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敦煌魔鬼学是文化侵略的产物

网文《敦煌学》报道：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 D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一般认为“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868年），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藏于大英图书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由于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历代不同的少数民族都在敦煌停留。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帮助考古学家研究各民族的语言（吐火罗语、塞语、粟特语、犍陀罗语、大夏语），并且帮助了解汉语的演变。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敦煌学在日本——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1950年初，石滨纯太郎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日本的敦煌学专家，编成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日本学者藤枝晃还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史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讲座敦煌》，1992年出版了9卷。1981年5月26日，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中国敦煌学史——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 年第 2 期（总第 38 期），页 110-132）

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
当下，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把敦煌看作“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文化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敦煌文化中融入了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和我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

学科起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敦煌学的兴起——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名称来源——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研究对象——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
①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②敦煌艺术
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遗书
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护
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⑤敦煌学理论
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发展史——史前期（18世纪～1909年）敦煌莫高窟的价值早在18世纪就受到汪隆、常均、徐松等清朝地方官吏的肯定。19世纪中后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如匈牙利洛克齐、俄国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英国鲍尔等人先后到过敦煌，参观莫高窟。洛克齐在欧洲召开的东方学会议上演讲，介绍莫高窟的艺术。20世纪初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敦煌遗书流传于世。甘肃学台叶炽昌认识到遗书的价值，在日记中记述了藏经洞和文献文物散佚情况。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贵文物、史籍，在西方作过一些报道。但都不是对敦煌学的研究。
创建期（1909～1937年）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序 、跋、提要等形式，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在这一时期里，倾注了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李翊灼、陈垣等老一辈学者和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又一辈敦煌学家的心血。敦煌文献初步理成系统，对唐代俗文学等某些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此基础上陈寅恪提出了“敦煌学 ”的概念。
发展期（1938～1978年）抗日战争期间，西北成为国防重地，交通较为便利，大批学者、艺术家前往敦煌考察，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热极一时。到70年代末，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敦煌学研究虽有起伏，但总趋势是向前发展。这时期各种大型资料集和敦煌画集出版，石窟编号和文献目录编制趋于完备，研究领域较前期有所拓宽，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张大千临摹《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3集）、《敦煌壁画选》（3辑，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唐代图案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等是大型敦煌画集，对敦煌艺术的宣传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敦煌曲校录》、《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是敦煌遗书资料、目录的汇集。在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艺术叙录》、《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古籍叙录》等。60、70年代，敦煌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港台，台湾出版了《敦煌论集》、《榆林窟壁画研究报告》、《敦煌讲经文研究》等著作。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编刊《敦煌学》。这一时期还成立了专门的管理与学术研究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此外还在国内、国际上多次举行敦煌艺术、文物展览。
繁荣期（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中国敦煌学——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外国敦煌学——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
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
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苏联——从19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19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
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热门学科。其发展有几点很明显：
①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发展，一方面把敦煌学摆到整个东方文化中来把握，同时对文物、文献本身作细致的考订与研究，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②国际性的合作研究；
③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把敦煌艺术与石窟艺术的研究与整个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谢选骏指出：敦煌学其实是“魔鬼学”——不仅莫高窟的洞窟中藏匿了大量的妖怪，而且也是各国强盗争相掠夺文物遗迹的魔窟。敦煌魔窟还是文化侵略的产物——不仅是历史上外国文化侵入中原的通道，而且近现代外国盗匪掠夺中国的据点。

网文《常书鸿－敦煌的守护神》报道：

命运的死结
敦煌摧毁了他们一生的幸福，
它贪婪地吞噬着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
而他却仍要固执地守护着它。

幽暗的光线抹在《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马蹄上，像敷了一层淡淡的霜。连续几个小时，常书鸿保持着躬身俯视的姿态，他需要努力地眯起眼睛才能看清它们。

张议潮的故事，常书鸿已不陌生。在敦煌，张议潮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就像此时的常书鸿一样。公元848年，张议潮率领敦煌军民起义，历经百战，先后收复敦煌和河西地区，终于使敦煌脱离了吐蕃长达百年的统治，重新回归唐王朝，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大业。伴随着张议潮的马蹄声，敦煌的城市历史自此被改写，在复归帝国版图的进程中，这座城市也开始迎来了新生，再度繁华起来，莫高窟也不例外，在张议潮和他的继任者曹议金的大力营造下，开凿了大量美轮美奂的石窟，在这个乱世，缔造了佛国的神话。十几年后，为了纪念张议潮的功绩，他的侄子张淮深修建了156号功德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当时的场景，被无名画师们永远地留在156窟的壁画中。联翩的旌旗、威武的骑兵、军乐队和舞姬环绕着意气风发的张议潮，他刚刚从唐王朝获得嘉奖凯旋，马队掠过山野，他还将继续开创敦煌的时代。

