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政治统一窒息思想发展

《刘路新：为何中国很少思想家》（2018年6月6日 转载华夏文摘）报道：

读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中国有很多的读书人，却很少有思想家。为什么？

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历史上，多数时候，思考的范围是由当权者划定的，思想往往也是他们垄断的；其次，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具有政治化的传统，他们对异端思想的容忍度较低；其三，中国哲学侧重于求“道”，西方哲学侧重于求“真”，二者有很多不同，对后世的影响也迥异；最后，是制度性因素，比如科举。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提供了阶梯，同时，也成为思想的桎梏。

没有思想家又怎样？

没有思想家，就只要技术，没有科学。没有思想家，中国文明就停留在物质的阶段，没有上升到精神的层次。没有思想家，就没有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超越，历史就无法摆脱改朝换代的轨道。

没有思想家的原因

一， 当权者对思想的垄断

周公制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规范运动，也奠定了后世文明发展的路径和框架。

周公之“礼”，经过孔子的“述而不作”，成为儒学。又经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成为治国之工具。从周礼，到儒学，再到儒术，思想也就成了政治的奴仆。不过，这样一来二去，这一特定的思想便得以正统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时至今日，儒学对读书人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很多人的思考。

秦始皇“焚书”，是不让人读某些书。汉武帝“独尊儒术”，是让人只读一种书。这两种做法，从不同的侧面，划定了人们思考的范围。

历代的统治者莫不费尽心思地去规范人们的思想。隋唐用的是科举，元明用的是镇压。朱元璋出身寒微，对读书人，便十分敏感。有时因一两个字，便怀疑别人是在讪笑他的过去，要杀人灭口。对拒不出仕的读书人，如江西的夏伯启和苏州的姚润，更是不会放过。

大清朝采取多种办法，规范人们的思想。严酷的文字狱，只是其一。柳诒徵说，“文人受祸之烈”，没有超过清代的。有清一朝，文字狱祸延数百年，殃及数万人。

除了文字狱，大清还用其他手段规范人们的思想，比如，编辑《四库全书》。这部历时九年才完成的书，在编纂过程中，“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剔除统治者认为不妥的作品。在鲁迅看来，这是统治者发动的一个庞大的文字清查工程，是以“最阴险的手段”，改变历史，疏导读书人。后世不少的历史学家也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中国历史上，任由人们自由思考的朝代，不是很多。

一般来说，越是“治世”、“盛世”，思想就越一致，如康乾盛世。而在“乱世”，或是改朝换代的间隙，则可能出现思想繁荣的局面，因为这个时候，思想的束缚较少。

在朝代建立的过程中，因为需要读书人的帮助，当权者对于不同意见，往往采取宽容态度。一旦建立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态度就会转变。朱元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不过，即使在夺权的过程中，对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有一定限度，因为，统一的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延安时期，形势刚刚稳定，毛泽东就开始统一思想，为此，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为了革命的胜利，就要有革命的文艺，要有群众的文艺。1949年建政后，这种做法得以持续加强。

思想的统一，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而且，很多的时候，得以维持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原因。

二、 读书人的政治化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具有政治化的传统。这一点，从他们的起源也可以看出。

西周时，读书人称为“士”，居于贵族的底层，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他们有自己的“食田”，受过礼乐训练，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宰邑，也可服务于诸侯的宫廷；可充任武士，参与战争，也可参与基层的社会治理。

进入战国时期，随着礼乐崩坏，“士”们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但是，他们拥有六艺知识，或是开设私学，成为知识文化流向民间的桥梁，或是游走于诸侯之间，成为各国的谋士。

乱世的读书人，既有希望恢复周礼的孔子，也有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既有坐而论道的庄子，也有赤膊上阵的商鞅。

不过，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人格上，他们从未真正独立，总像是依附在某张皮上的“毛”。这一点，从诸子百家的起源，也可以看出。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一一列出他们与政治的关系：道家出于史官，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小说家出于稗官，等等。

