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老北京就是个贩夫走卒的臭水坑

《北京胡同名的雅化》（2019-06-26 搜狐）报道：

一个初来北京的外地人，一定会对北京的胡同名称所反映的乡土气味留下较深的印象。例如大耳胡同、笤帚胡同、拐棍胡同、皮裤胡同等等。

北京从民国以来，地名的改订大约达到300处以上，其中还有完全没有被当地人民承认的，这一点在寻问道路的时候就是检验。例如：礼士胡同、寿比胡同、慕义胡同、福绥境等，在群众中还是按着以前的驴肉胡同、臭皮胡同、马尾胡同、苦水井等叫法。

首先试行改名的人可能是一部分官吏，从它的传讹情况看，想必是一些南方人。例如：牛血胡同改为留学路，鬼门关改成国门关，马尾胡同改成慕义胡同，等等，恐怕都不是以北京人发出的声音而变化的。还有放生园改成方盛园，绳匠胡同改成丞相胡同，吊打胡同改成孝达胡同，等等。这种情况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天咫偶闻》引《光绪顺天府志》就把雅广梨误作呀儿光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南方人听了北方音不好理解而致生误的。

被更改的胡同名都是些什么样的地名呢？首先是有关动物的地名被改了。在北京有很多马圈、牛圈、羊圈、牛角、马尾、驴蹄等地名，今天还有很多可以想象那个对于动物感到亲切的时代的地名。这些地名，今天都变成了佳名。

其一是带“尾巴”的胡同。例如，羊尾胡同改成扬威胡同，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猪尾巴胡同改成寿逾百胡同或朱苇箔胡同，猴尾胡同改成侯位胡同，等等。

其二是带“肉”的胡同。例如：驴肉胡同改成礼路胡同，羊肉胡同改成洋溢胡同，熟肉胡同改成输入胡同，生肉胡同改成寿刘胡同，灌肠胡同改成官场胡同，驴市胡同改成礼士胡同，猪市改成珠市，等等。

其三是带毛、皮、猪、粪的胡同。例如：羊毛胡同改成杨茅胡同，猪毛胡同改成朱茅胡同，臭皮胡同改成受壁胡同，臭皮厂改成寿比胡同，牛蹄胡同改成留题胡同，母猪胡同改成梅竹胡同或墨竹胡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等等。

其四是带“虫鸟鸡鱼”的胡同。例如：鸡鸭市改为集雅士，鹰房胡同改为英房胡同，鸡爪胡同改为吉兆胡同，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蝎虎胡同改为协和胡同，蝎子庙改为协资庙，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等等。

再有是有关人体的胡同名被改了。例如：嘴巴胡同改为醉葩胡同，胳膊胡同改为华百寿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达教、晓教胡同，心尖胡同改为新建胡同，等等。

带有人名的胡同名被改了。例如：姚铸锅胡同改为尧治国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沙锅刘胡同改为沙锅琉璃胡同，豆腐陈胡同改为豆腐池胡同，汪太医胡同改为汪太乙胡同，宋姑娘胡同改为颂年胡同，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等等。

再次是有关服饰、器物的胡同名被改了。例如：裤子胡同改为库司胡同，又为库资胡同；裤腿胡同改为库堆胡同，烟袋胡同改为燕代胡同，荷包厂改为河泊厂，烟筒胡同改为源通或淹通胡同，轿子胡同改为教子胡同，汤锅胡同改为汤公胡同，锅腔胡同改为国强胡同或国祥胡同，罗圈胡同改为罗贤胡同，等等。

其他从别致方面着眼改动的也较常见。例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干井胡同改为甘井胡同，井儿胡同改为警尔胡同，佟府胡同改为同福胡同，烧酒胡同改为韶九胡同，廊坊胡同为良乡胡同，油炸鬼胡同改为有果胡同等。改动是各种各样的。全是把认为“下品”的地名一个个地改为“上品”，其中也有难说是“下品”名，不知为什么改的。许多地名的更改是由于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观念的变化而改名的，它常常是通过语言或字形的手段来实现的。如果不把它们改回原来的样子，而想由这些地名来作为窥见北京过去生活的手段，是不可能的。

