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阿拉伯人大流散成为犹太人第二

《阿拉伯人大流散》报道：

阿拉伯人大流散指阿拉伯移民及其后代自愿从故土迁徙或为了逃难而被迫迁往非阿拉伯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部分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以及西非，特别是象牙海岸（有十万黎巴嫩裔）、塞内加尔（约二万名黎巴嫩裔）、塞拉利昂（约六千名黎巴嫩裔；1991年内战爆发前有三万人）以及赖比瑞亚。塞拉利昂的内战于2002年结束，黎巴嫩商人重返此地居住。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残缺不全。在我看来，“阿拉伯人大流散”其实从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集团四处劫掠的时候即开始了。

佚名网文《阿拉伯裔印尼人》报道：

阿拉伯裔印尼人（Orang Arab-Indonesia）总人口：387,254，

分布地区：亚齐特区, 西苏门答腊省, 雅加达, 西爪哇省, 南加里曼丹省

语言：印尼语, 阿拉伯语, 其他印尼语言

宗教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

相关族群：哈德拉米人, 阿拉伯裔新加坡人, 阿拉伯裔马来西亚人, 

阿拉伯裔印尼人，是指有印尼公民权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后裔，他们多是来自也门的哈德拉米人。直到1919年受限于荷属东印度的法律前，他们族群中的精英因投资土地和贸易成为印尼最有钱的社团。他们差不多全是穆斯林，多数生活在爪哇。他们人口是387,254人，而有阿拉伯人血统的印尼人则有5,000,000人。

历史

阿拉伯人和印尼之间的接触很早，在前伊斯兰时代已有波斯湾的阿拉伯商人到印尼购买香料，但阿拉伯人在当地建立王国则在15世纪。

多数阿拉伯裔印尼人是哈德拉米人，但亦有来自阿曼、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波斯湾的阿拉伯人。他们被荷兰殖民者称为外国东方人，这导致他们无法入读某些学校和旅行限制，并居住特殊的阿拉伯地区，荷兰政府在各区指定的一些阿拉伯人头人，作为联络人和带动社区，这些法律在1919年被废除。而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阿拉伯人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也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他们的社会精英们开始通过贸易和收购房地产建立超经济实力，他们购买大量巴达维亚和新加坡和马来群岛的房地产和通过慈善工作，他们建立并保护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最终，一些阿拉伯裔印尼人加入了荷属东印度的议会。

辨别

第一代的阿拉伯裔移民多称为托托克，即纯血的外国人，第二代的阿拉伯人则多有当地人的血统。

由于资讯不足，很多印尼学者也误以为阿拉伯裔印尼人也是瓦哈比主义者，因一些激进伊斯兰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也是由阿拉伯裔印尼人建立。

赛义德

很多哈德拉米人是赛义德，即穆罕默德的外孙子侯赛因·本·阿里的子孙，普通穆斯林不能和赛义德的女儿结婚，但赛义德的男子不受限制，因阿拉伯人人只承认父系血统。

分布

大多数阿拉伯裔印尼人生活在爪哇，主要是西爪哇省和东爪哇省和马都拉岛，在苏门答腊也有数目可观的阿拉伯人生活（主要是巨港、西苏门答腊省和亚齐省）。在187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有12412个阿拉伯裔印尼人，1900年，阿拉伯人人口总数是27399人，于1920年是44902人，1930年是71335人。

宗教

阿拉伯裔印尼人几乎全是穆斯林，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阿拉伯裔印尼人的98.27％是穆斯林。他们多数生活在清真寺附近，多数是逊尼派，遵循伊斯兰教法的沙菲仪派，孩子一般都送伊斯兰学校，少数人是什叶派。

他们在信仰实践上多数比一般印尼人正统。

参考

Diederich, Mathias (2005). "Indonesians in Saudi Arabia: Religious and Economic Connections". In Al-Rasheed, Madawi.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the Arab Gulf. London: Rutledge. pp. 128–146. ISBN 978-0-203-39793-0.

