅限以色列人使用、道路常被以方突然封锁,C区的巴勒斯坦人到A、B区城市务工的交通成本远远高于到定居点的。正如维克里举的例子:“一个南希伯伦山(笔者注:属于C区)的木工或许能在仅26英里(笔者注:相当于42公里)外的拉马拉的一个木料间找到工作,但有了以色列限制移动、检查站、道路系统,去那里一趟要花几小时……”[29]况且,搜身还常带有羞辱和暴力,冲突爆发时人身安全也受威胁。这些因素都让接缝区的巴勒斯坦农民难以到城市务工,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定居点工作。


而在“新疆”,维吾尔农民迁移同样受限。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曾分析:“以封闭、相互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环境”,令维吾尔人难以从主要栖居地——偏远欠发达的“南疆”农村——转移到高度工业化的汉人聚集地:“天山北坡经济带”。[30]维吾尔学者阿布都外力.依米提​​​​​​​也指出,“新疆”距中国内地的路途远、成本高、乡村道路建设差,这些都令维吾尔农村劳动力难以像内地汉人农民工一样到内地打工。除了自然地理因素,还有语言的隔阂、文化宗教的迥异、民族歧视等社会因素。[31] 因此,尽管80年代中期以后有少数“社会经验较丰富、社会关系较多”的维吾尔人外出经商并取得成功(以开餐馆、做贸易为主),大部分维吾尔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疆”内转移当农工,或是到周边镇上或乌鲁木齐等“新疆”大城市打工。[32] 据2001年数据统计,“新疆”农村约有180万剩余劳动力(约占当地农村劳动力的44%),却仅有2万人外出打工(仅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而99%的转移劳动力都在“疆”内就业。[33] 这一点也可以在王力雄2003年“新疆”考察记录中得到印证:“【‘新疆’】汉族青年至少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34]


到了2009年的“七五事件”后,高压维稳政策更是令维吾尔人的移动亦处处受到监控和限制:街上同样密布的检查站;身份证和民族身份挂钩;出“疆”需当地警察批准;即便到了外地都难以入住酒店或租到房;居住登记表只有汉语;极难获得护照等等。[35]重重阻碍令维吾尔农民人更加寸步难行,进一步加剧了其失业情况。


经济上,绞杀原住民独立经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种/民族隔离:


以色列除了在物理上限制巴勒斯坦农民的移动,还利用建筑许可制度限制其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在C区(即接缝区所属区),巴勒斯坦人若想建任何东西(哪怕是小小的鸡舍),都需要得到以色列的批准。但事实上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23年,巴勒斯坦人的的C区建筑申请拒绝率高达95%,而定居者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能通过。[36]即便是冒着风险私下兴建小作坊,一旦被以方发现就会被拆毁。正如在定居点务工的"阿尔瓦拉加村民穆哈迈德(Mohammed)所说:“但凡我有一丝机会能做自己的生意、搞个项目,我都会做的。但这里是C区……我什么业都创不了。”除了限制原住民自我发展,以色列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区(A、B区)进行全面经济宰制。1994年的《巴黎协议》后,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成为西岸的主要交易货币;以色列全面控制巴勒斯坦的商品进出口;甚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税收都是以色列负责收的。这种全方位的绞杀让巴勒斯坦城市经济难以健康发展,劳动力市场自然也就供远大于求。于是,高企的失业率更令巴勒斯坦农民对城市望而却步。


在“新疆”农村,就像前文提到的,维吾尔农民对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任何掌控力和竞争力,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能源方面,当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的巨大权力和丰厚利润更是被汉人官僚集团牢牢攥在手里,不由维吾尔人染指分毫。据统计,每年光是“西气东输”项目便为“新疆”政府提供了十多亿税收。[37] 倘若这些资源都能由维吾尔农民和工人民主决策地自主开发,ta们恐怕自己就能更有效地解决就业,更平等地发展经济,同时还可能避免汉人资本家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无须“依赖”所谓的“脱贫”项目或聚集在低收入行业。另外,本能一定程度带动民族经济发展、为族人同胞提供工作机会的维吾尔资产阶级也长期遭受打压:许多企业家不是像热比娅·卡德尔一样被抓捕,便是财产被没收。[38]土赫提等温和派知识分子更是被大量噤声乃至监禁。这样一来,维吾尔人想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无疑痴人说梦。


最关键的一环,则是对劳动力市场按照种/民族进行严格划分。对于以色列殖民者,这种划分是通过工作证制度完成的。要想在以色列或以色列定居点合法务工,巴勒斯坦工人必须先得到以色列审批的工作证。工作证制度还规定了巴勒斯坦工人只能从事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大多工作条件差、报酬低,难以招到以色列犹太人。同时,企业管理层则由定居者霸占。“新疆”的情况也是惊人相似。尽管中国法律规定少数民族应享有公平的就业权利,但几乎各行各业都赤裸裸地在招聘广告上写了“只招汉人” (即便同行业中维吾尔人也比汉人收入低)。[39]无论政府、兵团、国企、私企,皆如此。高科技行业、工业和能源行业更是将维吾尔人排除在外。这让从南“疆”到北“疆”大城市找工作的维吾尔人只能聚集在服务业、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民族隔离和受教育程度高低没有关系。就业歧视反而还让维吾尔人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想法。土赫提统计,维吾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15%。为了就业,许多大学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或是做小本生意(如摆地摊)。[40]在巴勒斯坦亦是如此。巴勒斯坦有近乎全世界最高的识字率,却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41] 而在“新疆”,向上流动的大门紧闭、民族失业率高企,甚至把许多维吾尔人挤到了犯罪道路。例如,80年代后有许多维吾尔儿童被同族拐卖至内地当小偷,大量维吾尔人跑到云南贩毒[42]。这种现象又进而令不明就里的内地汉人对维吾尔人产生反感,加深了误解与民族矛盾。


可以看到,无论是以工作证制度还是就业歧视,殖民统治阶级都将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种/民族隔离。如同维克里所言,劳动市场按种/民族被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行业和高层岗位)留给殖民者(犹太人/汉人),次要劳动力市场(低收入行业和与底层岗位)留给被殖民者(巴勒斯坦人/维吾尔人)。[43]这也是为何土赫提会说,中国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恰好是“新疆”的汉维民族之别。


概言之,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中共,殖民统治阶级都通过剥夺原住民土地,封堵一切出路,让被殖民的民族无产化[44],最终不得不“自愿”被殖民资本宰割。这种极端情况下,即便没有国家机器的直接胁迫,被殖民者为了生存也别无选择。因此,巴勒斯坦农民和维吾尔农民在本质上共享着同一种强迫劳动。长期的定居者殖民和民族隔离所造成的民族矛盾激烈化,更是让维汉学者把“新疆”类比巴勒斯坦、南非。[45]


分而治之,瓦解反抗


强迫劳动和经济宰制不仅为殖民资本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还分化了被殖民者,瓦解了联合反抗。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新疆”,大量的原住民失业人口都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廉价的劳动力蓄水池。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蓄水池里不仅有无业的原住民,还包括外国移工。为了谋生养家,原住民无产者不得不进入殖民者规划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充当农奴或奴工,即便这里充满剥削。一旦就业,ta们便加入了和产业后备军形成对立的现役劳动军,无时无刻不害怕丢工作。因为ta们和资本家都深知还有很多失业者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因此,一方面殖民资本家可以随意宰割原住民就业工人,另一方面工人害怕被取代而不得不接受宰割。如此一来,殖民者/资产阶级和被殖民者/无产阶级的对抗,也就被转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亦即被殖民者/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抗都会令工人饭碗难保,无论这反抗是来自工人自己还是其同族。


例如,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无论试图组建工会还是状告雇主,都极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还会被加入黑名单,再也无法赴以务工。而同族反抗招致的集体惩罚在如今的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中最为显然。自去年10月7日战争爆发后,数千巴勒斯坦工人强行被遣返回加沙。高达20万巴勒斯坦建筑工人被禁止赴以及西岸定居点务工。[46]即便是留在加沙和西岸(非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也无法幸免:约40万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失去了工作。[47]此外,以色列还扣押了高达7800万美金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月度税收,令其无法给公职人员发工资。[48]对于集体惩罚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以色列又会用外国移工来填补。据统计,10,000名印度工人将陆续赴以务工,填补以色列建筑业的劳动力空缺。[49]而印度工人之所以愿意冒着风险赴以恰恰又是因为印度目前严重的就业危机。事实上,自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后,以色列就开始雇用中国工人在内的外国移工来取代巴勒斯坦建筑工——中国工人的人权状况也没有保障。 [50] 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避免巴勒斯坦工人像曾经南非的黑人工人一样,利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形成反抗种族隔离的势力。


这种对反抗的集体惩罚同样体现在维吾尔工人身上。据买买提明·艾孜来提(Mehmet Emin Hazret)统计,在1997年的“伊宁二五事件”后,伊宁大量工厂和企业以“破产”、“没有需求”等理由“倒闭”,解雇了大批维吾尔工人。但与此同时,这些工厂(或工厂地皮)大多被卖给了汉人,汉人工人也比维吾尔工人得到更好安顿。以伊犁州建设局为例:“有员工1000多名,其中90%为维吾尔族。1997年‘2.5事件’以后以私有化的借口取消了维吾尔族员工的工作。承包该企业的老板为了完成从那些汉族贪官手中接过的工程从内地带来了10000多汉族工人。这些工人现在工作在伊宁市与周边的地区。想干些哪怕是脏活累活而养家糊口的维吾尔人一个也没有被这个建设局录用。”[51] 解聘维吾尔工人又新招汉族工人,其缘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对维吾尔无产阶级的分化则残酷地隐蔽于再教育营和其附属工厂。诚如拜勒揭露,虽然两处都有严酷压迫,但附属工厂条件相对较好(如安保监控较少、工人仍有一定程度活动自由)。工厂里的维吾尔工人也因而成了现役劳动军[52];再教育营里的大量被拘留者则是产业后备军。因此,工厂工人需要通过绝对服从来证明自己是“真正完成了再教育”的产业工人。因为资本家和工人都心知肚明:“任和抱怨,任何生产的放缓,都会导致ta们 【工人】 被其ta【再教育营里的】被拘留者替代。”[53]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犹太/汉族工人、巴勒斯坦/维吾尔工人都受到统治阶级压迫,那是否有跨种/民族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呢?但现实告诉我们这很难。历史上,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美国和南非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都是敌对阵营。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不仅从内部分化了被殖民种/民族无产阶级,还分化了殖民种/民族和被殖民种/民族的无产阶级——之所以有“你我”之分正是因为剥削“你”有利于“我”。


