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希特勒背叛纳粹革命，未能肃清德军内部的反对派

（一）

谢选骏在《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A 20th-Century Hoax ——the Case for Study: Adolph Hitler）》一是中曾经写道：

看了上述的记录，我想大部分人不会就此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绝对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是一个背叛了纳粹革命的叛徒、是一个出卖了纳粹革命的奸细。”相反，人们只会坚持说：“无论希特勒怎样屠杀纳粹分子，他都还是一个万恶的纳粹党魁。”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呢？仅仅因为他屠杀了犹太人？屠杀了犹太人的犹太人就不再是犹太人了？那么为什么屠杀了纳粹党人的纳粹党人就还是纳粹党人呢？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吗？
再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希特勒：
套用一句犯罪心理学的常规问话：谁从二战获利最大？谁从二战受损最大？从二战获利最大的是以色列，从二战受损最大的是德国。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希特勒。
──希特勒使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希特勒使德国遭到最大的损失。据此，人们虽然不能按照文革的逻辑说“希特勒是为犹太人从事秘密活动的以色列间谍”，但希特勒客观上促进了以色列国的诞生、为犹太人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则是千真万确的。
而从德国人的立场来看希特勒，“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列宁，而且是德国的斯大林，同时也是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希特勒不仅像列宁创立了苏维埃俄国那样创立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从事对外扩张、侵占殖民地，最后还像戈尔巴乔夫埋葬了苏联一样葬送了德国。”希特勒是德国的终结者。希特勒从根本上帮助了他的犹太同胞。”

（二）

事实上，希特勒确实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是一个背叛了纳粹革命的叛徒、是一个出卖了纳粹革命的奸细。

其证据首先是他的清党行动消灭了纳粹党的中坚分子所组成的“冲锋队”及其领袖罗姆——我很想知道，希特勒邻近末日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他所杀害的党内同志，如罗姆等在“二次革命”、“继续革命”中死去的人们？会不会想到他所杀害的犹太同胞？大独裁者是不是也能体会到别人临死之前的感觉？纳粹的功臣罗姆被害前告诉党卫军的刽子手：“要杀我，就叫阿道夫自己来！”他敞开胸膛站着并作出不屑的手势，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罗姆对于独裁者希特勒的蔑视。十年之后，希特勒依靠的德国军官团终于也起兵反对他了，希特勒懊悔没有早一点清算国防军致使自己战败。希特勒临死前想起了罗姆的幽灵？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想，没有总结任何经验教训，否则他就不会在末日来临之际还要下令逮捕“最为亲密的战友”戈林和希姆莱。这就叫做“本性难移”。
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德国议会的一场演说定义了这场屠杀纳粹同志的清党行动：“在这一小时，我负责的是德国人民的命运，因而我成为德国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了命令射杀这场叛变的元凶，也进一步烧尽这国家内那些腐败的泉。国家的存在，这取决于其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不能受到威胁却不惩罚任何人！让人知道在所有的时间里，如果任何人着手来攻击国家，那么最后一定是他的死亡。”尽管希特勒杀害同党的规模远远不及斯大林和毛泽东，但那是受到了德国社会环境的限制，不是由于他个人的仁慈。

后来的事实证明：其实最为有效地攻击了德国并毁灭了德国的，不是别人，正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杂种”。德国人想要利用希特勒来达到复仇的目的，结果却被犹太人反过来利用，去建立“以色列国”，所以可说希特勒灭亡得比罗姆更为彻底。

按照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日耳曼尼亚》记载，德国人自古以来就想抢劫别人的东西；但他们在登峰造极的二战抢劫中，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还是为犹太人冲锋陷阵，这就印证了《孟子·离娄上》的智慧：“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德国人做了桀与纣的事情，所以必须受到谴责。


（三）

希特勒确实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是一个背叛了纳粹革命的叛徒、是一个出卖了纳粹革命的奸细。

