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开始运用我的客卿策了

（一）

《余茂春教授：推动特朗普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的中国人》（高见高论 2020年7月21日）报道：

【编者按：这篇文章其实就是编译《华盛顿时报》戈尔茨的文章，在文章里不注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问题的。点击这里查看本文信息来源的文章。】

特朗普在上台之后，美国一改以往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强硬的对华遏制政策，明确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和遏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和“压制的政权”。而在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再次确认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在过去，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大都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强硬，主要是源于身边对华坚持强硬立场的执政团队核心成员班农、纳瓦罗、蓬佩奥、波廷格等人。很多学者发表不少文章对特朗普团队中的对华强硬派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但最近美国《华盛顿时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揭示了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更多是由美国国务院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这的确让许多研究美国的学者大跌眼镜。担任这个关键角色的曾经的中国人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后加入美国，现在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

余茂春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据他自己称，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有几位美国人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当时的南开大学交流并进行教学，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是浪费时间，而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激励着他到美国去寻找新的生活。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继续求学，1985年进入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并获得硕士，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了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现在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余茂春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说，他经历了疯狂的WG时代，虽然当时还年龄小，不能体验到政治上的疯狂，但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谬和意识形态上的尖叫，对生命、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坏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仇恨，颠覆了他童年最纯真的认知。

余茂春现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他被蓬佩奥视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划团队的关键一员。特朗普执政三年以来，余茂春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内重塑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把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余茂春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

在蓬佩奥的领导下，余茂春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了一个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一直以来在帮助蓬佩奥和史迪威制定和实施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对华政策。史迪威多次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被特朗普团队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解读中国共产党术语的人。他们把余茂春视为与其他所谓中国专家相比较能够更好地发现中国领导层弱点的真专家。在余茂春的指导下，特朗普执政团队将中国现在外交的做法视为“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将中国使用的“双赢”、“相互尊重”和等术语解读为“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特朗普政府据此也在重新系统性地调整以往美国政府对北京的“绥靖政策“。

蓬佩奥认为，余茂春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理解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进行解释。余茂春本人对美中两国的学说的确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不仅从学术角度而且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史迪威把余茂春视为美国的“国宝”和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宝贵资源。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则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和美中苏关系有清醒认识的人，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提出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和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通过资本和智囊的游说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并对中国示好，而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则不断受到所谓“边缘疯子”的批评。余茂春的这个观点在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中美人文交流。

余茂春认为特朗普是美国第一个认识到北京打出的“美国牌”远远好于美国打出的“中国牌”的政府。他对特朗普执政团队称，中国的体制实际上是由一个不愿受外部影响的共产党管理的、决心建立自己世界秩序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在马列主义和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支持下，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必须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的战略对手。中国的这种西方和传统结合也使其试图把自己定位为世界的道义和政治中心，而对西方的自由秩序和民主不屑一顾。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组成部分，认为余茂春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民众和美国自由上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余茂春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由于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几个关键政策理念错误，导致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对美国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能力过于自信。他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为成功的打“中国牌”削弱了苏联，但实际上中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了“美国牌”，这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余茂春向美国高层指出，现在美国政府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民众与执政中共之间的差异。中国民众现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和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们经常把这种狂热追求与中共马列主义的僵化教条混淆起来。美国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把中国民众和中共主导的政权区别开来。正是在余茂春的理念影响下，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都特别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开来，指出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

余茂春还提出，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一个重大不足，就是政治精英没有正确评估北京的弱点和脆弱性，并采取相应的全面对策。他向美国外交高层指出，美国几十年来制定的中国政策是通过基于预估中共美国的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么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来制定的，这就导致美国经常会屈服于中共的虚张声势的政策。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对中国策略的根本误解，因为中共最擅长于把愤怒程度提高到最高水平，然后看美国的反应如何，而不幸的是美国常常被中共的策略牵着走，最终往往是通过对中国政策进行调整来安抚中共的虚假愤怒，进而避免与中共进行想象中的和夸大的直接对抗。但是美国没有意识到其对独裁政权的巨大影响力和现实优势，实际上中国政权的核心是脆弱和软弱的，他们害怕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