北京的胡同名在60、70年代更动很大，特别是那些带有人名的胡同名。例如50年代称为无量大人胡同，据《京师街巷记》，在清初，某朝臣在这胡同内住，做事不考虑当否，因而大多是失败的。这是因为这里有过某个思虑不足的大人居住，所以叫作无量大人胡同。另一说，是由明代《胡同集》的吴良大人胡同所附会的。在《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吴良从太祖起兵，与江阴张士诚对峙十余年，屡破其军，后被封为江阴侯。在《乾隆全图》中成了无量大人胡同，即吴良大人变成无量大，后又变成无量大人，今称红星胡同。又如今称南竹杆胡同的，50年代称八大人胡同，明《胡同集》有把台大人胡同、《八旗通志》作八达。又如宋姑娘胡同又叫颂年胡同，宋姑娘简为宋娘，又变成颂年，今称为莲子西巷。还有张秃子胡同改成长图治胡同，等等。

（节选自《名实新学：地名学理论思》）》

谢选骏指出：猪尾巴胡同改成寿逾百胡同或朱苇箔胡同——估计这是明朝改的……猪蝗蒂变成了朱皇帝。从这些老地名不难看出，老北京就是个贩夫走卒的臭水坑、蒙满杂狗（包括朱棣一族）的劣等坐骑罢了。

《研究北京地名的雅化，很有意思》（梁萧 2023年12月19日）报道：

研究北京地名的雅化，很有意思。要知道，老北京的地名，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是干啥的就叫啥。

比如骡马市大街，以前就是买牲口的。小马厂，那就是养马的地方，八王坟、公主坟，显然都是坟地，菜市口就是卖菜的，后来才改成杀头的。

坐过北京地铁的应该知道，有一站叫南礼士路，这礼士是咋来的呢？原来是驴市，卖驴的。同理，还有一站地叫珠市口，以前叫啥呢？叫猪市口，卖猪的地方。

梅竹胡同，听起来很秀雅，殊不知以前叫母猪胡同。光彩胡同，听着就光彩，可是以前的名字是棺材胡同。还有高义伯胡同，怎么听着这么上口，一打听以前的名字就合理了，以前叫狗尾巴胡同。

老毛子喜欢的一个地方叫雅宝路，听着就洋气，因为旁边有个雅宝胡同，这个雅宝胡同以前叫哑巴胡同。雅宝路旁边就是秀水街，好家伙，这地以前叫臭水街，臭是多音字。

著名的南锣鼓巷、北锣鼓巷，以前其实是罗锅巷。王广福斜街、长图治胡同，这俩地听着真突兀，知道它的古名就舒坦了，原来叫王寡妇斜街、张秃子胡同。

要说最雅的，北京西城区有一地儿叫福绥境，取自《诗经·小雅·鸳鸯》，所谓 “福禄绥之”，好意境。至于它的原名，苦水井罢了。

谢选骏指出：在在证明，北京确实是个贩夫走卒的臭水坑。

《北京记忆丨老地名为什么要改？》（北京脉搏）报道：

一个地名用了很久，为什么要改名，无外乎三种：第一种避免重名；第二种俗名雅化；第三种时代烙印（或者说政治因素）。

第一种是避免重名，北京地名重名主要体现在老胡同名当中，我们常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 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建国前，北京城市的道路体系基本就是胡同，路、街、道、里、条、巷，在北京人头脑里就是胡同。由于胡同众多，结构相同，就出现了同名的现象，过去有皇城在中间相隔，交通不便，大家各叫各的，矛盾还不突出。民国以后，皇城打通，交通便捷，南来北往，同名异地的胡同，给市民生活和交通带来很多不便。旧时，重名最多的几条胡同是：扁担胡同11处、花枝胡同7处、井儿胡同7处、口袋胡同7处、椿树胡同5处，所以为了避免重名，由政府统一规划改名方式，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至今日，重名现象还是有的，现在北京市八个城区都有滨河路，堪称地名中的张伟（中国重名最多的姓名，截止2019年底，有294282人叫张伟，其中有252224名男性和42058名女性）。