谢选骏指出：很明显，“阿拉伯裔印尼人”就是“阿拉伯人大流散”的结果之一。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后来和汉人混合成为了“回民”。

《为什么马来人不是马来西亚土著？》（地缘谷）报道：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马来”这一名称来自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一个约1500年前由古印度人所建立的婆罗门教国家——末罗游。末罗游遗址位于现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占碑省的一条巫来由河附近，马来人在古代被中国人译作“巫来由人”，现在的东南亚华人也把马来人称为“巫族”。

在1023年间，苏门答腊岛上另一个古国三佛齐遭到印度军队袭击，都城被攻陷，三佛齐便转以末罗游为都城，间接吞并了末罗游。在13世纪，来自爪哇岛的满者伯夷消灭了三佛齐，末罗游的王子拜里米苏拉被迫逃亡至如今位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立了马六甲王朝。马六甲正好位于马六甲海峡中间，有作为贸易港口的先天条件。和对岸的苏门答腊相比起来，马六甲也没有像地震的台风一类的自然灾害。于是各国的商人很快汇集于马六甲，通过各种贸易活动，末罗游人建立的马六甲进入了黄金时代。

“末罗游”一词原本狭义上是指苏门答腊某些王国的族裔，后来因末罗游人在马六甲的强势崛起，这个词才用来指代整个东南亚群岛的地域性文化，也就是马来文化。早期的东南亚群岛除末罗游人外还居住着其它种族，这些种族不会称呼自己为“马来人”，他们也对“马来”没有任何概念，“马来”（Malay）一词更多是后来西方人对整个南岛种族的统称。在17世纪时，西方学者发现东南亚群岛的土著，与太平洋群岛，甚至是远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的土著无论是在体型、肤色、语言还是文化上皆有共同之处，因此把他们称为马来——波里尼西亚人（Malay-Polynesian）。

所以，“马来人”并不是单一特指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土著，他们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这些被称为“马来世界”（Nusantara）的文化圈子，而这些地区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化基本不会相差太远。在泰国南部、缅甸中南部以及越南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和马来人类似的文化习俗，即使使用的语言不一样。甚至早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也有部分马来人基因，因此“马来人种”的足迹可以说是非常广的。

大约在公元10世纪，马来人因为印度文化东渡的原因而信奉印度教或佛教，印尼的婆罗浮屠就是印度文化曾经来过东南亚的最好证明。一部分的马来人则信仰万物有灵论。印度文化和佛教元素极大地影响了在苏门答腊岛和马来亚半岛的马来人文化，如今这些地区的马来语里的很多词汇都是由梵文派生过来的。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很大一部分的马来人又因为自家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而纷纷改信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进入马来群岛共使用了三种途径，第一条是阿拉伯人直接前往马来群岛传教；第二条是通过印度穆斯林；第三条就是通过中国南下的回族。不论通过何种途径，都侧面证明了马来群岛作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所的角色。伊斯兰文化对马来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来群岛上各个小国的国王开始都以“苏丹”自居，“苏丹”一词即阿拉伯语里的力量、统治权之意。

起初马来语没有文字，伊斯兰教传入后，很多马来人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并发展出了一套爪夷文字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音来书写马来文。就马来半岛地区的马来人而言，伊斯兰教已经深入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居住环境、家庭结构和社交礼仪等等。但客观来说，伊斯兰文化也使得马来人的民风逐渐转向保守。

以爪夷文书写而成的《马来纪年》。《马来纪年》被誉为马来版史记，记载了马来民族的历史故事，多数以马六甲王朝为主轴。

印马情缘

说到马来西亚，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个和其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国家——印尼。要更深入了解马来人社会，就要好好研究他们的语言。很多人经常以为，印尼语和马来语是不同的语言。事实上，在印尼独立建国之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印尼语”，甚至也没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概念。而马来语在此之前却早已存在许久。

所谓的“印尼语”其实是印尼争取独立时的国族建构工程的产物。1928年，一群印尼民族主义者发表了《青年宣言》，呼吁采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作为印尼的独立建国方针。他们并没有采用当时印尼社会多数人使用的爪哇语作为国语，而是选择几个世纪以来流通于马来群岛的共通语言，也就是马来语作为国语，即是今日的“印尼语”。其实，自 17 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殖民地后，马来语就已被定为其贸易区的交流语言。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作为当时整个大巽他群岛的贸易中心，来往各地使用同一语言大大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

近代研究表明，“原型马来语”（Proto-Malayic）约在 2000年前起源于婆罗洲，随着该语种的使用者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迁徙，途中又与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碰撞融合，如今的马来语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语言大杂烩，在不同地区都有着各自的马来方言，腔调和用词等都有些许差异，但不会相差太远。