例如在西岸,有近2/3的以色列定居者(绝大多为犹太人)是冲着“改善生活质量”来的:低房价和高补贴。[54]据统计,2013年特拉维夫的平均房价为60万美金,而当时阿里埃勒(西岸第4大定居点城市)的平均房价连这一半还不到[55]。由于西岸定居点房价之低,就连许多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都来这里购房。[56]来定居点工作的老师也会有20%的涨薪,政府补贴还会覆盖80%的住房租金和75%的差旅费。[57]在“新疆”也是如此。例如政府给企业补贴,鼓励入“疆”。近年来,兵团也为鼓励汉人移民“新疆”,为新汉人移民提供房屋、工作和土地。[58]这些政策往往面向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士、脱贫劳动力[59]——被竞争激烈的本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排除在外的剩余劳动力(要知道,中共建政头三十年最大的汉人入“疆”潮不是兵团人,而是大饥荒时期高达200多万的内地逃荒饥民[[](#)60])。再加上种/民族隔离的劳动力市场本就对犹太工人/汉族工人有利。可见,无论是以色列定居者还是汉人定居者, 大多都被殖民制许诺了向上流动和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在《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一文中,雨舟还把汉人类比作W·E·B·杜波依斯笔下的美国白人。雨舟敏锐指出,除了经济利益,汉族移民还从民族压迫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报酬”:社会尊重。[61]同样,哪怕是最底层的以色列犹太人,都能享有“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与人权、土地、家、社会福利”。[62]在种/民族隔离制下,种/民族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抛开个人道德不谈,无产阶级定居者为何要拒绝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制度呢?这就像要占尽特权的顺直男反对父权制一样难。难怪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者摩西·马霍弗(Moshe Machover)和阿基瓦·奥尔(Akiva Orr)会说,正是物质现实阻碍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无产)阶级团结。[63]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汉人和维吾尔人。王力雄曾观察到:“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64]这些汉人并非个例。据维吾尔在线在2011年做的一次维汉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汉人支持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政策。89. 4% 的新疆汉人希望在各个层面保持并强化汉族人的优势地位。82.3%的新疆户籍汉人支持继续保持排他性的权力控制。”[65]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更邪恶的分化是,殖民统治阶级还会与部分被殖民者合作,做出部分让利,将其收编为规训同族人的代理人。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帮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傀儡政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另外,劳动力市场上的巴勒斯坦中间人也是压迫系统的一环。维克里指出,要想获得工作证,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很大程度要仰赖同族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大多是会说希伯来语、社会阶层更高的巴勒斯坦人。中间人人脉广阔,能更好和以色列雇主沟通。但是,ta们往往不会为巴勒斯坦工人争取合法权利,反而会为了逐利成为以色列资本家的帮凶,想方设法帮其钻法律漏洞,剥削甚至虐待同族工人。在“新疆”,汉人统治阶级亦把一些少数民族收编入国家机器。例如再教育营里就有维吾尔、哈萨克看守看管自己同胞。根据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塔依尔·衣明(Tahir Imin)和迪里夏提·热西提(Dilxat Raxit)的解释,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1)“典型的堕落的民族叛徒”;2)为了自己和家人安全不得已这么做的;3)因为找不到好工作的。[66]ta们都被殖民统治者许诺了一定酬报:或是谋生手段,或是人身自由。但无论如何,ta们都是非人的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永远的“两面人”。而所谓“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也由此而来。


结语


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数十年的苦难让我们深悟压迫的同构性。中共独裁固然万恶,但资产阶级民主的无能和虚伪也尽显于同样犯下种族灭绝之罪的以色列、及为其输送炮弹金钱撑起保护伞的西方帝国主义盟友。在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同被种族灭绝的此时此刻,在美国监狱里的黑人囚犯同受强迫劳动的此时此刻[67],我们必须明白: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毫无差别。何况巴以问题上国际法形同虚设,人权双标令人作呕,就连自由民主国家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都严重受蚀,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沦为警察国家。压迫如此相似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同构的资本主义。


因此,对于反殖民而言,推翻独裁和民族自决必不可少,但也远远不够。在资本家和定居者利益盘根错节的殖民地,被殖民种/民族几乎已全民被无产化。哪怕完成去殖民,原住民仍要面对虎视眈眈的外来资本。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想要发展本土经济很难不打开市场。因此即便废除了种族隔离、有了资产阶级民主,原有或新兴的本种/民族资产阶级也必然会和异族/外来资本联手,继续剥削同族的无产阶级——正如今天的美国和南非一样。换言之,哪怕军事占领和定居者殖民被消灭了,资本还能变形重组,进行经济殖民。到时资本未必姓“中”姓“以”,但永远姓“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分化种/民族无产阶级的物质现实,从根本上推翻再生产殖民结构的资本主义。同时我们亦须避免重蹈中共伪民族自治之覆辙,在真民族自决的原则上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终结种/民族压迫,实现自由平等,通往所有人的解放。


[1] 哈斯巴拉指以色列用来控制舆论洗白自己的大外宣。


[2] 坦克党往往指支持自诩“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权的西方左翼(如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这些人往往认为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是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凡反西方的立场就是正义的),而无视非西方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行径和对本国人民的压迫。


[3] Yazan al-Saadi "On Israel’s Little-known Concentration And Labor Camps In 1948-1955", 2014.https://al-awdapalestine.org/2014/10/on-israels-little-known-concentration-and-labor-camps-in-1948-1955/


[4] Addameer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Palestinian Prisoners", 2016.https://www.addameer.org/publications/economic-exploitation-palestinian-prisoners


[5] 罗尔夫·熊曼 《犹太复国主义秘史》,19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alph-schoenman-1988/11.htm


[6] 杨海英 《维吾尔人的文革》。https://smglnc.blogspot.com/2020/05/blog-post_95.html


[7] 据熊仓润在《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一书中记载,这些维吾尔干部多是从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投诚中共的“亲苏分子”。Ta们反感汉人集权统治,对民族自决的诉求也往往受苏联联邦制影响,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建立一个自治的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外交和军事由中央管辖,但军队由当地民族组成。事实上,中共在建政前是支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的,亦曾写信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甚至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三区革命”在中共的历史叙述中也曾被认为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受到肯定。曾经的承诺令维吾尔干部在中苏友好时期提出这些诉求再自然不过,也称不上激进。下文的哈木提·尧鲁达西甫亦提过:“新疆没有汉族亦可建成社会主义”。这亦间接说明这些维吾尔干部并非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反对汉人专制,无论是中共还是中共前的国民党。


[8] 和谐历史档案库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哈木提尧鲁达西甫的党籍”。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5662349405


[9] 该党与1946年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同名,但后者于1948年已经解散,而60年代末的东突人民革命党是沿用该名重新组建的。详见:https://uca.edu/politicalscience/home/research-projects/dadm-project/asiapacific-region/chinauighurs-1949-present/,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life-10292020152216.html。


[10] 根据劳改研究基金会统计,大概有4,000万至5,000万中国人受劳改迫害。而在“新疆”之外的中国内地,中国汉人、台湾政治犯也深受强迫劳动之苦。例如近年,郭飞雄、李明哲(台)、程渊、欧彪峰等政治犯均在狱中接受过强迫劳动。


[11] Reuters "1.5 million Muslims could be detained in China’s Xinjiang – academic", 2019.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rights/15-million-muslims-could-be-detained-in-chinas-xinjiang-academic-idUSKCN1QU2MQ/


[12] 新疆日报 《未来10年新疆加快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发展》,2014。https://www.gov.cn/xinwen/2014-07/20/content_2720688.htm


[13] Darren Byler 《营中纪事》。https://chuangcn.org/books/%e8%90%a5%e4%b8%ad%e7%ba%aa%e4%ba%8b/%e7%ac%ac%e4%ba%94%e7%ab%a0/


[14] 喀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关于印发〈喀什地区困难群体就业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


[15] Darren Byler 《营中纪事》。https://chuangcn.org/books/%e8%90%a5%e4%b8%ad%e7%ba%aa%e4%ba%8b/%e7%ac%ac%e4%ba%94%e7%ab%a0/


[16] 接缝区指以色列1949年停火线与实际边境墙之间的一小块缓冲区,属于以色列控制的西岸C区。据联合国2006年数据统计,大约有50,000巴勒斯坦人居住于此。


[17] Matthew Vickery "Employing the Enemy: the Story of Palestinian Labourers On Israel", 2017


[18] 六日战争是指1967年6月5日至6月10日间,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以色列在短短六天内迅速击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占领了巴勒斯坦的西岸地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此战令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导致了土地的剥夺和分裂,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困境,一直影响至今。


