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

《剧情反转！习近平在倒车还是飙车？》（2018-2-28 长平观察）报道：

习近平修宪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时评人长平认为，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从未背离邓小平的改革轨道。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

2月25日，中国微信群出现怪现象：一些时事讨论群里突然鸦雀无声，一些平时很少谈论政治的群里却因为政治新闻热闹起来。一个宪政学者群“如死亡之后般的安静”，而一个幼儿教育群里转发著各种敏感消息。

两种异常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震惊。对于那些宪政学者来说，尽管知道迟早一天会被打脸，但是耳光真正落到脸上的时刻，还是吓得傻了。那个幼教群里，前两天还在传诵“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今却发现永不落的红太阳比黑暗还要可怕，鸡汤救不了沉疴。

人们蒙受羞辱。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全球化，可以和西方人一起思考移民火星。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是你们的皇帝！”大家都不理他，继续自己的思考。然而那个人说：“我是认真的，都给我跪下！”尤其蒙羞者，是那些曾经坚持认为中国正在朝着现代政治文明前进的人们。“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一种普遍的反应。

我能理解这个比喻。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对这种比喻耳熟能详，甚至都变成了一个表达政治愤怒的口头禅。然而，它不是事实。毋宁说，我希望它是事实。在我看来，习近平一直在往前疯狂飙车。如果他真的能够倒车，把历史的大卡车开回到1949年以前，那就真的是英明领袖了。

1982年宪法就是权斗的工具

捍卫1982年宪法，成为一时之政治义旗。我非常敬佩在此万马齐喑之际敢于大声反对的中国人，但是这个义旗值得商榷。首先，1982年宪法本身有其荒谬之处，一方面规定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规定“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宪政学者煞费苦心。一个通行的说法是，宪法序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彻底的自欺欺人之说，官方也曾出面否定。

其次，1982年宪法本身就是适应当时权斗（而不是根据普世人权原则）修正而来，有什么理由不能为了权斗再次修改呢？当时修宪的流程，跟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领导意志、中央开会、建议修改、全国人大修改。它也没有促成任何确保宪法实施的机制。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这部宪法未能阻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也未能阻止之后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未能阻止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全面腐败，也未能阻止它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当然也不能阻止伟大领袖要对它再次修改。

再次，1982年宪法确定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作出限制：“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伟大功绩。讽刺的是，邓小平本人的权力毫无疑问是一个终身制。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崇高威望”。

翻开历史看任何独裁者，在其权力控制期间，无一例外都享有“崇高威望”。政治权术并没有那么浪漫。邓小平不是依靠崇高威望而是宫廷政变攫取了权力。在连连废黜了毛泽东的嫡系“四人帮”和华国锋之后，邓小平要获得统治正当性，必须和毛泽东有所区别，不可能在形式上变成另一个毛泽东。扶植一个长期傀儡的难度，显然大于轮流坐位的傀儡们。这也是为什么慈禧太后一定要毒死光绪皇帝。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

那么，习近平巩固权力，是否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或者说，习近平修改宪法，是否偏离了邓小平铺设的轨道？

邓小平从来没有隐瞒他的改革目的，而且反复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单地说，就是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巩固权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准确地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救党，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邓小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行政体制改革”，甚至就是工作方法的变更。如果说这也算政治体制改革追求，那么习近平一直都做到了“勿忘初心”。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之后，邓小平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民福祉，而是中共统治危机。流行的辩解是，镇压和屠杀维持了社会稳定。如果逆天下人心，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大开杀戒可以维持稳定，那么为什么不用这支强大的军队来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后盾呢？

正是邓小平为中国设定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今天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也正是天安门屠杀闯关成功，让中共自信再大的罪恶也无人可以奈何之。

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

习近平并非横空出世的政治怪胎，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在邓小平时代经受历练的中共官员。知青、红二代、从基层干起、血腥权斗，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共干部特色。从习近平的自身经历看，打通“前后三十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习近平赖以运作权力的系统，也并非他的创造，基本上还是1989年以后，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统治之下形成的维稳体制。如果说真有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话，那么其核心就是“四个自信”，也就是摆脱“文革”包袱和国际压力，肆无忌惮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自信，是在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北京举办奥运会等背景下建立的。

只要不加以阻止，这种维稳体制是不停上升的螺旋。是它选择了习近平，培养了习近平，一直将习近平扶持到今天。如果它选择了另外的人，而这个人要破坏它，结果要么是它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废了此人，要么是此人得到外力相助造反成功。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系统的错误。

如果说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话，那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强权面前仍然如此脆弱和怯懦。习近平比他的前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他可以爽快地飙车。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公共空间一团糟糕；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写文章大多数使用假名，除非是为了评职称或完成任务的目的。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说“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就拿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来说，分析得头头是道，写作的洋洋洒洒，只是少了一个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署名，让读者的感觉就好像面对一份没有真实身份的虚假文件。这样的言论可以认真看待吗？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中国人民的选择”吧。袁世凯以为大家拥戴他，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看他的热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