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从德国观察和考量马克思恩格斯》（彭小明2023年10月19日）报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身处国内的部分，一般都仍遵从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即使内心完全否定马列毛一套，也不便公开表示对抗和反对；已经出国定居的部分，则多半用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这类问题，除了像李泽厚等哲学名人（学术上转弯子绝非轻而易举），仍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对马列毛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依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认真阅读，旁征博引，奉为圭臬，是比较罕见的。当然，我们同样尊重他的选择和认同。

我想介绍的是，德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否被修改、删除过，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以及近年来德国人民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德国人民对国际共运，工运和百年老党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在国内我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

文革时我高中毕业，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阅读时，我的状态不甚好。充满了自卑。因为文革时期家庭出身被看得非常重，所谓黑五类子女，到处都受压抑。读书时，心里想的也常常是所谓的改造世界观，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通读毛选四卷，后来又读完了第五卷，此外凡是我所能找到的所有毛选以外的毛主席指示、讲话和诗词（包括一些被误传为毛诗词的作品），我都要求自己阅读，诗词则要求背诵（已谱曲的学会哼唱）。文革期间甚至要求自己每看到一条新出现的毛语录，立刻就要能说出该语录出自第几卷，哪一篇文章。

我通读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因中学一直学习俄语，所以还尝试用俄文还原该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并按该书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重温学校中所讲授的哲学教条。我选读了斯大林全集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内容（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附毛的学习笔记。我读过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我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厚本的巨著，中学和街道里不会有这样的藏书。我读得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生怕自己不能用先进的思想抵抗自己的世界观。也读过《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对科学的阐述，对基督教迷信的嘲弄，还是非常动人心魄的。有些艰深的内容，我也不免囫囵吞枣。其餘，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编印的马恩关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论述节录，能找到的我都找来读过。此外，还读过一些列宁推荐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法国和德国的反基督教的科学著作。我和很多知青一样，读过《马克思青年时代》；还因为觉得恩格斯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我特地远路借来《恩格斯传》仔细阅读，天真地希望自己也能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文艺理论课又重温了有关的马列论述，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历史知识也得到了系统的梳理。

拨乱反正，大哥的右派改正了，父亲的反革命平反了。我随着留学的人流来到了国外。改造世界观的压力没有了，孩子上学的宗教问题就出现了。德国从小学开始就有宗教课程。天主教和福音新教家庭的孩子，有传统的宗教课程。对移民中的穆斯林学童，逐渐开设了相关的伊斯兰教课程。中国人的孩子，Konfession宗教一栏填写什么呢？考虑再三，我填上了Konfuzianismus儒家文化。学校安排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旁听一点基督教课程，进中学则听哲学和美学讲座。我并不随意放弃我的无神论科学观，也不能随意地服从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我皈依了民主和科学的普世价值。置身国外，我赢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权，我和我的孩子再也不会有面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卑和屈辱之憾。

德国人民对马克思的态度

到达德国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有机会瞻仰了特里尔市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当时东西两个德国还没有统一，西德的百姓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崇拜，也没有鄙视。心态相当的平常。

自从八九六四以来，我曾担任留学生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的编辑整整三十年。我翻译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威利勃兰特的生平，尤其是在他当主席的任内，社会民主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2005年著名的《明镜》周刊第36期刊登了该刊采访两位德国学者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舛误和全球化的选择》。我将此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翻译了出来，介绍给中文读者，并加入了我的评论。（见附录）。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长篇讲话，中国方面还赠送了一尊马克思的造像，千里迢迢，送到马克思故乡城市特里尔，在德国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讨论，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礼物。一部分马屁华侨搞了一场迎神赛会式的欢迎仪式，大部分德国人民根本不屑一顾。

社会民主党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仍然尊重历史，承认马恩仍是创党时代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跟中苏两党所贬斥的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并列）。我借此机会阅读了一些他们的文章，从中了解到一些我们在国内不了解的情况。在不同的观点当中，当今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认为伯恩施坦赢得了胜利。

我还发现了一本近年新出的关于马恩生活轶事和书信摘录的书《马恩的私房话》。经过德文编纂者的同意，我获得了翻译授权，并找到了出版资助。在翻译和注释的过程中，我接触了马恩全集的文本，不仅是德文版，还有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怎样收集、整理；存在一些毁损；学术性保护），看到读者们对这类问题的关心，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瞭解的情况告诉相关的读者。

此外，关于马克思的私生子问题的传闻，过去在苏联、东德和中国都一直被封锁，不准议论，不准揭露。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官方的马列编译局出版了从最新英文版（作者是David Mclellan) 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传》，不得不面对历史，承认了事实。据说翻译者王珍女士竟然为此而彻夜难眠。多年闪烁其词的丑闻，变成了铁板钉钉的史实。在无可否认的史实背后，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对于婚姻、爱情、女权、宗教、文化等等问题的态度，并不简单，马恩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从这些微末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分析出他们真实的思想面貌，而不一定如党政宣传部门所描述的那样伟大而圣洁。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

出国前我已暗暗有个心眼，就是希望到达国外以后，留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地位和影响，而这是在国内的党政宣传监控下无法探索的。根据我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光辉形象是靠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力量树立起来的。此话怎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都很少，《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宣传小册子，所以出版稍多一点，其余的文章，散见于《新莱茵报》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列宁建立苏联政权以后，特别是斯大林经济上升阶段，政府可以拿出一大笔财政金额来从事宣传的时候，就开始支付数以万计的英镑购买马克思的手稿、遗物。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和东德一起，组织编辑和出版德、俄、英、中以及其他语文的马恩全集和大量的单行本，苏联不仅垄断了资料的信息来源，而且通过苏联和东德的出版机构（以及“国际书店”），垄断了市场价格，全面控制了马恩文献的出版和销售。

苏联倒台以后，中国的马列编译局成为马列出版机构的重镇，继续承担相关的出版和解释的事务，德文版的业务在东德共产党崩溃以后，一度限于停顿，辗转被所谓马列著作国际基金会接纳才得以延续。估计这个基金会也是得到中国当局的资助的。可以预料，如果中共的一党专政也走向末路，马列主义毛思想之类的宣传也将无以为继，风光不再。

根据长期参与马恩全集编辑工作的东德专家罗尔夫黑克尔先生的说法，党政领导按自己的需要干预马恩著作出版的事情是存在的，以斯大林时代最为严重。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类现象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并要求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相信，德国学者的严谨性格是举世闻名的。经过反斯大林化的洗礼之后，马恩著作出版过程中明显的删节和改窜已不太可能。精通中德英俄多种外文的朱光潜教授曾经质疑马列著作翻译上是否准确。翻译不可能绝对准确，在理解和遣词上总会因人而异，但是毕竟跟故意的删节和改窜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很多信件和手稿都留下了复印件，可供查证。上述的删改应该是发生在（俄文版）1956年以前。世界进入网路文明以来，马恩全集也已列入网站。德文、英文、俄文、中文以及其他多种文本，已经出版的都已上网。德文的第二版代号MEGA2是最具权威的研究版。知道某著作的篇名或信函的日期，就能查到。全集中文版五十卷，俄文版六十卷。

遇罗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词句

遇罗克在文革时期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曾经引用过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语录。那是在中国当时极度专制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他也突破了中共狭隘的“家庭出身决定论”，提出了“社会教育远大于家庭影响”的重要观点。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如果遇罗克当时躲过了杀身之祸，并且有机会走出国门，定居海外的话，他的思想必定不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定能使用更加广泛的思想武器。

德国城镇多有卡尔马克思大街。把历史人名移作街名，在德国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只要历史上算个人物，就有可能入选。只要不是希特勒那样恶贯满盈的恶魔就行。例如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皇家宗室的姓氏是霍伦佐勒，虽是皇家人物，却无甚功德，德国许多城市竟都有霍伦佐勒大街。在中国就不大会有爱新觉罗大街。上得了德国街名的人物，并不一定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业绩。

