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种族是文明的基础

《组图：美国穷困之地的华裔》（2018-05-26 在人间）报道：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第四代华裔移民泰勒·庞站在一大片棉花地中间，刺眼的阳光让他皱起了眉。泰勒·庞生活的密西西比三角洲是美国最穷困的地区之一，但在一个多世纪前，这里也曾吸引一波中国人来此定居，并逐渐站稳脚跟，最终形成一个“独立世外”的特殊华人聚居区，他们被称为“三角洲华人”。2017年10月，两位亚裔摄影师安德鲁·龚和伊曼纽尔·韩踏上密西西比三角洲之旅，得以了解到这个群体鲜为人知的故事。

密西西比三角洲曾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孕育出一望无际的棉田、旷郁的蓝调音乐，也充斥着种族歧视以及黑人的血泪。但在20世纪，他们中还有一个鲜被提及的群体：华裔美国人。他们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间求生存，上百年来，深深扎根于这片遥远的南方农村腹地。图为一名男子独自在密西西比河边钓鱼。

两名摄影师驱车经过的农田，曾是美国南部最有名的棉花种植园区，随处可见一个个巨型的棉花包安静地躺在地上，强烈的光线快要让人眩目。25岁的泰勒·庞靠在棉花包上，他在州农业部工作，生活在约有1500人口的城市马克斯，是那里仅剩的几个华人居民之一。

近几十年，工业机械化和经济衰退使密西西比三角洲陷入困境，就业机会匮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据粗略统计，生活在三角洲的华人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千名已经减少到500名左右。

泰勒·庞家有一个农场，他和父亲一起经营，种植棉花。“我是家里的第四代农民，我想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但你要说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我也能理解。”泰勒·庞认为，这里确实没什么机会，仍留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人不是农民，就是教师或从事医疗。

泰勒·庞并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血统有很强的联系，他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亚洲身体里的白人”。不过，华人社区如果举办聚会之类的活动时，他也会参与。

中国移民第一次来到三角洲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他们在种植园劳作。但很快，华人便离开了种植园，开始自己创业经营杂货店，并且靠薄利多销和热情服务赢得了黑人社区的欢迎。在三角洲地区较大的城镇格林维尔，极盛之时，四万多的人口规模，华人开的杂货店就多达50余家。图为一名黑人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过格林维尔的街道，三角洲的大多数城镇里80%都是非洲裔美国人。

雷蒙德·黄就是在杂货店里长大的。他的父亲15岁时从广东移民过来，到这里后跟其他华人一样开始经营杂货店。“我认识的每个（华）人，都是在杂货店长大的。我们会数钱的时候，就开始去柜台工作了。店里各种食品和生活物品应有尽有，但没有任何是从中国来的，除了店主人。”图为雷蒙德·黄在家里，他如今任教于三角洲州立大学。

在成长过程中，雷蒙德·黄时常会听到种族性辱骂，但他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的家庭遭遇到一次最严重的种族歧视。那时，他的父亲看中一幢位于白人社区的房子，并决定购买。但社区的白人居民明确地宣称：不让中国人住这里。当他们准备迁入时，居民们开始往车道上扔瓶子，到处都是玻璃碎片。“我父母决定不搬家了，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受伤。”黄家最后在自家杂货店后建了一所住屋，一家六口就挤在这几间房里生活。图为雷蒙德·黄在一家关门的杂货店前。

随着时代变迁，连锁超市逐渐成为新的商品采购选择，很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都渐渐关闭，雷蒙德·黄家的杂货店也转让给了别的华人继续经营。现在，格林维尔城中到处可见关门的杂货店。

杰罗姆·苏的MIN SANG杂货店是格林维尔城里为数不多还在继续营业的杂货店之一。这家店已经经营了60多年，早些年生意特别好，现在生意越来越淡。杂货店有一批固定的客人光顾，杰罗姆·苏其实可以继续经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在考虑卖掉杂货店。图为杰罗姆·苏展示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木雕和雕塑的照片。

杰罗姆·苏的杂货店给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因此他很受尊重，当地人都称他为“中国黑人”。杂货店并不处于社区的安全地带，杰罗姆·苏曾经遭遇过抢劫，事后有顾客进来帮忙查看伤情，并给予他很多支持来寻找强盗。

