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球三分之一的女犯关在美国

《美国的女子监狱其实比美剧里的可怕多了》（文/爱文 译/罗迪2015-07-13澎湃新闻）报道：

1994年，来自于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县，身为见习护士和家庭教师联谊会成员的多茜·贾妮思（Dorothy Gaines），独自一人抚养着家里的弟弟妹妹及自己的三个孩子。当地的贩毒团伙为了减刑绞尽脑汁，指控她为该团伙贩卖可卡因。

虽然贩毒团伙间自相矛盾的证词是唯一对她不利的指控，但法庭为她指派的律师在当时并未交叉比对这些证词，最终导致败诉。多茜被控贩卖可卡因罪名成立，她9岁大的儿子菲利普（Phillip）在庭上扑倒在法官膝下并哀求法官不要带走他的母亲。多茜被判处19年联邦监狱监禁。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目的地却是1200英里外的康乃狄克州监狱。

该监狱后来也收押了美剧《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的原著作者既真实主人公帕波·珂曼（Piper Kerman）。Netflix编剧杰姬·科恩（Jenji Kohan）塑造的帕波、红妈、疯眼以及若干《女子监狱》中的形形色色的角色，俨然已成为了数百万美国人眼中的女子监狱真实写照。如今《女子监狱》第三季已经完结，如果你对女子联邦监狱的最直观认识主要来自于该剧，那么你至少应该了解以下四点：

绝大多数在联邦女子监狱的服刑人员因轻型非暴力的毒品犯罪入狱

人们通常认为联邦监狱中关押的都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恶徒。《女子监狱》编剧对角色的塑造也迎合了这种臆想：塔琪枪杀了她第七次堕胎手术的护士，只因为护士对她的堕胎次数多了一句嘴；克劳黛小姐非法贩卖童工到她的洗衣房工作。

然而现实远非剧中所描述的那般“穷凶极恶”，在联邦监狱的罪犯中，百分之六十是非暴力毒品罪犯，而谋杀犯的比例是千分之六左右。毒品罪犯中，几乎没有一人是像剧中的艾利克斯·沃兹那样为跨国毒品走私犯。

大部分女子因不足100克，等同于一块小香皂重量的可卡因或者冰毒而锒铛入狱。如同“美味姐”和达娅一样，她们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而为贩毒团伙工作的小角色。

尽管是些低微的小角色，女性贩毒罪犯的平均刑期超过7年，远长于海洛因跨国走私贩克莱瑞·沃特，这个现实版的艾利克斯·沃兹刑期仅仅为五年十个月。

通常，小角色总是会获得比他们老板更长的刑期，原因何在？和多茜·贾妮思一样，大部分被告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而法庭指派的律师通常在开庭前都无暇审阅被告的卷宗从而进行有力的申辩。不仅如此，检察官对供称“重要”线索的案犯有减刑考量，正如指证多茜有罪的那些案犯。那些小卒则没有掌握任何有立功可能的线索。

如果剧中每一个塔琪对应九十九个“美味姐”，囚犯间拔刀相向的暴力场景就相应减少，然而这更准确地反映了收押轻型女毒犯而造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浪费的现实。联邦监狱在数以万计的轻型犯人身上的开支是每人每年3万美元。鉴于海洛因及可卡因一类的毒品的价值是其同重量黄金的数倍，逮捕一个毒贩无异于新增了一个可以赚得钵盆飘满的职位空缺。

当毒贩出狱以后，就算怀着回馈社会的心愿，也会因犯罪前科导致他们无法正常就业，其中68%的人在3年内又重返入狱。在剧中“美味姐”出狱后短暂寄宿在远方表亲家，因无钱购买食物，无法找到新居所，也没有能力开始新的生活而再次入狱。在现实当中，她的表亲甚至不会容许她睡地板，因为在公共租屋内收留犯人的代价是被驱逐出户。

绝大多数女性犯人都育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

在坚持六年如一日每天写一封信之后，多茜·贾妮思终于引起了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甚至是克林顿总统的注意。在2000年，克林顿总统缩减了她的刑期，允许她回家与亲人团聚。然而她的一家还笼罩在她铁窗生涯的阴影中。

在她服刑的第一年，她的儿子菲利普曾三次自杀未遂，她最大的女儿娜塔莎不得不从护理学校退学来照看他。菲利普先是在学校惹了麻烦后来又连连犯法。多茜艰难地尝试修复她和儿子之间这六年来的感情裂痕。当时，菲利普已经被控携带可卡因以及在加油站抢劫两人两项罪名。精神科医生告诉多茜，菲利普很早以前就应该为他的精神分裂症状以及抑郁症就医。去年菲利普被判二级抢劫罪成立并获刑二十年。和1994年的多茜一样，他也留下了一个9岁大的孩子。