每隔若干年就会有人想到马克思

每隔若干年，就有人会想到马克思，讲述他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身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又标榜关心底层人民，为劳苦阶层呐喊，所以社会舆论会时常想起他。但是他的名声还是依靠他鼓吹的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维持住的。这种暴力政权曾经在20世纪中叶席卷了人类的一半，被暴力政权所杀害的人民数以亿计。马克思留给世界的印象，包括他所描绘的用暴力建立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以及他的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可惜在德国没有任何大学承认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1971年，中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两报一刊社论强调说，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是无产阶级专政，抽掉了这个要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则杀气腾腾地强调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今天的世界上，坚持赞扬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已经很少，例如印度丛林里的毛派游击队；其余的马克思研究者几乎都不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而拉扯到异化之类的话题，2018年的德国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找出了一段马克思的名言，竟是保护地球环境的论断：“我们不是地球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享用者，我们应该将它维护得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从这类转变中，也可以看出暴力理论的不得人心。环保也未必是马克思著作的主旨。现在国内的宣传说马克思仍然在西方社会受到尊崇，还有人仍在继续研究，其实都是不值一提的活动，因为这类活动都与马恩所提倡的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害无关。

把恩格斯跟马克思比较

离开了以马列毛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我们可以从容地走出迷信和崇拜，但是我们也并不需要把马恩简单地斥之为一无是处的魔鬼混蛋。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对马恩两人，我比较更倾向恩格斯一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包含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机制、投资风险、技术更新等诸多因素，（我是经济学门外汉，仅说一点个人想法）；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反杜林论》对教会迷信的嘲讽非常诙谐而有力。他对友情的笃重，矢志不渝；不仅资助了马克思的家庭，包括他们夫妇和子女，还有女仆和她与马克思的那个私生子。他又资助了他的妻子伯恩斯的家庭，乃至培养她的外甥女到德国上贵族中学。恩格斯没有上过大学，却掌握了德英法以及爱尔兰和东欧的多种语言，他的评论涉及军事、经济、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有些论述比马克思更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比如在文艺学和美学方面，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和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就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坐标性意义：

论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摘自 《致拉萨尔的信》

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摘自 《致玛 哈克纳斯的信》

无独有偶，2020年德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时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竟然取名为《被低估了的人》。恩格斯的思想能力未必逊色于马克思。

预言家的预言

马克思并没有像国内宣传的那样，至今“仍然是对的”（习近平语），相反马恩的预言很少能找到验证。2018年德国国家电视台ZDF拍摄的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自从19世纪末发现边际效用经济学以来，马克思实际上仅只与科学史有关而已。作为一名哲学家，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自从这个方向被克服以后，他也已属于过往陈词。卡尔·马克思的世界意义仅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即那些在残酷性上绝不逊色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权们都懂得，如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构建一套一本正经的意识形态。”独裁者们就是苏联东欧中朝越古柬等政权，标题所说的预言家，纯属讽刺和调侃罢了。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用平常心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离开了独尊马列毛的中国，来到了读书和思想都充分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的年龄也从懵懂的学生少年变成了涉世已深的中老年。马、恩的言论，不过是一两百年前两位欧洲读书人的看法而已，不乏真知灼见，也难免无端妄言。国内的马列专家们也不敢直接把马、恩的言论付诸实施：《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就是马克思声讨书刊检查制的檄文。国内宣传部门，那个敢来当真？中宣部心里明白，国内只要有当年国民党那样有限的言论出版自由，中共的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国内如此，我们置身海外，更应该保留我们冷静的自我，认真读书，也不唯马、恩是从。

马、恩的言论多有不能自洽的言论。我们知道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九条），而且马、恩都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致魏德曼的信》）……注意，恩格斯的论述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國、法国、德国……”，这种19世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口吻跃然纸上。俄国还可能被提及，亚非拉根本被忽略不计。既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文明国家的无产者包不包含在内？要不要一起革命？恩格斯起草这份文件时才二十六七岁，同时参与商议的“正义者同盟”的同道们，大概也是仿佛年纪，思想水平亦大致相若，所以无需多所指责，但也应该看清这类言论中存在的局限性。再者，“同时发生革命”？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很难按照人们预想的计划安排的。每次革命都是某个特定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集中到无法解决时的总爆发。各国有可能相约同时举事吗？一国之内都行之不易，多国联手更比想象难多了。

忽然间，巴黎公社的工人起义在1871年发出了革命的怒吼。可是这不对呀！一来，没有跟英美大工业国家同时革命。再则，1871年的德国工业化还不够发达，至少要到恩格斯晚年的九十年代才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国，应该等待德国的工业化发育达标（并具备充分的政治司法制度和相当的物质生活条件）才可以考虑。（列宁是突破了马、恩的理论，错误地在一国之内建成了苏维埃政权，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发表过批评，认为公社委员会应该及时进攻凡尔赛，并劫持法兰西银行的财产，这样做比“扣押一万名人质”更为有效。所幸公社来不及听取意见便流血失败了。如果真的如马、恩所建议那样（进攻凡尔赛，劫持银行），公社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新政权，那怎样跟英美同时革命呢？又如何等待德国迎头赶上呢？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跨越工业化的门槛，更别提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了。等待也不要紧，等一千年，进入理想世界也值呀。但是这些发展各不相同的国家如何相互等待，呼应往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景象，我觉得有点滑稽。

马克思曾经特别指出过，科隆（德国西部工商业重镇，我在德国买下的住房就离科隆市附近30公里）、伦敦和巴黎三角可以跳过无产阶级专政，进入共产主义。1920年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里预言说“今天15岁的少年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离开列宁的预言已经一百年过去了，离开《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原始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的人数正在减少，社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科技专业人员。当我离开中国，刚刚踏入德国社会的时候，也到当地的工厂里打工挣生活费。据我观察，这里的工人无论言语思想素质，都没有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么高。技术含量越低的岗位，工人的言语思想水平越一般。德国社会已经变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最富裕的和最穷困需要救济的阶层都很小，中间阶层则越来越大，中产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也比较有担当，关注国家事务，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从未做工务农，除了当过一两年编辑（《新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以外，没有在企业或机关上过一天班，几乎没接触过真正的工人。到他家里来做客的往往是共运或工运的骨干，是工人队伍中的精英人物。他把工人队伍可笑地理想化了。

暴力理论和虚幻梦想

近期我又读了恩格斯《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有人说这是恩格斯的一篇政治遗嘱，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895年他就去世了。有人认为恩格斯在此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斗争的方式应该改变，枪炮等热兵器已经更加精良，面对政府军的街垒巷战已经没有胜算，普选权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还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等等。文章发表后发生了原文是否被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删改的争议，经过马恩文献搜集整理专家梁赞诺夫的考证，现在已经不难读到恩格斯的原文。不过梁赞诺夫本人却被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是第二国际的著名人物，也是曾经深得恩格斯信任的门生，伯恩斯坦更是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他们都痛感马、恩的暴力理论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于是勇敢地提出了修正意见。伯恩斯坦提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更是典型的学者，他跟列宁针锋相对，预言苏维埃政权没有民主，也必然寿命不长，早晚会变成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他倾心于普选权，多党制议会民主，一生期待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伯恩斯坦有一句话，意思是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在国内时，觉得不好理解。来到德国，阅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才明白过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认为工人运动不需要虚无缥缈的共产理想。马克思的那一套理论反而让工人群众经常询问，何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情况。踏踏实实的通过议会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的权益，才是现实的成就。民主社会既不要血腥的暴力，也不要虚妄的幻想。联邦德国七十多年来，实现了全民医保，包括失业保险和老年护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所描述的无产者生活无保障的情况早就没有了。任何政党都不能再以这些内容做自己的理念和信条。

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年来是社会党国际的标杆，战后由勃兰特领导改组，1959年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教条，赢得广泛的社会（青年）认同，十年之内赢得大选，勃兰特出任总理，又一跪成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社民党也是德国第一大党，战后执政时间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

历史的真实

恩格斯的晚期文章并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暴力思想，只是想到议会普选也可以是一种活动手段而已。在1891年他还在埋怨20年前巴黎公社竟没有去打劫法兰西银行，如果占领了银行，比绑架一万名人质更加有效。马恩的这类言行都是恐怖暴力式的，而且至死都没有悔过和道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承认工人运动应该参与议会活动，可是他已经年迈力衰，没有任何相关的实践和理论贡献。相比之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摒弃暴力主张，顶着俾斯麦等反动政府的残酷打压，运用智慧和才能，积极展开议会抗争，不断地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同情，赢得了多项权力，保护女工，废除童工制度，保障工人安全和健康，中下层人民的子弟同等享受高等教育，乃至推动同性恋合法化，为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民主党对于他们的党史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是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都是党所尊崇和纪念的先驱。同时也不否认，每位先驱人物也都有理论缺陷或人格瑕疵。第三国际的苏共和苏共扶植的中共则废黜百家，独尊马列。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反而是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历史地冷静地尊重历史。