[19] Laura T. Murphy, Nyrola Elimä, David Tobin "Until Nothing Is Left", 2022


[20] 伊力哈木·土赫提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2015


[21] 朱培民、王宝英《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2015


[22] 李晓霞 《新疆南部乡村汉人》,2015


[23] 据维吾尔学者拜合提亚尔·吐尔逊介绍,“五个统一”指的是:统一耕地、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灌溉和统一收割。他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对当地农民的剥削:“……像种子、 化肥 、 塑料薄膜和农药等也必须由乡政府统一购进后, 按乡 里确定的价格统一销售给农民, 农民不得自行购置 。农民没有钱, 可以从乡信用社贷款。 夏收之后, 农民所用的全部费用及贷款等一并扣除后, 剩余的才是农民的实际收入 。叶亦 克乡的一位村干部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户农民种 10 亩小麦, 那么按当地的收成 标准和粮食销售价格, 可以有 4500 ~ 5000 元的收入。但当年的耕地费、 播种费 、 水费、 施肥费 、 管理费 、 地税、 乡和村基金 、 公益金等支出就将达到 4000 元左右 。扣除这些费 用后, 农民实际能得到的也只有 500 ~ 1000 元。”https://xinjiangdocumentation.sites.olt.ubc.ca/files/2020/12/The-Existing-Pro_%E7%9C%81%E7%95%A5_outhern-Xinjiang_Baihatiyar_Tursun.pdf


[24]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2022


[25] 李晓霞 《新疆快速城市化过程与民族居住格局变迁》。https://shahit.biz/supp/ssmz.pdf


[26] Natalia Motorina, Juozapas Bagdonas, Kristiana Nitisa and Mauritza Klingspor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for Uyghur Workers Uncovered", 2021.https://bylinetimes.com/2021/08/17/the-hostile-environment-for-uyghur-workers-uncovered/


[27]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没有土地,何以求生》一报告中记录了部分2008年至2015年间的强制征地,重新分配或售卖给汉人。在这些案例中,赔偿即便有也很少,且反抗往往招致警察暴力或牢狱之灾。至于2016年再教育营逐步出现后,反抗更是不可能了。


[28] 除了维克里,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学者蕾拉·法莎赫(Leila Farsakh)也对此现象进行过详细分。可参考:https://www.palestine-studies.org/en/node/41127。


[29] Matthew Vickery, 2017


[30] 伊力哈木·土赫提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2015


[31]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及其对策》,2007。https://uyghurbiz.org/%E5%88%B6%E7%BA%A6%E5%B0%91%E6%95%B0%E6%B0%91%E6%97%8F%E5%86%9C%E6%9D%91%E5%8A%B3%E5%8A%A8%E5%8A%9B%E6%B5%81%E5%8A%A8%E5%9B%A0%E7%B4%A0%E7%9A%84%E5%88%86%E6%9E%90%E5%8F%8A%E5%85%B6%E5%AF%B9%E7%AD%96/


[32] 哈尼克孜·吐拉克《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以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例》,2012;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2022


[33]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07


[34] 王力雄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23


[35] Sam Tynen "Triple dispossess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2022.


[36] PeaceNow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acknowledges extreme discrimination in building permits and law enforcement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settlers", 2023.https://peacenow.org.il/en/the-civil-administration-acknowledges-extreme-discrimination-in-building-permits-and-law-enforcement-between-palestinians-and-settlers


[37] 新华社《回眸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西气东输工程惠及西东》,2011。https://www.gov.cn/jrzg/2011-02/19/content_1806323.htm


[38] 华尔街日报 《昔日友好桥梁,今朝阶下之囚——维吾尔族商人的命运转折》,2021。https://cn.wsj.com/articles/%E6%98%94%E6%97%A5%E5%8F%8B%E5%A5%BD%E6%A1%A5%E6%A2%81%EF%BC%8C%E4%BB%8A%E6%9C%9D%E9%98%B6%E4%B8%8B%E4%B9%8B%E5%9B%9A%E2%80%94%E2%80%94%E7%BB%B4%E5%90%BE%E5%B0%94%E6%97%8F%E5%95%86%E4%BA%BA%E7%9A%84%E5%91%BD%E8%BF%90%E8%BD%AC%E6%8A%98-11626249314;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Under the Gavel: Evidence of Uyghur-owned Property Seized and Sold Online", 2021.https://uhrp.org/report/under-the-gavel-evidence-of-uyghur-owned-property-seized-and-sold-online/


[39] 维吾尔人权项目《歧视,不公待遇、强制劳动:在东突厥斯坦、中国维吾尔⼈人就业权被肆意践踏 》,2017


[40]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7


[41] Al Jazerra "How Israel has destroyed Gaza’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2024.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1/24/how-israel-has-destroyed-gazas-schools-and-universities;TheTimes of Israel "Over half of Palestinian college graduates are unemployed, report finds", 2018.https://www.timesofisrael.com/over-half-of-palestinian-college-graduates-are-unemployed-report-finds/


[42] 凤凰周刊 《我不想当小偷——内地维族流浪儿生存调查》;M.Azat 《正在扩大的云南瑞丽维吾尔人墓地》,2009。详见:https://chilanbagh.wordpress.com/2014/03/。


[43] Matthew Vickery, 2017


[44] 维克里也把阶级种族化的现象称为“种族和阶级的重叠”。


[45] 王力雄和土赫提均把“新疆”比做巴勒斯坦。


[46] Reuters "Israel sends thousands of cross-border Palestinian workers back to Gaza", 2023.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thousands-gazan-workers-sent-back-israel-occupied-west-bank-witnesses-2023-11-03/;


The Jerusalem Post "Loss of Palestinian workers at Israeli building sites leaves hole on both sides", 2024.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93158


[47] The Guardian "Almost 400,000 Palestinians have lost jobs due to war, report says", 2023.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3/dec/03/almost-400000-palestinians-have-lost-jobs-due-to-war-report-says


[48] The Times of Israel "PA: Israel held $78 million from monthly tax revenues collected on Ramallah’s behalf​​​​​​", 2023.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a-israel-held-78-million-from-monthly-tax-revues-collected-on-ramallahs-behalf/


[49] Business Standard "10,000 Indian workers to reach Israel soon in batches starting next week" 2023.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10-000-indian-workers-to-reach-israel-soon-in-batches-starting-next-week-124013100575_1.html


[50] The China Project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ho power Israeli construction", 2020.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0/03/12/the-chinese-migrant-workers-who-power-israeli-construction/


[51] 买买提明·艾孜来提 《最富饶的土地上的伊犁维吾尔人的下岗代价》,2009。https://www.uyghurnet.org/cn/%e6%9c%80%e5%af%8c%e9%a5%b6%e7%9a%84%e5%9c%9f%e5%9c%b0%e4%b8%8a%e7%9a%84%e4%bc%8a%e7%8a%81%e7%bb%b4%e5%90%be%e5%b0%94%e4%ba%ba%e7%9a%84%e4%b8%8b%e5%b2%97%e4%bb%a3%e4%bb%b7/


[52] 工人包括从再教育营被转移至此的“获释者”、以及没被拘留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53] Darren Byler 《营中纪事》


[54] Israel Policy Forum "West Bank Settlements".https://israelpolicyforum.org/west-bank-settlements-explained/;Vox"What are settlements, and why are they such a big deal?", 2023.https://www.vox.com/2018/11/20/18080052/israel-settlements-west-bank


[55] reliefweb "The economics at the heart of Israeli settlements", 2015.https://reliefweb.int/report/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economics-heart-israeli-settlements


[56] The Times of Israel "Lured by cheap prices and luxury digs, Arab Israelis are snapping up West Bank homes", 2022.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ured-by-cheap-prices-and-luxury-digs-arab-israelis-are-snapping-up-west-bank-homes/


[57] reliefweb, 2015


[58] 自由亚洲 《解读新疆:当局鼓励内地人口到新疆定居》,2020。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jieduxinjiang/xj-04242020142943.html


[59] 中国新闻网(新疆)《新疆兵团2023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2023。https://www.xj.chinanews.com.cn/xinjiang/2023-06-09/detail-ihcqcizu2002227.shtml


[60] Agnieszka Joniak-Lu "Han Migration to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Between State Schemes and Migrants’ Strategies",2014


[61] 雨舟《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二):民族和阶级的日常(2)》,2023。https://telegra.ph/%E6%96%B0%E7%96%86%E8%B5%84%E6%9C%AC%E4%B8%8E%E6%B0%91%E6%97%8F%E5%8E%8B%E8%BF%AB%E4%BA%8C%E6%B0%91%E6%97%8F%E5%92%8C%E9%98%B6%E7%BA%A7%E7%9A%84%E6%97%A5%E5%B8%B8-01-21-2


[62] Daphna Thier "Not an Alley: The Israeli Working Class"


[63] Daphna Thier


[64] 王力雄,2023


[65] 维吾尔在线 《多数维吾尔人认为政府是汉人利益的表达》,2012。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530132115/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6493


[66] 纽约时报中文网《他在新疆找到工作:关押穆斯林同胞》,2019。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304/china-muslim-detention-uighur-kazakh/


[67] 详见:Freedom Network USA "Forced Labor in Prisons"https://freedomnetworkusa.org/2023/08/11/forced-labor-in-prisons/; Captive Labor: Exploitation of Incarcerated Workers, 2022.https://www.aclu.org/news/human-rights/captive-labor-exploitation-of-incarcerated-workers


网民嚎叫:


keeperX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42:54

qf4palestine是什么新闻来源?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5:34:42

不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人还会用本地的印第安语言?

karlheinz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3:43:37现在新一代的维族人不会说写维语的越来越多了,维语在学校都变成了选修课,共匪就是想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来达到文化上同化的目的

oxoxox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4:58:10

造谣没成本,还赚钱,字数要上去,篇幅要大,挖空心思出坏主意,真是坏透了!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3:05:23