在马六甲王朝和柔佛苏丹王朝时期，马来语成为整个马来群岛的共通语言，此时的马来语称为“古典马来语”，已经接近于被现代社会所标准化的马来语和印尼语。这两个王国的领土都横跨了马六甲海峡两岸的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半岛的一部分，两地分别属于现今的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两个王国究竟应该称作“古印度尼西亚”还是“古马来西亚”呢？当时的“马来语”，又是属于今天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除此之外，比马六甲王朝和柔佛王朝更早出现的三佛齐和满者伯夷等古王国，它们的疆域都囊括了除印马两国之外的其它东南亚国家的领土。它们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呢？严格来说，印尼廖内群岛的马来语还是从马六甲传入的，而印尼建国后作为国语的印尼语就是以廖内群岛的马来话发音为基础。马来语之所以在后来会有“马来西亚语”（BahasaMalaysia）和“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的分别，其实是印马两国各自独立之后，在构建自身国家象征的过程中所导致的。

马来西亚和印尼之所以分治，是1824年英国和荷兰签订的《英荷条约》所造成的结果。这份条约签署后，柔佛王朝在苏门答腊以及廖内群岛的领土改属荷兰，如今成为了印尼的一部分。在《英荷条约》签订之前，整个马来群岛存在独立王国和苏丹国，这些小王国的领土并不固定，各国之间时有战争，有点战国时期的影子。16世纪以前，有些地方还是被英荷两国以外的其它西方殖民势力所占据的。

马来群岛大大小小有两万多个岛屿，相互隔绝的地理特征使得马来群岛上的王国各自为政，英国和荷兰的殖民统治在区别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同时也加速了两国内部的统一。

尽管印马两地从此分治，但马来语依然被双方认定为标准语言，书写方式则从以往的爪夷文拼音系统转为罗马拼音系统，但两方的拼音方式因各自受到英语和荷兰语的影响而有所差异。直到20世纪，两地的独立运动都以马来语作为各自国族建构的要素。

两国的语言学家在1966至1967年期间，分别在雅加达和吉隆坡召开会议，试图统一双方的马来语拼音。于是在1972年印尼政府对外公布所谓的“精准拼音”，至此双方的书写系统几近统一。

英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

作为前英殖民地，英国的长期统治可谓是对马来西亚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殖民时期，英国人把马来亚半岛分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后两者的“马来”前缀词指的是这些州属是马来人治下的王国或行政区。

海峡殖民地为现在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英国人将这三个地方视为马六甲海峡贸易线路上的重要站点，在这三个地方都投入巨资建设海港。

英国殖民期间，英国人大量从中国广东地区和印度引进劳工来发展马来亚半岛经济。英国人为了方便管理经济领域，便搞起了“分而治之”政策。华人早期主要在矿场工作，生活在城区；印度人则多数住在橡胶园里，当起了橡胶工。而马来人主要在甘榜地区进行农业和渔业活动。

在轰轰烈烈的下南洋运动后，大批福建、广东华人进入马来半岛并开始建设这片土地。

通过矿业，华人很快发家，并且开始积极参与到早期马来半岛的城市化建设中。举个例子，如今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就是一位名叫叶亚来的客家人协助开发建设的。这种情况引起了部分马来人社群的不满，他们认为英国人把马来人的利益拱手让给了华人。因此“马来人至上主义”开始出现于马来人社会，很多马来人也认定自己才是马来半岛真正的土著，应该享有“土著特权”。

马来民族主义崛起

在1928年，一批马来青年也效仿印尼的青年宣言，发起了马来人青年宣言。由于深受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批政治立场基本上偏左的马来青年也主张类似大印度尼西亚主义（Indonesia Raya）的大马来主义（Melayu Raya），认为印马两国应该合为一家。

马来人被长期伊斯兰化后，形成了一种保守型的马来民族主义，它是为了反对英国人的马来亚同盟提案而出现的。在这个提案下，各州马来皇室的统治地位将被取消，让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后来这份提案因为右翼马来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以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取代。直到今天，马来民族保守主义依旧主导着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与马来人土著特权的设定，也与上世纪华人和印度人在马来亚半岛的人口数量逐渐超越马来人有关。这种现象也进一步加速了马来民族的整合运动，当时居住在马来半岛的爪哇人、武吉斯人、阿拉伯人，甚至连带有华裔和印度裔血统的马来人都被统一归入为马来族。相较于中华民族，马来人的民族意识的产生得比较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大量外在因素而激发与统一起来的。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合组为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成立后，许多由多种族组成的政党极力反对马来人至上主义，提出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尤其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更是极力支持及推行这一理念，无疑是触动到了保守派马来人的逆鳞。

1964年，新加坡爆发了种族骚乱。最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以避免局势恶化为由，在1965年8月7日下令将新加坡由马来西亚联邦中除名，新加坡被迫独立建国。其实这并非东姑阿都拉曼的意愿，他本人也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理念，奈何架不住保守派马来人的反对声浪，新马从此分家。