我在青年时代读过一点马恩的著作，老年岁月再次涉猎，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思考和判断。我觉得马、恩的思想，剩余价值，理想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无产者大联合、暴力革命、经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逻辑并不缜密，预言多无验证；带给各国人民的灾难，则远远大于他们的一点点学术贡献。而且正因为他们披着科学和理想的外衣，更加迷惑了众多青年和知识分子，掩盖了恐怖主义暴力本质，导致了二十世纪数以亿计的人民生灵涂炭。我的概括是这样的，当今的西方知识界谈马克思，多是不着边际（脱离了该理论的暴力主旨）的概念游戏，当今国内对马克思的吹捧，都是为领导人脸上贴金，玩拍马游戏。马克思主义已是一具尸居馀气的僵尸。

马恩只是因为列宁主义的暴力政权而享受了近百年的虚荣，一旦这类专制的保证覆灭以后，他们的面貌就将失去过度耀眼的浮光，泯然沉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马恩粗鲁的言行

2017年，德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房话》。现在我已经将它翻译成中文，即将在柏林出版。

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信息，展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跟长期宣传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形象。脏话连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连篇的脏话，侮辱性词语，全都摘自他们两人的信件和文章，不仅有日期有出处，有的甚至连手稿原件都能找到。

在中国，从小学启蒙就展开共产主义教育，马恩是广受尊崇的集体偶像。在我们的心目中，曾经那么崇高、伟大，脱俗超凡。可是这类信件却反映现实中的马克思分明是一个“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纨绔少爷，挥霍无度，父母被逼得苦不堪言，走投无路。

马克思对父母的态度和口吻都令任何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感到不安。对于恩格斯的家庭，他甚至公然写道：我起草了一个步骤周密的计划，去打劫你们家那老东西的钱财，因为我们已经穷得身无分文了。

书信往还之间，马恩两人对于工农劳动人民，口没遮拦，粗言谩骂，1852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

比这一帮工人更加地道的蠢驴恐怕是不存在的。

1845年恩格斯在《德国状况》这本书中描写农民是：

“地球上最愚蠢的人类阶级，一个摆脱不了封建偏见，聚众盲动，时刻准备着宁死也不肯拒绝臣服的阶级，那个就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过去那样，称呼他们的主人为老爷，从内心俯首称臣，甘愿被蹂躏、被鞭打的阶级。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把李卜克内希称作“这畜生”：……这畜生竟相信未来的“民主国家”！明里暗里，心里想的，一会儿是君主立宪的英国，一会儿是资产阶级的合众国，一会儿又是可怜巴巴的瑞士。关于革命的政策，“它”一无所知。（这里的“它”不是“他”，说的是前面的“这畜生”。——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竟有如此的恶劣行迹，还有惊人的污言秽语。不仅让普通读者瞠目结舌，而且共产党领导集团也觉得尴尬。书中提到梁赞诺夫被处死，原因也在这里。此人是一位俄羅斯学者，曾受列宁的委托，在欧洲民间广泛搜集马恩两人的著述和信件等遗稿。后来他被任命为苏联马克斯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在莫斯科，他组织青年知识分子举行马恩书信的朗诵会，让青年们瞭解马恩的生活经历和轶闻趣事。他搜集资料时，甚至跟著名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在书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私生子的事情。蔡特金认为马克思的私生子确有其事。虽然这些仅仅是小范围的事情，却仍然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下令杀了梁赞诺夫，还命令说：“愚蠢的东西！把材料收好了，藏起来！”伟人们的生活细节怎么可以让普通群众一目了然呢？导师怎么会有婚外性行为呢？那还有什么敬畏感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人民必须有足够的敬畏感。

共产党掩盖马恩的不雅言行

偶像们的生活细节不希望让人知道，更何况他们的恶言丑行，就更要竭力掩盖了。

在马恩生活的年代（马1818-1883；恩1820-1895），他们的著作出版并不多，发行量也不大。P8局限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法兰西内战》等单行本。直到 1913年才出版了马恩的一些通信。马恩遗稿书信，多集中在德国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到了1917年俄羅斯十月政变以后，在列宁领导下的俄苏时期，才有了官方较大规模出版马恩著作的可能。1930年代，根据马克思晚辈亲属回忆，苏联当局支付高价收买了已知的马恩遗稿和书信，掌握了几乎所有的马恩材料。战后的苏联和东德开始全面整理马恩的著作。双方共同编辑，东德出版德文版，苏联出版俄文版，其它多种语文，包括中文版，则都根据俄文版进一步翻译而成。

马恩全集中也有掩盖马恩不雅言辞的现象。例如1862年8月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件中。原文为：

Falls wir nicht die Kunst erfinden, Gold zu scheien, wird schwerlich etwas andres übrigbleiben, als da? Du auf die eine oder die andre Weise etwas aus Deinen Verwandten herausschlgst. （有信件手稿原件为证）

中文译文应为：如果我们发明不出屙出金屎的技巧的话，那么，除了你用这样或是那样的办法，从你的亲戚那里讹出一点钱来，就很难有别的出路了。（对应词句是黑体字）。

俄文版中就把“屙出金屎”的脏话删去了。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умаем способа делать деньги, то у тебя вряд ли останется другой выход, кроме как попытаться тем или иным путем добыть 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 у своих родных.

接着我们再查中文版，发现中文版也没有“屙出金屎”的脏话。这是根据已删节的俄文版翻译的。中文成了：如果我们想不出弄钱的办法，那你除了找一个门道试试从亲戚那里弄几个钱以外，也未必有其他出路了。

1956年非斯大林化以后，情况有所改善。

多年来，苏联几乎垄断了马恩的所有的文稿和材料，关于他们的信件和个人信息，多半都在196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版。在这些出版物问世之前，马恩被塑造成了神圣、高洁、睿智、道德的神化人物。现在，苏联崩溃，柏林墙坍塌了。马恩的传记、手迹和相关的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多，德国学术界也有足够严谨的学风；企图掩盖和洗白马恩真实面目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真实的情况已经多方面展现在人类的面前，人们可以冷静地反思马列主义了。

马克思的爱情诗歌及其文革趣闻

P12 1950年代是中苏两国掩盖马恩劣迹，神化革命导师偶像最厉害的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女作者是谢列布里雅柯娃。

该书最令青少年读者瞩目的内容是爱情话题。文革肆虐的时期，人性和爱情成为社会的禁区。可是这本记述革命导师生涯故事的书却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青年马克思与他的未婚妻恋爱的情节。书中没有如实地披露马克思挥霍无度、浪荡不羁的表现，却着重叙述了他对未婚妻狂热痴迷的追求。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久长，

比理想国还更美妙，

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思念无穷无尽永无止境，

象上帝亲自塑造的一样，

你留给我的形象，

我永远无限向往。

你就是思念的化身，

思念两字犹未能表达深情，

可以说它象一团火，

永远不断燃烧我激荡的心。

在特里尔这座德国古老的小城，燕妮是名门闺秀，而且据传是艳冠群芳的花魁，马克思则自视风流才子，穷追不舍。马克思的家庭并非豪门巨富，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律师。马克思的过度挥霍，早已让他的父母不堪负担，叫苦不迭。唯一能能够扬长避短的是，他发挥写作之才，用浪漫缱绻的诗句，去赢取燕妮的芳心，击败小城内外的其他追求者。年轻人在热恋中自然是热情奔放，笔底生花。他不仅写了许多首副题皆是《致燕妮》的抒情诗，而且又千方百计地搜集欧洲各民族的爱情民歌。他把自己的情诗和多民族的爱情诗篇精心抄录，装订成册，编为《爱之书》一集和二集，然后又编了一册《歌之书》，奉献给比他年长四岁的燕妮。马克思果然马到成功，赢得了他的倾城之恋。燕妮答应跟他约定，等他完成学业后如约成婚。

