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王学信）报道：
公元1758年，欧洲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法国毗连瑞士的边境购买了两处庄园，一处叫图尔内，另一处就是著名的费尔奈古堡。这时，加上他在瑞士境内购置的两幢别墅，四处栖身之所使这位64岁的著名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终于告别了40余年的“客卿”和流亡者的生涯，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向当时掌控着欧洲大地的一切黑暗势力，发起了最迅猛的进攻，燃起一支不熄的启蒙思想的理想火炬，而在这理性的智慧之光中，分外闪耀着中国儒家学说的夺目光辉。
“您是欧洲的孔夫子”
自1760年费尔奈古堡修葺一新后，伏尔泰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18年，而费尔奈对于伏尔泰来说，犹如大西洋中的杰西岛和盖纳西岛之于雨果。在这里，伏尔泰完成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风俗》、《哲学辞典》、《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老实人》等等。与此同时，伏尔泰写了一万多封文笔隽永、风格各异的书信，以及那些思想犀利、内容宏富、数量同样惊人的杂文杰作。在此期间，全欧洲都知道通往费尔奈的道路，每天从欧洲各地前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而更多的信函则如雪片般飞来。
1767年冬，一位名叫理查德的德国16岁青年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先生，请允许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从德国中部向您致意！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其名……”
诚如斯言，伏尔泰终其一生尊崇、仰慕中国的孔子，不遗余力地宣扬、倡导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堪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以至在他的四处居所专门辟出“孔子之室”，在这些房间恭敬地挂上孔子肖像，就像中国士子那样朝夕虔诚礼拜，并将每年田地里收获的第一穗谷物供奉在“大成至圣先师”的像前，祭奠这位“教育后代谨守美德”的中国古圣先哲。
法兰西的一颗新星
公元1694年，伏尔泰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殷实之家，父亲原为一名公证人，后任审计法院税吏。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的伏尔泰在10岁时进入巴黎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学习拉丁文和修辞学，从西塞罗的雄辩演说，到维吉尔、贺拉斯的美妙诗句，给了他以最初的古典人文主义熏陶。
从小就思维敏锐、聪慧过人的伏尔泰12岁时即因优美的诗文而接连获奖，21岁时更以其首部悲剧《俄狄浦斯王》而声誉鹊起。然而，他的自由思想也给他带来一系列坎坷和厄运，先是以几行诗句冒犯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后因警署怀疑他写诗讽刺当局而被投入巴士底狱11个月。不久，他因与一位青年骑士顶撞，再次被投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被迫流亡英国。
作为君主立宪制和尊崇新教的国家，英国是当时欧洲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度，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上，充满感慨的伏尔泰结识了蒲柏、斯维夫特等名诗人、名作家，读遍了英国最新的哲学名著，全面考察了英国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将见闻及感悟写进他的名著《哲学通讯》。正是这本书，连同他同时期的大量书信、译文及其它作品，法兰西才得以发现洛克、牛顿和莎士比亚。
1729年，伏尔泰载誉回国，他的作品连连出版或上演，深受法国公众喜爱，而心境愉悦的他亦凭借其对金融知识的深刻领悟，在股票市场接连得手，获利极丰，加上丰厚的版税收入，伏尔泰迅速跻身富人之列。
西雷宫使伏尔泰获益匪浅
财富和声望并没有阻止住专制政权对他的迫害，1734年，当局以其《哲学通讯》中反专制、反教会的文字为罪责通缉他。伏尔泰秘密潜往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的西雷宫暂避，而这一暂避竟将近10年。谁也没想到的是，这10年隐居，却使伏尔泰因祸得福。
在远离城市喧嚣、美丽而幽静的西雷宫，伏尔泰潜心阅读、研究和写作，大批优秀的作品如泉水般从他的笔下涌出，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经济、艺术、数学等诸多领域。应该说，这其中夏德莱侯爵夫人功不可没。伏尔泰终生未娶，夏德莱侯爵夫人是他最钟情的女友。
这位侯爵夫人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中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她兴趣广泛，思想活跃，酷爱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是牛顿著作最早的法文译者。正是在她的启发下，伏尔泰萌生了撰写一部世界文明史的想法，这部最终被命名为《论风俗和各民族的思想》的巨著，其最初的章节，也正是献给这位他一生深深挚爱并崇拜的女友的。