余茂春对中国具有现实性的评价，随着其在美国对华政策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终于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得到了应有的体现。余茂春多年来一直警告中国正在有系统地进行商业盗窃和欺骗，现在蓬佩奥也在公开的讲话中直接抨击中国的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余茂春现在在美国外交团队中的核心关键地位，是美国对过去华政策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

余茂春向美国政府呼吁了好多年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有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在其操弄民粹主义不断激发美国民众和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识后，余茂春在如何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和如何遏制中国上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社会民意走到了一起。这是余茂春成功的必然原因。美国的外交政策团队能够让一个后入籍的中国人在对华政策制定上承担如此重要关键的角色，说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正在向着更深层次和领域。这些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了解深刻的中国人，也必将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注入更多的针对性内容。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会给中国的发展外部环境造成更多难以逾越的障碍，未来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必须及时根据这个情况进行调整，并作出相应的应对之策。

（二）

《陈俊杰：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余茂春何以成了美籍反华智囊？》（陈俊杰 昆仑策研究院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就在2020年特朗普等美国政要鉴于国庆节期间疫情积重难返而被迫低调走秀之际，《华盛顿时报》刊文爆料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主要是由其国务院的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担任这个关键角色的曾经的中国人是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期间赴美留学后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据他自己称，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有几个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是美国与150多个国家的学术交流计划，始于二战尾声，但一直没正式登上台面。2006年美国务院举行“大学校长会议”，美国副国务卿休斯宣布计划将是美国2007财年预算中“科学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该计划由参议员富布莱特提出，1946年通过富布赖特法案，以后又因通过1961年教育文化交流法而得以加强，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申请者须有学士学位并提交一年内能完成的学习计划或项目报告）在南开大学交流教学，彼时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促成了他去美国寻找“新生活”的决心。
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求学，198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现任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并兼任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特朗普班底鼓吹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 余茂春曾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帮助蓬佩奥与史迪威制定乃至实施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华裔智囊“一把手”。

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一个重大不足是其建制派精英没能正确评估北京的弱点或脆弱性何在，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通过基于预估中共对美国的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来制定的，这就导致美国建制派经常会屈服于“中共的虚张声势”，美国的此类做法是对中国策略的根本误解，因为中共最擅长于将国内舆论的愤怒程度推高到顶天水平，然后看美国如何反应，不幸的是美国经常被中共的策略牵着鼻子走，直至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安抚中共的“虚假愤怒”，进而避免与中共展开“想象中的、夸大的直接对抗”，但美国没能意识到其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与现实优势，其实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反华强硬声浪的！

余茂春在特朗普外交团队中的关键地位是美国调整对华“绥靖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蓬佩奥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能让一个后入籍的中国学者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承担如此重要关键的角色，至少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正在向更深的层次与领域推进。当年骆家辉作为第一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曾靠一张华人的脸蒙蔽了不少中国公知，误以为美国的华裔政客会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美籍华裔“中国末日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在中国大陆早已臭名昭著，误导了美国对华政策二十多年而效果乏善可陈。现在横空出世的余茂春对中美关系的危害性较之于上述两位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未来他还将对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华步步紧逼的挑衅套路本该是出自声名显赫的班农、纳瓦罗、蓬佩奥与博尔顿之流，但让中美关系空前风雨飘摇的其实反而是余茂春式美籍华裔“中国通”！反特朗普的美国建制派暗中操盘的《华盛顿邮报》不惜“家丑外扬”，让中国恢复高考后被“天之骄子”一般无比重视培养的留学生余茂春原形毕露。追根溯源，美籍反华智囊余茂春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辜负祖国培养。1979年，17岁少年余茂春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赴美求学（那个年代大部分属于公派），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任教之余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在美国的高校里任教的科研人员对那个年代的出国留学生来说并不意外，但余茂春的特殊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美国海军学院属于军方院校，除非特别原因不会让中国大陆留学生留人教职，因为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军方的院校任教职很容易触及军方的机密信息；二是美国军方院校的教职意味着务须参与涉及军事的课题研究，包括针对“敌对国家”的情报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美国制造新自由主义信徒的大本营，曾被其豢养的盘踞印尼长达四十年的“伯克利黑帮”与贻害拉美的“芝加哥兄弟”都是美国为培植买办代理人的策源地，南开大学历史系呢？余茂春不是主攻经济学的博士，但在伯克利分校那样的氛围中也耳濡目染了某种特殊癖好，这也是他被美国军方大学看重的缘由，被中国“名校”公派留学后留美并从政反华，现在中国的有关部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的少数“名校”会否及时“止损”？

