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秦奴文化就是指鹿为马

《龙应台评价于丹：听了她演讲我真想自杀》（2020-7-8 综合新闻）报道：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

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

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难倒没人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

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我听到这里我真想自杀……

这竟然是我们的于丹大师对一位外国人，以及来自33个国家300位华语作家宣讲的中国文化之精华？

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

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我们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思想被限制和阉割，文化能够繁荣？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

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

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到台湾后，我还是忍不住和周围的好几位华人华侨讨论起于丹的演讲，没想到，那些当时一言不发像大妈大婶的“作家们”马上告诉我，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谢选骏指出：龙应台一个生在台湾的呆宝（台胞），却老想冒充大陆难胞（共虏）——她哪里知道，她所说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秦奴”（或清奴）的文化，因为“秦奴”（或清奴）被外人翻译叫做“CHINA”，汉译回来就是“支那”了。“秦奴”（或清奴）文化就是指鹿为马，这是秦二世的时候就约定俗成好了的，满洲入关以后就变本加厉了，共产党专政以来就定于一尊了。

网文《龙应台香港大学演讲事件》报道：

2016年12月7日，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发表题为“一首歌，一个时代”的演讲，介绍了多首歌曲及其背后的故事。

在演讲中与听者互动的环节，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在被问到“启蒙歌曲是什么”时，以主题为朝鲜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为答。龙应台发问“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随后场内观众一同合唱此歌。该演讲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后，掀起热烈的讨论与争议，尤其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2016年12月18日，龙应台在发表文章《大河就是大河》，回应此事，也引发争议。

背景

龙应台并非首次发表以“歌曲”为主题的演讲。

2012年8月31日，龙应台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华文、华流、华文化——对华文世界的美好想象”为题的讲演中，列举了《莉莉玛莲》、《何日君再来》、《亚细亚的孤儿》三首曲子：“我也想象这样的未来，华人的驻市作家，能从北京到新加坡，从成都到台北，整个华文世界都是作家、作曲家、画家、思想家的国土，中文就是他唯一的护照。歌的穿透，可以带头。”
2016年9月17日，在中国宁夏银川当代美术馆发表同名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介绍了《四郎探母》、《五月的风》、《雨夜花》、《安息歌》四曲歌。她说：“歌如历史，自己有脚。歌，是有独立生命的。你希望它流行，它不见得流行。你认为它只有一种意义，它钻入地底，出现时是一种全新的宣示。你希望它演灭，消失，它却四处流转，如星火燎原。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时代。”
她在2007年出版的书信集《亲爱的安德烈》中也曾写道：“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筛子，泥沙被淘汰，金块被留下，留下的就被叫做经典或古典。”
“你的“嘻哈”音乐，……我想可能也有一种所谓“文化的创意误解”这种东西。美国黑人所编的词，一跨海到欧洲，欧洲人所接收的意义就变了质。所以低俗粗暴的可能被当作“酷”，而在欧洲你认为是Kitsch的，可能被别的文化圈的人所拥抱。音乐的“文本”，也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境里，它可以像一条变色龙。”

网络关注焦点的《我的祖国》一曲，是中国大陆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歌唱的是中国河山的风光。该电影讲述的是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有观点认为，该曲可以称之为经典的“红歌”；而《上甘岭》是反美电影，也引发对上甘岭战役、朝鲜战争、冷战起因乃至中美关系的反思。

讲演内容与话题事件
演讲当晚，据龙应台回忆，可容纳上千人的香港大学礼堂满座；大概一半是香港人，一半是大陆学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

演讲中，她介绍了《啊朋友再见》、《Imagine》、《绿岛小夜曲》、《四郎探母》、《五月的风》等歌曲与其背后的故事：龙应台在演讲后发表的文章中说，演讲之前，她对身边的香港朋友们做了调查，有几位都选了约翰·列侬的 《Imagine》。她说：“那充满人道主义理想色彩的歌，感动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这首歌，列侬自己说，内容‘几乎就是个共产主义宣言。’”于是，她决定演讲从几首歌词内容经过多重意义转换的外文歌曲说起，如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她说：“从农民的耕作民谣转换成游击队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过电影的力量风靡了整个中国。”

演讲中，她又谈到《绿岛小夜曲》本是一首爱情歌曲，却在台湾戒严时期被认为有着政治主题，又在2006年的台湾“倒扁游行”上被演唱，亦在香港被改编歌词成为电影《监狱风云》的主题歌；《四郎探母》对于自己父亲的意义、战争主题的深远传唱，并呼吁年轻人要重视传统的戏曲；《五月的风》对于自己母亲等在国共内战迁至台湾的一代人的抚慰，以及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黄色”歌曲的经历；等等。她说：“歌曲，因为时空更替，与不同的集体记忆接轨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义，但是每一个意义都是真实的。”
“一首好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见证者。 ”
“一首歌能够经历数十年依然不被忘记，是因为它是时代、是历史，更是每一个人的回忆与安慰。”
在随后的互动中，龙应台问起台下听众的人生启蒙歌。坐在听众席前排的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回答：“是进大学时，好多师兄带我们唱的《我的祖国》。”龙应台便问道：“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根据媒体对视频的描述，龙应台当时“惊讶地反问”、“谜之尴尬地笑了”，“回顾整段，最精釆的要算是龙应台回应的那两个字︰‘真的？’她的表情，充满了疑惑。”