在剧中我们只见到了几个身为人母的犯人，然而现实中联邦监狱五分之四的女犯均育有子女。和菲利普一样，这些孩子同他们的母亲一样被监狱剥夺了大好光阴。在美国境内一共只有七所联邦女子监狱，所以像剧中拉瑞那样开车去探视帕波的情况非常罕见。像多茜一样，很多母亲被迫离开他们的孩子到几百几千英里外服刑，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半数的孩子都无法去探视他们狱中的母亲。

父母入狱给子女带来创伤症的数字惊人，大约1000万美国儿童遭受过父母入狱的创伤，有270万儿童的父母至今还在狱中。有的儿童永远失去了他们的母亲。因母亲入狱，孩子被送给寄养家庭的机率增大了五倍。

当然，很多孩子并不像菲利普一样步着父母的后尘锒铛入狱，但研究证明父母入狱同孩子的愤怒倾向、学习障碍和无家可归有明显联系。难道从孩子手中夺去他们的母亲会让一个国家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吗？

麻烦缠身的女性需要的是教导和医疗帮助，而不是铁窗生涯

疯眼、吉米和罗娜是剧中寥寥几个存在精神问题的角色，然而现实中62%的女犯人深受心理疾病的折磨。目前监狱是美国最大的精神病患者输出地。如果你想寻找犯罪受害人，看监狱里就行。

绝大部分的联邦监狱女囚曾遭受过身体虐待和性侵。在这些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而贩毒的女囚中，三分之二在儿童时期受过虐待。90%谋杀了男性伴侣的女囚曾遭受过他们的虐待，几乎所有的谋杀罪都是出于自卫。

我们不应该因为她们的受虐经历为她们的罪过开脱，但像帕波·珂曼的疑问一样，“监狱是美国政府关押凶犯和麻烦的地方”，将这些女子置于铁窗之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还是为了隐藏社会问题？

这一切都是新的

要说《女子监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因为其精良的商业制作、市井粗鄙的语言以及不切实际的女同性爱场面，而是因为三十年前几乎不存在女子监狱。

和1980年相比，如今美国有相较当时近十倍的女囚在监狱中服刑，增量是男囚在押人数的两倍。美国占世界上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关押的男囚占全世界男囚总数的四分之一，女囚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女囚在押人数几乎是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中国女囚人数总和的九至十倍。

向毒品宣战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在押女囚数量创纪录新高。这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媒体向公众大肆宣传吸毒的危害，国会亦制定了对被控持有少量毒品的疑犯的“最短强制”刑期 。法官对持有5克可卡因（相当于五小袋Splenda糖包重量）的疑犯，强制处以五年徒刑。2010年持有可卡因的重量上限调到了28克。“二进宫”的毒犯的最短刑期不得少于十年。即便宪法第二修正案允许公民持枪，如果毒犯在宅内持有武器，就算与毒品案件毫无关联，控方可以对搜剿的第一支枪加刑五年，另外每多出一只枪再加二十五年刑期。

法官对“美味姐”、达雅和妮基·尼古拉斯这样的小卒或瘾君子的能耐心知肚明，然而他们不得不根据警方和控方查货的毒品重量以及枪支数来对她们施予重刑。联邦法官通常不得插手立法，但他们对国会灾难性的强制法案大声疾呼，称之“疯狂”“心如刀绞”“惨痛”。其中呼吁仁慈的先行者正是将多茜·贾妮思送进监狱的法官阿莱克斯·T·霍华德。

三十年过后，美国人民逐渐发现“向犯罪施以重拳”并不是个利好。不管贩毒的小兵小卒应得怎样的惩罚，将她们扔进大牢的结果对她们的儿子、纳税人以及美国社会来说都是有害无利的。

《女子监狱》虽精彩，但不可以一管窥全豹。此剧没有真实反映监狱中绝大部分涉毒女犯身为棋子、母亲和受害者的事实。尽管曝光了监狱管理不善的漏洞以及女囚们的铁窗人生，但更实质的问题是：将这些女性关进大牢的代价真的值3万美元吗？那对她们自己、她们的孩子以及国家的创伤呢？

谢选骏指出：美国监狱里的这些情况，中国监狱里也有而且更为严重。

据维拉司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监狱女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

1970年至2014年期间，女犯人数从8,000人增加到了近110,000人，其中多数因低级别犯罪或轻罪，正在等待受审或被判处较短刑期，包括与毒品或缓刑有关的犯罪。报告指出，这些女犯中约80%为单身妈妈，64%为有色人种女性。

女犯人数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美国较小的偏远郡市。报告称：“曾经女性入狱的情况很少，但现在几乎每个郡都有女性被羁押——这与1970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近四分之三的郡，监狱中没有一名女犯。” 报告称，被羁押的多数女性生活贫困，并且面临精神健康问题。报告还表示，82%的被羁押女性存在某种程度的酒瘾或毒瘾。