第二，赴美绝非心血来潮。余茂春自称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受到几位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与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的影响，可见他赴美追求“新生活”绝非一时冲动。据美国建制派操盘的很多媒体报道，余茂春早就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能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后以民粹主义手段推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余茂春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鹰派官僚沆瀣一气了。特朗普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蓬佩奥曾任中情局局长，抹黑造谣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原来还有这么个“内行”，余茂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到底是南开大学的什么样的“历史学”教育让余茂春如此丧心病狂地辱华反华？

第三，若干反华诡计。蓬佩奥搭建的鹰犬班子里不止余茂春一个华裔，此类华裔干过的专门危害祖国的勾当何等无耻！美国参议院、美国众议院、美国国务院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小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竟然早在2019年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副助理部长。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邀请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参加的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二人蓄意夸大中国的国防预算而渲染中国的“军力威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各部每周都要召开例行会议协调涉及中国的行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曾公开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对美国下列对华政策有过重大影响：

一是导致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二是渲染或企图制造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离心离德。余茂春曾扬言美国政府最大的错误是没能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差异，谎称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与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早已是普遍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经常将此类狂热追求与马列主义教条混淆起来，尤其是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特别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别开来，认为中共而非中国人民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三是贩卖美式自由主义。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认为他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特色自由主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很多人身居要职而改变了很多传统外交的理念与行为，不可能只是影响自然科学农业医学等领域，中美两国到底是谁在影响谁？

四是煽动美国肆意挑衅或强硬对抗中国。余茂春认为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声浪的，因此竭力鼓吹美国反华肆无忌惮。事实上，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从未主动挑衅美国的利益，更无任何取而代之或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余茂春这种荒诞的贼喊捉贼伎俩不可不谓用心险恶。

五是捏造或虚构所谓的中国盗窃行为。余茂春一直警告中国有系统地对美商业盗窃乃至科技诈骗，导致蓬佩奥在公开讲话中渲染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本身就以撒谎欺骗为能事，余茂春这种小人在背后的扇阴风点鬼火更是“居功至伟”！

事实上，二者是典型的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美国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甚至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与美中苏关系有清醒认识的华裔学者，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煽动美国对培养自己的祖国如此痛下杀手，不是华人败类还能是什么？煽动美国污蔑抹黑妖魔化自己祖国同胞的美籍华裔学者算什么东西？章家敦之流喊“中国崩溃论”二十多年的确给了美国政客不少聊以自慰的安慰剂，用金灿荣教授的话说则是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骆家辉阴谋败露后不得不提前终止大使任期，成天撒狗粮秀恩爱的“美满家庭”刚回到美国就离婚散伙了。余茂春式汉奸的危害渲染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恶棍，其阴谋诡计贻害的不仅是自己的祖国，误导其美国主子之后也迟早会人走茶凉而晚节不保！

通过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的《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一文不难推断余茂春“师承”何人：“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

杨生茂又是“何方神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等。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1946年回国，1947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2010）、《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博览群书》编委（2003-2010）、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等。1959年起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起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据说杨生茂曾“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等。学术观点主要是：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观念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他曾与张芝联、程秋原合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词典》，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如此学富五车载誉而归且“桃李满天下（主要在美国）”，尤其是教出余茂春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其他“名校”师生当如何看待此类同行？！

至于鼓吹杨生茂的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与世界史博士学位，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1999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出国访问进修奖，2002年起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起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身份先后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学。除了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欧洲》、《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一系列外交史或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论文，任东来还曾以“东来”的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学术界》、《社会科学报》、《世界知识》、《联合早报》（新加坡）等报刊发表学术评论或国际评论，2002年起为《南方都市报》撰写每周一期的国际评论专栏。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有《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对外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任东来到杨生茂再到余茂春，中国“名校”的“名师”是怎样发迹的？物以类聚使然！

看看南开大学“优秀”毕业生余茂春的“历史学著作”何等雷人吧：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Security (Routledge Pub， UK， June 2015），ed， with Lowell Dittmer

New Interpretations in Naval History：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eenth Naval History Symposium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pril 2009)，ed.