举例来说，儒学就是孔子站在官方立场上创造的民间思想，目的是为统治者寻求治道，恢复过去的辉煌。虽然思想是独立的，立场却是官方的，这也是后来儒学成为官学的依据。

很多的读书人，不仅他们的思想服务于政治，很多本身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孔子便是。终其一生，孔子一直在寻找机会，涉入政治，服务政治，为此而周游列国。

这就是“士志于道”的传统。

“志于道”的读书人，对异己思想的容忍程度，往往不高。历史上，从诸子百家开始，很多思想家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不是因为统治者的焚毁，而是因为读书人同行的排斥。

举例来说，孟子生活的时代，最为流行的两种思潮，是杨朱和墨子的思想。“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可见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对此，孟子很是不屑，曾愤愤地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曾经“盈天下”的这两种学说，后来都消失了。我们只能从其他人批判他们的引文中，一窥管豹。

除了政治化，中国读书人的另一个缺陷，是知识传递的方式。这一点，把中西比较一下，会看的更清楚。

西方哲学史上，大师层出不穷，苏格拉底以后，有柏拉图，然后有亚里斯多德。彼此之间，不仅有师道的传承，探索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这是因为苏格拉底永无终止的追问，成为学生通向更高思维历程的“助产士”。

中国的读书人传给弟子的，往往是知识，而不是思维；是结论，而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过程。这样，知识的积累便缺少了阶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不仅如此，对大师的崇拜，也使得我们一直生活在“至圣先师”的阴影里。从圣人孔夫子、亚圣孟夫子，再到“圣人”康有为，对大师的崇拜，限制了我们的思考。

三、 中西不同的文明之路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虽然没有优劣之分，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一路走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很不一样。

中西文明的这种不同，从发轫之初，从启蒙时期，就有所表现。几乎是在希腊哲学繁荣的同时，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诸子百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群星灿烂的时代。余英时先生称中西两种文明同时出现的这种现象为“哲学的突破”。在这以后，两种文明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举例来说，中西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就很不同。西方哲学求“真”，中国哲学求“道”。“求真”可以将自己置身事外，去探索周围的世界。遇到未知事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归类，如何描述，如何解释。“求道”则看重外界和自己的关系，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用处，然后去尝试和利用，以实现世界的平衡与和谐。

“求真”的传统产生了基督教，创造了“上帝”。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自有永有、全善全能的永恒真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求道”的传统则创造了“天子”。“天子”是人中之王，受命于天，代表“天”治理人间世。

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涵盖了物理、生物、经济、逻辑、诗歌、政治、伦理学等十几个领域。其物理学思想不仅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影响力还延伸到文艺复兴时期，直到牛顿的物理学理论。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求“道”，则限制了人们思考和探索的范围。“道”是天地万物的运行演化机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神秘，又自在无为。我们所能把握的，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关系了。

久之，中国哲学就形成了只关心世事，只关心和自己有关系的事务，非常世俗的学问。

所以，季路曾问孔子，人死了以后会怎样，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也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说法。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与苏格拉底的不断诘问、凡事质疑，很不同。

从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哲学就沿着“道”这个方向发展，从孟子、董仲舒、朱熹、顾炎武到康有为，都是围着“道”考虑问题，没有摆脱它的的束缚。

四、 科举制度进一步束缚了思想的传递

另外一个限制人们思考的因素，就是科举了。

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里，科举是人们社会流动的主要阶梯。可是，它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也越来越紧，越来越明显。

隋唐时，科举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宋代王安石执政时，取消了贴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内容，代之以经义、论和策。元朝改革经义的考试内容，开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要依据。

明朝不仅以《四书》命题，而且要求考生用八股文作答，“代圣人立言”。到了明清时期，四书的内容，和八股的形式，把考生变成了考试机器，以至于周作人将之和鸦片、缠足、宦官同列为中国的“四大害”。