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莱恩·关（右）与肖恩·关兄弟俩的父母也靠开杂货店赚钱。他们的父母是70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这个社区有许多人保留了他们家族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他们与家人朋友常有的聚会中，也往往有中国菜。

莱恩·关是德尔塔州立大学的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遭遇了很多歧视。“我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为了交朋友，我不得不去迎合别人，没办法做真正的自己。”莱恩想要重新找回丢失的那部分“中国遗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为他的中国血统辩护，并努力让其他人了解他的中国身份。莱恩很希望家人能搬离三角洲，“中国人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反击。我的祖父就死于一次抢劫，他在交出钱后还是被枪毙了。”虽然莱恩对其他城市更感兴趣，但他毕业后还是想留在家乡，他觉得与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肖恩是一名机械师，他很享受南方缓慢的生活节奏，也很欣赏密西西比的枪支文化，“我们可以公开携带枪支，而且允许隐藏携带。”这对肖恩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武装起来保护家人。肖恩并不喜欢提及他的中国血统，“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很优秀，总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哦，他能做到，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更希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血统。”

正午，格林维尔的一幢幢房屋在烈日的照射下泛着梦幻的色彩。三角洲的地形平坦开阔, 到处都是这样的独栋建筑。

“中国人来这里定居已经超过100年了。刚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不能去白人学校，甚至不能去理发，也不能去医院，我们是二等公民。但在民权时代过后，我们得到了更多权利，我想是社会意识到‘嘿，华人的确在作贡献。’”弗里达·管坐在家中院落的木椅子上，操着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头发花白，眼睛常眯成月牙。她是一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丈夫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奥利弗布朗奇。

弗里达·管的两个儿子分别住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和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在这里没有未来”，附近的大城市，如杰克逊和孟菲斯等，是很多三角洲华人的发展去处。图为密西西比州的一条铁路，这里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都是非功能性的，而且很久没有维护和更新过。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周瑞林和周春莉在家里后院的一辆破车前合影。夫妻俩都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出生长大。退休后，他们选择回到家乡生活。

周瑞林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担任月球任务的太空工程师。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都是工作时获得的各项奖章和荣誉。

和许多华人一样，周瑞林和周春莉从小也是在父母开的杂货店里长大。“当你个子高到可以看到柜台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会坐进购物车里，另外的孩子当司机，然后把购物车推到房子外面去玩；或者扮演交通警察，拿出黄色、绿色、红色的果汁软糖作为信号灯。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很有趣。”图为克拉克斯代尔的一家华人食品店。这是在密西西比州仅存的几家中国食品杂货店之一，它的装饰品从60年代以来就没有更换过。

周瑞林和周春莉都是基督教徒，在教会里非常活跃。上世纪40-50年代，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时，教会为他们提供过很多帮助，比如开设英语课。渐渐的，教会生活就成了华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会去教堂做礼拜，或者一起打麻将。

周瑞林一家都是橄榄球迷，在他们看来，观看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橄榄球对抗赛是家里的大事，他们会分别坐在看台的两侧，以确保支持不同队伍的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我女儿支持密西西比大学，儿子支持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过去我们常常坐在一起看比赛，但觉得不好玩。”周瑞林说。图为密西西比大学的操场上正在进行橄榄球训练。在美国南部，橄榄球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周瑞林夫妇很喜欢南方的生活，感觉非常自在。他们的很多亲戚朋友也住在附近，闲暇时大家会一起聚会。

艺术家史蒂夫·易12岁时移民到美国，“我1952年来到这里，当时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能呆在教室里画画。球队的大个子同学都不喜欢我，他们会往我的背上吐口水。但是等到我完成学业的时候，他们都来祝贺我，因为我赢得了所有的奖学金。”史蒂夫·易擅长水彩画，曾赢得过几十场绘画比赛，绘画作品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画廊中展出。

在20多年前的一次肝移植手术后，史蒂夫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如今独自一人生活在孟菲斯。图为史蒂夫·易在后院湖边的码头休息。

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对华人具有种族偏见的几十年历史里，有三位华人冲破藩篱成为城镇的市长，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拉克·荣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密西西比州斯勒吉的第一位中国市长。他之所以竞选市长，是因为这是解决他住的地方附近道路损坏的唯一办法，他想获得资金来修路。拉克·荣是一个非常有公民意识的人，他会积极融入社区，主动和白人打交道，遭遇歧视时，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图为拉克·荣站在他的红色跑车前。他戴着一顶橄榄球帽，以示对密西西比大学橄榄球队的支持。