常书鸿临摹这幅壁画的时候，莫高窟依旧人烟罕至。连年的战乱，以及西方探险家们的劫掠，令佛国一片狼藉。在西北夹杂着沙尘的凛冽寒风中，他裹紧了透着膻味的羊皮袄，在国破山河在的悲哀中，临摹了这幅壁画，并自此开始了动荡而执着的守望。仅仅十年前，他还在法国巴黎过着安逸的生活，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连续四年夺取了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然而，一切都源于一次或许是注定的奇妙邂逅，在旧书摊上无意中发现的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常书鸿面前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来自他的故乡，千里之外的中国，然而，他却对它们异常陌生，他从不知道，在西方立体的油画之外，竟还有这样的一种绘画传统，只凭着单线条的勾勒，就能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力量。

常书鸿开始无比想念敦煌，尽管他从未见过它。同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的妻子陈芝秀无法理解他的选择，他们身处世界艺术之都，而他们的故乡连年混战，物价飞涨，早已容不下一张书桌，哪里还有艺术的空间。可是，常书鸿还是执意先回国了，并在国立艺专任教。1937年，陈芝秀带着年仅6岁的女儿常沙娜也只好从法国启程。然而，她们尚未到达北平，抗战就爆发了，北平随即沦陷。母女俩随着难民潮一路南下，险些在空袭中丧生。后来，她们被一个法国的天主教堂收容了两个月，由于母女俩都会说法语，法国的神父和修女们对她们都很友善，陈芝秀最终皈依了天主教。在教堂里盘桓了两个月后，她们才继续南下。后来，不论是在昆明，还是搬到重庆，陈芝秀都坚持做礼拜。1941年夏，陈芝秀在重庆生下了儿子，常书鸿为他取名嘉陵。生活似乎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常书鸿依然惦念着素昧平生的敦煌。两年后，在梁思成和徐悲鸿的鼓励和促成下，常书鸿加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任副主任，3月抵达敦煌后，他又决定留下，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为了说服妻子，常书鸿不断地向她描述敦煌彩塑的艺术造诣，陈芝秀终于被他说动，决定带着一对儿女前往敦煌。

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搜索着每一个洞窟的奥秘，贪婪地寻找着那些一千年前落笔时的心境。156窟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就是在此时临摹的。这个洞窟的墙壁上，附着着大片的炭色，那是在1920年代，从俄罗斯战争的战场上逃亡到中国的哥萨克士兵们，被收容在这里，他们在窟中生火做饭，熏黑了大片的壁画，墙上的金箔也被他们刮走，所幸，低处的张议潮出巡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成为常书鸿在莫高窟临摹的为数不多的壁画。

信仰上帝的陈芝秀则开始被迫进入佛国，不断地与各种神佛擦肩而过，敦煌的艰苦更是令她始料未及，然而，莫高窟中的彩塑还是慰藉了她一段时间，她也开始临摹唐代的雕塑，似乎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辛。然而，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家庭的矛盾，却还是开始频繁地袭向她。在遍布佛像的敦煌，她坚持在家中摆放圣母像，它成为她与常书鸿争吵之后唯一倾诉的对象。不久后，一个国民党军官赵忠清到敦煌，他是陈芝秀的同乡，乡音迅速将他们拉近。1945年夏，陈芝秀留下了尚未成人的一对儿女，和赵忠清私奔。当常书鸿终于意识到妻子的出走，纵马去追时，已经来不及，他在戈壁上坠马昏厥。悲伤与踌躇之后，常书鸿还是决定带着儿女们留在敦煌。他的坚持很快有了收获，此后，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莫高窟的春天，似乎到了。

然而，对常书鸿而言，心平气和地躲在洞窟里临摹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他忙于带领大家维护洞窟，治沙；他还得面对土匪和军阀的勒索；他想尽办法抵御这些外来的压力，用女儿的画去交换洞窟里的佛头；为了给洞窟装上门，他不得不时常前往敦煌县城，动员官员、商人们做功德，捐献窟门。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又开始频繁地在国内外进行各种交流访问活动，随即又被卷入“文革”的洪流。常书鸿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他只临摹了七幅壁画，壁画上的那些曾经令他痴迷甚至改变他一生的古老线条，最终也没能完全进入他的绘画中。他的画作中依稀闪烁着那些冰冷石窟里的影子，却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影子。