现在美国CIA的蹩脚谎言已经满世界打出去了,覆水难收,就算被无数去过新疆的西方人无数次打脸,也只能打肿脸充胖子,打掉牙齿肚里吞,谎言一直要撑下去

karlheinz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3:43:37

现在新一代的维族人不会说写维语的越来越多了,维语在学校都变成了选修课,共匪就是想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来达到文化上同化的目的

半岛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58:02

有句话说得好:“美欧国家的政客们仇视全世界的穆斯林人,唯独钟爱新疆的穆斯林”。奇怪的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只有美欧国家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叫喊。每年两亿多人到新疆旅游,其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要是新疆穆斯林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应该会有许多视频流落出来吧?而不需要仅仅依靠一些海外疆独人士的一面之词。

那些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却要对新疆的穆斯林说三道四的人,还是早点回去洗洗睡吧。西方主流媒体现在已经是臭大街了。西方的新闻只能反着看。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52:15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绝大部分啥工作都没有,只能生孩子。这是当猪养,没有不出乱子的。

hohoohooo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46:52

双标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37:53

如果以色列有将新疆的去极端化,改善民生的经验好好理会落实并长期实施,加沙和西岸局势估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起码国际压力不会如此大了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34:00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指控就是"种族灭绝",没有什么"文化种族灭绝",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而且新疆一直就实行双语教育,维族里不会说汉语的大有人在。新疆的清真寺数量是美国全国的数量近乎十倍。另外,维吾尔人原来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并不是伊斯兰教,更不是极端保守的瓦哈比主义,而是多种宗教如佛教,袄教,道教。维族的传统服装也不是一身黑的罩袍和男人的大胡子,这都是后来极端宗教渗透的结果。最后,你看看人民币上印有除汉文之外的蒙藏维壮等少数民族的文字,如果要搞文化灭绝,就应该全部取消掉其他民族的文字。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46:00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的大型学习营,目的就是消灭新疆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这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涉及几百万维族人,按照国际定义,这属于文化灭绝

kakoku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1:06:52

中共在新疆建政70多年,维族人越来越多,普通维族人连句像样的普通话都说不好,你TM说这是文化灭绝?

即使是文革那阵,孔儒文化遭受灭顶之灾,但似乎也没波及到回族啊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46:00

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的大型学习营,目的就是消灭新疆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这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涉及几百万维族人,按照国际定义,这属于文化灭绝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45:39

感谢国家,感谢以色列,和平教们终于和平了。

ahhhh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20:39

这个指控就牵强了。中共对新疆是投入大于产出。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12:00

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美爹有本事上告至国际刑事法院,或到联合国去表决一下?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巴勒斯坦到“新疆”: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我看——这是“用回教的方法控制回民”。用回教的方法控制回民,就是种族灭绝。


2024年6月4日星期二

谢选骏:斯大林三世与毛泽东三世


《普京的永恒战争》(ROGER COHEN 2023年9月12日)报道:


穿过高耸的松林和人迹罕至的草地,通往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的道路蜿蜒经过墓地,鲜艳的塑料花标记着在乌克兰丧生的俄罗斯人的坟墓。这里远离波将金村庄般的天堂莫斯科,战争的痕迹历历在目。

在湖的东岸,白色翅膀的海鸥跳入铁蓝色的湖水,35岁的尤利娅·罗里科娃经营着一家旅店,兼做儿童夏令营。她距离前线约5600公里,但战争在她的家庭和她的脑海中萦绕不去。

“我的前夫想去打仗,他说这是他的职责,”她说。“我说,‘不,你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做她的父亲是更重要的责任。’”

“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


她告诉我,他终于明白了,并留下了,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我的生活只是另一种普通的俄罗斯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单亲母亲的生活——在一个离婚率在世界上居前列的国家,在一个陷入苦战的国家,在一个与普京认为纯属虚构的邻国作战的国家,几千万俄罗斯人像她一样,同那里有着家庭、文化和历史的联系。

我在俄罗斯待了一个月,这个国家的面积几乎和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一样大,我在这里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它为何会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无端卷入一场战争,以及它在这场持续了超过17个月的战争中的情绪——曾经被认为会是一场闪电战式的冲突,结果却变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据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估计,这场像9·11一样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战争,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已经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双方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当。

尤利娅·罗里科娃说,“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服了前夫不要加入这场距离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家数千公里的战斗。

尤利娅·罗里科娃说,“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服了前夫不要加入这场距离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家数千公里的战斗。

我从西伯利亚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西部边境的别尔哥罗德,穿越令人眩晕、塑造了俄罗斯人的自信的广袤大地,我发现这个国家不确定自己的方向或意义,在普京培育的辉煌神话和日常生活的挣扎之间摇摆不定。

一路上,我遇到了恐惧与狂热的好战情绪,也遇到了坚持挺过一场持久战的顽强耐心。我发现苏维埃人非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改良过的形式,连同屈从的习惯,继续存在着。因此,在国家电视台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普京的老套路——金钱、编造神话和谋杀威胁——基本得以保留。

但我也听到了像罗里科娃这样矛盾的声音,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这个代沟明显的国家中的年轻人。

正是这种反抗,对这场看起来七零八落的战争不耐烦,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特权阶层漫不经心的不耐烦,构成了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6月底领导的短暂反抗的背景。他将他的兵变命名为“正义行军”并非没有原因。

纪念纳粹德国战败的胜利日已经成为将过去的冲突与现在的冲突融合在一起的活动。


“普里戈任的反叛是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状,但他能不受阻碍地向莫斯科挺进也表明,对于所有军队是否都会参战,有一种紧张情绪,”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鲍诺夫说。“普京显然不想下令开火,因为他不确定是否会被执行。”

出于其他原因,让普里戈任在短期内成为殉道者风险太大。瓦格纳在避免不受欢迎的征兵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招募了成千上万的罪犯,让他们在乌克兰的激烈战斗中首当其冲。即便说70岁的普京没有眨眼,他肯定也是缩了一下的。


然而,在领导俄罗斯23年之后,随着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战斗愈演愈烈,普京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他早在2000年执政之初就认识到,正如作家玛莎·格森所言,“战争几乎和镇压一样好,因为它们会让任何想把事情搞复杂的人失去说服力。”

无论是车臣、格鲁吉亚还是乌克兰,他总是用战争将俄罗斯人团结在简化的民族主义神话中,把他们带到简单化的结论面前,即他日益高压的统治如此不可或缺,必须永远存在。

尽管如此,战争必须尽可能地隐形,只有像乌兰乌德这样靠近贝加尔湖、距离蒙古边境不远的地方才会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向新雇佣兵支付约2500美元的月薪来实现的,这对于典型月薪500美元的地区来说是一笔巨款。

“金钱是人们参加战斗的主要原因,“罗里科娃说。“按照我们的收入标准,为志愿兵的报酬太疯狂了。”

今年2月,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葬礼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郊外举行。

今年2月,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葬礼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郊外举行。


但普京在俄罗斯最偏远地区的挥金如土只会让战争显得更为刺眼。年轻的新兵在机场排队等待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然后从那里经陆路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再进入乌克兰,战争的印记铭刻在他们恐惧的脸上,埋藏在墓地新翻的土壤里,死去的年轻人在那里安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战争气息。

罗里科娃最好的朋友的人生伴侣2月死在乌克兰,抛下了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同父异母的兄弟逃到了格鲁吉亚。她的祖父来自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这种家族纽带让她更加痛苦。


罗里科娃凝视着窗外波光粼粼的广阔湖泊,这里蕴藏着世界上20%以上的淡水。风突然刮起来了;海鸥用力拍打翅膀防止被大风吹跑。她说,她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寻找躲避战争动荡的避难所。

至少为了女儿瓦莱丽娅,罗里科娃希望战争能在两年内结束。“我们听到的是一种真相,他们听到的是另一种真相,“她说。“但为什么我们就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互相残杀呢?”

莫斯科的新沙皇

在远离乌兰乌德的莫斯科,迪奥的门店挂着“因技术原因关闭”的告示,已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星巴克被重命名为“Stars”,这么做有些可笑,然而除此之外,西方制裁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地铁里一尘不染;日俄融合美食十分受欢迎,到处都是这样的餐厅;大多数事情都是通过手机无接触支付处理;豪车云集,多得离谱;互联网运作流畅得无可挑剔,就像整个俄罗斯一样。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场战争,除了在国防部的广告牌上,以及不久前在普里戈任的(如今前途未卜的)瓦格纳集团广告牌上,该集团试图用诸如“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做出来的”之类的口号来吸引新兵。


这些广告牌通常在众多新建的高层建筑上,建筑都有英文名字,如Trendy Towers(时尚大厦)或High Life(上流生活)。尽管普京竭尽全力诋毁西方,它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仍然酷炫。

40年前我第一次来莫斯科,当时它是一座没有颜色的城市,在共产主义的贫困中勉强维持着。看看今天的莫斯科,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普京赢得了他的同胞如此多的尊重。他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却又猛然将西方关在门外。他还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同时完整地保留了与俄罗斯过去的联系。

在莫斯科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直系后裔彼得·托尔斯泰坐在一家俯瞰着主教池塘的咖啡馆里,他露出了自信的表情,咖啡馆里,一群有钱人正吃着大蟹钳和其他美味佳肴。

我问他俄罗斯打算如何支付长期战争费用,他反驳道:“我们通过印度向欧洲销售石油来支付这一切。”


这是虚张声势,但也有一定道理。俄罗斯失去欧洲市场后做出了迅速调整,向亚洲出售石油,而印度也将部分石油精炼后出售给欧洲。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托尔斯泰说。“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比起我们国家的完整性和维护俄罗斯世界,自由和经济因素都是次要的。”


普京的统治就是要重建这个想象中的俄罗斯世界,或者说“俄罗斯米尔”,这是一个围绕着永恒的俄罗斯文化和帝国领域理念而建立的复仇主义神话,乌克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乌克兰却决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永远不可原谅。