The Dragon’s War：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ugust 2006）

美国间谍在中国——美国档案馆绝密档案（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1999年7 月）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97）

余茂春早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就认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是浪费时间，在美国任教后曾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自称经历了“疯狂的文革时代”，尤其是“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谬和意识形态上的尖叫，对生命、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坏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仇恨”颠覆了他的“童年最纯真的认知”。蓬佩奥认为，余茂春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理解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进行解释。”

余茂春本人对美中两国的学说的确也有深刻的了解，从学术乃至政策实践的角度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史迪威甚至将余茂春视为美国的“国宝”、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宝贵资源”。由于余茂春之类的美籍华裔反华学者变本加厉的摇唇鼓舌，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更多障碍，中国对美外交也必须及时根据这种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制策略。多年读史的经验告诉我，读史一旦钻进牛角尖就会用显微镜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是会对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小资产阶级历史观失去免疫力。当然，在这个领域有免疫力护体的才有可能是真正有强大气场的国之重器。比如同样是历史系本科出身的钱三强，1936年大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已在眼前，他觉得学理工科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有可能精忠报国，于是改学物理学专业留洋深造而直至跻身于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列。

回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视角，哪个国家诞生之初不曾猥琐发育野蛮成长？包括现在被街头暴乱推倒雕像的美国开国元勋们，哪一个不曾有过难逃历史局限性的“不当”（其实只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才显得过时了）言行？更毋庸说普通人的莘莘学子历程了，玩世不恭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寒窗苦读心路历程，但至少青春叛逆都是不同程度地绕不过去的。谁会因为自己当年的少不更事而对自己中老年高深莫测的“蜕变”全盘否定？更毋庸说大到一个国家的草创乃至开疆拓土了，何况是经过战争或革命而凤凰涅槃的全新国家？对一个人吹毛求疵并不难，对一个国家吹毛求疵就更容易“罄竹难书”了，但国仇大于家恨，吃里扒外的秦桧、汪精卫式政客无论怎样被公知翻案都挣不脱历史的耻辱柱，这才是货真价实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当年汉朝太监中行说帮匈奴单于设计的细菌战害死了一代名将霍去病，古今中外的历史教科书对其汉奸角色的盖棺定论罕有歧见，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更有戈兰伐甘式“铜头蛇”被盖棺定论为“美奸”，余茂春乃至杨生茂、任东来之类的“历史学家”当如何提前为自己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盖棺定论“量身定做”？无论革命还是割据，无论内战还是国际战争，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的内奸都是不可能衣锦还乡的，除非中国这种昔日的半殖民地甘心被殖民。

（三）

《Miles Yu是一面镜子》（乔桥 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60期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6月15日，在美国算是小报的《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发表了该报记者戈尔茨（Bill Geertz）题为“从毛的中国到雾谷：余茂春是对北京新战略的主要推手”的文章（Bill Gertz：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

《中美印象》在7月1日发表《美中关系快报》第56期，题为“特朗普中国政策团队成员简历”。《快报》编者按是这样说的：

2020年6月15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记者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在该报发表了题为“从中国农村到雾谷：余茂春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要推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戈尔茨提到国务院对华政策团队的主要成员。他们分别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政策研究室官员余茂春（Miles Yu）、国务卿科技顾问蒋濛（Mung Chiang）和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克里（Kelley E. Currie）。这些人都曾做过什么？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了解这些也许对我们读者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有一些帮助。除了这四位，我们还在这个名单里加上了两位在白宫工作的成员，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他们是白宫中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推手。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受其经历的影响。余茂春在跟戈尔茨的访谈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从安徽乡下进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去美国海军学院教书，最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美国国务院。余茂春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决策圈的第一人。

7月6日，微信公号《高见高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推动特朗普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的中国人是谁？”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中美印象》在转载此文时的编者按是，“这篇文章其实就是编译《华盛顿时报》戈尔茨的文章，在文章里不注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问题的。”