西雷宫的丰富藏书无疑使伏尔泰获益匪浅，其中不少是有关中国的。此外他还尽可能地购买和搜集一切有关中国的资料，认真加以阅读和研究。从利玛窦到金尼阁，从蓝方济到柏应理，近两个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的大批著述纳入了伏尔泰的视野。他们的传神笔墨，使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在他的眼前变得鲜活生动，亲切可爱，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所深深折服，中国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于是，伏尔泰开始撰写这部世界文明史，他在前言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让我们一起游历这个地球，看看它那时处于何种状态下，并一起按照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去研究它，即从东方国家始，直至我们这些国家止。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
伏尔泰笔下的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国家就是中国，他以中国开篇，巅覆了以往欧洲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接着，伏尔泰全面地介绍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及其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谈及中国的儒教时，伏尔泰以崇敬的笔调写道：“我们称之为Confucius的孔夫子，生活于距今二千三百年前，比毕达哥拉斯还略早些。他恢复了这个旨在公正的宗教，传授它，且无论地位尊卑，皆身体力行之。他曾位尊至某诸侯国大司寇，亦曾流亡飘泊，贫困交加。他生前收徒三千，死后，历代皇帝、阁老及儒官、文人，以及一切非下等百姓者皆尊其为师。他的家族仍然存在，在一个除了现任官职便无其他显贵可言的国家中，孔氏家族却因老祖宗之荫庇而赫赫然有别于其他家族。而孔子本人，亦享有着一切尊荣。”显然，在西雷宫的史学研究中，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和儒教的一致赞美使伏尔泰深深信服，并为其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4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伸出的橄榄枝结束了伏尔泰的10年隐居，诗人毕竟充满激情，他渴望亲手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以实现他辅佐贤明君主治国的理想，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中国的李白、杜甫和苏轼。他先是受命出使普鲁士，接着在少年时的贵族朋友达让松兄弟和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夫人的力荐下，出任宫廷史官和王室侍从，1746年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然而，继承了“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切内外交困恶果的路易十五不思鼎故革新，依然挥霍无度，热衷于声色犬马，并维持着绝对君权制。这使得伏尔泰难以容忍，他最终选择了逃离凡尔赛。1749年，夏德莱侯爵夫人在西雷宫不幸病逝，伏尔泰极为悲恸，对法国的极度失望，最终使他踏上了前往波茨坦的旅途。
莫愁宫三年，
一窥中华文化之堂奥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早在当王子时，便深深仰慕这位天才的法国诗人，时常写信求教，有时还寄些幼稚而充满热情的法文诗请老师批改。腓特烈继位后，很想把这位誉满欧洲的老师请到宫中，伏尔泰也为有这样的国王学生和朋友而自豪，而他似乎也相信这位热爱文学与哲学的腓特烈大帝会像少年时那样依然赞同民主思想。
然而，继承了绝对权力宝座的腓特烈已不是当年那位充满激情的少年，他也不可能跨越封建专制的窠臼，绝对权力使他成为一个多疑傲慢、充满恶意的暴君。在腓特烈的波茨坦王宫待了三年，伏尔泰终于不堪忍受其专横跋扈而逃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波茨坦“莫愁宫”图书馆有关东方的丰富藏书为他深入研读儒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大批著述及对中华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的译作辗转传回欧洲，其中不乏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夫子》、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以及《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等名著。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当年派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均非泛泛之辈，绝大多数都是学有所成的著名专家学者，可谓欧洲学界一时之选，他们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两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令人钦敬。