还有一种重名叫微重名，主要体现在北京以城门命名的街道，比如某某门内、外、大、小、东、南、西、北、斜等等。北京有126条这样的地名，不好记忆在三方面，第一北京的城门现在除了德胜门（箭楼）、正阳门、永定门（复建），均没有实体建筑了，无法给人一种立体的印象与定位；第二有的人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分左右，还有不分内外的，北京人还好，外地来的朋友就有点蒙圈了，他们时常会问：安定门内为什么向南，永定门内为什么向北。第三这种地名名字都太长，地名一般是三至五个字之间最好，表述清晰也便于记忆，但这种城门地名，例如：建国门外大街三道街，一个地名九个字，太长了。当然这还不是最长的，北京最长的地名是：西尹家府村南小街南五巷（顺义区大孙各庄镇），竟然十一个字。北京最短的地名是：牛街、宽街等等，当然两个字的地名也很多，我选的是知名度比较高的来举例子。

第二种是俗名雅化，明清时期北京大多数街巷胡同的名称都是来自日积月累的约定俗成，命名之初对词语含义往往不刻意讲究，随着民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地名中含有粗鄙成分的词语陆续更改。因为地名在口语使用中早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雅化的过程中通常以同音或者相近音的词语来替代。这也是推动地名从粗鄙走向文雅的主要途径。

比如：狗尾巴胡同改高义伯胡同，猴尾巴胡同改侯位胡同，屎壳郎胡同改时刻亮胡同，烂面胡同改烂漫胡同，粑粑楼胡同改八宝楼胡同，粪场大院改奋章胡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新改的比原先的好听多了。这种以动物器官、排泄物命名的胡同，改名无可厚非。但是，有些胡同的名字改的就有待商榷了，裤子胡同改库司胡同，豆腐陈胡同改豆腐池胡同，汤锅胡同改汤公胡同，佟府夹道改同福夹道，香炉胡同改香乐胡同，打鼓巷改大格巷，改完后并不显得比前者高雅多少，反而切断了历史联系，埋葬了文化记忆，过分追求雅会让人觉得有附庸风雅的嫌疑。地名的雅化应该本着尊重历史与照顾现实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种是时代烙印，时代更替、政局变迁，也是地名更改的重要因素，比如机构精简，明代阜成门南有条济州卫胡同，是明初军队济州卫驻地，清朝为了扫除前朝痕迹，用谐音称机织卫胡同。明代安定门东武德卫营胡同，也是驻军，清朝改称五道营胡同。民国，因为机构设置而改名的现象也不少见，东单的石大人胡同，因为是明代武清侯石亨的府邸而得名，民国后，在他府邸基础上重建外交部，胡同改称外交部街，内务部街，原名勾栏胡同，勾栏在元代是妓院的代称，实属不雅，民国时，北洋政府内务部在此，将此胡同更名为内务部街。

北京地名因为时代烙印而大量改名出现在文革，尽管是昙花一现，但是也是一种时代的记忆。完全以革命色彩为标准。比如：地安门东大街改称工农兵东大街、牛街改称民族团结路、交道口南大街改称大跃进路，南锣鼓巷改称辉煌街、当时长安街沿线的南北两侧街道，一律采用革命圣地的名字，东单到东四一线，改名瑞金路，沿途30条胡同以此类推，排到了瑞金路三十条，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后来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恢复了这些胡同原有的名称，但是，零星的几条街道保留了当时更改的名字，比如：百万庄路西段称增光路、东皇城根南街称晨光街、东四西大街称五四大街。

北京最著名的地名更替，是2010年7月1日，行政区划调整，原崇文、宣武、两区被撤销，与东城、西城两区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从名字来看，崇文区、宣武区被取消了，保留了东城、西城二区。崇文区得名于区内的崇文门，取“文教宜尊”之意；宣武区得名于区内的宣武门，取“武烈宣物”之意。一文一武的两座城门后来又被赋予了不少特殊的含义，比如“文成武德，文武并重”“文治武安，江山永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简单的两个地名，其实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城市整体功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将城市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当古城墙和古城门逐渐消失，当四合院和胡同慢慢离我们远去，承载我们对家园记忆的或许只有家园的名字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崇文、宣武被取消后，那么多老北京市民表现出巨大的失落感，因为他们关于家的记忆由此便断裂了。“文武”变“东西”的遗憾已然造成，后悔抱怨也已无济于事。相信地名的演变、更改仍会继续，希望有关部门在修改地名时，多听听百姓的意见，多考虑一下历史和文化因素，别让遗憾再次出现。