7月19日，胡锡进在自己的博客“胡锡进观察”里发文，题目是“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据说很多是出自这名华裔”。胡总编辑说，一个人22岁就离开中国了，而1985年之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它经历了政治动荡和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反复洗礼，余茂春显然对中国国家道路形成之不易、对共产党越来越深地融入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与人民休戚与共缺少现实的感受。他离开中国太早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太弱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满脑子对西方全是崇拜，缺少后来逐渐形成的辨别力。

（杨生茂，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

他还说，“余茂春受到了网上一些极端声音的误导，他以为那些极端声音就是中国民间受到压抑的真正呼喊。”

7月21日，国内智库昆仑策微信公号发表了陈俊杰近8千字的文章，题目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余茂春何以成了美籍反华智囊？”

这篇文章可以算是“奇葩”。它在说到余茂春的时候牵涉了很多机构（比如南开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个人(比如已故的任东来教授、中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杨生茂和他的学生王欣杨和徐国琦)，因为余茂春本人是华人败类，这些机构和个人也都成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公敌”。文章不仅捕风捉影，而且逻辑不通。比如，文章说余茂春决定到美国留学是受了到南开大学访学的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影响，这些作者没有提出名字的学者好像跟余茂春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一样，都是要为推翻中国培养人才。如果是这样，作为美国对华新政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余茂春为何要敦促“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作者在解释这一罪名时说，“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任东来，江苏宜兴人，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 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2013年5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陈先生文章还用近2000字的篇幅罗列了杨生茂教授的个人简历和学术成就，然后话锋一转，说，“‘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任东来到杨生茂再到余茂春，中国‘名校’的‘名师’是怎样发迹的？物以类聚使然！”南开是名校，杨教授也是名师，作者难道是要说南开大学与杨生茂教授也是美国安插在中国的敌对势力？这样的文字与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知识越多越反动。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的生涩难懂，不过最后一句话拟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无论革命还是割据，无论内战还是国际战争，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的内奸都是不可能衣锦还乡的，除非中国这种昔日的半殖民地甘心被殖民。”中国目前和将来都没有被殖民的危险，不但没有，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中国模式还要走向世界呢，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对中国的前途如此没有信心。

余茂春在美国，对美国当下的对华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有待历史去评估。出人意料的是，他目前更大的作用似乎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国内一些意见领袖和智库对美国、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究竟有多离谱。

【编后：此文发布后，又看到台湾的中央新闻社在7月20日发表了一篇与余茂春有关的文章，题目是“川普對付北京靠他：出身中國的智囊余茂春”。此文没有任何新内容，但提到了胡锡进的“观察”。《中美关系快报》还注意到另一个叫“台海论坛”的公号发表的文章。作者叫卫泱，文章题目更耸人听闻：“果然有汉奸！美国对华的恶毒政策是他提出来的”。作者说，他的文章的主要信息来自胡锡进微博和占豪。卫泱在文章里说，“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真正的坏人就是蓬佩奥和余茂春，他俩合谋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断交的边缘。”他还说，“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但美国自己真的做好与中国决裂的准备了吗？想过和中国决裂的后果吗？如果没想清楚，如此草率地把中美关系推到断交乃至“新冷战”的地步，甚至用美国的国运来赌博，那是非常愚蠢的选择。接下来，美国政客拍拍屁股走了，那么美国人民承受得起吗？”观察网在同日也发表了一个博客，署名“我是小泥童”，博客题目是“议论彭胖身后的美籍华人智囊余某春”。作者希望大家不要过高估计余茂春的影响力，美国人重用他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和人才。他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高估他的作用，主要还是美国有这样的急需要，并且，美国人信他，我觉得，说明美国人自己已经找不着北了，不得不挖掘于中国实际情况已经山隔重重的化石级华人，以补脑短路，也挺可怜的。并且，或许，余也会如前几十年国内公知一样，以崭新的中国崩溃论，迷得美国佬团团转，成为崭新时期的战略忽悠优秀人物。这样想来，也挺爽的。美国人的智商，由此当代常凯申化，实在不是一件不赏心悦目之事。”】

（四）《果然有汉奸！美国对华的恶毒政策是他提出来的》（卫泱 台海论坛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原标题：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据说很多是出自这名华裔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对抗空前加强，以前只是经济上制裁，现在却发展到了军事上。