至于未来,普京几乎没有说什么,人们只能猜测。

除了电视上,普京的形象在莫斯科或俄罗斯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尽管他最近外出的次数增加了一些。他在暗处进行统治,不像肖像随处可见的斯大林。没有那种对领导人的崇拜,像法西斯制度所青睐的那样。然而神秘也有其自身的吸引力。普京的权力影响到所有人。

这不难看出:保镖冲进莫斯科的高档餐厅,为这个体制中的某些头目或寡头腾出空间,在这个体制中,必须对总统付出坚定不移的忠诚,才能获得巨大财富。

最重要的是,正是出于恐惧,人们压低声音、犹豫不决,不敢说出普京双重思想中的那个险恶之词——“战争”。

冷战的苏俄学,变成了另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透过克里姆林宫的重重迷雾,弄清普京这位新沙皇在想什么——如今,他已经在自己执政的暮年。

高压政策愈发凶狠,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几乎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决策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特质正是约翰·勒卡雷曾说的“精神变态的一项首要条件”。

普京主义是矛盾事物的后现代汇集。它是伤春悲秋的苏联怀旧与黑手党式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对东征教会的虔诚和无所不在的破碎家庭的结合,是对“单极”的美国世界的猛烈攻击和俄罗斯帝国起死回生后的出击的结合——这一切都是通过对不同意见的无情镇压实现的,必要时会采取暴力手段。

在俄罗斯有一个让人越来越解除戒备的现象,它看上去很像美国或欧洲,但其实并非如此。它是“运行在一种不一样的软件上的,”法国大使皮埃尔·列维对我说。对国家秘密的定义在不断改变。

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接受除了菜单以外的任何文件,即使是点菜也尽可能扫二维码。

在俄罗斯武装部队大教堂的义务兵,向“俄罗斯人民的勇武功绩”致敬。

与过去的纽带得到维持,普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斯大林重回人间,尽管没有古拉格。

真正的普京信徒

在距离莫斯科五个时区的乌兰乌德,一座废弃的苏联时代燃煤发电厂喷出浓烟,笼罩在有波纹铁屋顶的木屋上。重达42顿的世界最大列宁头像,至今在这座人口超40万的城市的中央广场上耸立着。

这座静悄悄的城市,如今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冷战时期,这里是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生产中心,外国人不得进入,现在它再次卷入一场与西方的战争,而列宁的苏维埃联盟的解体,正是这场战争的根源所在。

59岁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即将第二次前往遥远的前线,他和国防部签了那种价值2500美元的合同。

去年十二月,他的挚友维克多·普利卢科夫在索莱达尔附近被乌军火炮击中丧生。几天后,瓦西里耶夫被一枚榴弹炸上了天。“我不太擅长飞翔,”他说。他带着受了重伤的肩膀回到西伯利亚,如今基本已经痊愈。

“钱当然是好东西,但那不是我重返的主要原因,”瓦西里耶夫说,他身形健硕,经常在他那间苏联时代的公寓里举铁。

“参战是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他说。“我们的祖父1945年一直杀到柏林,就为了确保我们不用跟一个敌国作邻居。我们不会让美国给我们安插这么一个邻居。”

许多人对普京深信不疑,59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就是这样,他将再次上前线。“我是出于对祖国的责任而战。”他说。

他的厨房墙上有一个钟在说这番话的同时,钟面上的普京和他的跟班——有时当他的替身——迪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直溜溜盯着他看。

“这个钟是我妈妈十年前给我的,因为她觉得我整天骂他们!”他说。“你知道的,我们俄罗斯人常有的抱怨,税收和腐败。我们骂沙皇、斯大林和他的古拉格集中营、叶利钦——然后我们接受现实。”

有的人则以更热忱的方式支持战争。44岁的尼古拉·沃罗德尼科夫邀请我去他的车库,他在那里修理车辆,准备送到前线去。他位于西伯利亚的车库已将大约100辆SUV和卡车运往乌克兰。

他本人曾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作战,一座被俄军夷为平地的城市。2022年4月,沃罗德尼科夫在冲进那里的主要行政大楼时胸部中了两颗子弹。在接受紧急护理后,他回到乌兰乌德修养了好几个月。

和普京一样,他认为10世纪的基辅罗斯——其领土与今天的乌克兰部分重叠——是现代俄罗斯的诞生地,并且该地区一直是大俄罗斯不可分割的边疆。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个整体”。

“身上长了个肿瘤——长在乌克兰,我们必须治,”他告诉我。“带来肿瘤的是美国人,他们去了他们没必要去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明确且即将达成,正义将得到伸张,法西斯主义将被击败。”

尼古拉·沃罗德尼科夫位于西伯利亚的车库已将大约100辆SUV和卡车运往乌克兰。普京“是上帝派到俄罗斯的,”他说。

我问他怎么看普京。“他是上帝派到俄罗斯的,”他说。

神奇的解决方案

在恐怖时期,广大民众要么热情高涨,要么顺从,要么精于算计,要么畏首畏尾。相比之下,一些勇敢的人会转向内心的指南针。

39岁的叶夫根尼·弗拉索夫的麻烦始于去年底,当时他开始在Vkontakte(简称VK)上发表批评评论,VK相当于俄罗斯的Facebook。

弗拉索夫是乌兰乌德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个头高瘦,有一种坦率和无畏,他发了一张来自反对派网站的图片,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伤亡。

图片显示,战争中每死亡一个莫斯科人,意味着达吉斯坦共和国死亡87.5人;他居住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死亡275人;以及图瓦死亡350人,图瓦是一个亚洲少数民族的家园,也是俄罗斯最贫困的地区。

所有征兵广告牌上的图像几乎都是俄罗斯白人,与之相反的是,在前线阵亡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少数民族,Mediazona等独立新闻媒体证实了这一情况。这就是弗拉索夫要表达的。

他的朋友告诉他停止发帖。他不理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人会对他的反战视频感兴趣。

弗拉索夫的朋友们大多钦佩普京,他们问他上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我十年前就不再看了。都是垃圾。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不同的观点。”

什么样的观点?

“我一直很愤怒,”他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去年必须攻击乌克兰。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

弗拉索夫认为,总统已经迷失了方向。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过程非常顺利,普京认为消灭乌克兰也很容易。

“唯一的问题是,”弗拉索夫说,“乌克兰一直在做准备,而普京的亲信却一直在偷窃数十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士兵在四处寻找袜子。”

思索片刻后,弗拉索夫说:“普京是个小偷。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人展示了为建造他的宫殿而损失了多少资金。”

去年12月,一名警察打电话命令弗拉索夫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弗拉索夫询问原因。对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管怎样,他还是去了。他被问那些含有批判战争的社交媒体页面是否是他的。他说是的。

警方整理了一份报告,称他已经认罪——但他没有——并且如果他再犯,他将被罚款6万卢布(约合630美元),还会被监禁。

弗拉索夫聘请了一位名叫纳德日达·尼佐夫金娜的律师,她是乌兰乌德政治反对派的活跃人士。“我为言论自由而战,但我也与正在发生的一切作斗争,”她告诉我。“根据宪法,我的当事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发布他想要发布的内容。”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弗拉索夫已三次出庭。他的罚款最终减半,然后在4月被取消,但他尚未收到任何表明已结案的官方信息。

弗拉索夫想要离开俄罗斯,他的孩子分别是10岁、9岁、4岁和2岁。他看不到一家人在乌兰乌德的未来。他的梦想是去加利福尼亚州当电工;他认为妻子可以在美甲沙龙找到一份工作。

“普京在位太久了,孩子们都不会问下一个总统会是谁,他们问下一个普京是谁,”他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弗拉索夫回忆起2021年参加声援阿里克谢·A·纳瓦尔尼的示威活动,也就是那位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这周他又被判了19年徒刑,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有很多人在抗议,”他说。“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

两年下来,他的一些曾经参加抗议的朋友已经成了普京的支持者,他把这种态度的转变归咎于“战争带来的神奇解决方案”。

我们约定第二天在南方公墓见面,那里距离乌兰乌德40分钟车程,坐落在一片松树林中。市中心的墓地已经没有更多空间了。

我们漫步穿过广阔的墓地,经过骨瘦如柴的流浪狗和野餐桌,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大束彩色塑料花,周围是新挖的士兵坟墓。

墓地的一整块都留给乌兰乌德的战死者。

一对老夫妇正在准备一个坟墓,他们铲土,夯土。在他们准备安放的墓碑旁边,地上放着一个水平仪。

我问他们埋葬的是谁。

“我们的孙子。”

他多大了?

“19”。

出了什么事?

“乌克兰的事。”

墓碑上写着:安德烈·马利克,生于2003年5月4日,卒于2022年10月31日。

当我读着这段铭文时,他们的女儿走过来,威胁说,如果谈话继续下去,她要就打电话给无处不在的联邦安全局。

重新打一场旧仗

5月30日,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庆典在华丽的乌兰乌德歌剧院举行,天花板上悬挂着苏联飞机的壁画,机身上有红星和印着列宁肖像的苏联国旗。

该国首脑阿列克谢·齐杰诺夫是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成员,他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讲话,赞扬在“二战”中牺牲的3.9万名布里亚特人。然后,他表彰了八名在当前战争中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的当地士兵。

他将勋章别在其中三位英雄的衣襟上,又别在几位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衣襟上,全场起立鼓掌。

这是普京策划的将两场战争牵强融合的完美写照。

“今天,新一代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齐杰诺夫宣称。“我们的军队会赢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总有人希望我们遭殃。但我们克服了所有障碍。”

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庆典上,过去和现在的英雄们都别上了勋章。

“新一代的人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普京所在政党的布里亚特州长说,他指出两场冲突之间的历史联系。

“新一代的人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普京所在政党的布里亚特州长说,他指出两场冲突之间的历史联系。

随后是一场具有苏联风格的戏剧表演,其中包括一个全男性舞蹈团,他们随着一首歌颂煤炭生产的赞美诗旋转舞动,向下挥动手臂,唱着:“是的!是的!煤炭生产是我们的责任,整个俄罗斯支持我们!”