正是通过他们的著述及译著，伏尔泰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深入研读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诗经》、《春秋》、《老子》、《庄子》等最重要的儒家、道家典籍。于是，在伏尔泰的笔下，一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路易十四时代》问世了。在记述和批判路易十四专制时期的腐败、残暴和黑暗、愚昧的同时，伏尔泰将宁静、平和的中国与之做了截然相反的最佳对比。
在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思考中，他发现儒学在中华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的学说及其高尚行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一切，从社会结构到伦理道德，从民族性格到风俗礼仪，他被中华民族奉为“万世师表”当之无愧。伏尔泰热情赞美中国人的善良、宽容，风俗之淳厚，以及知书达理，对孔子的智慧及蕴含其中极富教育意义的人生哲理，亦表露着由衷的仰慕。显然，“莫愁宫”的三年，确使他不虚此行，在更高的层面上，一窥中华传统文化之堂奥。
中华人文精神的永恒魅力
在“莫愁宫”，伏尔泰写出了他的著名悲剧《中国孤儿》，1755年，《中国孤儿》单行本出版，他赠送了一本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附信中，伏尔泰写道：“这出悲剧是我在不幸离开您之前在您的宫中开始写作的。”
元朝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描述了春秋末年发生在晋国的一段真实故事：晋国大夫屠岸贾诛杀赵氏，而韩厥、公孙杵臼和程婴等忠义之士为保护赵氏孤儿，不惜自我牺牲和忍辱负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终使正义得以伸张。该剧由杜哈德译为法文载入《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次年再版，并迅速译成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影响可谓大矣！伏尔泰在杜哈德的《赵氏孤儿》译本中读出了令他深深崇敬的“中国精神”，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孕育出的志士仁人，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重气节，讲情义，明大理，面临危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极可宝贵的中华人文精神。
于是，伏尔泰满怀激情以《赵氏孤儿》为蓝本，将故事背景移至宋末元初，创作了歌剧《中国孤儿》，副题为“五幕孔子的伦理”。剧中主人公张惕在极艰险的处境中仍坚信：“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灭亡的。”
终于，忠君保国的大宋遗臣张惕和在强权面前宁死不屈的张妻伊达梅的大义凛然，令胜利者成吉思汗自渐形秽，深感差愧。他赦免了张惕一家和宋王遗孤，并请求张惕道：“您是最权威的教官，请留在我的宫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让他们都像你一样高尚知礼。让被征服的民族统治征服者，以他们的智慧统帅勇气，将国家治理。”显然《中国孤儿》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然而，它所阐释的主旨却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那就是——文明，必将战胜野蛮，而中华人文精神具有永恒的魅力。
高扬孔子学说的战斗旗帜
定居费尔奈古堡后，伏尔泰在自己的领地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其如椽巨笔向横行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狂热和蒙昧主义，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空前猛烈的进攻，而在他的战斗旗帜上则镌刻着孔子的睿智、仁厚，闪耀着儒学的理性之光。
历经20余年的研读与深入思考，已逾花甲之年的伏尔泰深得儒学之精要，孔子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以至在他1763年2月18日的梦境中，孔子已排在梭伦、苏格拉底等欧洲古代贤哲之前，位居首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伏尔泰作为弟子与后学，他真切而深刻地理解了孔子学说的真谛及其言行的伟大。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位孔夫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他是理性之友，狂热之敌，他仁慈且安祥，一点都不将真理与谎言相混。”他推崇《论语》“是一部纯美道德的箴言集，你们在这部书中找不到任何低级趣味或荒谬的预言。”他在诗中赞美孔子：“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谁知到处使人相信／也得到了本国深深的爱好。”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孔子和他的学说，伏尔泰不遗余力随时热情褒扬。譬如，在他著名的《哲学辞典》中，他写道：“这或许是西方人的耻辱，出于什么样的不幸，我们要到远东去找寻一位简补的贤哲。他不图奢华，毫不招摇撞骗，在我们俗历六百年前就已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幸福。那时，整个北方尚未发明文字，而希腊人的智慧也才刚刚脱颖而出。这位贤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从不欺骗别人的。自他以后有谁倡导过比这更善美的行为准则吗？——‘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泛爱众，而亲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教无类’。”