爱情的表白，情感炽热，真诚而奔放，内涵单一，欠缺深沉，未必是什么传世的精品。他只有一首诗《狂歌》，曾在他们“青年黑格尔”派自办的学术刊物上刊登过。马克思的爱情诗歌，赢得了燕妮的芳心，却并未在德国的诗坛上发表，也谈不上艺术上的突破。不过是青年人在热恋中常见的青春表白而已。《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选录了一部分马克思的爱情诗歌，该书中文版出版于1959年。接下来的中国六十年代是一个文化枯寂的洪荒年代。马克思的爱情诗篇无意中变成了那个灰暗时代之中，唯一侥幸出版的爱情文字。文革浩劫1966-1976 中，下乡知青广泛地暗中传看许多文艺书籍，也包含这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正值青春期中的下乡知青，惊艳马克思的情诗和浪漫故事，忍不住传抄这些来自欧洲的真实的情诗，以慰饥渴。文革时期爱情和人性话题都是绝对的思想禁区。凡是涉及爱情和人性的书籍，一概都是“毒草”，并被污蔑为黄色书籍。工宣队和专案组最喜欢查抄黄色书籍，却不料这类爱情诗歌的案子，竟查到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好比大水冲了龙王庙，看到作者竟是马克思，只好张口结舌，不了了之。这也算是文革中小小的趣闻吧。这些都是马克思和党政宣传所始料未及的。

马克思的品行和学习成绩

据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介绍，马克思所在中学的校长维腾巴赫很欣赏他文章的思路丰富，高谈阔论。 马克思中学毕业的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也是这样。从宗教到人类社会，从人类幸福到自身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十七岁的年轻人敢说敢写，得到校长鼓励，还属正常。但是反观马克思的一生，他从未从事过工农兵的普通劳动，作为知识分子，编辑《新莱茵报》，编写《德法年鉴》，都仅维持一年左右。就连申请一个海关小职员的申请也因字迹潦草被拒绝。马克思脱离人群，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在学生时代，他也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的中学毕业作文只是全班第五（马恩全集该论文注释），他的高中文凭平均分数为2.4。仅属中上，在32名同学中排名第八。2021年卸任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高中文凭成绩为1.0，也就是全优。（德国学生凭此成绩申请大学，1分最优，分数越高越差。）波恩大学博物馆陈列的《强迫离校证明》和《学生记录》，说他“制造喧哗和夜间醉酒”遭禁闭，还因“携带军刀而被调查”。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耶拿大学获取的。

马克思对燕妮的忠贞并不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地久天长。后来不仅有了婚外情，而且还闹出了私生子的丑闻。私生子的母亲，就是他们家里年轻的女仆，莲馨。

莲馨

莲馨

私生子的确认

马克思私生子消息的发现者（1962年）是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学者布鲁门伯格。这个研究所本身就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创建的研究机关。直到1979年才归属荷兰皇家科学院。新版《马克思传》接受了这个私生子的说法，正式写入了传记。传记的作者、美國普利策奖获得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也是当今的左派教授和作风严谨的学者，他绝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近年来一直称赞中国的意识形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也没有删除相应的私生子内容。因为所有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那些所谓反八卦的辩护者，出发点恰恰是变态的八卦思维。

1850年秋天，马克思夫妇想去荷兰的亲戚那里借钱。这个亲戚在马克思的父亲去世后帮助马克思的母亲管理遗产， 马克思想预支一点钱，以后继承遗产时偿还，却遭到了拒绝。出面去借钱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燕妮。正是在这次燕妮外出的期间，马克思却跟女佣莲馨卿卿我我，暗通款曲，越过了婚姻家庭的界限。九个月后莲馨分娩产下一名男婴，就是马克思与莲馨的私生子。现在可以查到的出生证上，父亲及其职业栏目空缺，婴儿的姓名是Henry Friedrich Demuth昵称弗雷迪，也就是恩格斯名字的变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意外的丑闻仍由恩格斯出面解决，他对朋友圈宣称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还帮这个孩子找了一个寄养的家庭，倫敦的工人Lewis夫妇，由恩格斯出钱资助。恩格斯的这次援手，不仅挽救了马克思同燕妮的婚姻，也挽救了马克思在社会上的声誉。毕竟，一位向来义正词严的革命导师，忽然有了婚外私生子，对革命运动的形象打击太大了。

1900年左右，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中很多人都知道了马克思的婚外出轨绯闻。真正披露真相的是1962年。学者布鲁门伯格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原始档案中找到了一封1898年9月2日，由露易丝·弗雷伯格写的一封信。她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的前妻，曾是恩格斯晚年的管家，也是莲馨的朋友。（写此信时，燕妮、马、恩和莲馨都已去世）。信中说，恩格斯在死前的数日吐露了真相。弗雷迪是马克思的儿子。马克思的小女儿艾莉诺不肯相信。恩格斯临终前夕已经口不能言，仍在石板上写下了“弗雷迪是马克思的儿子”的字句，以进一步向马克思的小女儿艾莉诺证实无误。恩格斯要求人们在万一他被人指责对待男孩弗雷迪不公平时，才能释出这一信息。他不希望自己的名誉继续遭受诋毁；尤其是当年掩盖了真相，现在已经不再能对任何人有任何好处。而他当时的忍辱含垢则帮助马克思避免了家庭危机。燕妮是富贵名门威斯特法伦家族的大家闺秀，不顾家人的反对，拒绝众多富户青年追求者，选择下嫁马克思，并为了革命运动经历流亡颠沛和穷愁拮据，却矢志不渝；马克思的出轨和莲馨的怀孕生子给予燕妮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坚决不能容忍留下这个男孩，也不准马克思关注他。

男婴弗雷迪完全不像纯日耳曼血统的恩格斯（白肤金发），却有一张犹太人的脸和一头茂密的黑发，酷似马克思。（女儿们常称马克思是摩尔人，因肤色较黑）

国际女权主义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曾经说过: “弗雷迪太像马克思了！” 燕妮一生没有什么著作，1865年她留下了唯一一篇自己写下的自传。其中有一段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它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烦恼。”孩子的生日6月23日正是初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信件也披露出非常明确的信息。1851年3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中写道：“……更具灾难性的是另有一件秘密，我将简要告诉你。但是我现在被打断了正被叫到我妻子的病床前。因此，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这件事我将留待下次再谈。”两天后，在另一信中马克思再次提及“我现在不告诉你该秘密的详情，因为既然无论以何代价，我都将在四月底拜访你，我必须离开这里八天。”不难想象，三四月份，莲馨怀孕已满半年，身体必已显形，无法隐瞒下去。三个人不得不摊牌说明原委。所谓“秘密”，应该就是怀孕的事。所谓“灾难性”意味着燕妮的愤怒冤恨和痛哭痛骂。自知理亏的马克思不得不经常到燕妮的病床前听候发落。马克思需要让恩格斯出面承担父亲的名义，信中又难以落笔，所以他决定到曼彻斯特去跟恩格斯面谈。后来恩格斯承担了名义，从此掩人耳目，瞒过舆论竟愈百年。所谓“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说法，有人怀疑恩格斯与莲馨也可能存在暧昧关系，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1850年秋，马克思跟莲馨发生苟合的时候，马克思32岁，莲馨29岁，双方都是精血旺盛，烈火干柴，如狼似虎，（而此时燕妮36岁）。

不幸的私生子弗雷迪

弗雷迪这个不幸的孩子，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走进了一个错误家庭。从1845年到1863年左右，马克思夫妇经历了祸不单行的噩梦岁月： 我们不妨看看，马、燕这几年的困境：

1845年 马克思被通缉，被驱赶从科隆到巴黎，（莲馨被岳母打发来照料）

1846-48年 流亡到布鲁塞尔，

1849年 流亡到倫敦

1850.4 没有稳定收入，租房太小， 因欠房租被扫地出门，警察到场，多人围观，

1850 秋，燕妮虽又怀孕，仍去荷兰向亲戚借款，被拒绝。燕妮在外期间，马克思与莲馨发生性关系。燕妮从荷兰回家，一个多月次子（一岁）病死。马、燕，莲馨三个大人和三个子女（6岁5岁和2岁）才两间房。

1851.3 燕妮怀孕六个月时，莲馨的身孕已十分显形。无法隐瞒。本来此时正是燕妮需要莲馨照顾的时候。

1851.5，燕妮分娩，生下了苦命的弗兰西丝卡，这个女娃生时没有小摇篮，一岁时死时没有小棺材。燕妮还没有满月……

1851.6 莲馨也临盆产下了男婴弗雷迪。手忙脚乱，沸反盈天。燕妮无法容忍这个男孩要送走他，是势所必然。弗雷迪的命运已注定了。（当时燕妮还有个男孩埃德加尔，快五岁，不幸1855年病死病死。从此他们没有男孩。）