在外面,气氛没有那么欢欣鼓舞。

对许多人来说,平均每月几百美元的工资意味着艰苦的生活。

伊琳娜·康措娃的两个女儿七岁和九岁,她们是从电视上得知了33岁的父亲马克西姆·康措夫去年在乌克兰去世的消息。她感觉自己无法对她们说出口。她的大女儿玛格丽塔早早从学校回来,看到电视上宣布她的父亲获得了俄罗斯金星英雄奖。

我们开车去了那对夫妇第一次见面的高中。学校正面新贴了一块牌匾,是为了纪念康佐夫的英勇行为,他在遥远的土地上为一位年迈领导人的执念而牺牲。

康索娃是林业专家,她站在牌匾旁边。“你无法击垮俄罗斯人民,”她说。“尤其是俄罗斯女性。”

伊琳娜·孔索娃在纪念其前夫马克西姆·孔索夫的牌匾旁。

看着她,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一切带来的浪费,没有父亲的孩子,纠缠不清的历史留下的有毒遗产,以及所有那些为纪念战争的血腥牺牲而颁发的奖章。

“沉默之塔”

诺贝尔奖得主、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已被关闭,去往那里的路上会经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办公室,她因报道俄罗斯在车臣侵犯人权的行为,于2006年被普京政权杀害。

她的书桌上放着打字机,还有她的眼镜、笔记和一本书,书的标题总结了普京时代的有罪不罚现象:《调查无定论的历史》(History of an Inconclusive Investigation)。

你要走过自2000年以来被杀害的另外六名《新报》记者的照片。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遵循了伟大的战时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格言,穆拉托夫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引用了这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说明你离得不够近。”

61岁的穆拉托夫坐在一间挂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照片的办公室里,这位领导人现在受到许多俄罗斯人的唾弃,他拒绝共产主义,支持言论自由、企业自由和开放边界。

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改革和开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以和平而短暂的方式让分裂的欧洲在自由中团结起来。在这张照片中,于去年去世的戈尔巴乔夫拿着一个鸡蛋。

“他对待活物非常小心,”穆拉托夫告诉我。“他是一个农民。他珍视生命。现在,在我们国家,死亡比生命更重要。”

“我们是一个窒息的社会,”被关闭的独立报纸《新报》的编辑德米特里·A·穆拉托夫说。

过去17个月就像送葬队伍的行进。政府开战没多久就关闭了《新报》以及其它一些最独立的媒体。报社的一个分支《欧洲新报》目前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出版。穆拉托夫还是待在俄罗斯,他称这是个“视真相为犯罪”的国家。

宣讲真相的人——纳瓦尔尼、大声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批评战争的伊利亚·雅辛、戏剧导演叶夫根尼亚·贝尔科维奇和无数作家与诗人——都已经身陷囫囵。

“我们是个窒息的社会,”穆拉托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座无声的巨塔。”

他说,没人知道国家是怎么想的。唯一知道的是老一辈像信教一样相信普京。

至于年轻人,自开战以来已经有多达一百万最优秀、最明智的年轻人离开俄罗斯。穆拉托夫说,这些人不想杀人和被杀。他们不认为荣誉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得。他们倒是相信,荣耀在艺术和知识中。他认为,要取代这群人,需要经历一个或几个世代的时间。

在俄罗斯还有一些愤怒的年轻人。

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克兰的越境攻击迫使数万俄罗斯人逃离家园,我在这里遇见了19岁的伊利亚·科斯秋科夫。

牧师在为应征入伍的士兵祈福。自战争开始以来,多达100万不想杀人或被杀的俄罗斯年轻人逃离了家园。

靠近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的舍贝基诺遭到乌克兰人的反击。

他在去年因为反战而被大学开除,不过他已经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从事他称为“律师”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迫切想要避免上前线或离开前线的俄罗斯人。

“我们在政府最高层放了个FSB的人,我们让土匪来运作和统治,我们觉得,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一场选举来修正,”科斯秋科夫说,“但是等人们开始明白过来已经晚了——于是现在就这样了!”

在俄罗斯生活表象之下,潜藏着一场剧烈的代际冲突。冲突何时爆发尚不得而知,但看起来总有一天会爆发。

在莫斯科,我问穆拉托夫是什么促使普京对乌克兰发起无所顾忌的侵略。

“他对西方产生了极度的厌恶,”穆拉托夫说。“这些领导人和政客会到莫斯科来,”上午去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坟前祭拜,与公民社会代表大谈人权,然后他们会去见普京,签下石油天然气合约。

伊利亚·科斯图科夫因反对战争而被大学开除,现在他帮助绝望的俄罗斯人避开或离开战争前线。

“他们卸任后,”他说,“普京会收买他们——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前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他们都欣然接受普京的钱。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西方嘴上说的价值观都是垃圾。”

在穆拉托夫看来,普京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西方各国抓住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弱点,抹杀红军在1945年一路杀到希特勒的柏林这样的功绩。西方因此侮辱了2700万在战争中丧生的苏联人,这其中就有普京的哥哥。他的父亲当时身受重伤。

西方是通过将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在普京看来,这本身就是背信弃义。

“于是普京决定,要获得已经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穆拉托夫说。“他要保护那场战争的胜果。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和纳粹和法西斯作战。”

苏联专制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都奇迹般地没有流血,但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

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普京看来,战争的性质已经扩大,成为对西方的文明之战。它也许是在乌克兰进行,但莫斯科的敌人远不止于此。

用俄罗斯外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谢尔盖·纳雷什金近日的话说,美国、欧洲和北约现在被一致认定为“彻头彻尾的恶魔崇拜”之源。

既然成了意识形态战争,就会愈发难以控制。“目前完全没有和谈的基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迪米特里·S·佩斯科夫对我说。“我们会在可见的未来继续这场行动。”

反西方的恶言恶语已经达到光怪陆离的程度。这是一种正在成形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接下来几十年的潜在冲突埋下伏笔。

上世纪90年代,对自由主义充满热忱期待的俄罗斯通过了一部宪法,其第13条写道,“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三十年后,普京的俄罗斯正加速走向一种秉守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新官方意识形态。

包括司法部长康斯坦丁·丘琴科在内的一些人提出了修宪废除第13条的可能性。

这种反西方意识形态是围绕东正教会、祖国、家庭和“精神高于物质”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后者在普京于11月发布的关于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政令中得到体现。

政令宣称美国以及“其它不友好的外国政府”是敌人,意图培育“自私、悲观、背德和对爱国主义理想的否定”,并且要“通过推广非传统的性关系来摧毁传统家庭”。

如果说在冷战中西方被描绘为冷酷资本主义的恐怖大本营,那么在现在的俄罗斯看来,它是性改变、变装皇后泛滥、野蛮的性辩论和LGBTQ称霸的源头。

“面对西方公然利用乌克兰的人肉发起的战争,俄罗斯还要忍耐多久?”背景深厚的俄罗斯外交专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说。

“核战的风险很高,并且越来越高,”他说。“这场战争就是加长版的古巴导弹危机,但这一次面对的是否定母性、父母之道、性别、爱国、信仰、神明等正常价值观的西方领导人。”

俄罗斯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核威胁是这场对西方的厉声讨伐行动的一部分。从3月底到5月,俄罗斯一直在表示,一个正面冲突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被以间谍罪名逮捕,这是冷战以来第一次逮捕外国记者,美国政府和他所在的报社都强烈否认这一指控。四个月后,他仍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忍受煎熬。

过去近75年来一直处于俄美合作核心的莫斯科英美学校在5月12日的法庭裁决下彻底关闭,一家地方报纸指责该校传播LGBTQ价值观。

在接下来2024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无疑会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讨伐和在乌克兰的战争。他的再度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他将得到一个之后可以继续连任的六年任期。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一家法院受审,他是冷战以来第一位被捕的西方记者。

去年在莫斯科一家同性恋俱乐部举行的万圣节狂欢,尽管有国家宣传,派对仍在继续。

“我们的总统选举其实不算民主,只是昂贵的官僚政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先生明年将以超过9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

普京的支持率唯一一次出现下跌是在去年9月,也就是下达局部动员令的时候。“我们看到普京的民调出现30年来最大幅度的隔夜下滑,”俄罗斯唯一大型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的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在莫斯科对我说。“战争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据专注于登门调查的勒瓦达的数据,普京的支持率从80%跌倒了50%左右。此后普京的支持率恢复到了80%左右,至于民调在当前环境下能有多可靠就见仁见智了。

尽管与大量证据相左,普京仍坚称乌克兰是一个法西斯和纳粹控制的国家,并且西方想把乌克兰变成又一个性别转换道德堕落的大本营,因此他成功地将一场侵略战争变成了卫国战争,本质上是在拯救俄罗斯,让它的实体和道德构造免遭被肢解的命运。

去年在莫斯科,一名俄罗斯义务兵正在拥抱他的伴侣。

莫斯科,学生们奔向胜利博物馆。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位数十年的当权势力会使用的那种四平八稳的语言,”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鲍诺夫说。“这是一个掌握核武的大国,在散发出一种革命者的炽热。”

