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苏联死亡营是纳粹灭绝营的教唆者

（一）

《历史一页：纳粹集中营成了苏联战俘营》（人民网2001年12月19日）报道：

1945年，攻克柏林的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柏林以北的沙森豪森集中营，但是，这个象征着痛苦和死亡的场所的历史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延续了下去。苏联秘密警察把这个纳粹用来屠杀犹太人的地狱转变成了一个战俘营，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外界对于这样一个战俘营的存在几乎是一无所知。12月17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披露。

自从象征着苏联和东欧集团的铁幕垮台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研究人员一直在对这一战俘营的历史进行研究并且一点一滴地把这一段几乎被埋没掉的历史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使得外界得以对苏联在东德建立的最大的战俘营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调查显示，从1945年到1950年这座战俘营关闭时为止，多达12000名战俘死在了那里，而在苏联仍然存在的1990年时，那里发现了好几个集体坟墓。现在，长达10多年调查已经结束，那里已经建立起了一座纪念馆，与纪念馆同时竖立起来的是一座纪念碑，它们与为了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而建立的纪念碑相距很近，但是看上去却是明显的不同。

在纳粹德国时期，沙森豪森集中营是纳粹党卫军负责的在德国的所有集中营的行政中心，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中大屠杀最初就是在这里进行试验然后推广到其他集中营的。不过，在沙森豪森集中营被屠杀的大约3万人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战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

在二战结束之后，位于东德境内的所有集中营很快就被苏联红军转变成为战俘营，而沙森豪森是其中关押人数最多的一个，在其存在的5年中，被关押在这里的战俘多达6万人。有6000人是被美英盟国移交给苏联的纳粹德国军官，其他被关押者还包括纳粹德国的各级官员。当然，还有不少人是被苏联认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坏人”，这些人在苏联的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就被押送到这里关押起来。被关押者中也包括一些苏联人，其中有的是与纳粹合作的卖国求荣者，也有一些竟然是在占领德国之后嫖娼而染上性病的士兵。研究人员调查发现，所谓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坏人”包括来自德国图林根州格鲁恩的38名年轻人，这些人中只有14人活了下来，而其中一人名叫库尔特·怀斯，他当年被关押进沙森豪森战俘营的时候只有16岁。12月9日纪念馆开馆的那一天，他亲自到场接待每一位参观者，向他们叙述当年的悲惨遭遇。一位被关押在那里的纳粹德国军官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们在苏联战俘营里遭受的忍饥挨饿缺医少食的日子，这本日记的主人在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把日记扔出了车窗，从而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纪念馆里还有一个展室专门展出了苏联秘密警察当年在德国的活动经历，而在相距不远的展室却展出着纳粹集中营司令官当年穿的那件雪白的熨烫得笔挺的制服。

对于德国有关方面将纳粹和苏联相提并论的做法，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首先是在12月9日开馆的那一天，它没有派遣代表出席。其次，俄罗斯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谈论这一事件时候指出，德国有关部门将纳粹集中营犯下的暴行和苏联在占领德国期间进行的合法活动相提并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勃兰登堡纪念馆基金会会长、历史学家莫希对于俄罗斯的反应感到“不可理解”，认为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真实地反映一段几乎被人忽略和遗忘的历史。

（二）

网文《集中营》报道：

集中营的历史非常悠久，集中营（reconcentrados）一词最早由19世纪末驻守古巴的一位西班牙司令官瓦莱里亚诺·魏勒尔发明。在1830年的美国西进运动（主要对象为印第安切罗基奴隶）、1868年至1878年的西班牙十年战争、1899年的美菲战争和英国的第二次布尔战争都出现过，到了德意志帝国手里发展成死亡营，其最著名的有1904年的纳米比亚沙克岛集中营。集中拘留战俘或奴隶的机构在很早就出现了，而最早明确提出集中营概念的是英国人。布尔战争时期，为了消灭南非阿非利卡人的游击活动，英军统帅基钦纳在南非设立了31所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将散居在乡间的阿非利卡平民集中押至这些集中营内关押。

纳粹德国在1934年成立的达豪集中营是最早建立的德国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开始时集中营只用来关押犯了法的罪犯、同性恋者与政治犯，与监狱唯一的区别是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密度较大，而且设有刑场。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入口处都有“劳动带来自由”标志（对犯人保护性看管）。在1939年以后，党卫队的骷髅总队和盖世太保在德国本土6个原有的集中营外增设了15个集中营，其中以规模最大和最有名的是位于波兰总督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群，它由十几个大小不等的集中营组成。
二战爆发之后 ，位于波兰的各集中营的性质开始转化为灭绝营，关押的范围也大大增加，设备了毒气室与焚尸炉，特别是1942年之后，设立了专门的灭绝营，用于杀害关押的犯人。有的灭绝营一天要处理上万人。
纳粹集中营的囚犯包括犹太人、苏联战俘、共产党和社会党党员、吉普赛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节育女性、从娼女性、欧洲各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无生存价值”的德国人、保皇派、共济会成员、波兰人、索布人，以及敌国国民（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这些人被用火车从欧洲各占领区运往集中营，实施“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随着盟军的推进，各集中营开始陆续关闭。到了1945年5月上旬仅有奥地利与捷克地区的部分集中营尚未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德国曾设有集中营的各国政府都修建了纪念碑或纪念馆来悼念集中营死难者。