混乱不清的土著定义

土著一词在马来语为“bumiputera”，源自梵文，字面意思是大地之子，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国家出生的人，不论是什么文化背景，都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地之子”。然而马来西亚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利用法律来保护特定族群的国家，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的定义下，只要习惯讲马来语、奉行马来习俗、信奉伊斯兰，就是马来人。这并非通过血统和种族角度来定义马来人，而是从历史、文化、语言与宗教的角度而做出的定义。理论上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可成为马来人。只是在大马的现实社会中，成为穆斯林并不等于成为马来人。因此这种法律定义也经常成为争议，马来西亚的印度裔穆斯林群体就曾试图争取获得马来人特权但不成功。

2015年，在涉及纳吉布丑闻的抗议中，马来人将矛头对准了华人。

值得一提的是，和马来西亚同宗同源的印尼，却在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后，于2006年在国会通过了一部法案，取消了土著定义。换句话说，在新法案下，不再有哪个种族是印尼的特定土著。不论是什么文化和宗教背景，大家都是印尼人。

总结来说，马来人是在吸纳和融入了不少外来文化后而产生的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社群，马来人的形成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产物。由于马来群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刚好位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各种外来文化通过这两大文明作为枢纽传入马来群岛。长年累月的文化融合以及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使得马来族群已不再是属于哪个地区的特定土著，今天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也很少去弄清楚自己真正的祖源。

曾经有人把东南亚形容为一片开满各色花卉的花圃，多种文化与思想的碰撞交流，为这片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几年前的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使得我们看到了南洋这片土地独有的美。南洋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当下正在追求建立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来说，还是十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谢选骏指出：马来人之所以不是马来西亚土著，是因为现代的马来人也是阿拉伯人大流散的产物，是其过程所产生的混种。

《群岛伊斯兰》报道：

群岛伊斯兰[1]（印尼语：Islam Nusantara），或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模式，是马来世界的一种特有的伊斯兰教模式。自16世纪（可能更早）以来，由于受到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影响，当地的信徒将伊斯兰思想进行了语境化、本地化和通俗化等方式的改造。该术语由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于2015年首次正式提出，作为对目前由阿拉伯或中东视角所主导的全球伊斯兰的解释和表现的替代方案。[2]

“群岛伊斯兰”被定义为印度尼西亚人出于自身习惯而形成的伊斯兰教法学对伊斯兰教的一种理解。[3]2015年6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公开表达对群岛伊斯兰的支持，他认为这种温和的伊斯兰教形式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价值相符。[4]

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和相对和平的过程。有一种理论认为它是在9世纪之前直接从阿拉伯半岛传入的，另外一种理论则认为在12或13世纪，苏非派的商人和传教士将印度古吉拉特邦或直接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带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5]到了16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取代印度教和佛教成为群岛的主要宗教信仰。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派主要为逊尼派，印度尼西亚的传统伊斯兰教在某些方面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

早期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或多或少地受到苏非派和现存的当地爪哇人喀嘉文信仰的影响。印尼传统派穆斯林勤勉地遵守着数个传统，例如对kyai权威的承认和崇拜和对诸如九圣徒等杰出的伊斯兰教传播者的尊重，以及参与谒陵、塔赫里勒（将死者亡灵送往后世的仪式）和圣纪节等伊斯兰教相关的仪式。然而，随着阿拉伯瓦哈比派的萨拉菲运动的到来，保守派将这些传统谴责为什尔克或比达阿，将其视作有损伊斯兰教纯洁性的综摄形式。这种状况导致了遵循传统的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与现代保守派穆罕马迪亚之间持续的宗教争端、不稳定的共存以及某种精神上的对抗。

印度尼西亚人谨慎地对待着以巴冲突、阿拉伯之春、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等中东乱局；印度尼西亚人注意到其中有一些是宗教方面的因素，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问题。印度尼西亚还遭受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起的几起恐怖主义袭击；沙特阿拉伯所推动的萨拉非和瓦哈比极端保守的教义已经在伊斯兰世界中主导了数十年的话语权；以宗教名义进行丑恶战争的伊斯兰国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恐慌情绪。在内部，一些外国和当地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例如伊扎布特（HTI）、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 以及诸如繁荣公正党 （PKS）在内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印尼政治，削弱了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等传统派伊斯兰组织的影响力。 印度尼西亚政治中的伊斯兰主义者被怀疑削弱和损害了国家意识形态——建国五项原则。

