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
谢选骏:重点维稳也算一种贵族待遇
《高瑜:爬到哪儿都被中国维稳蜘蛛网粘着》(2018年6月8日 转载voa)报道:
中国大陆的六四维稳告一段落。不过,这次维稳将持续到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知名中国异议人士高瑜和胡佳介绍了被旅游的一些经历,说她(他)们时时都被维稳蜘蛛网粘着。
维稳期延长
往年中国六四维稳特别行动六四过后结束,以旅游等形式被送往外地的异议人士陆续返回原所在地。不过今年的维稳期,因为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即,将被延续到10号以后。
星期四(6月7日),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被旅游后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6月5日晚上回到北京,但是现在的管控状态要持续到6月10号,因为有一个上合峰会在青岛举行。这是全国一盘棋嘛,重点维稳的人,处在他们随时的监控之中。回到北京,他们也是什么事情都跟着,我只能去医院和父母的家。”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省青岛举行。
胡佳:如影随形
“被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胡佳说,经费完全出自充足的政府维稳资金。我的行动完全受控。他曾被安排在秦皇岛海边的外交人员酒店,并在那里碰见过维权律师浦志强,今年则没有看见他。胡佳说:“今年显然为了防止我在北戴河海边搞海祭,无论是纪念刘晓波,还是纪念六四。所以根本就没有让我在海边住,而是到秦皇岛市中心,原来秦皇岛市委和市政府边上,一个叫半岛四季的酒店。在那里,不管你走到那里,身边都有两个人随时跟着你,防止你在秦皇岛见到记者。”
高瑜:被蜘蛛网粘着
2018年六四期间,中国异议人士高瑜照例被旅游,日前也回到北京。她对美国之音说:“仨人跟着我,我们四个人一块出去的。那三个人,有国保、有警察,还有司法部门的人。前后七天。(记者:全是政府买单)那自然啦,我这怎么买啊?它要是那样,我不去了。”高瑜说,出去后,行动踪迹不得外泄。以至于有外媒开始报道,“高瑜下落不明”。高瑜的陪同人员很紧张,生怕行动真的外泄,为此不得不关闭手机。高瑜很无奈,拒绝关闭手机。她感慨地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地方国安和公安,对谁都监控。反正中国现在就是天罗地网。我就有这个感觉。中国没有办法,人就跟进了蜘蛛网是的,你爬到哪儿,都是给沾上的。”
有限自由
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胡佳等既然没有自由,为什么还能打电话、上网、接受外媒采访?对此,胡佳说:“首先,我的言论平台,一个就是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然后我能发表评论。要不我用自媒体,比如推特这种形式。因为在国内,我完全注册不了微博,我微信发不出朋友圈,话语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整个六四期间上网非常困难。有时VPN 调整十几个,二十几个,服务器就是上不去。它的封堵就限制了你的言论。就打电话而言,这期间有人给我打电话,是打不通的,显示的是没有接的状态,或者,‘你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胡佳说,当局没有夺走他手机。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个“度”。夺走他的手机,他就彻底失踪了,成为绝对化的“非法拘禁”。他还补充说,并非外媒每次都能打通他的电话。总之, 中国似乎以此向外表明,习近平治下,有言论空间, 尊重言论自由。
谢选骏指出:重点维稳虽然失去自由,但也算是一种贵族待遇——其心理机制是,虽然被当做对手甚至敌人,但这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而不是遭到漠视甚至无视的处境。如果不是需要在海外吸取信息并发表思想,就可以去享受这种斗争的快感和精神贵族的待遇。但从更高的精神发展的角度看,则不需和八路当局浪费时间了,因为他们的级别太低了。为了思想的自由,宁可遭到自由社会的漠视甚至无视,也不想在专制社会的快感中麻醉自己的神经。否则长期下来,难免和自己的对手一样矮化了——甚至到了“我没有敌人”的境地。
《和平奖仪式朗诵的刘晓波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BBC 2010年12月10日)报道:
挪威著名女演員烏曼在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充滿激情地朗誦了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敵人。
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發言向劉曉波授獎。發言後亞格蘭德把和平獎獎章和證書放在劉曉波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肯定了共产党中国的“进步”,但是共产党还是没有留下他的性命。但是毕竟,双方的博弈为他带来了诺贝尔奖的贵族待遇。这就证明了谢选骏所说的,“重点维稳也算一种贵族待遇。”所以刘晓波也对此没有怨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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