1941年日本占领美国、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后，在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设立了集中营，用于关押拘留的敌国平民。

1838年，美国总统范布伦签署法令，将切洛基印第安人集中关押，以便将他们集体迁至西部地区。1901年菲律宾爆发起义时，美国陆军在菲律宾设立了集中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由于吸取此前日侨在中国、泰国等国进行第五纵队活动、配合日本军占领的教训，及为了避免在美国居住的日本人进行破坏活动，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2月19日发布行政命令9066号，囚禁日裔美国人，在内华达州设立了集中营，用于关押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各州的日籍敌侨和日裔美国公民。
有看法认为阿尔卡特拉斯岛监狱及9·11事件后美国设在关塔那摩的战俘营属于集中营。
俄罗斯帝国政府在北极和西伯利亚地区设立了流放地（卡托加）制度，将政治犯押送到这些地区集中居住。在其中一些流放地里，使用政治犯进行强制劳动，比如东西伯利亚的科雷马金矿。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设立了集中营。苏联称这些集中营为лагерь，即“营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这些集中营被西方称作“古拉格”（ГУЛАГа）。在其高峰时期，这些集中营里囚禁有2,750,000名囚犯。苏联使用这些囚犯进行开挖运河、修建城市、开采矿山等强制性劳动。集中营的犯人包括政治犯、富农、宗教人士、乌克兰等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以及苏联侵占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后逮捕并流放的当地平民。
根据正式登记的死亡记录，从1934年到1952年，约有1,050,000名犯人死在集中营中，另有约800,000人被处决。非官方的统计认为，从1917年到1957年，有4,000万名苏联人死于集中营、强制流放、饥荒和大清洗。
来自朝鲜逃北者的资料声称在朝鲜有5到10座大型集中营，关押着约200,000名囚犯，其中6个属政治犯集中营，称管理所。其中只有位于咸镜南道耀德的第15号集中营允许外界探视。集中营内的犯人在早期为出身成分中的“敌对阶层”成员，即地主、资本家、宗教人士以及日本统治当局的合作者。韩战后，集中营的犯人主要包括政治犯的家人和亲属，朝鲜劳动党内部权力斗争中的失势者及其家人，以及试图逃离朝鲜的人员及其家属。朝鲜的集中营分为罪犯营及家属营。
1992年到1995年间，克罗地亚共和国、南斯拉夫、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都设立过集中营，其中绝大多数设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地区。
英国在布尔战争中，为了消灭游击队的生存基础，英国军队统帅基钦纳勋爵在1901年首创集中营制度。此前由于英军采取焚毁敌人军属家园的报复措施，为了收容住宅被焚毁的敌国军人家属，在开普殖民地、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纳塔尔省的铁路沿线建立了50多座难民营。基钦纳将其改为关押阿非利卡平民的场所，先后关押了13.6万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平民。集中营周围设有铁丝网，试图逃跑者一律射杀。集中营内人口密度极高，缺乏医疗设施，生存条件恶劣，死亡率一度高达40%，引起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抨击。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约有28,000名阿非利卡人平民死在集中营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本土的马恩岛设立了敌侨拘留营。1950年代肯尼亚茅茅运动时期，英国在肯尼亚也设立了集中营。
1936年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后，建立集中营，用于关押逮捕的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和其他平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在国内设立了23所集中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在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达省设立了关押敌侨的集中营。
1975年越南统一后，在越南南方设立“再教育营”，用于关押前政权官员及合作者，以及一部分南方共产党和游击队领导人。
在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在金边设立了S-21集中营，用于关押并处决政治犯。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中华民国设立了集中营去关押对政府不满的人士、共产主义者等。例如“皖南事变”之后于关押新四军人员的上饶集中营，在绿岛设立的关押政治犯的“绿岛集中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通过劳动改造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将公民关押在集中营内进行强迫劳动，目前劳动改造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已被废除。劳动改造制度在1960年代开始出现，用作关押向政府发表批评言论的人士，被强迫进行劳改的人会被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被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改造制度被取消。
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主要针对右派等异议人士，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劳动教养制度关押吸毒人员，卖淫人员，小偷小摸等没有达到法律认定的犯罪标准的人。2013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被正式废止。同时，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
因收容遣送制度建立的“收容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种形式的集中营。收容制度已于2003年废止，收容所也都已改为救助站，并不再限制人身自由。