在伏尔泰的著作里，就像他在《哲学辞典》中那样，无论是《历史的哲学》、《无知的哲学家》，还是《上帝与人》、《中国信札》，伏尔泰常常直接引用孔子的语录，将他的理想诉诸欧洲公众。在他的周围集聚着几乎当时所有的启蒙思想家，从霍尔巴赫男爵到德比勒夫人，从狄德罗、巴夫尔到德·达朗贝尔、爱尔维修，以及杜尔哥，孔多塞等等，他们同样热爱中国和中华文化，崇敬孔子及儒家学说，并在他们的著述中向公众热情宣传中国和儒家文化，在《百科全书》中，狄德罗高度评价中国民族，他认为：“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伏尔泰自称“孔门弟子”，且以此为荣，而更多的孔门弟子齐聚在他的大旗下，掀起波澜壮阔的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运动，而在欧洲这场影响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未来的伟大的思想革命中，孔子事实上成了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精神导师之一，以至伏尔泰在致其战友的信件中，不断出现下列词句：“我以孔子的名义拥抱您”，“以孔子的名义，我再一次向您道别”等等。而我们知道，在当时，人们往往以上帝的名义向亲人或友人表示致敬，在伏尔泰晚年，孔子在伏尔泰的精神世界竟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伏尔泰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虔诚与敬仰，令笔者深感震撼。的确，诚如法国学者雷蒙·纳弗所言，孔子作为伏尔泰的“精神教父”，拥有“特有的魅力”，伏尔泰叹服于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及永恒价值，感慨“没有哪一条美德被他遣漏，他的每一条语录都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倘若人人以此自律，地球上就再也不会有争斗了。”为此，他坚信“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体面的时代，就是人们都遵循他的教导的时代。”
“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法国有个邮政局在整理邮件时，发现一封没有收件人姓名和地址的信，信封上写着：“寄给诗人之王、人民的哲学家、欧洲的守护神、祖国的喉舌、国王的历史学家、英雄的歌颂者、宗教狂的对头、被压迫者的救星、孤儿的慈父、富人学习的榜样、穷人的靠山、善人的典范。”这样一封信该投递给谁呢？“一定是他！只有他才配得上所有这些尊贵的称号。”经手的邮务员毫不迟疑地断定。于是，邮局将这封信投递给著名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伏尔泰，果然，信送对了。
1778年，法国专制帝王路易十五死了，暮年的伏尔泰满载荣誉英雄般地从夏尔奈回到故乡巴黎。不久，他因病逝世，巴黎人民为他树立了纪念铜像，而在他的墓碑上则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
在北美大陆，公元1775年4月19日凌晨，列克星敦小镇的“自由之子”民兵向英国皇家轻步兵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第一枪，次年7月4日，《独立宣言》问世，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接着，公元1789年7月14日清晨，愤怒的巴黎市民高呼“自由万岁”，像大海的怒涛冲向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是年8月27日，法国制宪会议发表《人权宣言》，随后，在《马赛曲》的歌声中，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成立。而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昭示的人类公平与正义的理性光辉中，确实折射出源于儒家的智慧之光。
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指出：“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渊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然”。“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让我们记住伏尔泰，正是他，作为欧洲孔门第一弟子，将孔夫子的人格魅力、道德文章及政治理想直接诉诸欧美公众，将大西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功在当世，亦泽及后人，使风云激荡的十八世纪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历史时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伏尔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我看伏尔泰不懂“孔门”其实只是一个“空门”——那里并没有他所梦呓的自由思想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