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一国两制是南北朝而不是土司制度

《“一国两制”是现代版的土司制度》（2017-07-03 纽约时报）报道说：

这个7月1日是英国将香港移交中国20周年纪念日，为了保护这座城市的独特和自治，移交前双方做出了一些特殊安排。再过30年，香港将完全回归。
从现在到2047年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不妨预测一下未来：从诸多早前的甚至是古代的先例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中央政权是如何控制边疆的反叛势力并最终将其制伏的。
在香港发生2014年的亲民主抗议活动、几名分离主义者当选立法会委员之后，北京当局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已经把主张本土自决——由1966年的一项联合国公约赋予的政治权利——的香港人称为“叛乱”者，还说必须“坚决打击”他们，同他们“作斗争”。他还要求香港新一届政府实施香港“小宪法”《基本法》中一项争议性的安全条款。将于7月1日宣誓就职的新任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则说，应该从幼儿园开始“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挑起争议的政治信息贯穿着一种颇为新奇的观点：香港人一直在误读主导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一国两制”原则。为了纠正他们，中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4年6月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实际上，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在帝制中国，主权概念和国界线从不像西方世界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那样清晰。
约有2500年历史的儒家典籍《尚书》，描绘了一种被称作“五服”的主权体制：天子居于中央，外围环绕着五个同心圆。一个地方离中央越远，天子对它的控制就越弱，它对天子的义务也越少。
不过这种模式并非固定不变。随着中国诸王朝有能力把军事力量从中央投射到边疆乃至边疆之外，并对这些地方实施有效的统治，帝国的外部边界会有所拓展。
这其中的含意，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中国之意图——其中包括它在南海的意图，它那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背后的意图，尤其是它在香港的意图。
岭南，也就是现今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方地区，在见证了一系列野蛮的军事行动之后，于公元前三世纪被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纳入中国的版图。但蛮夷并不是那么容易统治的。因此自公元7世纪至10世纪，唐朝的皇帝们认为最好是借助不太正式的交换条件来治理这些地方：少数民族部落中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果臣服于中央政权，反过来将得到中央的支持，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这便是所谓的羁縻政策。
到了元朝，这种安排于14世纪走向正式化。在今天的中国西南地区，部落长者被授予一个新头衔：土司——意思就是土地之主。这是一种得到中国官僚体制认可的世袭官职。与此相伴的义务是听命于天子并向其纳贡。但由土司统治的地方可以保留它们独特而又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
这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原则的原型。除了行政长官这一今日香港之最高官职不可世袭以外，去职的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根本就是当代的土司。
千百年来，随着皇家变得更为强大并不断扩大直接统治范围，它开始用自己的官员，也就是流官，取代地方上的土司。取代的过程旷日持久，很多土司最终只好和流官分享权力，一开始是头号人物，然后退居次位。在雍正皇帝发起一场血腥的征服战后，正式的土司制度于18世纪初走向终结。不过这种惯例的遗存绵延甚久，有些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香港于1997年回归后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Tung Chee-hwa)，是一名行事方式类似于流官的土司。他做了不少旨在取悦北京当局的事情，其中包括在2002年试图让一项将会遏制言论和结社自由的严厉法案获得通过。但由于5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抵制该法案——当时香港的总人口约为700万人——他被迫做出退让。
看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得出了“人心尚未回归”的结论，随后开始促进人心回归。到2008年，北京在香港的前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设置了由来自内地的党员干部组成的所谓“第二支管治力量”。自那以来，有人看到一些亲北京候选人在香港的选举中获胜后前往香港中联办，大概是去表示感谢。土司成为流官的副手。

近年来，来自大陆的资金大量涌入香港，北京许多高官的家属也在这里生活、工作、投资、累积财富。这些因素降低了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性，即便是在香港全面回归中国的2047年日益临近之时。不过，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会有更多权力从香港政府转移到中联办。
透过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政治公关活动可以看出些许端倪。6月26日，即将去职的梁振英和其继任者林郑月娥一同参加了颂扬香港回归后所取得成就的展览。习近平出席了此次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焦点。
中国主要国有广播电视机构CCTV的镜头，呈现了这场犹如一出大戏的活动。镜头中，习近平长时间与梁振英交谈，梁振英则沐浴在伟大领袖的注目之中。
要知道，梁振英没能在香港维系北京所要求的哪怕是一点点社会和谐，因而被毫不客气地剥夺了连任的机会，那么对两人之间虽然不太自然但却很亲切的交流只能有一种解释。用香港的粤语俚语来说就是：“一啖砂糖一啖屎。”要安抚受罚之人，否则受罚之人可能会怀恨在心。
与此同时，习近平对林郑月娥态度冷淡。他看起来甚至没有跟她进行过眼神交流或说过话——尽管北京支持她出任香港下一任特首，而不是另一个人气旺得多的候选人。
由此传递给林郑月娥的是粗鲁、粗暴而又明确的信息：看看谁才是老大？对香港人来说，这是不祥的预兆：很快就再也不会有土司了。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顾名思义，本应限于谈谈纽约的事情，但他却要面面俱到，这就自然难免“马失前蹄”了。就拿本文来说，它把共产党中国的“一国两制”误解为“现代版的土司制度”，殊不知，土司制度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是中央朝廷统治周边“熟番”的制度；“一国两制”却是外来统治的结果，是入主中国的游牧民族（五胡、辽、金、元、清、俄苏哥萨克）分而治之中国的手段。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肯放弃共产党专政，说明他不是中国人，而是共产党，是俄苏哥萨克的马仔，虽然他去过法国刷盘子打工，吸过一点西方的残汤剩饭，但其主要使命依然不是“西化中国”，而是“苏化中国”，这一点他和老毛并无不同。

正如游牧民族不能把中国全面同化一样，社会主义也不能把中国全面同化，所以不得以求其次，共产党向中国社会实行让步政策，开始了“一国两制”——但是大家不要被《纽约时报》误导了，这个一国两制不限于对付香港，也不限于对付澳门和台湾，而且适用于整个中国大陆！

一国两制在中国大陆的体现就是“资本主义民营和共产主义国营的并存”！这不是什么“现代版的土司制度”，这是中共的心腹大患。这种精神分裂的一国两制，已经在中国大陆带来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恶果，总有一天会把这个巨人症患者炸得粉碎的。

所以在谢选骏的巨著《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中指出，南朝不仅包括港澳台，而且包括整个长江以南的南部中国。这个南中国从来就没有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北方蛮族的南下干部”的宰割。例如，温州就一直在冒头反抗，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温州就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邓小平还没死呢，温州就变成了“中国的耶路撒冷”。赵紫阳在四川和广东的做法，也都是“南朝”的，而非“北朝”的，最终导致“整个北朝的南朝化”，也就是“整个大陆的的港台化”。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南朝化的萌芽”嘛。

事实在在证明，一国两制是“内化的南北朝”，而不是“外放的土司制度”。所以共产主义必会消失于中国大陆，而土司制度却会一直存在下去。例如到了现代，土司制度就演化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了，这在将来也会存在，不会像《纽约时报》胡扯的那样，“很快就再也不会有土司了。”除非，普通话得以全面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和多数汉语方言一起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