1947年，常书鸿和助手李承仙结婚，他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后来的时光。常沙娜到美国留学后，弟弟常嘉陵开始像一个前朝的幽魂那样，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洞窟中游荡，有时与沉默的佛像对视，有时跳过一堆不知在什么朝代遗弃的尸骨，有时则百无聊赖地躺在漫天的飞天花雨中睡去。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孩子们都还没有出生，忙碌的大人们忙于整修治沙、临摹壁画，人们来不及照顾孤独的常嘉陵。几年后，常沙娜回到敦煌发现弟弟晒得更黑了，也比从前更加沉默，她坚持把弟弟带去了北京。

当常嘉陵的姐姐常沙娜和弟弟常嘉煌先后为莫高窟的文化瑰宝所震撼，开始作画，进行创作的时候，这片戈壁滩却在悄然吞噬常嘉陵的人生。到北京读书后，他从来不在同学面前描述自己的家庭；当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令远在大漠中寂寞终老的常书鸿声名鹊起时，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着素昧平生的常书鸿，在狂热的人群中，常嘉陵倔强地咬紧嘴唇，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英雄的儿子。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常嘉陵到杭州探望伯母。有一天在雨中，伯母忽然拉住他，指着前面一个独自踽踽而行的老妇人说，快看，那是你妈妈。常嘉陵愣住了，他无法把面前这个苍老的女人和在记忆里定格了14年的母亲重合在一起。大伯母急得轻声喊，她真的是你妈妈，快追上去啊。

常嘉陵却始终站在雨中，望着母亲蹒跚的身影逐渐远去。那是在分别之后，他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的命运已经经历了颠覆性的转折，解放后，赵忠清入狱，最后病死在狱中。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她长年靠帮人洗衣服、料理家务获得微薄的收入，从此再也没有拾起刻刀。

五年后，在杭州，常沙娜摸到了母亲苍老的手，那双雕刻的手，因为长年劳作而泛起一层层丘壑，这是常沙娜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已经苍老不堪，表情木讷，她依然保持着当初的倔强，她对女儿连说了几句抱歉，除此之外，她们已经无话可说。后来，常沙娜每个月都会瞒着父亲，给远在杭州的母亲寄钱，一直到1979年底，常沙娜收到了干妈的来信，陈芝秀去世了，因为心脏病。

31年后的今天，常沙娜仍然记得收到那封信时的心情，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悔恨。她说，她曾无数次想告诉母亲，自己其实早就原谅她了，早在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就已经原谅她了。她总以为会有机会亲口向母亲说出这些话……

收到干妈来信后，常沙娜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常书鸿。忙碌的常书鸿若无其事地“哦”了一声，平静地询问着她去世的原因和去世的时间，又去忙别的事情了。过了几个小时，常书鸿突然失魂落魄地叫住常沙娜，连问了几声，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没有人知道，20多年来，他是否依然心存幻想，他是否在爱恨交加之间想过两人真的从此不会相逢，他们的生命真的从此之后不会有任何交集。或者，他是否曾经想过，这段已经尘封了20多年的感情，还会再一次狠狠地刺痛自己。

这些事情其实他早该知道，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被取消而他仍坚持要继续办下去的时候，早在他在兰州依然决意西行的时候，早在他从法国启程回国的时候，早在他在巴黎的小书摊上无意中撞见《敦煌石窟图录》的时候，如果当年他留在法国，或者至少是留在中国东部的那些大都市，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然而世事不存在假设，何况生离死别在那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敦煌摧毁了他们一生的幸福，它贪婪地吞噬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而他却仍要固执地守护着它。在敦煌的40年，通过常书鸿的全力捍卫和推介，敦煌再度震惊世界。敦煌辜负了他，他却像张议潮那样开创了敦煌的又一个时代，来自国内外的朝圣者开始不远千里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像要寻找一则尘封已久的箴言，许多年轻人甚至决定从此留下。常书鸿的一生，就像在莫高窟荒芜的山坡上匆匆消逝的光阴，就像那些翻滚的流沙，它们永远不知道，下一阵风吹来，自己又将飞向哪里。由自己选择的生活，由时代造就的命运，就这样在这片寂寞的戈壁上纠缠在一起。这个结没有解开的一天。
（撰文：张泉）

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1936年回国后，历任北平艺专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造型部主任、教授，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

谢选骏指出：常书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自命为“敦煌守护神”——可是这个神却注定化为尘土。可见敦煌确是魔窟，魔鬼学不仅是文化侵略的产物，而且是群魔乱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