一百年间，华人在种族隔离的大环境下相依为命求生存，形成了紧密的社区关系。而在大城市，比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华裔很多，社区数量密集，纽带却没这么明显。这种独特的紧密关系，让摄影师龚和韩觉得特别温暖，“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你没想到会有大量亚裔或华裔美国人的地方。”图为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华人社区的墓园。墓园始建于1931年，不仅安葬格林维尔的中国人，也安葬来自三角洲其它城镇的中国人，目前大约有300名中国人安葬在这里。

如今，当地的华裔群体已经步入老龄化，大部分高中生毕业后便定居别处。这是三角洲华人长久以来的写照：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到大学读书，然后看着他们远走高飞。但分散各地的三角洲华人及其后裔仍维持着血浓于水的关系，这种态度始于老一辈的中国人，并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图为作物喷粉机飞过克拉克斯代尔的农田上空。

谢选骏指出：没有人会否认人类这个物种是所有文明的基础，但是却有人会否认“种族是文明的基础”，否认不同的种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甚至否认混杂的种族只能创造混杂的文明……

（二）

《让谷歌纪念的这位华人，拿过两次奥斯卡，却饱受美国种族歧视！》（2018-05-27 北美留学生日报）报道：

今天美国区的Doodle纪念了这位华裔先锋派电影摄影师。

去年8月28日是黄宗霑118年诞辰，Doodle就曾纪念过这位摄影师。

想必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他。

如果问你知道哪些得过奥斯卡的华人，大部分人应该会想到，李安，叶锦添，成龙。

那如果再问，谁是第一个拿奥斯卡的华人？

没错，就是黄宗霑。

1955年，黄宗霑凭《玫瑰文身》获奥斯卡最佳黑白片摄影奖，成为第一个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大师。

然而现在，没几个人听说过他。

如果不是Google的doodle，也不知道黄宗霑还要被遗忘多久。

Google表示：“尽管我们不大会重复使用Doodles，但是黄宗霑对美国电影带来了如此独特和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我们决定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发行周年之际运行该Doodle。”

广东台山市白沙镇西村永安村，这是黄宗霑的故乡，1899年8月28日，他在这里出生。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或许在那时家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未来的黄宗霑会成为华人的骄傲。

5岁那年，他被带到了美国，去投奔父亲。

和那时候大部分华人一样，他们家也在美国最底层。

父亲在美国西部修铁路，只是一名劳工。

不过黄爸爸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几经努力，开起了一家小杂货店。

虽然仅仅是小生意，但比卖苦力还是强多了。

而那时候华人除了穷困，还被贴上了“脏乱差”的标签，毫无地位。

而黄宗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自然少不了被歧视和欺负。

据说他在美国的后妈对他不好，经常虐待。

但黄宗霑性格里有一种倔强和与众不同，敢想敢做。

而他的想法开始越来越“离经叛道”，敢于做别人不敢试，不敢想的事情。

比如，当拳击手，这对于个子不高的他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还做过飞行师，酒店跑堂。

能想常人不敢想，也能吃常人吃不了的苦。

但这些都只是铺垫。

黄宗霑很早就对照相很感兴趣，并用平时攒的钱买了一台相机，自学摄影。

当时电影刚诞生不久，摄影师成了急缺人才。

胆大而脑子灵活的黄宗霑，又准备改行。

但遇到技术方面的操作，他就瞎了。

所以他先从打杂开始。

1917年进入拉斯基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的前身），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清洁打扫、搬运器材等杂事外……黄宗霑做的最多的，就是当一名打板师。就是开拍时，在镜头前喊一声“开拍”那个人。