周伟立唱起该歌曲的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当他唱第二、第三句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听众参与他的歌唱。龙应台脸带微笑以示鼓励，并随着拍子点头欣赏起来。会场上《我的祖国》歌声越来越大，最后形成颇有声势的集体大合唱。

此外，在问答环节中龙应台谈起“什么叫经典歌曲”。她强调，所谓的经典是超越“假造的规范”、“强制的压迫”和“能够触及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还有学生称，其启蒙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并问：“这首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的政治性。作曲者……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或时代责任？”龙应台则回复道，“《义勇军进行曲》在成为国歌之前，它不是国歌，它是一个抗日歌曲。我会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它就是好，而不需要去回答……思想性够不够。它是一个好的作品时，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微妙的，你不见得能用公式区分析它的原因。”据报道，讲座现场气氛良好。

影响与回应
演讲时拍摄的视频被上传至网络上，引发华人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网络中的热烈传播和讨论。中国大陆人民日报的微博也发布了该视频。

龙应台本人
龙应台在演讲后发表的文章《大河就是大河》中这样描述她的感想：“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着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可是这首歌我没听过——我想听，而且这一半陆人一半港人的场内，听一首对方深爱但是自己不识的歌，不是最好的倾听吗？演讲的最终目的，其实不在于讲，而在于倾听。我的念头全部都在一瞬间闪现：让我们听听这首歌吧。于是我当场邀请大家一起合唱。

听众开始唱时还有点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一会儿就唱开了。歌声流荡，化解心中原有块垒，坐在一旁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虽然演讲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当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被切出一个碎片，然后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着，不累吗？”
龙应台作为回应的文章及其结尾段中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的说法也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引发争议。

香港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那时在英国殖民地的管治下，最积极活跃的学生运动是一边反殖，一边追寻身份认同，名为‘放认关争’。当中1968年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及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甚具标志性。在如此时代背景下，周校长的回应甚是自然。”“就算是龙应台如此有文化底蕴的人，也一时之间难以离开她一直以来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反专制的思考维度，去判断周校长的回应，最后还是判断不了，难以理解。”、“龙应台纵使一时疑惑，但她在面对难以理解的事，还是选择了‘倾听’，于是让观众继续唱下去，于是有了那一段大合唱以及今天的讨论。这点还是值得大家学习。”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港大虽然被一些人认为鼓吹“港独”，但香港的力量对比是复杂的，社会状况也不简单；香港有爱国爱港的历史传统，很多人并没有高调说出来，但在一些特殊场合和情景下会显示出来，因此在香港出现这种现象不奇怪。
中国大陆《南方周末》刊登署名李德裕的读者评论称，“《大河就是大河》读了之后，让人感觉写得有些牵强，难以自圆其说。”“这么浅近的文义，一看歌词就明白，想解释成别的太牵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是在血液中流淌着的，能超越时空，可能会蛰伏，但不会消失，在适当情景下就会被唤起。……谁在忧惧并试图抹杀这种感情呢？ 龙应台一番费力的解释，我只能呵呵了。”
中国大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以笔名单仁平撰文分析，在全场合唱《我的祖国》后，“龙应台当时显得有些尴尬，她说了一些文青喜欢的抒情词汇，予以搪塞”；年轻听众说其启蒙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时，更让龙应台“不知如何回应是好”。龙应台发表的回应文章“继续很文青、抒情”、到结尾处“忍不住”、“意思是把这首歌当成‘简单美丽的旋律’来欣赏就行了，不需要有爱国的引申”。“重要的是龙应台不敢或者不愿意面对现实，她在问听众什么是他们的启蒙歌曲时，显然完全没有想到回答竟是这样的，尤其没有想到现场会有那么多人会唱《我的祖国》。这首歌所反映的价值观与龙应台的价值观相去甚远，所以她想忽略这首歌的时代意义，把它归入‘简单美丽的旋律’。如果现场听众说出的是与内地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歌曲，她的解读大概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她作为台湾曾经的‘文化部长’，与大陆也有交流，却没听说过《我的祖国》这首歌，反映了她眼界的局限性。台湾的经济发展早了大陆一步，但不能不说，台湾作为一个“小社会”的很多东西难免会在那里知识分子的身上留下烙印。”“龙应台表现出的则是‘小清新’的执着与清高，她应当对这样的局限性，尤其是她的国家认同缺陷有清醒认识。”
中国大陆《解放军报》刊文《大河不只是大河》反驳龙应台称“这条大河，记载着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其他报道
据报道，龙应台在演讲中谈到《绿岛小夜曲》时说，那“绝对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含着很重很重的政治抗议的一首歌”，突出了那首歌与时代的关系，据此很多内地网友批评龙应台：“自相矛盾”“双重标准”。
据报道，有大陆网友评论称“感动地哭了”、“爱国港人还是占大多数”、“这是一场洗脑对决”、“真替主讲人感到尴尬”。

谢选骏指出：龙应台一个台湾人，却要到大陆媚俗、到香港凑热闹，可以说是自讨没趣了——在这种意义上，和于丹相比她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了，这两个女嘴甚至可说是半斤八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