因此，印度尼西亚的温和派穆斯林学者需要在本地伊斯兰社会中将其自身同所谓的“阿拉伯化”区分开来。据部分学者、媒体的说法，有别于中东穆斯林的是，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几十年来和平相处，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冲突。据信这种状态归功于印度尼西亚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这种理解较为温和和包容。此外，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国际社会呼吁印度尼西亚将其宗教模式推广到伊斯兰世界以取代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6]

特征

与中东相比，印尼伊斯兰教较为宽松和温和，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实行性别隔离，男孩女孩在教室里一起学习。

群岛伊斯兰的主要特征是tawasut（温和的），rahmah（慈悲的），反激进的以及包容且宽容的。[4]这里的“温和”暗示着逊尼派穆斯林的伊斯兰神学地位，而不是政治地位。[7]在与当地文化的关系上，群岛伊斯兰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了能够产生共鸣的文化取径；它并没有破坏、瓦解或取代本土文化，反而接受、尊重、滋养和保存本土文化。群岛伊斯兰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顾及了当地文化对自身法学形成的影响。 [3]

群岛伊斯兰是由当地传统的习经院发展而来的。 因此，它以传统的东方礼仪和风格为基础；它强调了kyai或乌里玛（宗教教师）的地位和权威。学生们需要老师不断的指导，以免误入歧途或萌发错误或激进的想法。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方面是强调伊斯兰教的普世价值观（Rahmatan lil Alamin），这种价值观促进伊斯兰教内部（穆斯林社区内）和平、容忍、相互尊重以及以多元主义观点对待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

批判

群岛伊斯兰一直受到其他派别，尤其是瓦哈比派和萨拉非派或是其他寻求从“非伊斯兰教的”本地元素（这些元素经常被谴责为什尔克或比达阿）中“净化”伊斯兰教的学说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伊斯兰解放党印尼支部、公正福利党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均公开反对群岛伊斯兰。群岛伊斯兰被批评为伊斯兰教的一种综摄形式，破坏了伊斯兰教的“完美”和单一性，破坏了乌玛的统一。

印度尼西亚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穆罕马迪亚，虽然没有直接反对“群岛伊斯兰”，但强调应当谨慎适当地对待这一概念，而不是破坏和打压其他伊斯兰教的分支、不同的理解或教义。如果“群岛伊斯兰”受到国家的接纳和重视，他们担心其他伊斯兰教支系会受到迫害和歧视。

谢选骏指出：群岛伊斯兰意识到了自己的俘虏地位，不愿为阿拉伯人陪葬。因为阿拉伯人大流散已经使其沦为犹太人第二，为其陪葬岂不沦为黄俄了？

《阿拉伯国家那么多，为啥众拳难敌以色列？》（2020-10-27 丁贵梓 瞭望智库观察员）报道：

9月，在美国的推动下，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的成员国阿联酋和巴林相继宣布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此，阿盟非但没有提出明确异议，甚至无视巴勒斯坦的抗议。

作为世界最早成立的地区性组织，已经75岁高龄的阿盟，如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貌合神离。半岛电视台甚至发表评论：阿盟已经行将就木。

二战以来，中东地区局势诡谲变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纷争贯穿始终。

阿以这对世仇为何会走向“和解”？

阿盟成立75年，为何还是难有作为？

1、大国斗法中，阿盟初立

中东地区地跨三洲，“五海”环绕，扼守“四海峡、一运河”，地理位置险要。在阿拉伯人定居此地之前，犹太人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近千年，后因外族入侵而被迫流散。7世纪，阿拉伯人在这里建立起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13世纪，帝国覆灭，阿拉伯人开启了与外族征战的漫长岁月。

注：“五海”指黑海、地中海、里海、红海和阿拉伯海，“四海峡、一运河”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

一战期间，英国企图借犹太人之手主宰中东，因此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后来还鼓励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重回巴勒斯坦。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覆灭，英法瓜分中东大片土地、控制战略要冲，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实则受英国控制。

到二战前夕，欧洲反犹运动高潮迭起，大批犹太难民迁往巴勒斯坦，当地犹太人社团达44.3万人，几乎占全部居民的30%，阿犹矛盾日益激化。为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英国抛弃犹太人，许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建国。

战时，德国在中东地区极力宣传反殖民主义思想、拉拢阿拉伯国家，威胁到英国利益。于是，英国决定支持渴望独立的阿拉伯人走向联合。埃及担起“排头兵”职责，组织各国商讨联合事宜。

1945年3月，埃及、伊拉克、外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7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阿拉伯联盟宪章》，阿盟正式成立。

战后，英美各执棋子、争执不下，巴勒斯坦问题被提交联合国。苏联这时正盘算着继续向南扩张，支持犹太人建国、把英国势力赶出中东成为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最优选项。