在众多制裁中，有一个中国人被媒体曝光了。它叫余茂春，一名在美国的华裔学者。

美媒报道说，余茂春是1985年20岁出头时从大陆前往美国留学并定居的，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书，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担任和中国有关的职务，仍然管他叫“余教授”。

报道还说，余茂春现在是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他的办公室离蓬佩奥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美国有人称余茂春是美国的“国宝”，他对中国有百科全书般的认识，是“极权主义最有力的敌人之一”。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该校教书，是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同时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

这个以他为班底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团队，负责给蓬佩奥提供针对中国的政策建议。由于他的特殊角色，他事实上成了特朗普政府鼓吹敌视中国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再加上他的立场和态度符合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立场，所以他的建议更能获得采纳。在特朗普政府内，他在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扮演角色。

历史告诉我们，“汉奸”狠起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会比敌人更狠，历史上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在这位身上，实际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新中国以来最畸形、最变态的对华政策，这种政策果然出自中国人之手。

美国政府如此仇视中共，且能把那么变态的政策进行讨论作为选项，其目的是想分化中国执政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从而找到颠覆中国政权的空间。在看来，美国这种天真幼稚的政策也的确更像出自中国人之手，一个对自己的母国心态畸形的人。

美国政府受余茂春的影响有多深？

我们可以来看看美国防长埃斯珀最近的表态，他在上周六也明确将矛头对准了中共，他说“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国就让美国担忧”，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威胁比俄罗斯更大，原因是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口和足够强的经济实力来取代美国。

说白了，他的意思就是，美国能够控制的中国才是美国想要的中国，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不受美国控制，所以他才作上述表述。这也是为什么余茂春给美国政府建议把矛头更尖锐地对准中共的原因，他浅薄地认为，这样可能分化中国执政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内乱。

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真正的坏人就是蓬佩奥和余茂春，他俩合谋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断交的边缘。

坦率说，一个三十多年前到美国的人，已经对现代中国基本没什么实质性了解了，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人的状态，也不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态，他是在以1980年代时的心理状态看待中国。

今天中国人的心态，一方面是对美国极度不信任，这是美国政府过去几年极度敌视中国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通过这两三年与美国的斗争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中国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弱小。这两件事决定了，美国政府这种小儿科的手段，压根就没几个中国人会相信他们，而且只会让更多中国人更加敌视美国。

虽然，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但美国自己真的做好与中国决裂的准备了吗？想过和中国决裂的后果吗？如果没想清楚，如此草率地把中美关系推到断交乃至“新冷战”的地步，甚至用美国的国运来赌博，那是非常愚蠢的选择。接下来，美国政客拍拍屁股走了，那么美国人民承受得起吗？

当然，美国的心美国人自己操，我们只需要做好最坏打算，做好一切准备就可以了。就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美国一定要打压中国，一定要把中国作为对手，那中国就奉陪到底，做一个合格的对手给你看！

（五）

《我是小泥童：议论彭胖身后的美籍华人智囊余某春》（观察网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据多方说，彭胖背后，是一个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期间赴美留学后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的美籍反华智囊，在出谋策划。

有朋友便恨恨说，唉，华人搞起华人来，格外狠辣，历来如此！不过，我倒认为，其实，也没有必要高估他的作用，主要还是美国有这样的急需要，并且，美国人信他，我觉得，说明美国人自己已经找不着北了，不得不挖掘于中国实际情况已经山隔重重的化石级华人，以补脑短路，也挺可怜的。并且，或许，余也会如前几十年国内公知一样，以崭新的中国崩溃论，迷得美国佬团团转，成为崭新时期的战略忽悠优秀人物。这样想来，也挺爽的。美国人的智商，由此当代常凯申化，实在不是一件不赏心悦目之事。

比如，智囊为他们提出，对手是“中共”而不是“中国”，献上一出离间计，接着就来了准备禁止中共党员签证，这样的神助操作，对中国目前所有人的精神转型与提升，实在是太给力了。因为，这样，就把最根本的问题，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明明白白地摆到全体中国人面前，原先稀里糊涂想捣捣浆糊的，也没法捣了。