1851年春，莲馨怀孕暴露之时，在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并准备跟他面谈的前夕，燕妮必定逼问莲馨，到底胎儿的父亲是谁。这不仅是承担名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家庭太困难了，两间房，一个产妇和婴儿 ，已经难以负担，（仅仅隔了一个月）再加一个产妇和婴儿，没有一位家庭主妇能够忍受。这个私生子之父必须出面出钱（产妇和婴儿用费），另租房子安排母子，另请一名保姆来代替莲馨照料燕妮夫妇及其多个幼童。逼问的结果是，燕妮必须咽下所有的苦果，还不能哭闹声张。心灵的打击比清苦拮据更加沉重。

妥协的结果是，让恩格斯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诺成年后，一直都在信件和言辞中，只因弗雷迪的生活不好，而指责恩格斯待他不公。马克思不敢关注这个男孩，他太关注，必定会惹得燕妮把事情闹大。弗雷迪在工人家庭长大。后来成了机械工匠师傅，也曾是英国工党在当地的创始党员。1929年去世时，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马克思。

如果弗雷迪不是马克思的儿子，如果跟莲馨相好的男人不是马克思，或者是菜市场的小摊贩，或者是面包店的小伙计，那纠纷就只是承认关系，承担经济责任和支付金钱的问题；犯得着燕妮“和其他人增加了许多烦恼”？犯得着马克思称之为“灾难性秘密”吗？犯得着让他赶往曼彻斯特央求恩格斯来顶替吗？犯得着告诉自家的三个女儿说“弗雷迪是恩格斯叔叔的儿子”吗？

德国舆论对私生子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看，德国的舆论界怎样看待马克思私生子的问题。德国共产党的创党女革命家卡拉拉·蔡特金就坚持认为：“我瞭解莲馨的男孩就是马克思的儿子，这是一个任何人，包括考茨基等党的领导人无法辩驳的事实。当然考茨基希望这个意外的发现不要公之于众，以免敌对势力向我们泼污。”

东德时期1949-1989 “马克思私生子”的问题多年都是东德共产党党政当局的烫手山芋。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著名的马列专家、马列研究院副院长格姆柯夫Heinrich Gemkow也自我批评式地承认，马克思应该是莲馨孩子的父亲（德国OXI杂志2018 1 23）。联邦德国则在1960年代就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著名的明镜周刊不仅嘲弄了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且也跟踪报导了记者关于私生子的后续调查。日本记者都月中七（明镜52/1967）发现了弗雷迪1910年的踪迹，英国记者David Heisler（明镜44/1972）则找到了弗雷迪的后裔，文章题为《无爱的孩子》。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国家电视台ZDF在2018年制作了一部剧情记录片《莲馨·德穆特和卡尔·马克思》。这种记录片既有讲解和图文，又有专业演员扮演人物和史实。影片的主角不再是马克思，而竟是莲馨。片长88分钟。是涉及马克思的电视片中最长的。史学界和传记作者们发现，莲馨这个女人，在马克思夫妇的家庭里，实在太重要了。她跟燕妮原是主仆，后来成为闺蜜，然后又成为陪嫁丫环被送往马克思家中，成为保姆和管家，包揽烹调、账目和杂务，（外部环境由德语变为法语，后来变为英语），青年时期成了马克思的情妇，并生下男孩弗雷迪；燕妮病故后，帮助马克思小女儿整理文稿，马克思病故后，打理恩格斯的家政，并帮助恩格斯整理文稿，处理信件，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马恩两家。莲馨在马恩两人的生活历史中留下了不可忽略的痕迹。影片专门介绍这位勤劳一生的睿智妇女。

史学家发掘出来很多真实的史料，尤其是莲馨的故乡城市，萨尔州的圣温德尔市，近年来更加掀起了莲馨热。地方志里发现了莲馨家村落的记载，历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莲馨的出生户籍、教堂受洗、小学入学和经常缺课的记录。在小城里的莲馨·德穆特故居附近，还塑造了一座真人一般大小的铜像。铜像的特征竟然偏偏就是她怀孕期间身怀六甲的形象，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她既是女佣，又是家庭成员，还兼革命运动的秘书，更是情妇和孕妇的社会角色。

铜像除了大腹便便以外，她还凝神端详着手上的一帧照片，照片上正是她的男主人和情夫马克思。

影片有一个桥段则讲述了莲馨与马克思发生了性接触和孩子降生，以及燕妮不能容忍弗雷迪，让恩格斯把孩子送走的情况。

莲馨矛盾的人生

莲馨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的父亲是村里贫穷的面包房工人。莲馨是七个孩子当中的第五个。五岁上父亲就去世了。从小就尝尽了艰辛。她曾经上过小学，可是家里太穷，经常缺课，但是毕竟不再是文盲。十岁的时候，她不得不一再辍学，后来不再上学，到特里尔城里去做帮佣。可怜她自己还是孩子，就要张罗主人家老少的饮食住宿，打扫卫生……工作负担超过了一个小女孩的体能。到了十六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威斯特法伦男爵太太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家，从此她就成了威斯特法伦家中燕妮小姐的贴身丫鬟。威斯特法伦太太极有教养，更有善心，燕妮和家人都很善待莲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莲馨练习了阅读拼写，学会了下棋；燕妮比她大六岁，虽为主仆，她俩却形同闺中蜜友。1843年马克思跟燕妮结婚，莲馨并没有立刻相随陪嫁。燕妮原是闺阁小姐，生下孩子之后，立刻手忙脚乱，婴儿一旦生病，更加束手无策。马克思当时正面临通缉，不得不移居巴黎、布鲁塞尔，燕妮的母亲来信说，我把莲馨打发过来给你，这将是我给你的最好馈赠。从此不论马克思燕妮夫妇迁居到哪里，环境有多么险恶，莲馨都不离不弃，悉心照料。马克思流亡倫敦的初期最艰苦的十几年，入不敷出，贫病交迫，燕妮分娩七次，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因为入不敷出，时时都需要莲馨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周末和假日，革命党的朋友们常来聚会，一同去郊外野餐，都是莲馨准备食品和饮料，既节省开支，又让大家兴高采烈，尽兴而归。大人小孩都叫她莲馨或者尼姆。马克思需要休闲的时候，她还能跟马克思对弈国际象棋。她的棋艺并非一般，有时候还能棋高一着，战而胜之。燕妮去世以后，本来燕妮整理马克思文稿和书信的事情交给了三女儿艾琳诺。其实，莲馨也参与其中。马克思病故以后，莲馨就搬到恩格斯的家里，帮助恩格斯打理家务。实际上也帮助恩格斯整理信件和文稿，特别是《资本论》（卷二）的残稿。她比一般的女佣更多能，实际参与了秘书工作。1890年莲馨因癌症去世。作为马克思家庭的成员，她也被安葬在马克思一家的墓穴旁边。她的本名“海伦娜 德穆特”被刻上了马克思的墓碑。

德国报刊曾经发出质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人剥削人和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始于家庭，开始于对妇女的压迫。”在对待莲馨的问题上，马克思做得怎样呢？

莲馨从一开始就带来了原来的主仆关系。燕妮和她既是主仆，又是少女时代的闺蜜，十分亲近。可是这个男孩降生了。两人之间增加了另一层妻妾同侍一夫的关系。从人权平等的角度来说，莲馨也是人，也是女人，也有爱情，也有母爱，更有亲情。不仅应该获得雇佣劳动的工资，也应该享有恋爱婚姻生养抚育的权利。马克思和燕妮为她着想过吗？给过她追求幸福的权利吗？她的活动范围极受限制，除了在市场匆匆购物之外，几乎都是在马克思的租屋里，做饭、洗衣、清扫，照料年幼的孩子。整天接触的唯一男性就是主人马克思，他的个性、缺点无不在她面前一一暴露。双方的年龄也相仿佛（32/29）。 发生性行为也是两情相悦所致。但是莲馨却忍受了极大的牺牲。不仅孩子不能由自己带大，而且在孩子来探望母亲时也只能在厨房逗留。莲馨和弗雷迪的故事完全跟美國黑人女奴及其与主人共同生下的孩子一样。她甚至不仅不能说出亲生的父亲，而且至死也没有听到三年后恩格斯临终前的真情吐露。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进入私立学校，接受了中产阶级的上流教育，学会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会弹钢琴；弗雷迪却在工人区里长大，成长为机械工匠而已。莲馨守口如瓶，弗雷迪至死都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回事。恩格斯在莲馨葬礼上肯定了她对马克思家庭的贡献，除了在马克思夫妇墓旁安葬以外，莲馨几乎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沉的关切，可是在私情发生之外，太少关注这位身边近在咫尺的普通女性劳动者，包括她的爱情和权利。