于是，美苏合力，给英国最后一击。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要求尽快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分别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次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一枚大国竞争的楔子被深深打进地中海东岸。

根据联合国分治计划，占巴勒斯坦地区人口不到1/3的犹太人获得了近60%的土地，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抗议。

以色列建国第2天，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5个阿盟成员国相继出兵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下，以色列战斗力大幅提升。反观此时的阿盟，虽然相继出兵，却始终各自为政，都想在巴勒斯坦地区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埃及为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出钱出力又提防其他成员国；叙利亚有意染指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外约旦则希望夺取约旦河西岸，建立大约旦王国……

结果，阿拉伯国家战败，以色列占据巴勒斯坦地区77%的领土，72.5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迫外逃。

2、“硬骨头”啃不动，埃及求变

当然，阿盟的成立确实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成立之初，阿盟将成员国的安全问题和经济合作作为重点议题，并不断吸纳新成员。

1950年，阿盟通过“集体安全公约”——《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条约》，依此成立共同防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协商委员会等军事机构，抵御外部威胁；

1952年，阿盟成立阿拉伯海运公司、阿拉伯航空公司和阿拉伯经济发展组织，以谋求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原本七零八落的阿拉伯国家重新凝聚力量，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1952年埃及革命，推翻英国控制的法鲁克王朝；1957年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推翻法国殖民统治；1958年伊拉克革命，西方傀儡费萨尔王朝垮台……

不过，与第一次中东战争如出一辙，一遇到游走在大国之间的以色列，阿盟的团结程度便大打折扣。

到1960年代末，两次中东战争期间英国势力彻底退出中东，美苏争相填补权力“真空”，以色列左右逢源：先是经由捷克斯洛伐克之手，从苏联获取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美苏竞争加剧，又倒向美国，经西德之手接受美国援助，与苏联产生隔阂。

一番操作下来，以色列国力大增，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取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区旧城、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及西奈半岛。

苏以关系破裂后，苏联转而援助阿盟，但仍不足以弥补阿盟、特别是埃及的战争损失。作为地区大国，埃及领导了3次大规模中东战争，耗资400亿美元，牺牲10万人。1967-1973年，埃及军费开支平均每年增长20亿美元，国内收入锐减、外债增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中东停火决议，同年11月11日，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在开罗——苏伊士城公路101公里处的帐篷里举行签字仪式，联合国部队在现场维持秩序。图|新华社

1973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策划第四次中东战争。这时，苏联对埃援助逐渐收缩，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侵蚀着埃及的利益。苏埃关系走低，美国趁机介入埃以冲突。

在美国的支持下，不甘于现状的埃及彻底抛弃苏联，开始谋求和以色列和解，让埃及摆脱战争泥潭、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1977年，萨达特主动出访以色列。次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两国停战，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由此开始。

埃以和解后，埃及正式归入美国阵营，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美受援国。1979-1982年，埃及获得了美国55亿美元的援助和F-16战机等先进武器装备。

以色列则继续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实行“三不政策”——“不赞同建立巴勒斯坦国，不放弃东耶路撒冷，不移交被占的阿拉伯领土”，甚至大举入侵黎巴嫩，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

对阿盟而言，主导国的叛变意味着将巴勒斯坦地区拱手让人。于是，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拒绝阵线”，共同抵制《戴维营协议》。

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1958年由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流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秘密组建，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以色列。

1979年，阿盟决定中止埃及阿盟成员国资格，将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并要求全体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绝外交关系。

注：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继任总统穆巴拉克积极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及于1989年重返阿盟。

埃及的叛变和被驱逐，标志着阿盟开始走向分裂。

3、想一致对外？难上加难

埃以媾和彻底戳破了阿盟那层名为“统一”的窗户纸——成员国的内部纷争被摆上台面。

首先，政治、经济和宗教差异导致阿盟成员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各有侧重，甚至相互矛盾。

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主要分布在海湾地区，共和制国家则多为总统共和，通常情况下任期终身。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各国贫富差异悬殊，少数海湾国家依靠石油发家致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每年支付阿盟超10亿美元预算，占到总预算的80%，因而在阿盟中掌握话语权，其他国家囊中羞涩，人微言轻。

另外，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加剧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其次，阿盟自身存在制度缺陷，难以有效调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纷争。

一方面，阿盟没有确定以首脑会议为最高级别的常设机构，缺少沟通渠道，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各成员国外长手中，在决策实践中常常为本国利益故意曲解阿盟《宪章》原则。