其证据其次是他保存了旧德国的军事结构，为军队反对派提供了长达十一年的活动空间，最终导致德军的内部分裂，一步步走向了最后的失败。

网文《行刺希特勒：揭秘纳粹德国军人的种种密谋》（阎京生2015-09-14）报道：

以毛奇家族庄园命名的“克莱骚集团”也是当时反对希特勒的小圈子之一。

军人和官僚集团的反思

可以这样说，支撑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两大支柱，一个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官团，一个是以忠于本分为天职的职业官僚。军人和官僚这两个集团在1919年平息了极左派的红色革命，1920年平息了极右派的卡普政变，最终导致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建立魏玛共和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把这个新政权视为旧德国传统的延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魏玛时期德国的名字不是“共和国”，而是“德意志国家”（Deutsche Reich）。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意思。
但是军人和官僚集团并不支持魏玛共和国，共和国的诞生只是总参谋部与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的临时政府互相妥协的结果。军官团领袖西克特将军及其继承人亚当将军、贝克将军的目标是：确保总参谋部在武装力量中的灵魂地位可以延续；要节制的、专业化的、远离政治的“精英军队”，不要狂热的、为数众多的、对社会革命极为热心的“民众军队”。军官团的主体依然来自封闭的旧贵族阶层，希望重新武装、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军事战略为防御型，对政治持冷漠的旁观态度。
到1933年希特勒夺权的时候，军官团和官僚集团把希特勒当成腓特烈二世和威廉皇帝的替代者。希特勒也投桃报李。军官团得到的报酬是废除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以及对法国复仇，官僚集团则在第三帝国中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但是纳粹政权本质上属于二十世纪才出现的现代化政权，其统治手段，如对大众的宣传和洗脑、对各种现代化工具的运用，以及特务统治、种族灭绝等，对老一代军官团和官僚来说显然太超前了。这两个集团中一些有良心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并且试图把德国拉回到所谓的“正道”上来。在纳粹德国时期的抵抗运动中，原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是军官团的代表，原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博士则是官僚的代表。
但是这些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反抗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军人和旧贵族为代表的势力始终希望回到第二帝国，但他们过度美化了旧帝国的积极面，忽视了不能适应新变化的缺陷，这意味着“复古”本质上无法成功；另一方面，只有在反思并且解决了第二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隐藏问题之后，德国才能真正确立健康、积极、完善的新体制。而这一点，贝克式的军人和戈台勒式的政治家都没有做到。他们在骨子里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纪，轻视对人民的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这方面只举一个例子：1943年的时候，密谋集团的主要领导人贝克将军得了前列腺癌。当时武装部队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已经开始启动，而贝克竟然在忙着从威廉二世的孙子里面为将来的新德国挑选一个皇帝。最后挑出来的是皇太子的第二个儿子——路易·斐迪南亲王，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个工程师。这也为他们的最终失败种下了原因。

军官团与希特勒的早期冲突

军官团第一次对希特勒构成威胁，是1938年1月25日和26日的两起重大人事变动。一起是陆军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因为妻子的出身问题而被解除职务，另一起则是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遭到诬陷，说他违反了德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反鸡奸法，也被解职。这两起人事变动的深层原因是希特勒对总参谋部的不信任。过去，这位前奥地利下士因为军事上的无知，以及对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的盲目崇拜，一直把总参谋部看成神秘的战争计划制造基地。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政治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就可以在任何形势下制订出完善的作战计划。1936年出兵莱茵兰事件给了希特勒一次沉重打击，他发现总参谋部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到1937年11月9日，希特勒首次向亲信透露关于未来的战争计划，也就是著名的《霍斯巴赫备忘录》。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和总参谋长贝克当时的表态又引发了希特勒新的担忧：军队并不打算接受他的战争计划，不愿意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国防军这个“反动堡垒”里的人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取他的领导。也就是说，总参谋部已经明显地妨碍了希特勒的野心。
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被解职之后，前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炮兵上将（第七军军长）从慕尼黑赶到柏林，希望能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亲纳粹的赖歇瑙的野心非常大，所以陆军当中最有威望的第一集群司令冯·龙德施泰德上将警告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说，如果启用赖歇瑙，他本人、贝克、第二集群司令李布和第四军军长李斯特就要集体辞职。
戈培尔后来回忆，1938年1月底是他最不安的时候。因为很明显，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是遭到陷害的。当时有谣传，说陆军有可能会在希特勒进行上台五周年演说之时发动政变，先包围国会，然后逮捕希特勒和纳粹党骨干。希特勒下令取消了预定的演说和大规模庆祝活动。但是实际上没有发生政变。因为总参谋部军官团及其首领贝克将军根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来推翻希特勒，他们担心军事政变会导致内战。
最后，这次危机以妥协告终。第四集群司令冯·勃劳希契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陆军部则被撤销，希特勒本人作为最高统帅，直接行使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国防军办公厅改组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办公厅主任凯特尔也成了统帅部长官，也就是希特勒的最高军事顾问。
凯特尔这个人一生平庸无能，从未打过仗，在军队里的人缘也不好，唯一的优点是对希特勒忠心耿耿。陆军的人管他叫Lakaitel——走狗凯特尔，Lakaitel这个词是德文走狗（Lakai）和Keitel两个词拼合而成的。凯特尔虽然人品不好，但也知道自己的缺陷。他希望能够恢复第二帝国时期的“大总参谋部”，把总参谋部从陆军总司令部下面解放出来。但是希特勒对贝克已经相当不信任，也不需要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总参谋长，只想设置一个权限比较小的参谋班子。于是原来的国防军办公厅国土防卫处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下属的国防军指挥局，原来的防卫处处长约德尔担任局长。这个局也被叫做“指挥参谋部”，因为权限职能划分不清楚，所以经常和陆军总参谋部发生冲突。
接下来希特勒在2月4日对国防军最德高望重、而且一贯反对纳粹的十六名高级将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龙德施泰德、勒布、克莱斯特这些人全都被勒令辞职，然后转入预备役。贝克的助手、第一军需长曼施泰因也被打发到西里西亚当步兵十八师的师长去了。到此为止，德国军队的指挥权被希特勒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贝克对希特勒的真正挑战是在1938年夏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当时他希望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所有的军长集体辞职，以威胁希特勒撤回武力入侵捷克的计划。贝克认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招来英法的报复，德国可能被迅速占领。但因为勃劳希契的懦弱，这次辞职没能实现。贝克本人随后宣布退休，转而筹备地下反纳粹活动。由此可见，最初的军人反纳粹运动不是出于对法西斯暴政的反感，只是对非理性军事政策的一种自然反应，担心的是冒险会招来惩罚。如果希特勒能证明他的政策安全稳妥，那么这种抵抗就将瓦解。