浪漫主义者普京

在普京时代末期有一种镜像效应。他对西方和乌克兰的指责——侵略、法西斯主义、核威胁——成了他自己的行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在2023年被俄罗斯夷为平地的样子更像1943年被纳粹摧毁的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心中的复仇之火在乌克兰战争前夕达到了顶峰。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克里米亚成为一个久久不愈的伤口,因为俄罗斯人普遍认为那是国家历史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普京执着于他所认为的公道,”阿里克谢·A·韦涅季克托夫说,他的电台“莫斯科回声”曾经很受欢迎,但在战争开始后很快遭到取缔。“他在2014年对我说,‘你可能对克里米亚的并入有不满,但那是正当的。’”

韦涅季克托夫说他跟普京很熟。他认为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有误解。

“我们看不到那个肩负着复仇历史使命的普京,”他告诉我。“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腐败的家伙,出身贫困家庭,想要游艇、宫殿、女人和金钱。我们不觉得他是个认为苏联的解体不公平的克格勃官员。我们认为他是个冷血自私的人。事实上,他是个浪漫主义者。”

“我们看不到那个肩负着复仇历史使命的普京,”阿列克谢·A·韦涅季克托夫说。

民族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它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诺以虚幻过去的名义改变现在,打造一个除了荣耀之外,在各方面都很模糊的未来,这就是它的永恒本质。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塑造当前事件的工具。他对历史真相完全不感兴趣,”奥列格·奥尔洛夫说。他是一位重要的人权活动人士,担任“纪念”团体的负责人30多年,该组织于2021年被取缔。

现年70岁的奥尔洛夫目前正在受审,罪名是“采取公开行动,诋毁对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使用”。他最多可面临三年的监禁。

多年来,普京政权动用了一切手段来重振和重塑历史。“我的历史”主题公园遍布各地,俄罗斯人记住他们的英雄事迹,从13世纪抵抗蒙古人到纳粹入侵。围绕军事主题开展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也向孩子们灌输了这种思想。

5月9日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中,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举着先烈的画像在全国各地游行,这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庆祝的一大特色。然而,今年,在一场低调的仪式上,这些所谓的“不朽军团”活动被取消了。

即将离任的德国驻俄罗斯大使格萨·安德烈亚斯·冯·盖尔告诉我:“也许克里姆林宫担心有人会拿着在乌克兰阵亡儿子的照片游行。”

俄罗斯的孩子们在围绕军事主题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中接受灌输思想。

今年的胜利日纪念取消了游行中展示烈士画像的活动。

去年战争开始时,奥尔洛夫独自站在红场上,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1945:一个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国家。2022:一个法西斯主义获胜的国家。”

他告诉我,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种是普京以某种方式被取代,然后开始一段改革时期,就像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时期一样。

“第二种选择更为现实,那就是普京政权继续存在,俄罗斯慢慢消亡,”奥尔洛夫说。“它将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了使这个政权稳定,镇压会加剧。”

三位西方驻俄罗斯大使在莫斯科告诉我,普京几乎肯定拥有足够的国家支持和资金支持,让他至少再打18个月到两年的战争。

我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被吞并的四个省之外,俄罗斯是否希望获得更多的乌克兰领土。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塑造当前事件的工具,”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奥列格·奥尔洛夫说。

“不,”他说。“我们只想控制我们现在写进宪法的所有土地。”

俄罗斯陷入漩涡

贝加尔湖上的渔业博物馆是一座部分沉入水中的木制建筑,已正式关闭。但客栈老板罗里科娃认为有必要看看它,于是她打开了锁着的门,眼前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缩影。

到处散落着放咸鱼的木桶、雪橇、渔网、长凳,以及渔民们乘着木船驶向浩瀚湖面的褪色照片。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每一张老照片都潜藏着灾难。

墙上挂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海报:“大鱼上前线!”“赶超计划是所有渔夫的责任!”

一桶桶咸鱼被拖过数千公里的俄罗斯大草原,给红军带去滋养,让他们一路打到希特勒统治的柏林,这样的景象似乎概括了苏联人的巨大决心和牺牲,普京坚称,他必须通过更多的战争来纪念这种决心和牺牲。

“没有人来问我们:我们是否想要这场战争?”罗里科娃说。

在从贝加尔湖返回乌兰乌德的路上,普京为扭转历史而发动的战争的代价是随处可见的。

墓园里埋葬着安德烈·梅佐夫,这名2000年出生的海军步兵于2022年3月6日死在了乌克兰。他来自附近的塔洛夫卡镇,曾在国立贝加尔大学读书,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队服役。

一面海军步兵旗在花束上方飘扬。旗帜上写着海步口号:“所到之处,皆是胜利。”

贝加尔湖的渔业博物馆里,褪色的照片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海报展现了苏联的决心。

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处小型纪念地,反对派领袖鲍里斯·Y·涅姆佐夫于2015年2月27日在这里被枪杀。

每次我去墓园探视战争死难者的坟墓,FSB特工都会把车停在50米开外的地方,作为一种委婉的提醒。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毗邻克里姆林宫的莫斯科河大桥。一处小型纪念碑标出了反对派杰出领袖鲍里斯·Y·涅姆佐夫在2015年2月27日被枪杀的地点,那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政治谋杀。

这里总有人在守护,确保纪念花束的新鲜的。这一天,这个任务落到了阿尔卡季·科尼科夫身上,他告诉我:“涅姆佐夫是个诚实的政客,这是很不寻常的。他是个勇敢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涅姆佐夫去世前一年,也就是大约十年前俄罗斯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挑起的战斗开始时,他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普京已对乌克兰宣战。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因为这个精神不稳定的秘密警察特工的血腥疯狂而付出惨痛代价。两国的年轻男性会死在战场。母亲和姐妹将伤心欲绝。”

前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于2022年8月30日去世之前,《新报》主编穆拉托夫去探望了这位正躺在莫斯科医院里的朋友。曾做出给俄罗斯人自由这个决定的苏联领导人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已经基本失去意识。去世后,普京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病房里有一台大电视。电视中一遍遍播放着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离开时,他听到戈尔巴乔夫说:“谁会因此而高兴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病房里有一台大电视。电视中一遍遍播放着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离开时,他听到戈尔巴乔夫说:“谁会因此而高兴呢?”

我看——斯大林的亡灵会为此高兴,因为他终于有伴了!这个普京,就是斯大林三世。就像拿破仑三世继承了拿破仑的旗帜。谁是中国的毛泽东三世?


《拜登:没人愿意与习换位,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美国之音 2024-06-05)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质疑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并说人们认为北京越来越强大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还再次表示,没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交换位置。拜登在采访中还谈到了台湾、关税以及中国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干预。


不愿意与习近平换位置,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星期二 (6月4日)刊登了对拜登总统的专访。在谈及中国的全球的影响力问题时,拜登再次表示,没有人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


“你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任何国家的人?这不是笑话。我很认真。”他说,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还“排外”。


“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拜登补充道。


拜登去年2月7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表示,“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换位置”。第二天,拜登又再问了一次:“你能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跟习近平换位置吗?”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挑战着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新冠疫情以及中国的清零政策加速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拜登谈到的人口老龄化。中国在今年月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208万,出生率为6.39/千人,创历史新低。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1.1%。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亿以上,占总人口的30%。大约有三亿目前年龄在50岁至60岁之间的中国人将在未来十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在新冠疫情过后一直疲软。由于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并且政府打击房地产商的过度开发,新房数量供大于求,房价一度下跌。安邦智库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逐渐下沉的大趋势很难改变,房地产寒冬还远未过去。


分析:中国最大的债务危机就要到来


时事评论员章家敦(Gordon Cha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马上要来临,就要经历自己的“2008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枯竭。这个国家经历他们自己的2008。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愿国家陷入衰退,所以,他们采用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债务刺激计划,现在是他们还债的时候了,但他们没有办法。”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多家大型经济体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经济衰退。中国在当时出台规模庞大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即扩大内需十项投资,总计约四万亿元人民币),快速拉动经济,提振信心,成功躲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章家敦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350%左右,甚至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2年美国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15.7%,日本为216.5%,而到了中国则是“无此地区数据”。


尽管如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并不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


“中国的经济2024年将增长5%,2025年和2026年将增长至少4%。中国没有通胀。它还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处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正在老龄化,但速度很慢。就像很多媒体评论员那样,拜登总统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但忽略了在经济层面,中国其实比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做得更好,”他补充说。


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从4.6%上调到5%,并预计2025年的增长率将是4.5%。


为加征关税辩护


在访谈中,拜登还为上个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进行辩护。5月14日,拜登宣布对包括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等新能源产品增加关税。外界担心这些关税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美国消费者需要支付更加昂贵的价格。


“中国不能用倾销的方式来改变市场,用那些有政府补贴,像电动汽车那样的产业。我们不会容忍。”拜登说。


拜登强调自己只是希望中国与美国“按同一规则”来行事。“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想在中国投资,它必须给中国运营商50%的所有权,51%的所有权…….所以,如果中国想在这里投资,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说。


若台湾受到侵犯,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如果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他说,他也和习近平明确了这一点。


当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入侵,美国是否会派兵时,拜登说:“我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不过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或者海上部队,还是有差别的。”


他进而拒绝评论美国是否倾向于从菲律宾或是日本等美军基地进行介入,笑称“我不能谈这个,如果我告诉你了,肯定会受到(媒体的)批评。”


中国肯定想要干预美国大选


另一个涉及中国的话题则是中国对于即将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的干预。今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因为它希望排挤对中国的批评,并扩大美国的社会分歧。”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有证据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干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中国当然想要--这么说吧--他们肯定想要干预大选。那些恶意分子基本都想让特朗普当选,这不是个玩笑话。”他说。


他指出,如果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会导致美国领导力的缺失,从而让威权国家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在访谈中,拜登还为自己担任总统的能力进行了辩护。在被问到很多美国人担心他年龄过大,可能无法继续领导国家时,拜登说自己的年龄不会影响他他当总统的能力。“我能比所有人做得更好,”他说。