但就这么简单枯燥的工作，也被他认真用来学习。

通过观察，他渐渐记住了许多摄影的东西。

机会总是属于有心人，1919年，导演塞西尔在拍摄《男人与女人》时，有一幕女主葛洛丽亚·斯旺森与真狮子的镜头，而且必须要一遍通过。

导演决定临时增加机位，但摄影师不够，只能临时找人顶替，这样黄宗霑成为了临时摄影助理。

而最后这段镜头也真的一遍通过了。

黄宗霑就此从打杂正式转为摄影师。

还有一次，在拍摄一部战争片的时候，一个镜头要表现鱼雷击沉船，导演要求拍出鱼雷发射，命中目标的整个过程。

这在现在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当时难度很高。

但黄宗霑自告奋勇，他把自己和摄影机一起绑在鱼雷发射筒上，这一方法很冒险。

但最终他成功了。并因此升任第二助理摄影，越来越受到好莱坞导演与制片的关注。1922年，黄宗霑升任主摄影师。

但不要以为从此之后他就一帆风顺，除了在如何处理镜头等技术问题时常要与导演争辩外，黄宗霑还会经常遇到种族歧视。

面对“支那人”等充满敌意的称呼，拳击手出身的黄宗霑自然不会客气。

但要想真正被尊重，靠的不仅是拳头，更是业务上的硬实力。

最让好莱坞服气的，是他对光影操纵的灵活。

从《诱捕》《出卖灵肉的人》到《斗牛壮士》，黄宗霑将许多灵巧的心思融入到拍摄之中，并首创了很多惊艳的摄影方式与技巧。

到1933年，他已经是好莱坞身价最高，最受各路导演欢迎的摄影大师。

他买了一辆车出去兜风，但由于一直以来对华人的偏见，他被美国人认为是“炫富”，非议颇多；

而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美国人又开始对所有亚裔剑拔弩张。

黄霑不得不在衣服的胸口处别上一个徽章，写着“我是中国人”。

而他的挚交詹姆斯·卡格尼（JamesCagney）为了声援好友，居然也学黄宗霑，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别章。

但这还不算完，他与白人女作家萨诺娜·巴布（Sanora Babb）恋爱多年，但却因为加州的一个奇葩法令而不能结婚。

这个臭名昭著的“反种族通婚法”，严禁白人与华人结婚。

等到1948年这一法令被废除，他们才正式结合。

但当时对华人的成见还是很大，他们花了三天才找到一位法官愿意替他们征婚，而这个法官仍然充满偏见：“看起来这个白人小姑娘年纪已经够大，可以自己做主了；如果是这样，那她要下嫁这个黄种人，将来做牛做马也不干我的事”。

尽管已经是摄影大师，但在那个大环境下，他也无法改变被歧视的命运。

不过，成就终究会让他被历史铭刻。

1953年，由他执镜的《玫瑰刺青》夺得第2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1963年，黄宗霑凭《赫德》再夺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奥斯卡的历史，终于留下了深深的华人烙印。

后来黄宗霑还曾两次回到中国，并为当时刚开始发展的中国电影提了很多意见。

他曾希望亲自导演拍摄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并邀请当时著名女星黎莉莉扮演虎妞，但最终这一愿望没能实现。

他曾试图在美国完成此片，但最终放弃，因为他认为，在美国的土地上，无论用何种方法，也拍不出老舍笔下老北京的神韵。

40年后，林子峰导演拍摄了《骆驼祥子》，据说他就受到了很多来自黄宗霑的启发。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黄大师的梦想实现了。

黄宗霑的堂妹黄柳霜也是一位电影人，她曾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华裔女演员。

近60年的电影生涯，一生拍摄了130多部影片，与众多大厂，大导演，大明星合作过，10次奥斯卡提名，2次得奖。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把他评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摄影师之一。

这样的成就不要说在华人圈，即便放在整个好莱坞，也是相当了得。

1976年，黄宗霑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

如今在好莱坞乃至以欧美为主的影坛，华人电影人仍然远离主流，对亚裔的歧视仍然存在。2016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主持人就闹出了歧视亚裔的风波。李安等25位电影人就集体抗议，要求道歉。

恐怕，真正能让好莱坞，让世界影坛对我们不再戴有色眼镜，除了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还要靠华人自己拿得出优秀的作品，出更多大师级的人物。

黄宗霑，李安早已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拍出绝佳的电影艺术作品，国内也曾有过《霸王别姬》这样震撼世界的经典佳作。

但如今国内的电影市场，尽管票房越来越高，银幕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时候都被好莱坞商业片所占据，我们自己的影片更多被“鲜肉”和IP炒作等低品质的内容充斥，虽然《战狼2》是近年来少有让人略感振奋的一个案例，但中国电影质量整体仍然不高，连自己的观众都很不满意，又何谈走向世界？

正因为如此，在Google与世界媒体在纪念黄宗霑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把他忘记。

谢选骏指出：脱离了自己种族而进入其他种族的文明生活的，是作为其他种族的文明成员而存在的，会被自己的种族所遗忘。这就是所谓的“飘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