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自己创造了“反美联盟”（PETER BEINART 纽约时报 2023年7月4日）报道：
拜登政府最近宣布了两条令人沮丧的消息：伊朗正在帮助俄罗斯制造无人机。中国在古巴操作一个间谍基地。
信息很明确：美国的敌人正在联合起来。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的说法，它们现在构成一个新的“威权主义者轴心”，威胁着从东亚到加勒比海、从东欧到波斯湾的美国利益。这个名称暗示，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古巴的政府绑在一起的，是它们对民主的共同厌恶。对于经常将美国的地缘政治斗争描述为自由与暴政之间较量的华盛顿外交政策阶层来说，这是个有吸引力的叙事。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古巴政府和伊朗政府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虽然两国当时有与现在相同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它们并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讨厌民主而转向俄罗斯和中国。它们突然转向是因为美国拒绝了它们的示好，将它们推入了与美国敌对的大国怀抱。先是在特朗普领导下，后是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美国政府参与创造了它现在哀叹的反美伙伴关系，这正是美国政府在上次冷战期间的所为。
以古巴为例。古巴政府在冷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的战略一直相当明确：维持其政治体系的封闭，同时向外国投资开放经济。这个战略需要古巴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因为美国的制裁不仅使古巴无法获得旅游和贸易的最大潜在资源，而且也吓跑了欧洲的公司。美利坚大学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威廉·莱奥格兰德对我说，“过去二十年古巴经济战略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基于改善同美国关系的长期预期。”
2014年，这个预期开始得到回报。奥巴马政府宣布结束美国对古巴政府长达几十年的敌意，很快，不少知名人士开始在哈瓦那露面，包括柯南·奥布莱恩、安德鲁·科莫，以及史蒂夫·纳什。正如迈阿密大学的古巴问题专家迈克尔·布斯塔曼特当时指出的那样，“美国国旗甚至已成为最时尚的国家旗帜，出现在古巴人的T恤衫、紧身裤和背心上。”
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这一切都破裂了。2019年，特朗普对古巴实施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一个月后，古巴开始定量配给肥皂、鸡蛋、大米和豆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在该岛的监控网络“完成了一次显著升级”（古巴和中国外交部都否认了有关中国在古巴部署监控设施的报道）。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拉丁美洲分析师埃文·埃利斯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与古巴的交易“基本上是中国的付费游戏”，他补充说，“中国向古巴提供了后者急需的资金，获得了设置监听的机会。”去年秋天，中国同意重组古巴债务，并向古巴捐赠了1亿美元。古巴仍需要中国的资金，原因之一是，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代的关键制裁措施。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也遵循类似的模式。两国签署2015年的核协议时，时任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称协议“不是上限，而是一个坚实基础。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古巴领导人一样，伊朗领导人曾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会刺激西方投资。尽管伊朗的一些强硬派担心与西方建立经济联系会削弱该国政权，但扎里夫和哈桑·鲁哈尼总统仍押注更强劲的经济将加强伊朗的区域地位，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有助于巩固该国的专制政治体制。
但结果并非如此。特朗普取消了核协议，重新实施了严厉制裁。拜登政府并没有在上任之初恢复协议，而是提出了附加要求，阻碍了恢复核协议的努力。随着伊朗得到美国和欧洲大笔投资的前景消失，华盛顿对伊朗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力也消失了。现在，对伊朗来说，与俄罗斯建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最近所称的“全面防务伙伴关系”几乎不会损失什么。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将小国推入其超级大国对手的怀抱。美国在冷战期间就这样做过。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在《战争余烬》(Embers of War)一书中指出，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越南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胡志明一直认为美国“可能成为越南独立事业的捍卫者”，帮助该国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志明的反叛军队“越盟”，曾在美国与日本的战斗中，与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并肩作战。
但随着冷战紧张局势加剧，杜鲁门政府没有理会其亚洲问题专家的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越盟”主要是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支持了法国维护其帝国主义统治的努力。从1950年开始，“越盟”从共产主义中国获得武器。
十年后，美国在古巴做了类似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初掌权后开始重新分配财富，修改历史上古巴对美国的从属。尽管卡斯特罗有左倾倾向，但威廉·莱奥格兰德和彼得·科恩布卢在他们合著的《与古巴的非正式渠道》(Back Channel to Cuba)一书中指出，卡斯特罗“在执政的第一年并没有对苏联表现出特别的喜好”。直到卡斯特罗将大型种植园国有化、导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策划推翻他后，古巴政府才开始依赖莫斯科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观察是，美国的敌意把古巴“像铁屑朝着磁铁那样”推向了苏联。
冷战应该提醒我们，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不一定是盟友。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决策者对共产主义政府能保持独立于苏联持怀疑态度。但这正是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1948年与苏联分道扬镳，后来接受了美国的援助。20世纪60年代，苏联和中国变成了对手。
如果说就连共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不总能融洽相处，那就更没有理由认为威权主义如今能够成为有约束力的粘合剂，能让实行不同形式暴政的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古巴团结起来。哈瓦那与北京之间，或德黑兰与莫斯科之间日益增长的安全或军事关系没有任何必然的意识形态联系。这些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盛顿试图饿死古巴、让伊朗屈服，而不是与我们不喜欢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取向的政权建立工作关系。
如今，尽管制裁已导致伊朗和古巴的普通人得不到食物和药品，华盛顿的鹰派人士仍说，美国不能解除对伊朗和古巴的广泛制裁，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在与美国的敌人合作。也许鹰派人士们应该在他们当初促成这些伙伴关系之前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人说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古巴都是流氓国家，却不说纽约时报是流氓国家的帮凶——因为它说是“美国政府自己创造了反美联盟”。你奈它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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