根据路透社5月21日公布的民调,目前拜登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两年来的新低,仅为36%。


拜登在采访中还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影响力表示怀疑,拜登说:“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


网民嚎叫:


xlle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34:00

尼玛老痴呆说胡话 都崩溃n次了 反中蛆来个小高潮爽吧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26:36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拜登团队里关于中国的所谓的“专家们”都是白痴;第二,拜登自己是老年痴呆。

oleo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23:43

老比昂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天天自己打脸,一三五崩溃,二四六威胁,周日精神科医生的appointment


谢选骏指出:无疑的,在拜登眼里,习近平就是毛泽东三世,这个“书记”他已经“输极”了。现在要严防死守,免得他铤而走险,变成普京。毛泽东还是美国愿意接受的,毕竟只在国内杀戮,扩张能力有限,变成斯大林侵略邻国,那就麻烦大了。


谢选骏:《大纪元时报》黑恶组织、二十年恶攻、三十年恶报

 《大纪元时报》2004年平面与网络双管齐下,发表文章对我的划时代著作《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进行恶毒攻击,就像毛泽东发起的文革批判一样。因为我此前曾经私下指出:李洪志想冒充唐朝皇帝;所以《大纪元时报》就对我疯狂报复!不知道他们为此拿到了李洪志和法轮功多大一笔赏金?现在,《大纪元时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二十年恶毒攻击,对比三十多年刑期,似乎连本带利分毫不少。 


“《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被控参与6700万美元洗钱计划”(霍莉·洪德里奇(Holly Honderich)BBC记者 发自华盛顿 2024年6月4日早上7点21分)报道:


《大纪元时报》(Epoch Times)的首席财务官因涉嫌参与大规模洗钱计划而被捕。


据美国司法部,61岁的关伟东(Weidong “Bill” Guan,音译)遭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参与一项非法资金达6700万美元的跨国洗钱阴谋,以为自己和《大纪元时报》谋利。


根据起诉书,关伟东领导着该媒体的“网上赚钱”(Make Money Online)团队,利用加密货币购买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犯罪所得。


关伟东尚未提出抗辩。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会被判入狱30多年。


《大纪元时报》周一晚在发给BBC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打算并将全力配合任何针对关先生的指控的调查”。


“虽然关先生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但公司已暂停了他的工作,直到此事得到解决。”该媒体称。


《大纪元时报》没有回答检察官提到的有关“网上赚钱”团队的具体问题。


BBC无法联系到关伟东置评。


在长达12页的起诉书中,美国联邦检察官详细描述了据称始于2020年左右的计划。


检方称该计划并不复杂:“网上赚钱”团队成员通过加密货币以折扣价购买犯罪所得,并将这些所得转入与报社有关联的实体持有的银行账户。


这些非法所得最终将通过“数以万计的分层交易”转回《大纪元时报》账户,包括使用预付借记卡和使用被盗身份信息开设的金融账户。


根据起诉书,多年来,该计划为《大纪元时报》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就在关伟东涉嫌参与骗局的同时,该报的内部账目显示其年收入激增了约410%——从2019年的1500万美元增至次年的约6200万美元。


检察官说,当银行询问关伟东激增的资金从何而来时,他谎称资金来自“捐赠”。


关伟东被控一项共谋洗钱罪和两项银行欺诈罪。


检察官指出,这些指控“与媒体公司(《大纪元时报》)的新闻采集活动无关”。


《大纪元时报》成立于2000年,最初是一份在纽约免费派发的低成本小报。


《大纪元时报》由隶属于法轮功宗教团体的华裔美国人创办。


此后几年,该报据称已发展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媒体之一,也是阴谋论、右翼虚假消息和中共激烈反对者的大本营。


谢选骏指出:《大纪元时报》2004年平面与网络双管齐下,发表文章对我的划时代著作《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进行恶毒攻击,就像毛泽东发起的文革批判一样。因为我此前曾经私下指出:李洪志想冒充唐朝皇帝;所以《大纪元时报》就对我疯狂报复!不知道他们为此拿到了李洪志和法轮功多大一笔赏金?现在,《大纪元时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二十年恶毒攻击,对比三十多年刑期,似乎连本带利分毫不少。 


“《大纪元时报》高管涉嫌洗钱在美国被捕”(KEN BENSINGER, CHARLES HOMANS

2024年6月4日)报道:


《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周一被捕,并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犯有洗钱和银行欺诈罪。

《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周一被捕,并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犯有洗钱和银行欺诈罪。

右翼媒体公司《大纪元时报》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遭到逮捕,并被指控通过公司账户清洗至少6700万美元的赃款,这项计划进行了多年,目的是为了提高财务回报。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一项洗钱罪和两项银行欺诈罪起诉关伟东(音,又名比尔·关)。指控称,他向一家金融机构隐瞒了资金来源,其中一些资金据称是骗取失业救济金所得。司法部称,这笔钱使大纪元的收入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近400%。

身为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的关伟东于周一被捕,5月23日递交的起诉书现已公开。他提出无罪抗辩。他的律师——一名联邦公设辩护人——拒绝置评。如果罪名成立,关伟东将因洗钱罪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因银行欺诈罪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

《大纪元时报》隶属于在中国被禁止的灵修团体法轮功,多年来一直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免费纸质版报纸,主要致力于批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该媒体变为特朗普及其右翼盟友的主要支持者。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关伟东在四年的时间里经营了一个“庞大的跨国计划”,用加密货币在网上以折扣价购买预付借记卡,然后将卡上的钱存入个人和公司账户。检察官说,这些借记卡里都是非法获得的资金,其中一些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失业保险福利。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称,这些指控表明,政府“致力于严厉执法,打击通过洗钱为欺诈提供便利者,并保护美国金融体系的诚信”。

据曼哈顿联邦法院的发言人说,61岁的关伟东于周一晚间被拘留,他面临300万美元的保释金,其中包括一笔25万美元的押金。根据保释金条款,一旦获释,关伟东必须继续接受在家拘禁。

《大纪元时报》在声明中说,该公司“有一个指导原则,那就是在交易中将诚信置于一切之上”,但又表示,该公司“计划并将全力配合任何涉及对关先生指控的调查”。该公司表示,在此事尚未结案之际,已暂停关伟东的职务。 

司法部表示,“这些指控与这家媒体公司的新闻采集活动无关。”起诉书中没有提到其他员工的名字。

该机构出版《大纪元时报》,运营同名数字新闻网站,制作大量播客,并运营广播公司新唐人电视台。

该公司于2000年在佐治亚州成立,现任首席执行官唐忠当时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也是法轮功修习者。法轮功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其成员在中国受到迫害。


2020年,前《大纪元时报》工作人员告诉《纽约时报》,在2016年大选期间,该机构支持特朗普,希望他担任总统后能推翻共产党。特朗普获胜后,这家新闻机构成了他的热情支持者,传播政府的信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右翼重要媒体。

它还成为右翼阴谋论的主要传播者,尤其是以Facebook为主的社交媒体上。该公司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页面网络,通过病毒式传播的内容和大量广告吸引受众,有时数量相当庞大。

2019年,Facebook发现《大纪元时报》违反透明度规定,掩盖其广告购买,随后禁止该公司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但大纪元在其他平台上继续繁荣发展。去年,该公司称,按订阅数量计算,它是美国第四大报纸,但由于不参与行业审计,这一数字无法核实。

司法部表示其洗钱计划始于2020年,一直持续到上个月,与该组织的财务大幅增长时期相吻合。根据联邦税务文件,2020年,它的总收入从前一年的1500万美元增加到7100万美元,增长了373%。第二年,营收再次跃升,增幅超过70%,达到1.21亿美元。这些税务申报文件是由关伟东以该公司最高财务主管的身份签署的。

关伟东和公司其他代表经常将财务结果归因于付费发行量的增长或支持者的捐赠,他们曾致信一位国会议员,称“订阅构成了增长的主要部分”。

但联邦检察官表示,大部分资金来自一个复杂的犯罪计划,关伟东在该计划中雇佣了一个名为“线上赚钱”(简称MMO)的海外团队。


检察官说,当银行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就涉及该公司账户的大量可疑交易联系关伟东时,他一再否认有任何违规行为。起诉书称,有一次,他告诉一家银行,这些存款代表着“支持者越来越多的捐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媒体”。

关伟东还将其中1670万美元存入了他的个人账户,他没有在税务申报中报告这笔收入。

《大纪元时报》一直在扩大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它投资2024年竞选报道,并在全国各城市投放大量广告牌广告。随着《大纪元时报》成为右翼人士广泛阅读的媒体,它也在共和党政界找到了特朗普以外的支持者。

今年1月,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主持了《一六真相》(The Real Story of January 6)的放映,这是一部由大纪元流媒体平台制作的电影,宣扬了有关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各种右翼阴谋论。

去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夫·诺曼在国会记录中宣读了一份声明,表彰《大纪元时报》“关于新闻的最佳实践和最高原则”。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词,”诺曼在声明中说。“那就是自由。”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大纪元时报》隶属于在中国被禁止的灵修团体法轮功,多年来一直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免费纸质版报纸,主要致力于批评中国共产党。”——其实呢,《大纪元时报》和共产党武警是一丘之貉,它们的主要活动都是为了党同伐异、一手遮天。所以“大纪元”又被人称为“大妓院”——现在事实证明,《大纪元时报》确实是个黑恶组织。


谢选骏:凍結存款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

《纽约时报: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的》(纽约时报 2024-12-03)報道: ​​​​​​ 仅仅二十年前,中国还几乎没有生产小汽车的能力,拥有汽车也被认为是一种新奇事物。如今,中国生产和出口的汽车比任何国家都多。 候任总统特朗普承诺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