朋友指出，改革开放的年代严重忽略了中华文化认同感，不知道是彻底否定文革的惯性很大，还是国际接轨的惯性很大，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一代，现在都在五十以上了，演变成了反华势力的中坚。他们让中国人在国际上很丢脸，也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失误的一个症状，前一阵子的芳芳，算是一个典型。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出国就拼命推销他们的制度，很少看到听到西方人在外国人面前践踏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制度的。

确实有诸如此类现象，我想，主要还是新中国史三十年断裂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风波，积存下的后遗症太厉害了，并且一直没有办法明确治疗。历史因此在一些人心里，断裂得不轻。并联着想，几十年来，对文革的全盘妖魔化惯势，被轻易引导到对全民族全历史的妖魔化，造成对新中国整体历史，产生了一种至今艰难解决中的综合心理断裂症，无论学术层面还是舆论层面，表现为高校出了那么多反类公知，依然是那么厉害，也极大助长了这类认同断裂症向社会各层面延伸。当然，这类认同断裂症，以八九十年代出国，政治经济民运历史专业的一些人，尤为强烈。并且，他们又错过了近二十年中国的发展，相对中国的新近，已经变得如此陌生而不着边际，原有骄傲的心气，难免有点委曲，导致内在的心理失衡，尤其强烈，主观上，也更容易决绝认同，因此，国外，表现于余某春为代表的一班人身上的种种异相，一点不奇怪。至于反映在国内，就是方方梁梁们为代表的老文人抱团怨怼，不余遗力。

总之，一些人，内心对中共的不认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共曾经的与现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无限放大成一种符合西方洗脑符号的绝对理念，完全无视更多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从文革全盘妖魔化始，到八九风波落下灾难性伤口，埋下情感对立的种子。随着中国大发展大变化，生产力的蓬勃生产力，腐烂的快腐烂，文化在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被不断颜色化渗透，到零九年，达到全面灿烂的程度，种种事实上恰恰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离异种子，也同时全面被催生发芽生长，最可观的成果，就是以方方怨怼中全面展现的“老文人”抱团出演为标记。

同时空间，中共自己，也有着自己的命运变化，随着发展与问题的丛生，到零九年后，就出了种种政治异象，以不厚事件为标志。然后，种种或阴或明的危机迹象，招至健康力量急速集结，毅然进入新时期，大力施政，暗治内伤，主动刮骨疗毒。应该说，已有非常起色。可许多老文人至今迷恋于那么一点自我感觉，不可自拨，无法客观看待这一切崭新变化，并且，对既得文化地位的骄傲，对智商的自负，导致其往往意识到不自己的思维与情感，正在被全新的历史悄然遗弃。

这样想来，美国佬也真是的，二十年前，坐等中国崩溃，信心满棚，耐心极好，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论，一直相信，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一定会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从而在中国推行他们格式化的“民主”。可等了四十年，没有如愿。培养了一轮又一轮以华制华的谋士，期望着一辈又一辈的和平演变，却几乎都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自我忽悠笑剧。如今，随着自己大乱方寸，一切有点傻眼中。

历史大概就是这样，从否定文革开启改革的喜剧开始，经历思想解放文艺化闹剧（另类文革？），终遭遇风波悲剧拷问；再经历经济化势利大潮七转八弯冲刷，一切进入了一个几乎事前难以设想的全新的开阔地。尤其以人民对老人家思想的不断热潮与再发现为标志，一切真是奇妙，一个学习型智慧民族的特质，越显精彩！

让余某春方方们以他们的文科逻辑谋他们的春天好了，让美国人的智商系于他们的思路好了。中国，大概注定是要走一条空前自由自主的新路的。

（六）

谢选骏指出：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里我就提出，中国历史上得以进行了成功征服的异族政权，都是运用了“客卿策”——从秦朝的客卿制度，到五胡、北朝、辽金元清的“汉奸现象”，无不如此。在这方面日本比较失败，因为他奉行的是大众的种族主义，而不是精英的种族主义。相比之下，苏联就成功得多，扶植了中共作为代理。可惜苏联本身没有中国的客卿服务，所以最后还是失去了中国，结果不如蒙古人成功。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美国开始改弦更张，开始运用我所提出的中国客卿策了。这就是“思想扩散的速度和频率”。如果运用得宜，美国就能征服慢慢中国，而后利用中国去征服世界，就像规模较大的蒙古人、规模较小的满洲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