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在美国发现中国文明并创造中国文明

《王朔：在美国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2017年12月28日 转载华人生活网）说：

我去美国半年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另外，当时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没去。

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人家不会跟你多罗嗦了。

在美国，我在纽约和洛杉矶待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我去一些美国内地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

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我们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你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我英语不好，他们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让我显得挺无理的。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

后来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待着别人还挺害怕我的，可能他们把我当成越南人了，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

我遇到的别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

有一天，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我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我当时正担心如果让我绕，我怕我会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我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我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

比如，我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别处，谁干呀？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

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

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

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

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

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由，但是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待在美国会有点麻烦。

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

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

我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我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失踪了的一个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我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这些哥们全到美国来了。

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我感觉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所认识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在那里待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他的这个努力还算好，但是也有点过分艰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我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我才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

大家都这么专门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我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我想他们其实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国犯法之后，你别想“托人帮忙”。

但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我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当然，我想我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的，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我开始明白，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待着其实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围弄干净了，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了。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了。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轻，如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了。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也肯定没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

当然，我也还有一些自尊心，对于我到美国生活这件事情，我一直这样比喻；你到人家家里来住就够腆着脸的了，然后你再跟人家抢着干活，比如说抢着到餐馆打工之类的，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干不动。）从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别吃、别人的东西别拿。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经把我介绍给《花花公子》这些杂志去写小说，我用中文写，他们翻译，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一类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对《花花公子》这类的杂志我这次也有一些新认识。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实也就为了我的书能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

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

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在美国，你不仅可以摆脱来自政权、国家的压迫，还可以摆脱来自社会、群体的压迫。这点亚洲人应该感觉更强烈。

因为亚洲非常是一个群体文化主导的地区。你的行为如果没有按照那个社会的要求，没有得到那个群体的认可，就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你周围那个群体特别关心你，你买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哪笔投资赚了多少、赔的多惨、是否结婚、何时生子、儿子考上哪个大学、女儿是否嫁了富豪，等等等等，统统都有人关注。

于是你就要为别人的看法活着，为面子活着，那虚荣心就像火箭一样冲天而去，时时刻刻把你吊在半空中。那个活法实在太累、太本末倒置了。

而在美国，你愿意怎么个活法，就怎么活。你成天开着奔驰在大街上晃荡，也不会有什么得意感，因为根本没人多撇你一眼；你骑个自行车送外卖，也不会感觉什么心酸，因为你也不会遭到什么冷眼白眼，下了班，你照样有一迭钞票。没有同事、朋友跟你攀比。大家下了班，各自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才没闲功夫管那么多别人的事儿。

像我自己，如果不是在美国，即使不因言获罪被关进监狱，恐怕也是今天这个同事跟你说，你这个观点不符合国情；明天那个朋友忠告，你那个政治立场太偏激了；后天某个亲属善诱：写文章惹麻烦、得罪人，还两袖清风；你要是去经商，早就发了多大多大的财，等等。

于是为了迎合这一堆关心你的好心人，你就住嘴吧。你的个性、你的思考，就被那个群体的思维吞没了。

在美国，你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比任何一个其它地方都更能摆脱来自社会群体的压力，这是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给人带来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起码我个人对这点的感觉很强烈。

中国有作家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的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他说得很准确。

美国人非常爱国，是全世界最爱国的一群人，但他们却不是民族主义份子。这绝不仅是因为美国由各种民族组成，而是因为美国人“爱国”的内容是爱“自由”。

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所以他们才爱。在自由这个概念里面，没有血源、没有种族、没有宗教、没有群体。所以说，美国人爱国的核心是爱“自由的价值”。

美国没有民族主义，也可以有“国家主义”呵，但美国也没有。你看美国人从来不会为赢了或输了一场和“外国”的体育比赛而全国欢腾，或全国暴怒。

但是，当美国运动员胜利、美国国旗高高升起的时候，美国人也会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他们热爱那面护卫着他们的“自由”的旗帜；而不仅仅是一面代表土地、血缘、民族和国家的旗帜，因为：

对土地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那块土地使你遍体鳞伤；对血缘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血缘带来的苦难多于幸福；对民族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你的所谓伟大的民族把你变成渺小的个人；对国家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你的号称强大的国家要你牺牲做它的奴仆。

我想无数遍强调的是：

人们对美国的爱，既不是对土地的爱（哪里都有美丽的山河），也不是对血缘的爱（哪个人种都有俊男美女）；既不是对民族的爱（哪个民族都有自己骄傲的特色），更不是对国家的爱（独裁者的天下总有最大的爱国理由）。热爱美国，是对自由的爱。而一个人，只有对自由的爱才会永不疲倦、永无尽头！

所以，捍卫美国，是捍卫“我自己”的自由——在一个人所有的动力中，没有比捍卫自己的自由更大的动力。所以，尽管艰难，自由在一路地胜利。

谢选骏指出：作者在美国发现了中国文明，这是在中国已经绝迹的东西——“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但是，王朔所见之物仅仅还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东西；他显然不知还有第三期中国文明，因此也就无法知道这个文明他本人还在参与创造！所以他无奈地说——“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看来，作者的问题在于，他过于重视读者市场的反应了，因此无法胜任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重任。他哪里知道，但丁的《神曲》就是隔离母语的在流放中写的，但丁以此创造了现代的意大利。就我而言，“在美国发现中国文明”，不仅是发现第一期第二期的中国文明，而且是创造第三期的中国文明。这就是中国最为需要的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