燕妮和莲馨的姓名音译辩证

长期以来，马克思夫人的名字Jenny, 都被译成燕妮。可是从近年来多部德国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来看，所有的德文解说词和传记作者都读作杰妮。估计因为马克思夫妇后半生长期定居英国，对外交际主要是英语环境，所以大多数称谓都受英语影响，读作杰妮，实乃入乡随俗。但是按照德文的发音规则，Jenny发音为燕妮是正确的。所以本文仍沿用燕妮这个译名。另一个译名是马克思家庭的女仆Lenchen，多年来一直被译为琳蘅。无论是英语还是德语，都不应该如此发音，还加上草头偏旁予以美化，错上加错。经过仔细聆听，无论以她为传主的传记电视纪录片的发音，还是按德语发音规则，都是“莲馨” 更接近原始发音。她的本名是海伦娜，莲馨是海伦娜音转的爱称，德文中颇常见，不应一误再误。

这里特别予以纠正。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朋友，总是让马克思站在聚光灯下，而自己则退居背景之中。其实恩格斯也是当时的一个多彩的历史人物。他因为父亲的阻拦，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的知识丰富，涉及历史、哲学、军事和社会人类学，通晓12种语言；当年《美國先驱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英文能说能读，写起来还是吃力，前面的几十篇都是由恩格斯撰写，署名马克思，赚取的稿费直接寄给马克思。恩格斯周游列国，曾经做过学徒当过兵，阅历比马克思更加丰富，他虽然热爱诗歌，科学，厌恶父亲强制他从事的商业贸易，但是他依然很快就适应了商场应酬，长袖善舞，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既满足了家族的希望，又资助了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关系在含情脉脉的面纱之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断言，反而是在完全赤贫的劳动男女中才会存在真正的爱情。他不愿意落入金钱关系的俗套，于是就在工人群体里寻找女友。玛丽·彭斯（1821-1863）是来自曼彻斯特贫民窟的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是英国人看不起的民族（类似于国内的某些地域歧视），工人更是穷苦的底层阶级。1843年恩格斯去曼彻斯特本公司厂家参观新机器，厂里培训了最聪明的女工们做操作演示。玛丽的美丽优雅和机智应答，打动了年轻的恩格斯。可惜玛丽没有教育背景，不会读书，不会写字。但是也正是她引领恩格斯走进了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出入工人住宅，拜访工人酒馆，一起喝酒，一起谈心。亲身的的经历和直接的田野调查，促成恩格斯写出了他最早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考察和写作增进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俩没有官方的结婚手续，却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比玛丽小六岁的妹妹莉迪亚·彭斯曾作为管家住在一起，姐姐去世后，她接替了姐姐。他们又共同生活了十五年。阶级差异极大的婚姻在历史上被长期传为佳话。异乎寻常的婚恋经历，并不能得到当时的流俗所容忍。彭斯姐妹出入恩格斯的豪华住宅，不仅引起外人侧目，就连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也对恩格斯陪伴彭斯出入公众场合，向他人介绍这是他的夫人时，感到十分意外，几乎大惊失色。

此外，1878年莉迪亚病重时，已近弥留之际，她竟提出要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与恩格斯办理结婚。从这番“至死不渝”的“请求”来看，恩格斯与彭斯姐妹的同居生活并不像是美满理想的神仙眷侣：双方实际面对着贫富和文化的巨大悬殊。恩格斯家财万贯，身为厂商的少东家，彭斯家庭的衣食住行都由恩格斯支付； 恩格斯学富五车，通晓多种外文，彭斯两姊妹目不识丁，据说她们奉献的是恩格斯无比珍视的“无产阶级感情”，“比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更为可贵。

恩格斯这样的赞誉可信吗？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是坚决的无神论者，在《反杜林论》中揭露宗教的本质，支持妇女解放，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宣誓，要跟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他不跟家里安排的资产阶级小姐成婚，在女工中寻找终身伴侣，不上教堂，不进官府办理正式婚姻手续，都是在实践他的理念。

可是莉迪亚临终提出了什么请求？按照天主教的礼节，在病榻前跟恩格斯完成婚礼，以赢得“恩格斯夫人”的名分。恩格斯答应了。牧师进门，行礼如仪，几个小时以后，莉迪亚去世。恩格斯说莉迪亚具有最纯正的无产阶级血统。莉迪亚跟恩格斯同居十五年，之前与姐姐玛丽一起三个人共处超过二十年，到头来竟对恩格斯提出这样打脸的要求，对恩格斯的毕生理念也太不给面子了！墓碑上刻着鲜明的十字架，写明莉迪亚——恩格斯之妻 wife of F. Engels。

恩格斯，革命的理论导师，几十年的共同生活，竟然连一个身边人的传统社会观念都无法扭转，侈谈什么改造世界！空谈什么阶级感情！简直形同讽刺。在政治方面，莉迪亚作为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又是恩格斯的爱人，却完全不具备共产党人的觉悟。恩格斯不仅资助了马克思一家，而且也资助了彭斯姐妹乃至他们的家人，甚至还包括姐妹俩的外甥女，（上德国女子学校、做生意）。莉迪亚临终请求的悲剧性似乎也冷酷地告诉我们，马、恩的思想，如果没有暴力相伴随，并没有强大的精神效应。或许还有更悲剧性的揣测，恩格斯跟莉迪亚的关系，只是一种泄欲对象的关系，根本就谈不上深入的思想情感交流，于是临终只剩下一个虚妄的名份要求。恩格斯或许根本就没有将身边人感化成一位女性共产主义战士的目的。同床异梦，是什么爱情？

我们少年时代读过回忆录《我的一家》（陶承口述，何家栋记录），知道一点中共地下党员把一名文盲女性培养成中共革命妇女的革命故事。陶承跟莉迪亚比起来，多少还有些思想上的进步。无独有偶，通过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日记诉讼案，人们看到了另一类中共妇女高干的形象。文化背景极低、满嘴脏话的老革命张玉珍，作为李锐的续弦夫人，服从中央组织部的指示，不仅辱骂打击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而且在2021年提起国际诉讼，妄想将已经捐献给美國胡佛研究所的《李锐日记》索回中国，以捂住其中透露的历史真相。张玉珍堪称是中共妇女高干中的老战狼。与其会变得如此穷凶极恶，还不如让恩格斯夫人安于自己名正言顺的名份，倒也罢了。

恩格斯风流生活的另一面

恩格斯的婚恋生活别具一格，引起各界的注意。1847年3月9日恩格斯住在巴黎时，给流亡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写过一封信。他召唤马克思也应到巴黎去一起狂欢。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里的消遣也就是厮混；浪漫女郎（是中国官方的谨慎译法），恩格斯写的是法文grisette。原指缝帽女工或轻佻少女，英国卫报周刊直译为妓女。从这里可以推知，恩格斯也曾有花天酒地的经历，而且招引马克思到巴黎去一起厮混。恩格斯，一个德国大厂家老板的小开，来到了欧洲最灯红酒绿的巴黎，“入乡随俗”一番，并不令人奇怪。不过，请记住前后的日期。刚好是在两年前，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刚刚出版，描写了工人区的破败和脏乱，妇女蓬首垢面，儿童失学无助的景象。这封信件的几个月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痛斥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

实际上为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义愤填膺，为自己的纵情酒色缱绻陶醉，都是他真实的思想。以这一封白纸黑字的恩格斯信件作为证据，研究者认为他除了包养彭斯姐妹，另有相好做性伴侣——其中包括法国的浪漫女郎在内，也成为可能的合理推断。

平心而论，恩格斯不断应酬工商庶务，难免声色犬马，出入茶楼酒肆，沾染江湖习气多少也还是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而马克思学生出身，博士加冕，竟也口不择言，笔底污浊，就实在有点超乎想象了。

我们每个中国人几乎都接触过一些马列主义的“宏伟”言词。世界的进步并没有按照马恩的预言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崩溃瓦解，反而帮助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繁荣。以上内容，展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私房言语和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大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和看清他们的真实面貌，并且冷静地思考，这些所谓的革命导师绝不是神，而是人。以此增强对一切个人崇拜的免疫力。运用我们的独立思考，推翻一切个人迷信的偶像和伪科学！