没有思想家的后果

一、 没有思想家，中国就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公元1500年，科学革命之前，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是分开的。农业社会，掌握技术的是工匠。他们制作鞋子、家具、马车。所有的技术活，都是工匠行为，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代代相传。

在中国，这种工匠作品也多见。从南方的水车，到北方的牛车，从都江堰，赵州桥、到长城，从张衡的地动仪，到蔡伦造纸，所体现的，基本上都是工匠精神。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这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也是继承了这种工匠传统，其基本程序是：尝试 – 失败 — 再尝试 – 直至成功。

之所以说他们是技术行为，是工匠作品，因为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作理论基础，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

因为没有理论支撑，就无法推而广之。因为没有系统化，就难以复制。工匠死了，他的技术就亡了。张衡死了，就再没人能制造地动仪了。修造赵州桥的石匠不在了，就无法再造一个赵州桥。

就整个人类来说，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近代的事，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业化，技术行为 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系统的科学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在欧洲更加明显。虽然欧洲从古希腊时期就有活跃的科学研究，中世纪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要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公元1500年的科学革命后，科学研究才开始突飞猛进。

技术进步需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科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哲学思想之上。换句话说，没有哲学，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技术的进步，也就不会有工业化和工业革命。

所以，培根在1620年说，“知识就是力量”。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解答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何中国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世界，宋以后却落后了。

汉唐时期，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是技术，不是科学。这些技术，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一种工匠行为；第二，很难复制。

宋以后，因为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没有科学的发展，技术进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之所以没有科学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哲学走了弯路，没有出现伟大的哲学家。

二、 没有思想家，中国文明就停留在物质的阶段

因为没有思想家，中国文明就一直停留在物质的阶段，没有精神的升华。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是：“吃了吗”？不是因为吃饭很重要，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而是因为，吃饭是我们最看重，却又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再比如，饮茶最早出现在中国。茶道也起源于中国，南宋时传入日本，却在中国消亡了。现在，茶道文化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

从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多是现实的，现世的，很少形而上的。这种传统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宗教产生。

从本质上说，中国文明只是物质的文明。这种文明，很多的时候，又是以物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国人可能是最沉溺于物欲享受的人了，从食物，到金钱，女色，到各种生活享受。

最近几年查出的贪官，就说明了这一点。像和玪、魏鹏远这样的人，只有中国会有。像河南开封的李森林，海南的李庆普，江西的吴志明这样变态的贪官，让人想起国人对“三寸金莲”的痴迷。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物欲很容易满足，又不易满足。容易满足，比如，“有奶便是娘”。不易满足，是说人的贪欲是没有边界的，也是没有底线的，像个无底的洞。

沉湎于物欲的中华文化，也就难以有精神的升华，也就不可能有宗教信仰。

三、中国的历史无法摆脱朝代更替的循环

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是线性发展的，由低到高，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则是原地打转的，像驴拉磨一样，一圈又一圈，却总也无法挣脱历史的磨道。

西方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领土国家(country state)到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从追求物质的满足到追求精神的升华。一路走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脉络。

中国的历史，看上去很繁华，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很简单。像《红楼梦》里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朝代都差不多，分分合合，治乱相间，循环往复。让人感觉到，就像八卦图。

历史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不断重复。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就像过滤器。善的、好的东西，都被历史留住了。而恶的、不好的东西，却可以透过历史的过滤器，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中国文明的转型，也就积重难返。同时，因为很少思想家，因为缺少哲学的思考，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升华，就非常困难。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很多“为何中国很少思想家”，但依然没有说到点子上，那就是“政治统一窒息思想发展”。不信看看西方，政治统一的罗马帝国时代也是很少思想家的，因为政治统一窒息了思想发展。不信再看看中国，政治分裂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朝和元朝之间，就出了不少思想家。秦两汉与元明清，则类似罗马帝国，政治的统一，窒息了思想的发展。所以到了现代中国，民国时代较有思想，而中共时期则思想重心转向了海外。现在如果不看海外，就会发现“中国很少思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