谢选骏指出：北京一向被野蛮人统治，充耳不闻文明人的想法。

《细说老北京的“地名”》（知之）报道：

如果说北京城是座开放的博物馆，“地名”就是各种“陈列品”的说明书。

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北京的地名很有意思，值得大做文章。因为胡同数不清，有古老历史的沿革，有风俗习惯的形容，有厚古薄今的，也有厚今薄古的，有更改名称的，也有牵强附会的，无所不包……

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文化，最初大都是互相隔离各具特色的，这些特色包括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也体现在作为语言的的特殊成分的地名上。

文津街因为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得名

如出北海公园前门，西行渡过金鳌玉蛱桥，踏上一条街，就是文津街。这条街原是西安门内的“御马圈”旧址。1913年，北京图书馆新楼建成，收入原来藏在承德文津阁里的一部《四库全书》，街道也就由此得名。《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72年至1784年）由皇家修写的一部大丛书。

东四北边路西有条胡同，路名叫什锦花园，原来胡同东头在明代是一个有山有水，亭台楼榭，奇花异树的大花园。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说，东城有明代成国公“适园”，都人呼为“十景园”。乾隆初年的地图上这里标作“石景花园”。到光绪年间的《京师坊巷志稿》说，十景园久废，其他犹沿旧称。

琉璃厂又称北京的书市。明代以前，琉璃厂一带是一个旷野人稀的村落。辽代叫海王村，金代改称海王庄。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前，这里设立了官办的琉璃厂，为修建皇宫和王府烧制五色琉璃瓦和其它琉璃制品。琉璃厂的名字起源于此。清代初期，这里设有琉璃窑。到了康熙年间，一方面由于烧制琉璃瓦件的需要减少，一方面也因为地处城区之内，临近宫阙，烟雾迷漫，很不相宜，于是就把官办的琉璃窑改为窑户自办，并迁至京西三家村附近。但是，其地名一直保留下来。

北京西边有个公主坟。她是哪位公主呢？是独一无二的女王孔四真。她父亲孔有德本来是明朝将领，投降清王朝后，在南征中，屡建奇功，被封为定南王。后来，明朝将领李爱国攻下桂林，孔有德及其两位夫人自杀身亡，孔四真逃回北京，顺治皇帝的母亲认她为义女，封她为和硕公主。

不久，孔四真嫁给内大臣延龄为妻。顺治十年，皇帝特令孔四真世袭她父亲的王位，并节制广西军务。同时，还命她丈夫挂定南将军印。当吴三桂在云南自称皇帝后，延龄投降吴三桂，孔四真坚决反对，并率兵讨伐。云南叛乱平息，康熙皇帝召孔四真回京。在康照五十二年，孔四真死亡，葬在公主坟。

八里桥，因距通县西八里得名

在朝阳区和通县通惠河的交界处的地方叫八里桥。因八里桥跨越通惠河上，原名永定桥，又因距通县西八里，故名八里桥。这是一座三孔拱形石桥，桥长四十余丈，三丈来宽，中间最高处距水面三丈许。1958年又在八里桥临近的上游修建了一座公路桥。公路桥和八里桥并肩横跨在通惠河上。早在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用大炮轰开了天津大门之后就向八里桥攻击。很快，通州陷敌。9月21日，侵略军乘机猛扑八里桥妄图一举打开人京的“东大门”。负责防务的僧格林泌、胜保等清军将领被侵略军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他们贪生怕死，争相逃命去了。由于清朝政府腐朽无能，结果清军大败。侵略军乘势进逼北京，吓得咸丰皇帝逃到热河“避难”。消息传到国外，英法政府欢喜若狂，拿破仑第三立即授予指挥战斗的侵略军头目蒙格斑“八里桥伯爵”的封号，以示嘉奖。