参与该报告的一位研究人员利兹·斯瓦沃拉告诉NPR：“这些社区依靠监禁来处理有精神和行为问题的人。”但报告称，多数女性出狱后的情况“比入狱前更糟糕”。

维拉研究所公布该项报告的目的是引发“有关如何控制美国监狱女犯人数增长的对话”。该研究所注意到，目前没有太多人研究或关注监狱女犯的数量或对女犯的处理方式。报告称，由于缺乏相关的研究，监狱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去解决女性在入狱之前和监禁期间所面临的挑战。

斯瓦沃拉告诉NPR：“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支持女性和帮助她们取得成功。现在的改革并没有考虑到女性。”

全美国有220万人被关在监狱中，有800万人“正处于某种形式的国家控制之中”，其中包括缓刑。全球女性囚犯(成年和未成年)有三分之一在美国。而且，推动监狱扩大化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在美国，监狱已成为一个“扩散”的行业，对太多特殊利益集团来说太过有利可图，私人企业或地方政府都在争相进入这个行业来提供服务。

上述文字来自《被捕：监狱国家和美国政治的禁闭》(Caught: The Prison State and theLockdown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作者玛丽·戈特沙尔克(Marie Gottschalk)选取了一个沉重的课题——大规模监禁，让人们了解到形势远比想象的更糟糕。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戈特沙尔克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她无情地记录了她所谓“监狱国家”(这个称呼多少有些生硬)的编年史。这部书的脚注超过100页，参考书目比脚注还要多出20多页。她了解数据，而数据是恐怖的。 她估计有220万人被关在监狱中，总共有800万人“正处于某种形式的国家控制之中”，其中包括缓刑。每十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监狱服刑。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人中，约有2.5%的人——佛罗里达州的比例为10%——因刑事犯罪而被剥夺政治权利。

非裔美国人承载的负担最重。美国黑人男性囚犯占美国黑人男性总人数的比例，比种族隔离快要结束时的南非还要高，每10万人中有4749名囚犯。不过，其它群体也遭受了坐牢的痛苦。美国白人坐牢的比例是德国的四倍多。在联邦体系中，西裔是最大的囚犯群体。据统计，全球女性囚犯(成年和未成年)有三分之一在美国。

谢选骏指出：美国监狱虽然恶劣，但是毕竟没有共产党监狱式的政治犯人。

《美国司法部公布监狱性侵犯报告 近半女犯人受害》（2005年08月02日 北京娱乐信报）报道：

美国司法部7月31日正式发布第一份监狱强奸虐待事件统计报告。
按照“2003消除监狱强奸法令”要求，美国司法统计局估算出2004年上报监狱管理机构的所有性侵害事件。结果显示，在拘押着210万犯人的美国监狱和拘留所，共发生大约8210起性侵害事件。

所有犯人中女犯所占比例不到10%，但将近50%的女犯曾受到性侵犯；少年犯遭青少年管教机构工作人员性侵犯的比例比成人拘留所高出近10倍。
犯人遭性侵犯指控中42%涉及监狱工作人员对犯人的性侵犯；37%为同牢房犯人间的强奸；11%为监狱工作人员对犯人未发生实际性伤害的性骚扰；其余为犯人之间非强奸行为的性接触。
在所有指控中，约三分之一得到官方证实，15%仍在调查中。约55%或属于错误指控，或缺乏足够证据。调查人员说，确认一件强奸案很难，除非找到DNA实证，或犯人证词。报告承认目前的统计数字并不可靠。统计师艾伦·贝克和蒂莫西·休斯写道：“单凭官方记录不能得出可靠的性侵犯统计结果……由于害怕施暴者报复、犯人间习惯性保持沉默、个人羞于启齿以及对工作人员不信任，受害人通常不愿向监狱管理机构上报(性虐)案件。”
“制止监狱强奸”组织的洛维萨·斯坦诺说：“由于缺乏可靠数据，这份报告体现了重大进步。但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多数受害者从不透露他们遭到了性虐待。”
依照“消除监狱强奸法令”设立的一个委员会将在8月举行听证会。法令还要求完善对监狱工作人员的培训，健全受害人上报制度。

谢选骏指出：某项研究显示，美国的囚犯中，有将近一般的人存在某种精神问题，因为精神病院太少，无法容纳患者，而美国的家庭有没有权利管辖他们，结果导致它们流落街头，变成罪犯。这与中国政治犯的遭遇似乎相反。“司法系统是无法制衡的！现代的大法官就相当于古代的大祭司！”全球三分之一的女犯关在美国，还有三分之二在哪里？是否就在共产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