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
谢选骏:华为是美国的干孙子
《任正非:美国政客想让我们死 但我们不会记恨美国》(上海交通大学 2020-08-29)报道:
7月29日至31日,华为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带队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访问期间,他就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 华为为何要搞基础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传统的产学研模式赶不上市场需求的发展速度。因此华为公司也进行了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应用理论的范畴,只有少量的走在世界前面去了。
大学老师的研究是为理想而奋斗,目标长远,他们的研究是纯理论要素研究。例如,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发表的一篇“钻石切面可以散射无线电波”的论文,20年后美国造出了隐身的F22战斗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现代化学分子科学的进步,人类合成材料可能由计算机进行分子编辑来完成,这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技术变化。
高校的“明灯”照耀着产业,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华为公司的研究实用度强。在我们之间的合作中,你们给我们带来方向,照亮了我们。华为公司的基础研究是围绕商业目的的,比较贴近近期的实用化,我们给你们带来客户需求以及行业所面临的世界级难题,知道这个方程的价值与应用,相互之间都是有益的。合作使我们早一些知晓世界的发展动向,缩短了商品化的时间,我们能超前世界,就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 “校企合作要松耦合,不能强耦合。”
高校的目的是为理想而奋斗,为好奇而奋斗;企业是现实主义的,有商业“铜臭”的,强耦合是不会成功的。强耦合互相制约,影响各自的进步。“强耦合你拖着我,我拽着你,你走不到那一步,我也走不到另一步。因此,必须解耦,以松散的方式合作。”
■ “求生欲使我们振奋起来,寻找自救的道路。”
在“灯塔”的照耀下,整个世界都加快了脚步,今天技术与经济的繁荣与英、美、日、俄、欧洲当年的技术灯塔作用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国家,尊重作出贡献的先辈。孔子都过去两千多年了,我们还不是在尊孔吗?不管这些专利保护是否已经过期,先贤是值得尊重的。
我们公司也曾想在突进“无人区”后作些贡献,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引导,也想点燃5G这个“灯塔”,但刚刚擦燃“火柴”,美国就一个“大棒”打下来,把我们打昏了,开始还以为我们合规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在反思;结果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打下来,我们才明白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希望我们死。
求生的欲望使我们振奋起来,寻找自救的道路。无论怎样,我们永远不会忌恨美国,那只是一部分政治家的冲动,不代表美国企业、美国的学校、美国社会。我们仍然要坚持自强、开放的道路不变。你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
■ “中国的未来与振兴要靠孩子,靠孩子唯有靠教育。”
人类社会的下一个文明是什么?还会不会产生一个类似汽车、信息产业这样的产业?我说的“汽车”是泛指,包括飞机、轮船、火车、拖拉机、自行车;“信息产业”也不仅指电子工业、电信互联网、人工智能。
未来技术世界的不可知,就如一片黑暗中,需要灯塔。点燃未来灯塔的责任无疑是要落在高校上,教育要引领社会前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认识它的艰难,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除了给科研更多一些自由、对失败更多一些宽容外,应对不确定性的确定可以从孩子们的教育抓起,中国的未来与振兴要靠孩子,靠孩子唯有靠教育。多办一些学校,实行差别教育,启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就会一年比一年有信心,一年一年地逼近未来世界的大门。二、三十年后,他们正好为崛起而冲锋陷阵,他们不是拿着机关枪,而是拿着博士的笔。我今天看见你们这么多人坐着冷板凳,研究出这么多理论与技术成果,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很兴奋,相信我们国家在二、三十年以后或者五、六十年之后,一定会大有作为的,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我们需要创新,找到一个一个的机会点。”
我们需要创新,找到一个一个的机会点。如果我们把英国工业革命的指数定为100的话,美国今天是150,我国是70,中国缺的30是原创,原创需要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原创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房屋、汽车都会饱和的,饱和以后如何发展?不发展,一切社会问题都会产生。
我们公司过去是依托全球化平台,集中精力十几年攻击同一个“城墙口”,取得了一点成功。我们过去的理论基地选在美国,十几年前加大了对英国和欧洲的投入,后来又增加了日本、俄罗斯的投入。美国将我们纳入实体清单后,我们把对美国的投资转移到俄罗斯,加大了俄罗斯的投入,扩大了俄罗斯的科学家队伍,提升了俄罗斯科学家的工资。
我们希望十年、二十年后,我国的大学担负起追赶世界理论中心的担子来。我们国家有几千年儒家文化的耕读精神,现在年轻妈妈最大的期望是教育孩子,想学习、想刻苦学习,这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基础,我们是有希望的,中国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
谢选骏指出:为何“美国政客想让华为死,但华为不会记恨美国”?因为华为是美国的干孙子!为何“华为是美国的干孙子”?因为华为是邓小平的干儿子,而邓小平又是美国的干儿子——看看邓小平正戴着牛仔帽在美国扭动的样子,就知道正如“毛泽东是苏联的干儿子”,邓小平确实是美国的干儿子!干爷爷想让干孙子死,干孙子就不得不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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