在繁华的西单北大街西侧有条长巷叫辟才胡同，谁知这是三易其名的最后结果呢！最早叫小石佛寺，因为这里有一座元朝的遗刹。明朝时，有老僧在此挖出过一个石佛，故称此名。清朝时，这里靠近大木仓，并有劈柴出售，所以改名为劈柴胡同。清末民初，北京的教育事业很落后。光绪末年有位叫臧佑宸的天津人，在劈柴胡同中间创办了一所“两等小学”，附设音乐、图画、手工、体育等科。学校办得生动活泼，不但对外展览教学成绩，还常常举办各种演讲会。为了扩大影响，臧佑宸编了一首歌：辟才！辟才！

辟才胡同中，苍苍菁菁槐树兼柏松，是何处？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开辟人材，人材开辟，胡同著其名。于是就第三次改名，将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

有些地名随着历史的变革而更改。如东交民巷，早年叫“东江米巷”，因为北京把精米叫做“江米”，名称故此而来。直到清朝光绪初年建立了外国使馆之后，才叫“东交民巷”。因为这里集中了一些外国使馆，也开了一些洋行、餐馆等外国商店，但还同清政府各衙门混在一起，如翰林院便只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

大栅栏，真的有过栅栏

游人逛北京，都喜欢到大栅栏购物、游览，因为这是一条很有名气的古老闹市，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条街明朝叫廊房四条，到了清朝中叶就改名为大栅栏了。为什么改名呢？因为那时北京多贼盗，活动时间多在深夜。为了防盗，明代弘治元年，有个叫王敏的官员向皇帝递了一份奏折，说要“于京城内外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理由是“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止一处，巡捕官兵，只有七百余名，未免巡历不周，一闻有盗，昏夜追赶小街曲巷辄被藏”。这项奏议，得到批准。于是北京内外城许多小街曲巷便分别置立了栅栏，有的还派官员看守。

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北京内外城就有了一千七百多座栅栏，光绪十五年经五域御史奏准，又对京师栅栏进行重修。前门外大栅栏就是这些栅栏当中的一个。因为这里是商业闹市，所修的栅栏较之别处为大，故称大栅栏。这条街的街名就是由此而来。

有的胡同名称，原本实在太俗不能不改。诸如“小哑吧”改成“小雅宝”，“狗尾巴”改成“高义柏”，“猪尾巴”改成“智义柏”等等。这些更改的名称，虽并不理想，但总算脱俗了。

有些地方的名称，常用一些生活中习见之物命名，所以往往被编成迷语，可供游嬉。如集中在东城的四条胡同，分别是最重、最轻、最黑、最白，颇可一猜。“铁狮子”够重了吧，“灯草”还不轻吗？“煤渣”够黑了吧？“干面”还不白吗？

有些地名又紧紧同北京市的风俗习惯相连。有的地名名副其实，也有的话不贴题。崇文门外有条花市大街。在百年之前，这里的制花作坊，鳞次相比，民间手工，艺人云集，用绢、绸、纱、绒制做各种各样“头花”。在《燕京岁时记》中有这样记载:崇文门外迤东，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纸花，非时花也。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花市也就由此得名。

前门外的天桥过去是民间艺人荟萃的地方。凡听书喝茶的人都到这里来，这是北京曲艺观众的传统习惯。解放前，这里有拉洋片的，唱大鼓的说评书的，演小戏的，变魔术的，摔跤的，比比皆是，可艺人们流尽了辛酸的眼泪。

提起厂甸来，老北京人都有深刻印象，至今不忘。清初，北京内城有个灯市口，每年从正月初一至十五是灯市，出售五光十色的宫灯、纸灯的商贩，卖艺演拳的艺人，还有贩卖杂货的，纷纷来这里设摊，成为一个临时集市。入夜，一连放灯十几天，共庆佳节。市民观灯为乐，火树银花，十分热闹。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北京的胡同名称也有极雅的，象“百花深处”，其名叫人油然神往。其实，这条小而曲折，并不出奇。相传明万历年间，有张氏夫妇，在这一带种菜为业，渐有积蓄，遂养花垒石，终成一处风景点。现在美名还在，菜地早没有了。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字总算给老北京的臭水坑涂上胭脂抹上粉了——看起来更像个青楼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