（三）

网文《灭绝营》报道：

灭绝营（德语：Vernichtungslager）和死亡营（Todeslager）一般都会被混合使用，并具体指用来作种族灭绝的营地。一般来说，死亡营是一个设立来杀害犯人的集中营。它们不是用来进行惩治犯罪行为，而是用来促进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就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于被占据的波兰所建的灭绝营。此外，“灭绝营”有时也被政治示威者夸张地用来形容他们想嘲笑的监狱营地。

灭绝营历史

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它的所有资源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则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那些“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许多斯拉夫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必须被消灭。
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是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眼中，他们根本无权活在世上。而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而东方几个大城市，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等，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
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犹太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本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250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250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
但是在这个时候，纳粹领导人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1942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太晚了。刚开始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纳粹德国设立的30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好几百万囚徒在这里挨饿受刑，最后死在这里。据统计，作为最终解决的组成部分，共有约3,500,000名犹太人死在灭绝营。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死亡了3.5318万人。直到1942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从1942年6月到11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13.67万名囚徒中，死亡者约7.06万人，处决者9267人，“转移”者2.78万人。所谓“转移”其实就是送到毒气室。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灭绝营的简要历史
随着1941年6月对苏联的入侵，纳粹开始系统地大规模谋杀犹太人。起初，成千上万犹太人遭别动队及其他团队枪杀。但纳粹很快就觉得，这种方法效率低下，他们转而寻找其它谋杀方法。不久，奥斯威辛和其它营地就开始了毒气实验。纳粹领导人注意到，毒气用于大规模屠杀行之有效，遂下令建造灭绝营，在那里用毒气杀害犹太人。
灭绝营建在德国于1939年占领的波兰地区。它们包括奥斯威辛的比克瑙部分（奥斯威辛二处）、海乌姆诺、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一些研究者还把有360,000名受害者的马伊达内克包括在内。
第一个建造起来的灭绝营是海乌姆诺，它位于罗兹附近，于1941年12月8日投入使用，1944年夏停止运行。受害者为毒气车所杀，约320,000人在那里遇害。
奥斯威辛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营。其灭绝营部分位于比克瑙，于1942年3月落成，最终在1944年11月关闭。在其两年半的运行中，约有一百万犹太人在使用齐克隆B毒气的毒气室中遇害。此外，成千上万吉普赛人和苏联战俘也在那里遇害。
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都作为赖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于1942年建成。贝乌热茨从1942年3月运行到12月，其间有600,000名犹太人在此遇害；索比堡从1942年4月运行到1943年10 月，有250,000人受害；特雷布林卡从1942年7月运行到1943年8月，有870,000人被杀。这些营地的遇害者是因一氧化碳窒息而死的。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四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送往毒气室去的死难者是被“挑选”出来的。之所以要挑选，是由于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要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有时候对少数“特别囚犯”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集中营纳粹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就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因为许多人是从法国、荷兰、希腊那样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虽然出现了夫妻、子女被强行拆散的悲惨情景，但是正如幸存的人所说，他们谁也想不到自己将落到怎样的下场。事实上有些人还拿到印有注着“瓦尔德湖”字样的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要他们签上字寄给亲人。明信片上印有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
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你怎么也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所在。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对此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德国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
此时演奏的是轻音乐。德国人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她们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兰的裙子。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
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然而等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蘑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时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氰化物或称“齐克隆B”的结晶药物投下去。
有一个时期，指挥勤务兵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名叫莫尔的中士。“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马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这时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大约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特别队”员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
当时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
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的，在德国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其他许多集中营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莱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另外一家钻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四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五座，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1944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它每天要焚毁6000具的尸体。仅在1944年夏天的46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25万至30万名。甚至毒气杀人室也赶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别的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抱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
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B”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2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0.75吨。
在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苏联战俘。
在希特勒的眼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是劣等民族，他们根本无权活在世上，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于是，希特勒便用各种方法杀死他们，其中最好惨绝的便是集中营。
纳粹德国设立的遍布各国的30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部都是死亡营， 好几百万平民及战俘都在这里挨饿，最后死在这里。

（四）

谢选骏指出：虽说纳粹集中营被改造成了苏联战俘营，但纳粹灭绝营却是苏联集中营的学生，而不是老师。因为很明显，苏联是1917年诞生的，纳粹德国则是1933年诞生的，苏联比纳粹德国年长足足十六岁——到纳粹灭亡时，几乎可说足足年长一倍有余了——希特勒是列宁的学生、斯大林的学弟，殆无疑义。在苏联内战中，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三百万人，比死于纳粹之战的不遑多让——这两者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政绩工程”。所以我说“苏联死亡营是纳粹灭绝营的教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