另一方面，阿盟各决策机构间的职权划分存在模糊性，首脑会议与理事会、常委会与专项组织、过渡议会与秘书长皆存在权限重叠。

结果，成员国基于自身利益明争暗斗，严重影响阿盟决策的效率和效果。1946-1977年，阿盟解决地区冲突的成功率仅为12%。

1970年代以前，埃及始终谋求垄断阿盟领导权。埃及被逐出阿盟后，萨达姆掌权下的伊拉克乘势而上，争夺阿盟内部主导权。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明显占优的海湾国家也不满来自阿盟内部的控制。

1981年，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6个海湾国家宣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海合会各成员国的语言、宗教相同，经济结构相似，后来更是率先形成了共同市场并建立关税同盟，堪称“盟中之盟”。

1982年，阿盟首脑会议通过“非斯方案”，一项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方案。这是阿盟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制定的共同方案。然而，当时伊拉克正陷入两伊战争泥潭、无暇顾及其他，黎巴嫩内战也使得地区冲突持续不断，非斯方案最终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

因国家利益难以调和、对外政策目标各异，阿盟决策经常陷入“议而无决、决而难行、行而不力”的尴尬境地，经济一体化和集体防务的目标均没能实现，对以斗争不见成效，反而导致自身分裂。

4、美国再插手，撕裂阿拉伯世界

进入90年代，伊拉克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定时炸弹”，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阿拉伯河界线丝毫未动，反而欠下700多亿美元的外债。为了转移国内危机，萨达姆想到了对外侵略，目标正是同属于阿盟的科威特。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科威特的债务达140亿美元。若计划成功，不仅债务可一笔勾销，而且，伊拉克控制下的出海口和石油资源也将大大增加。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这是自阿盟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阿盟决策机制无以为继，阿拉伯世界再陷动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科威特请求美国出兵海湾，帮助其恢复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沙特随即亦向美国求援，保护其领土安全。

对此，阿盟分化为两派：也门、约旦、巴解组织等对邀请美国出兵海湾持反对或保留态度，埃及、叙利亚、摩洛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阿曼则直接派兵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注：约旦，由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地区在1950年时合并而来。

1991年，多国部队迅速消灭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驻军。阿盟成员国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攻伐，甚至借助外力解决地区内事务，众多阿拉伯国家联合域外大国打击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阿盟再次被撕裂。

不久，苏联解体，美国借机巩固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强势介入阿盟内部纷争，加强同沙特等阿拉伯亲美派的关系，“东遏两伊，西和巴以”，推动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战后中东新秩序。

同年，美国主推的中东和平会议召开，巴以双方正式开启和谈之路，并于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权利与政治权利。随后，约旦与以色列媾和，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

然而，美国加持下的巴以和解之路并不平坦，双方的领土、宗教矛盾始终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隐患。

2000年9月，以色列强硬派沙龙突然造访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引发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和谈停滞。

阿拉伯世界的难题未得解决，美国却借此保留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甚至阿盟内部的存在。阿以矛盾和阿盟内部的纷争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之中。

“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成为美国直接插手中东事务的借口。2003年3 月，美国宣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

在此之前，阿盟曾就“是否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多次召开首脑会议，但未能达成统一立场。科威特和阿联酋支持美军在阿拉伯地区内的军事行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苏丹等国投出反对票，沙特、约旦、埃及选择跟着联合国决议走。

囿于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阿盟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战争计划。美军占领伊拉克后，阿盟区域政治进一步失衡。

外部势力干预亦促使阿盟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2004年，阿盟决定进行机构改革；2005年，提前启动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不过，二者均无甚成果。

2006年，美国推动巴勒斯坦民主选举。此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巴解并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势力陷入分裂和动乱。

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分裂，阿盟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阿拉伯色彩日益淡化。比起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各国更侧重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巴勒斯坦问题向巴以双边问题蜕化。2010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仅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国际援助资金总额的20%。

5、阿盟易主，开启洗牌时代

同时，阿盟各成员国内部的诸多问题，正慢慢侵蚀着阿拉伯世界的根基。

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和共和制扎根阿拉伯世界，独裁统治根深蒂固，甚至出现政权家族化倾向。政治独裁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政治与经济领域裙带关系蔓延。腐败泛滥，社会结构扭曲，贫富差距极大，阿拉伯世界超过60％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

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外债总额达3500亿美元。此后，闭塞的政治系统进一步阻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阿拉伯国家普遍经济增长迟缓，贫困现象扩散，到201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贫困人口持续增加地区。

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引发一波又一波群众抗议运动。2011年，从突尼斯开始的民众示威最终演变为推翻政府的运动。此后，“阿拉伯之春”横扫西亚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纷纷陷入政局动荡。