以上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和文章，都是可以核查的。马恩全集的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已经数字化上网，只要在马恩全集网下输入“谁，年月日，致谁信”或（马、恩）文章名（必须要准确）就可以找到。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九九期(cm1123a)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是个人渣，所以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样一来，和万恶的马克思相比，他的斑斑劣迹就不算一回事了。所以看来看去，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至于上文的作者独宠恩格斯，何以哉？因为当今中囶，是恩格斯主义——共产党员自己当资本家——当道了。

《彭小明：德国学者为马克思画上句号》（2018年05月17日 舟巷）报道：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有座马克思的故居博物馆。每年都有许多中国人到那里去参观。该馆的留言簿是厚厚的一大本，里面中文很多。因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德国人名字莫过于马克思(另一个应是希特勒)。留言中也常常两极对立，改革开放不久得以出国的老干部膜拜、赞颂不已，称他是革命导师，理论鼻祖；而终于脱离党政监控来到自由世界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则骂他是旷古恶魔，是民族灾难的象徵。因为题词者太多，数月更换新本。我曾向该馆提出阅读整理的书面请求，被管理委员会以保密为由拒绝。此外德国西部已没有马克思的纪念像，祇有东柏林还有两处马恩铜像，作为国家保护文物，不准暴力摧毁。列宁铜像则已全部铲除。

在全球化的浪潮波涛汹涌之间，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又重新热闹起来。2005年8月德国《明镜》周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访者中竟有六成六的东德人，还有五成六的西德人表示：“尽管有斯大林、毛泽东和东德的恶例，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理想，祇是被糟糕地误导了而已。”接着，《明镜》又主持了一场学者对谈，专谈马克思。两位学者中，希克尔Rudolf Hickel 教授，63岁，是不来梅劳工和经济研究所所长，从七十年代开始教学马克思学说。他是德国选择经济协作团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自我标榜为凯恩斯主义者。诺尔特Paul Nolte 教授，42岁，保守主义改革派，历史学家，是《改革的世代》一书的作者。曾在不来梅私立国际大学执教，现在又到柏林自由大学执教，幷将马克思著作列入教学计划。

一般的通例都是这样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提起马克思都深恶痛绝，不屑一顾，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还比较冷静客观，臧否自如。德国知识界大致也是这样。希克尔大致认为马克思是个天才作者。马克思站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精神历史上与弗洛伊德和尼采齐名，再加上达尔文，是一场雄奇英武的四重唱！

马克思是一个怀抱他的思想的浪漫家，按照这种思想，人们就应该清晨去打猎，午后去捕鱼，而间歇之间则清谈哲理。希克尔承认他是在68年的欧洲青年运动中拼命啃读马克思著作，嗣后又大而化之地讲授了马克思学说。甚至就是他在不来梅大学把马克思学说辟成为必修课。不来梅大学成为马克思研究重镇的形象也是由此形成的。但是他们很注意决不容许教条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教学齐头幷进的是凯恩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名家。绝没有独尊“马”术之嫌。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做了系列化的分类，希克尔还专门对《资本论》进行了评说。他说：毕竟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一个西德的偏僻省份(指不莱梅州)弄出一个价廉又易读的马克思主义平装本来(指庸俗化)，实在是太容易了。

诺尔特的马克思是另一个马克思。他属于那种没有把三大本《资本论》像其它马克思作品那样一本正经精读，仅仅是偶尔翻翻，再参考一些介绍评述之类的人。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是在1980年代，在中学里，那时马克思的东西有点像今天的纳粹的东西，所有的专业，地理，历史，哲学，德语和宗教都谈到马克思。诺尔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感到兴趣。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描绘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景，而且还设想了这个社会的制度如何运作。这些曾经都很令他神往，现在也令他神往。对他来说，马克思一直是一个写作和思考都十分明快，而又好走极端的人。

诺尔特是相当彻底地从左派出发的。后来进了大学，当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很自然。因为其它的影响出现了。例如，马科斯韦伯。还有其他的思想家。他从一开始，在读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时候就对马克思有所保留，觉得他既不阴森恐怖，也不易令人亲近。马克思的思想和作品的类型，比如他跟人家论辩的文章，总令人感到对人的不尊重，是把意见不同的人放在蔑视的基础之上的。诺尔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跟社会格格不入，又怕被社会抛弃，于是就拼命努力的人。希克尔完全赞同这一点。马克思在把论敌痛斥为密探，“卧底”的时候，言语十分尖刻，饱含嘲讽。同时希克尔又认为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一个绝对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一个狂怒的论说者。他不得不对抗资产阶级理论家群体。所以才会有如此表现。

希克尔十分可贵地表示：“如果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将他的形象跟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故意捏造的马克思圣像划清界限。否则就不仅把圣像光环，也把许多罪恶都推到马克思头上去了。马克思自己说过：我不愿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他还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他的追求表达为实现自由王国，工人阶级摆脱枷锁。马克思非常严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的衰亡。这是一项很大的成绩。

希克尔谈到马克思提倡消除社会歧视，让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都能接受相同的教育。就是要减少人的非自主性。诺尔特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想法的危险性，马克思总是让那个巨大的可恶的资本主义作为罪魁祸首而出现。其实，其它的社会原因也要对此承担责任。诺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凡是涉及权利，涉及自由，除了嘲讽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对自由根本没有概念。这是马克思灾难性的缺陷。

明镜记者提醒说，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人的自由祇有跟个人自由一起才能存在，反之亦然。诺尔特坚持说，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从中推出理论，也没有从中推出模式。希克尔则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始终是对资本主义最好的解剖，但是幷没有设计出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所以今天不可以停留在马克思那里。至于这一次人们又要回归社会主义，对不对呢？希克尔认为这作为走向新自由主义的一种选择的话，是对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证实了马克思说的话，人的各种非自主性仍在不断的增加。人仍然不自由。被工业大企业强权所左右。

诺尔特说，马克思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遗产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还应该说一说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议。这个专政取消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取消民主，取消市场经济，马克思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只是一个论辩的措辞，还是一个隐喻？不，它的后面还有很多含义：一个真正的专政的设想，一个要把统治关系颠倒过来的特定阶级攫取权力的设想。它已经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统治，征服幷且最终从肉体上的消灭。这些虽然不是马克思本人说的话，可是这些结果幷非偶然地来自马克思。是他开启了大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自由权利的灾难性的颠覆。

希克尔则替马克思开脱，他认为这类谴责多如牛毛，常常把马克思一棍子打死。毕竟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反抗资本专政的一声呐喊。明镜的记者询问道：我们今天还能跟马克思学习些什么？诺尔特认为，祇有阶级分析。现在社会重新又跟阶级构成的现象有关，跟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有关。但是这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的阶级关系是另一回事。大概就是社会的等级。社会分配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而且制造了人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能够摆脱的社会处境，个人力量常常是无力的。

希克尔补充说，德国社会百分之十的成员支配着超过百分之四十七的财富。人们感到一种无序的资本主义压迫着无自主性的人。政治家现在不去跟失业抗争，却还要把经济危机的受害人逐步制造成罪犯。诺尔特认为，资本主义历来一直都是具有活力的，而且自然地自我变更着。而德国政治家没有掌握好调控。马克思的教条幷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工薪劳动者处于非自主性的无权地位。大企业的强权决定了提供什么工作机会，什么工作条件。祇有政治调控才能削弱这类反民主的不规则性。偏偏马克思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在马克思的时代萌芽了一种集体的组织原则，后来在19和20世纪走向高潮，人们从这个原则中组成跨地区的大型组织来认同自己的身份，现在这种原则已经走向结束。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这样组织起来。比如工会，今天已经好像是乡巴佬式的明日黄花。

明镜记者问道：“马克思主义今天到底是什么？是信仰，是学说，抑或是一种方法？”诺尔特明确地回答说：是一套已经属于过去的历史的东西。它曾经很卓越，但是毕竟已属于历史。过去它曾改变了世界。它促成了一场智能的和政治的运动。一种共生状态也是有点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工人运动是不可想像的，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想像的。现在两者都已经风光不再。希克尔提醒说，马克思主义倒是部分地在企业经济中赢得了意义。一些经理进修班又搞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促使人们去思考新的选择。德国已经完全陷入了选择的迷惘。

诺尔特感慨地说，我们需要一个人，能在21世纪初叶开启一种智力上类似马克思这样的动人心魄的方法。意思是说，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成为过去，希望有一个马克思式的天才人物来开创新时代的新方法。希克尔建议合作进行尝试。而诺尔特开玩笑说，您不妨可以当马克思，但是我扮演不了恩格斯。