三大密谋集团

在贝克将军辞职的时候，国防军谍报局里的一个小集团已经得出了结论：必须直接推翻希特勒本人。谍报局是德国武装部队的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和反间谍。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另一重要成员是谍报局中央部部长汉斯·奥斯特上校。中央部是谍报局的三个部（中央部、国外部、情报部）之一，负责谍报局的人事和财政工作。在卡纳里斯的运作下，一大批密谋推翻希特勒的反纳粹分子被塞进了谍报局和德国外交部。
当时，德国反纳粹分子的数量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军队、财政和外交部门。财政部门的代表是普鲁士邦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以及因为反对无限制扩充军备而辞职的前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外交部门的代表是驻意大利大使冯·哈塞尔和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茨泽克男爵。威茨泽克的大儿子是有名的核物理学家，二儿子理夏德·威茨泽克1984年到1994年曾担任联邦德国的总统。这些人都是专家型官僚，下面还有一些中级的公务员、魏玛时代的老官僚，以及宗教界人士。奥斯特上校的工作就是牵线搭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密谋分子组织起来。
这个松散的密谋集团一开始对希特勒还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希特勒本人还算是个革命家，虽然冲动莽撞，但是对德国来说也还算有贡献。这些年来希特勒在扩军备战的路上越走越远，是受了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这些“小人”的影响。密谋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清君侧”，逮捕这些小人，最好把他们统统绞死。至于希特勒，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错误忏悔，然后让位给一个更加开明理智的领导人。假如希特勒表现良好，密谋分子甚至不反对让他继续当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然前提是对纳粹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清理。
但是奥斯特上校认为，杀死希特勒是政变成功的最重要前提。一旦希特勒被活着带上法庭，一定会把法庭变成演讲厅，甚至炮制出“第二次背后一刀”的说法（“背后一刀”是总参谋部的鲁登道夫推出的说辞，他认为，德国本来一战即将取得胜利，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和犹太人给德国背后来了一刀），这样密谋分子在道义上就落在下风，更不用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了。大多数军人和群众仍对希特勒怀有敬畏之情，如果希特勒死了，他们有可能倒向政变集团，但是希特勒活着就不好说了。奥斯特认识到，如果要成功实现政变，就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因为单凭谍报局的力量不足以制服希特勒的卫队，而且还要接管国家机器，解除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的武装。所以军队的作用极为关键。1938年的夏天，陆军军官团和总参谋部的大多数人还在骑墙观望。不过，到1938年9月，这个机会就来了。
9月1日，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出任陆军参谋长，他早年曾经在巴伐利亚的第七军区担任参谋，目睹过纳粹党发动暴力政变的狂热阵势。哈尔德在上任的时候就决定了，如果希特勒主动挑起战争，只要大部分前线主官支持他，他就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希特勒。掌握柏林周边防务的第七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上将态度也与此类似，所以这两个人被拉进了贝克将军的圈子。
除此之外，因为慕尼黑危机，前面提及的被转入预备役的反纳粹将军恢复了现役。希特勒中止援助中国之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里面有一批军官回到德国，其中许多人被拉到了贝克将军的密谋集团里，包括顾问团团长冯·法尔肯豪森中将。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也对哈尔德上将说，他本人很清楚总参谋部里的军官在干什么，也清楚他们的目标是希特勒，“不过，在你们的准备阶段，请不要打扰我”。
就在此时，奥斯特上校把魏玛共和国时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卡尔·戈台勒博士拉进了密谋集团。戈台勒曾经担任过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和莱比锡市市长。他曾经在1937年前往英国和法国，会见了丘吉尔、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等人，提醒他们注意希特勒对全世界的威胁。密谋集团里面的波比茨、沙赫特、哈塞尔这些人一致……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具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特性，不惜出卖自己同志与革命，和军队的实力派进行妥协勾结，结果还是不能获得成功，而且输得更惨，让整个德国都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期间，毛泽东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军队的实力派进行妥协勾结，结果还是不能获得成功，而且输得更惨，让红色中国都沦为国际资本的打工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