一轮“政治地震”过后，阿盟内部权力结构也重新洗牌。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持续动荡、社会动乱，失业率大增，财政赤字飙升。以埃及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全力投入到稳定国内局势和经济重建上，已无暇顾及阿盟权力纷争。

海合会国家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迅速压制住民众抗议浪潮。沙特政府紧急投入1300亿美元、增加6万个就业机会，阿联酋投入16亿美元修建基础设施，巴林加紧建造大批住房，阿曼则提高了商品补贴和养老金水平，在极短时间内，社会趋于稳定。

至此，阿盟权力中心转向以沙特和卡塔尔为首的海合会国家，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

换人当家后，阿盟在处理内部事务时更加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打一派拉一派，为美国意愿披上阿盟“外衣”，在中东扶持亲美的逊尼派政权。

2011年，利比亚陷入内战危机，阿盟随即终止利比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率先呼吁设立禁飞区，并将利比亚内战问题提交联合国。沙特和科威特成为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不仅为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战提供“合法”依据，还主动参与空袭行动，劝服阿盟其他成员国加入打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阵营。

在叙利亚问题上，阿盟“新主人”依旧表现积极，中止叙成员国资格、实施经济制裁并提交联合国。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更是亲自操刀，出任阿盟处理叙利亚问题专门委员会主席。

在沙特和卡塔尔的推动下，阿盟各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边倒”，反对巴沙尔继续掌权。

然而，海合会国家夺势并不意味着阿盟内部争权的结束。近年来，沙特和卡塔尔亦通过扶植不同派别的伊斯兰势力展开政治角力，继续争夺地区领导权。

因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沙特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卡塔尔与其他海合会国家分歧日益严重。2017年，巴林、沙特、埃及、阿联酋和也门等7国与卡塔尔断交，以沙特为首的阿盟宣布将卡塔尔排除出该组织。

6、现实利益驱使，阿盟“变脸”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东局势再添变数。

美国政府加大对以色列军事援助力度，提供F-15IA战斗机等新型武器，并协助以军改善反导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毫无顾忌。2017年，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便把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2019年，承认了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针对阿拉伯国家，特朗普政府继续将沙特打造为美国在中东的支点。2017年，美国与沙特签署金额超100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军售大单；同时，积极说服阿拉伯国家将反恐、反伊置于巴勒斯坦问题之上，为美国的中东战略排兵布阵。

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阵营也在加速分化、重组。特别是土耳其和伊朗介入叙利亚内战后，双方大打“巴勒斯坦牌”。土耳其反对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与充当美国代理人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伊朗则是反对以色列的地区霸权主义长期主力。于是二者趋向合作，各取所需，谋取地缘政治利益。

土伊合流为美国的中东利益带来新的威胁，成为其推动阿以“和解”的加速器。

2019年，美国发布“中东和平新计划”，除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之外，还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

这进一步割裂了巴勒斯坦的实际控制区域，招致阿拉伯国家不满。第30届阿盟首脑会议随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有关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立场。

2020年2月，阿盟在开罗召开紧急外长会并发表公报，宣布拒绝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利。

只不过，已被美国洗牌的阿盟成员国并非都是“中东和平新计划”的反对者。埃及建议巴以双方根据美国方案提出各自主张，沙特亦建议巴以在美国主持下协商解决分歧。

囿于内部分歧，阿盟很难给出能够抵制“中东和平新计划”的有效方案。阿盟各国在巴以纷争上的不同立场不会阻碍沙特等国继续同美国合作、推动阿以“和解”、应对“伊朗威胁”的步伐。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阿拉伯国家经济雪上加霜。能源需求锐减导致油价低迷，海湾国家经济亦浮现风险。为摆脱危机，海湾国家适时调整对外方针，转向“以我为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务实政策。

于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梦想再次让步于国家利益的现实，意识形态因素持续淡化，各国纷纷开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9月15日，在特朗普的主持下，阿联酋与巴林特使正式签署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阿盟也决定“不明确谴责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

对此，巴勒斯坦外交部长马勒基提出抗议，并主动放弃下半年阿盟轮值主席职位。

可惜的是，在如今的阿盟里，已经没有多少国家愿意且有能力为实现巴勒斯坦的夙愿而放弃自身利益。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帝国延续了两个三百年（632年—1258年），前一半，帝国扩张；后一半，帝国瓦解——很像周朝……但不论扩张还是瓦解，都是阿拉伯人的大流散，结果使之成为犹太人那样的费拉。这样的费拉，当然敌不过复国之后团结一心的新兴民族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