明镜记者直入本题地问道：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建设一个社会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是他的理论错了呢，还是他的理论被滥用了呢？希克尔说，马克思幷没有帮助过什么人，直接进行社会建设，却用一句“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动性说词为滥用他的理论提供了模式。他的意思是说，理论本身没有细致入微的社会设计，又为滥用提供了模式。诺尔特说，另一方面，各种强大的滥用马克思理论的体制，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出现在不发达社会的土地上，也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曾经特别描写过的科隆、巴黎、伦敦三角中的社会，已经预先具备了不必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充分自由潜能。

明镜记者又问：今天一个超然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仍然是可以想像的吗？

希克尔回忆，50年代还存在过像模像样的制度竞争。那个经济上幷不强大的东德曾经足够让西德这一方感觉到芒刺在背而谨慎选择。当时西德为什么朝社会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也有与东德社会主义竞争的背景原因。当然现在这一点又成了问题，作为一种选择的资本主义完整形态今天又找不出模式来了。希克尔把立场重新拉回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抑制的立场上来。至于更加准确地谈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则他也说不上来。诺尔特认为，现在人们可能更加明确而又经常地说，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超越！关于第三条道路问题，诺尔特说：到底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存在的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处心积虑地把社会市场经济规范到跟资本主义原则上有所区别的概念上去。他表示否定：“我们追求的是接受制约的国家调控，但是幷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东西”。

希克尔的观点代表了德国多数人的想法。全面私有化，去除调控，一切都托付于市场，摆脱了制约的资本主义将是一种非人性的冷若冰霜的状态，它祇会导致社会的危机。他坚持，跟无制约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市场经济始终显示了优越性。

明镜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请问，到底卡尔马克思错在哪里呢？两位学者的答案侧重不同。希克尔说：

“马克思本质上的错误在于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按规律地发展；这一规律是通过利润率的下降来描写的；这一制度长期发展会走向崩溃。这一立论本身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应付它的危机而找到新的存在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的所谓必然发展趋势导致马克思低估了政治形态的必要性。这里的政治形态，按我的理解，说的是社会必要的选举、立法、司法、咨询、新闻、教会和民间社团等等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发生对资本主义的状况进行调控和更新。马克思低估了这一切，寄希望于打碎国家机器，开展暴力革命，然后建立革命专政。诺尔特则认为：马克思根本上低估了自由民主的本质。他以他的无知站在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宽容，自由权利，议会制等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地位得到承认的。于是也就有了灾难性的结果。”

最后，希克尔还为马克思辩解了一句。他说如果马克思要破解一个制度的密码，而在这个制度中的宽容和自由权利都已遭资本主义的强权肆意蹂躏的时候，人们不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是他拒绝了这些概念。今天把马克思说成是反民主的傻瓜，也是不公平的。以上对话内容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2005年36期。读了德国学者的谈话，我们不由得感慨万端。马克思的卓越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观点八十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已经精闢地指出了。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 “马克思祇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诊断出了资本主义的病症，却没有找到怎样维持一个国家的健康的方法。

马克思没有设计出具体入微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经历的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被灌输的马克思的圣人形象也不是真实的马克思形象。包括他对爱情和非婚生孩子的不负责任态度，是长期秘而不宣的重大机密。

其实，马克思这些个人隐私幷不能遮掩他天才思想的光辉。躲躲闪闪反而暴露了政宣部门的阴暗心理。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是党政垄断了一切解释教条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完全失败了。苏美、两德、朝韩、大陆台湾的对比，一目了然。中国改革后的新发展跟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 “古拉格”和“劳改”跟纳粹的集中营一起成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名词，钉上了耻辱柱。他说科隆伦敦巴黎三角地区可以免走专政之路，究竟是什么含义？难道他觉得最有专制传统的地区如中朝越等东方国家一定要重复固有的专制，才能获得解放吗？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之下人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由，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集团掌控了一切财经资源和一切镇压手段之后，人民岂不更加丧失了一切的自主性？从思想的监控到肉体的消灭，经过国内反右、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各自记忆中的恐怖情景。对于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数以千百万的牺牲者，马克思作为无产阶 级 专政理论概念的始作俑者，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至少二十世纪一大半毁灭人类的罪行跟他的学说脱不了干系。而且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纳粹专政更多，黑暗时期也比纳粹更长。

德国平毁了所有的列宁和斯大林的铜像，保留了一两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作为历史文物。或许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对恐怖理论的始作俑者与签署死亡命令者的区别对待。我们幷没有忽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天才思想，已经被沿用成了人权民主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根据这个原则，民主国家的人民必须关心专制国家人民的人权民主，西德人民要为东德人民的民主人权奔走呼号，台湾人民要为同文同种的大陆人民的民主人权奔走呼号！

我们更没有说马克思是反民主的傻瓜。相反民间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严酷的监控之下找到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反对书刊检查制度，提倡言论自由的论述。把它们摘引出来，嘲弄党政宣传官僚的颟顸和横暴。甚至马克思给他的恋人燕妮所写的情诗，在文革扫荡一切爱情和温情的时代，成为下乡知识青年自我辩解和排遣的藉口和避风港。他那严肃冷峻的专政理念和他那情意缠绵的艶丽情诗竟然在他身后形成了如此惨烈的对峙，里面包含多少马克思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悲剧意味，令每一个曾经学习和崇拜过马克思的中国人痛恻心扉。“马克思主义已经属于历史”。德国学者为马克思画上了句号。跟它共生的工人运动已经不再轰轰烈烈，成为明日黄花。德国工会过去一百多年跟社会民主党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施罗德的第三条道路使双方的关系彻底冷淡渐行渐远。

马克思主义仍是大学讲堂的一门功课，是历史不可抹煞的一环，但再也不是匡时济世的万应灵丹。在经理学习班中聊备一说，也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德国学者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在前提上已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早已有气无力。今天的世界上除了伊斯兰教极权国家，几乎没有官方意识形态了。中国大学生最不爱听的课程是马列主义原理，出版社最怕接受的书稿也是马列思想阐述。现执政党失去了信仰的维系，仅仅依靠利益的纽带，一旦经济崩溃，苏联式的政权倒台岂能不是势如雪崩？

2005年7月英国BBC的一次听众问卷，“谁是你最敬仰的哲学家？”马克思独占鳌头，达到百分之27点93，远远超过休谟等其他哲学家。国内的一些人为此沾沾自喜，认为马克思在西方世界风头仍健。我想起基辛格曾对周恩来讲过的一件事情。他说美国一般百姓，你问他国务院(美国外交当局)在什么地方，十有八九不知道，可是你问他税务局在什么地方，他立刻会详细地告诉你。小老百姓比较容易认识切身有关的人和事。

马克思被人关注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关注底层劳动阶级的经济学家。他的口号有明确的关注弱势团体小民百姓的倾向，所以马克思比任何其他学理艰深的哲学家更容易家喻户晓。因而百年之后依然被人们铭记在心。说得难听一点，如果在普通群众中调查作家的排行榜，严肃的、思想深邃的作家肯定名排名靠后，武侠，乃至色情小说家的排名往往大大超前。德国的类似问卷是由一家有明显色情倾向的通俗小报图片报和电视二台联合举办的。马克思荣获“德国最伟大的人物”称号。依靠这样不起眼的民意调查结果来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自我解嘲，刚好从反面衬托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穷途末路。

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早已人去楼空。德国绿党魁首、联邦外长菲舍在大选中失利，退出政坛之际，他决定让在法兰克福经营了25年的“卡尔马克思”古旧书店关门大吉。迅速处理所有的马恩典籍，店面作价让给一家麵包连锁店。柏林街头当然还有个别咖啡馆内装饰着马克思的画像或雕塑，可是那份怀旧的意义，又能比北京街头的“上海酒楼”上张挂的月份牌上海少妇图深刻几分呢？(月份牌上海少妇图是上世纪2、30年代的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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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我曾向该馆提出阅读整理的书面请求，被管理委员会以保密为由拒绝。”人又说“2005年8月德国《明镜》周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访者中竟有六成六的东德人，还有五成六的西德人表示：‘尽管有斯大林、毛泽东和东德的恶例，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理想，祇是被糟糕地误导了而已。’”——我看据此可说，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魔鬼主导的畜群，无可救药了；那里发生种族灭绝一点也不奇怪，不发生反倒是奇怪的。从德国继续保存马恩死相的劣迹来看，那个阴暗的魔鬼之地再次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很高的！